台灣「特務」林坤榮

林坤榮去大陸「卧底」的時候，他的兒子林正傑剛剛3歲半。那是1956年4月，身為台灣「國防部特情室」中尉軍官的他，因受過「甲級萬能特工」訓練，被組織派遣偷偷到大陸江西山區架設電台，從事特務活動。這一去就是27年，其中有24年他是在牢中度過的。

林坤榮晚年拿著自己當年在香港做「特務」時拍攝的照片。準備從香港赴大陸「潛伏」前，他拍照郵寄給妻子張月鳳，一直被妻子裝裱珍藏。

林坤榮的妻子張月鳳與孩子們。前排中為妻子張月鳳，後排左一為林正傑。前排左一為林麗霞，林坤榮去大陸「潛伏」時，她尚在胎中。

南都首席記者韓福東

◎林坤榮故意將手提包放在賓館，三次換車趕往廣州火車站。但在附近一個小吃店裡，三男一女圍住了他。很客氣的一句「請你到我們那裡談談」，接著他被架上一輛黑色汽車。

◎林坤榮在廣州受審之時，他在台灣的妻子接到了丈夫的死訊：「茲有陸軍中尉台長林坤榮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四月九日在廣州市陣亡，忠貞為國，殊堪旌揚，特發此狀，永垂示範。」

◎林坤榮在《歸鴻》里記述在香港機場與妻子見面的剎那：「我妻一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衝過來，我把手上的手提包往地下一甩，四隻手緊緊拉在一起。廿八年，廿八年沒有見過面，沒有握過手了。兩個人激動得說不出話，也不知該從何談起。」

林坤榮去大陸「卧底」的時候，他的兒子林正傑剛剛3歲半。那是1956年4月，身為台灣「國防部特情室」中尉軍官的他，因受過「甲級萬能特工」訓練，被組織派遣偷偷到大陸江西山區架設電台，從事特務活動。這一去就是27年，其中有24年他是在牢中度過的。

「我太小，對父親一點印象都沒有。」林正傑對南都記者說，父親去大陸「潛伏」前留下的東西不多，有日記，一套西服，還有很漂亮的安徽黃山明信片。「小時候我們就翻他的日記，或者穿著衣服揣摩他的身材。我們知道他去大陸了，但具體情形不清楚，國民黨說他陣亡了，我們看到了公文。」

林正傑家彼時住在台北板橋，那裡有很多陸軍眷村(為安排遷徙至台灣的國民黨軍及其眷屬所興建的村落)，每家房屋只有三四十平米。「我所在的眷村，都是情報局的人，很多人家沒有爸爸，派往大陸沒回來的很多，或者是派往海外當武官，長期不在家。」

要等林正傑長大，他才知道自己的父親沒有「陣亡」，而是在剛剛潛伏到大陸時就被抓捕，並因此在獄中度過24個春秋。1983年4月，出獄後的林坤榮回到了台灣，那一段不成功的特務生涯和由此而來的長期牢獄之災，成為他晚年沉思的重點。(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網)

這是一個關乎時代的故事，在兩岸敵對的大背景下，上層對情報戰有著自己的戰略考量，但對那些捲入其中的當事人及其家庭而言，傷痛一生也難消磨。

潛伏目標，江西

天氣很差，陰，有小雨，但林坤榮還是在兩個小時之內，和兩位潛伏大陸的同事對通了電台。這是1956年3月的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想想自己安安穩穩地坐在工作崗位上同敵後的工作同志們對通，尚且經常都會碰上干擾、困難，而潛伏在敵後的工作同志……他們的堅強意志……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被派往大陸潛伏的間諜很多都是林坤榮「國防部特情室」的同事。臨下班前，林坤榮接到S參謀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周日)上午9時，前往「總統府」樓下會客廳，頂頭上司C先生要與他談話。約在周日談話，林坤榮內心隱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新的緊急任務將落到自己頭上。

當C先生遞過一根煙，說出「組織決定，要派你到江西去架設電台」這句話，林坤榮心中一凜，但還是趕忙回答說「服從命令。」

C先生說，等電台架設成功後，要和台灣的總台直接對通，林坤榮作為「情報獨立台台長」，需要在江西待上兩年，然後組織會派人替換他回來。

雖然有「保證完成任務」的承諾，但林坤榮內心其實也很惶恐，他有三個年幼的孩子，愛人張月鳳最近又要分娩，而C先生要求他後天就立即動身。

臨走的前一天晚上，C和幾位台灣「國防部」官員設宴為他餞行。林坤榮再次提到，希望今後對其眷屬多加關懷和照顧。回到家中，他對妻子說，自己明晚要去日本、韓國和香港出差。三個年幼的孩子像小貓一樣擠著睡在一起，大腹便便的妻子賭氣和他吵了一架：「你對我們母子太忍心，太狠心了！」

到香港之後，林坤榮給妻子寫了一封長長的家書，將臨別前不便說的話做了隱晦的說明。「實際上有很多的話，我的確是不方便，也不應該當面對你說的。一者擔心影響你走前的情緒，這是很重要的；同時也免於你心生疑竇，鬧著不讓我走。那就不好了。」他在信中說，「唯一需要在這裡向你解釋和說明的就是，『保密』是我們組織所嚴格要求的。過去正是這方面的關係，造成你我之間發生過好幾次非常不愉快的矛盾。」

信中更多表達的是對妻子的愛和牽掛。

香港彼時正在英治之下，商業繁榮，情報戰也如火如荼。「那裡有很多雙面間諜。」很多年以後，林坤榮的兒子林正傑這樣對南都記者說。

擁有香港居民證的林坤榮選擇從這裡進入大陸。他在熟悉的香港西環華美酒店開了房間。在香港潛伏的台灣特務施先生很快派人來這裡找他，施先生是這次行動的直接指揮者。林坤榮隨後又換了一家半山酒店，與施先生見了面。

施先生對他說，電台選擇架在江西與湖南交界的地方，一旦架設成功，重要情報可直接傳遞給台灣統帥部的總台，一般情報可用密函傳到香港。將有專人負責林坤榮與香港的聯繫。

而林坤榮與大陸內部相關人員的聯繫，將由一位林先生負責。也是這位林先生，將一路負責護送林坤榮安全抵達江西。按照他們的術語，林先生的角色是「交通」———台灣情報機關設在香港的外圍工作人員。

林坤榮關心自己通過什麼渠道攜電台打入江西。施先生的回答是，以回祖國探親的名義從香港進入廣州，林先生會設法把電台運到江西。

在與「交通」林先生商談之前，林坤榮先利用自己的渠道，跑到九龍紅磡的一家咖啡館內，與熟悉的消息靈通人士了解情況。這家咖啡館過去曾是台灣情報人員與潛伏大陸同事通訊的地址。

諜影重重，香港

化名余維斌的林坤榮剛一進咖啡廳，熟識的老闆娘就熱情地前來打招呼。林坤榮說，自己剛從日本到香港，忘記常一起在這裡喝咖啡的張先生電話，請她代勞，打電話約他過來。

張先生亦是台灣情報部門在香港的一位「交通」。

除了張先生，林坤榮此前到香港常常聯絡的，還有另一位「交通」，名叫孫利林。解放前孫利林曾在福建擔任過國民黨保安團的少校，到香港後還曾參加「自由工會」和「救國同盟會」等組織，林坤榮此次手中所持的香港假身份證「余維斌」即是孫利林幫忙代辦。但張先生的一席話卻讓他吃了一驚：「孫利林回大陸去了，你不知道嗎？」

台灣情報機關在香港的「老闆」已經換人，新的「老闆」棄用了很多原來的「交通」，包括張先生，也包括孫利林。張先生雖被棄用，但從大陸寄來的相關信件，卻仍然依循舊地址，由他代轉。張先生在香港有生意做，但對自己被棄用仍有意見。失業的孫利林則回了大陸。

因為孫利林等人常吸收和介紹人去大陸潛伏，也知道包括林坤榮在內很多的人事秘密。他們的失業，以及失業後的牢騷，讓林坤榮感到問題嚴重：如果孫利林回大陸被抓住，或者投靠了大陸，後果不堪設想。

內心漸有不祥之感的林坤榮，又趕往尖沙咀廣東道，去找一位福建老鄉，想了解更多關於孫利林的消息。據這位同鄉講，孫利林當初接到在福州的弟弟來信，說母親病逝，讓其回大陸奔喪。但他回大陸後再無消息，甚至孫利林的弟弟還從福州寫信問其下落。

此次負責林坤榮去大陸潛伏的帶路人林先生，就住在半山酒店林坤榮的隔壁。當晚，回到酒店的林坤榮，與他開始進一步接觸。老家福建廈門的林坤榮聽出他的口音是福建詔安或廣東饒平一帶人。但林先生卻自稱是廣東潮陽人。

林坤榮開始試圖了解林先生———已改以大陸稱呼人的口吻稱其「老林」———的個人信息。據老林說，他是不久前和同村幾個兄弟乘小船偷渡來香港，在來香港之前，曾在江西當工人。

老林說，他將帶著「余維斌」以回國探親名義回大陸。至於電台，將裝在帆布袋裡，藏於行李間，用火車託運到江西。

到了江西後怎麼辦？林坤榮又以什麼身份做掩護？對這些問題，老林的回答是，會有辦法的，江西的自己同志會掩護他。但當林坤榮進一步追問時，老林居然一時語塞。

從談話中，林坤榮知悉自己去江西面對一系列問題時，該如何應對，尚無基本的沙盤推演。而種種跡象，讓林坤榮對老林的真實身份產生了懷疑。

一切仍按既定議程發展，施先生和Y參謀為林坤榮和老林準備了簡單的餞別餐宴。餐後，施先生到酒店給了林坤榮2000元港幣。台灣電台尚未運來，而江西已有來信催促，施先生決定讓林坤榮先動身，電台再想其他辦法送進廣州，不得已時也可先取用台灣情報部門此前已運到汕頭和廣州某地的兩部電台。

當林坤榮說出自己心中對老林的懷疑時，施先生並不認同。施先生相信老林在江西內部有人，「裡面也經常有信給我們，裡面那班人，確實有的在共產黨內部還是有一定的地位……他們已經向我們提出保證過，不要顧慮那麼多了。」

林坤榮堅持，在大陸進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時候進入江西，必須提前有應對的預案。施先生答應再做研究，但很快答覆說，已進一步了解，並反覆研究江西寄出的信件和物品，覺得可以放心。他再次發給林坤榮數千港幣，作為三個月的生活和工作費。

自稱沒去過澳門的老林，堅持不從深圳而從澳門經拱北海關進入大陸，雖然這樣需要拖延兩三天———這和之前江西內部人催促很緊構成矛盾。

在國民黨混亂的情報體系中，滿心疑竇而別無選擇的林坤榮，踏上了潛伏之旅。

諜影重重，香港

化名余維斌的林坤榮剛一進咖啡廳，熟識的老闆娘就熱情地前來打招呼。林坤榮說，自己剛從日本到香港，忘記常一起在這裡喝咖啡的張先生電話，請她代勞，打電話約他過來。

張先生亦是台灣情報部門在香港的一位「交通」。

除了張先生，林坤榮此前到香港常常聯絡的，還有另一位「交通」，名叫孫利林。解放前孫利林曾在福建擔任過國民黨保安團的少校，到香港後還曾參加「自由工會」和「救國同盟會」等組織，林坤榮此次手中所持的香港假身份證「余維斌」即是孫利林幫忙代辦。但張先生的一席話卻讓他吃了一驚：「孫利林回大陸去了，你不知道嗎？」

台灣情報機關在香港的「老闆」已經換人，新的「老闆」棄用了很多原來的「交通」，包括張先生，也包括孫利林。張先生雖被棄用，但從大陸寄來的相關信件，卻仍然依循舊地址，由他代轉。張先生在香港有生意做，但對自己被棄用仍有意見。失業的孫利林則回了大陸。

因為孫利林等人常吸收和介紹人去大陸潛伏，也知道包括林坤榮在內很多的人事秘密。他們的失業，以及失業後的牢騷，讓林坤榮感到問題嚴重：如果孫利林回大陸被抓住，或者投靠了大陸，後果不堪設想。

內心漸有不祥之感的林坤榮，又趕往尖沙咀廣東道，去找一位福建老鄉，想了解更多關於孫利林的消息。據這位同鄉講，孫利林當初接到在福州的弟弟來信，說母親病逝，讓其回大陸奔喪。但他回大陸後再無消息，甚至孫利林的弟弟還從福州寫信問其下落。

此次負責林坤榮去大陸潛伏的帶路人林先生，就住在半山酒店林坤榮的隔壁。當晚，回到酒店的林坤榮，與他開始進一步接觸。老家福建廈門的林坤榮聽出他的口音是福建詔安或廣東饒平一帶人。但林先生卻自稱是廣東潮陽人。

林坤榮開始試圖了解林先生———已改以大陸稱呼人的口吻稱其「老林」———的個人信息。據老林說，他是不久前和同村幾個兄弟乘小船偷渡來香港，在來香港之前，曾在江西當工人。

老林說，他將帶著「余維斌」以回國探親名義回大陸。至於電台，將裝在帆布袋裡，藏於行李間，用火車託運到江西。

到了江西後怎麼辦？林坤榮又以什麼身份做掩護？對這些問題，老林的回答是，會有辦法的，江西的自己同志會掩護他。但當林坤榮進一步追問時，老林居然一時語塞。

從談話中，林坤榮知悉自己去江西面對一系列問題時，該如何應對，尚無基本的沙盤推演。而種種跡象，讓林坤榮對老林的真實身份產生了懷疑。

一切仍按既定議程發展，施先生和Y參謀為林坤榮和老林準備了簡單的餞別餐宴。餐後，施先生到酒店給了林坤榮2000元港幣。台灣電台尚未運來，而江西已有來信催促，施先生決定讓林坤榮先動身，電台再想其他辦法送進廣州，不得已時也可先取用台灣情報部門此前已運到汕頭和廣州某地的兩部電台。

當林坤榮說出自己心中對老林的懷疑時，施先生並不認同。施先生相信老林在江西內部有人，「裡面也經常有信給我們，裡面那班人，確實有的在共產黨內部還是有一定的地位……他們已經向我們提出保證過，不要顧慮那麼多了。」

林坤榮堅持，在大陸進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時候進入江西，必須提前有應對的預案。施先生答應再做研究，但很快答覆說，已進一步了解，並反覆研究江西寄出的信件和物品，覺得可以放心。他再次發給林坤榮數千港幣，作為三個月的生活和工作費。

自稱沒去過澳門的老林，堅持不從深圳而從澳門經拱北海關進入大陸，雖然這樣需要拖延兩三天———這和之前江西內部人催促很緊構成矛盾。

在國民黨混亂的情報體系中，滿心疑竇而別無選擇的林坤榮，踏上了潛伏之旅。

廣州火車站，落網

他們先在澳門住了三天，「沒去過澳門」的老林居然知道這裡有個「五洲酒店」，他們就下榻在這裡。老林每天都很忙，買了滿滿幾包東西，胳膊上就戴了四塊手錶，似乎對拱北海關的嚴格檢查毫不在乎。林坤榮的疑慮更深了。

很多年以後，林坤榮在回憶錄中說：「這時我非常的矛盾，真想借故不跟他進去，準備再將情況直接向上級彙報請示再說。後來經過認真考慮，認為自己擅自這樣做不妥當，會使組織領導以為自己真的害怕心寒，沒有勇氣跨過拱北橋，甚至還有可能認為自己臨陣脫逃，企圖當逃兵，那不是更糟了么？」

沒有退路的林坤榮，開始和老林闖關。

帶了那麼多物品的老林，居然輕鬆過關，沒有一件東西被登記保管。自感像一個過河卒子的林坤榮，與他一同到了廣州。

這是1956年4月底的中國大陸。20多萬人3個月前剛剛在天安門前參加了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全國大城市和50多個中等城市的公私合營已經全部完成。在農村，合作化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一年前已經開始全國城鄉的戶口登記工作，控制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在1956年也已出台。政治運動此起彼伏。

各自搭著三輪車一前一後到了廣州的旅社門口，老林改變原定各自辦理登記住宿的原則，幫林坤榮辦理了手續。林坤榮住在三樓，而老林則在樓下的一個獨立房間。

林坤榮開始懷疑，老林可能是共產黨預先安排打進台灣在香港情報組織搞滲透反間的人。這個想法越來越堅定，他清楚自己的一舉一動已經處於被監控狀態，他試圖擺脫監控，並將自身處於危險中的信號傳遞出去，同時向組織告白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

深思熟慮之後，他萌生了三個擺脫監控的具體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偷偷溜出廣州郊區，找個地方晝伏夜行，逃回福建老家，先在親朋處躲藏，將情報通過海外關係傳送到台灣或香港，再伺機逃回台灣；或者，選擇第二個方案，設法逃到港澳邊界線，偷渡過去；最後一個方案是，設法擺脫老林，暗中購買火車票，公開搭車到上海，再設法回到福建老家，按第一方案運行。

回大陸探親的假期是兩個月，其中九天耗在了廣州。林坤榮察覺到逛街時有人跟蹤，他先後用鮮血做密寫劑寫了五封密信和密函，用毛筆和鋼筆寫不同的字體，寄給香港不同的地址。由於擔心信件全部被截獲，他在一塊白手帕上也塗寫了相同的密寫字跡：林O是匪諜，我們已上當，電台勿運入，我被困羊城，誓為黨國成仁。切切切。BG×××寫。這個手帕準備送給香港一個朋友在廣州的姨媽，但終究不敢貿然去她家，手帕後來丟到了廁所里。

此時，林坤榮內心也已確信，這場情報戰的主戰場，必是廣州無疑。老林說去江西架電台，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旅行社的女工開始和他搭訕，問他回哪裡探親，還要在廣州住幾天。對他的監控也越來越嚴密。有一天，一個男服務員還與兩個在其門口縫棉被的女服務員說，兩個企圖爆炸公園的美蔣特務分子，今天被逮住槍斃了。在對特務進行了輪番痛罵之後，一個女服務員又指著《南方日報》的報道說，另一個來到大陸後投案自首的特務很聰明，得到了共產黨的寬大處理。

在準備逃跑前，林坤榮準備了一包烈性毒藥，準備在情況危急時吞掉。在一次早餐過後，他搭了一輛三輪車，又中途下車，接連竄了幾個巷口，把第五封密信投寄到街邊的郵箱，然後繼續上車下車，到火車站買了一張第二天開往上海的車票，又以同樣的手法，趕回旅社。此時他的方案是，在去上海的沿途小站下車，晝伏夜行，趕往福建老家。

第二天中午，林坤榮故意將手提包放在賓館，三次換車趕往火車站。但在附近一個小吃店裡，三男一女圍住了他。很客氣的一句「請你到我們那裡談談」過後，他被架上一輛黑色汽車。

令人難忘的政治課

對林坤榮的審訊呈現出明顯的策略性。他被關在一個陌生的豪華套房內，飯菜也頗為豐盛，有水果，還有「大中華」香煙。他被進行了非常認真的人身檢查。「首長」當晚在這裡「會見」了他。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林坤榮仍然按事先設定的假身份應對，並不斷被「首長」揭穿。他兩封投遞的密信也被拿了出來，筆跡在密顯劑的作用下暴露無遺。受到款待的林坤榮被告知，之所以沒被投入監獄，是因為共產黨準備給他一個機會。

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孰優孰劣問題上，林坤榮與訊問者發生了激烈的爭辯。「首長」確認他中反動派毒素太深，在四天後的第二次審訊中，給他上了三四個小時的政治課。政治課上得不錯，以至於林坤榮都暗暗稱讚他們的口才與學識。臨走時，他們丟下三本揭發「人民公敵」蔣介石的著作。

曾在旅社門口縫棉被的女服務員，此時恢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公安幹部。與林坤榮的說理鬥爭，仍在溫和地進行著。林坤榮並沒有被說服，若干天后的一個晚上，他在逮捕證上籤了「余維斌」三個字。手銬第一次戴到了他的手上。

接下來，是連續十幾天的疲勞偵訊。「我幾乎無法撐下去了。」林坤榮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有一天輪到我端尿罐，走在監倉的巷道上，我把尿罐一甩，順勢跌在地上，滿身是尿。一個難友驚叫起來：『報告管理員，犯人暈倒了！犯人暈倒了！』」

這之後，林坤榮開始第一次將「政府」稱謂加諸大陸，他做了妥協，而回答諸問題和書寫交待材料時，仍處處尋機說謊。審訊他的幹部也看出了他的這一傾向：「觸及到關鍵和實質問題，一筆帶過，認為我們可能已經掌握到的，你就比較詳細具體地寫，認為我們還沒有或不可能掌握的，你就含含糊糊，掩掩蓋蓋，不肯做如實的具體交代。」

後來，林坤榮進一步寫了四份交代材料。先交代自己是「受過甲級萬能特工訓練過的美蔣特務骨幹分子，是台灣『國防部』直接派遣的獨立電台台長，抱有強烈反共意識潛入到大陸進行破壞活動的。」再交代自己「曾經負責審訊過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龔某某等人的書記工作，在歷史上已犯有了共產黨的血債。」然後檢討自己犯罪的思想動機和企圖目的，最後，坦白自己的真實姓名和籍貫。

在看守所里，林坤榮見到了孫利林———那個在香港為他代辦假身份證的「交通」。孫利林果然在回大陸奔喪時被逮捕了，所以林坤榮更早些時候在香港的林林種種早已被大陸有關方面知曉。

家屬收到通知「陣亡」

林坤榮在廣州受訊之時，他在台灣的妻子張月鳳接到了丈夫的死訊。1960年9月13日，蔣介石和陳誠簽發了1265號旌忠狀，上面寫道：「茲有陸軍中尉台長林坤榮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四月九日在廣州市陣亡，忠貞為國，殊堪旌揚，特發此狀，永垂示範。」他的名字，進了忠烈祠。

林正傑當時已讀小學，他記得自己傍晚放學回家，與母親一起聽聞這個噩耗：「國民黨非常不人道體貼，總要來個軍官通知吧，結果來個鄉公所的小職員，也不說自己單位，只對我母親說：你先生死了。就一句話，一點莊嚴慎重的氣氛都沒有。母親昏了過去，全家人哭成一團。」

林正傑說，母親並不相信父親已陣亡，因為沒有證據，吃飯時仍堅持在桌上多擺一副碗筷。信佛教的張月鳳，也常去廟裡拜拜，為丈夫祈佑。但林正傑從此已是「遺眷子弟」，讀書時免掉了學雜費。

林坤榮臨去香港前，台「國防部」給予4000元台幣安家費及津貼，因行程過緊，他交待S參謀代領。但這筆款居然被S參謀挪用。母親還曾領著林正傑一同去台灣「國防部」會客廳「上訪」過一兩次，「後來好像也沒處分那個參謀，讓他每月還100元台幣，分很多年慢慢還清。你可以想見政府處理這事有多可惡，同志出去賣命，安家錢卻被貪污了，這就是我受到的活生生的政治教育。本來軍眷子弟都是」深藍「(政治立場上高度親國民黨)，但我不愚忠。」林正傑對南都記者說。

也許正是童年的家庭遭遇，很大程度上孕育了林正傑青年時代的反抗精神，在台灣黨外運動時期曾以「黨外長子」的姿態衝撞威權體制。

林正傑說，林坤榮「陣亡」後，一些同事開始勸張月鳳改嫁，把孩子送到育幼院。張月鳳不同意，堅持以手工縫紉養家。「母親奮鬥，讓我們活下去。」在林正傑讀高中的時候，張月鳳已經開了一個毛衣工廠，有十幾台機器，十多個工人。這個工廠開了四五年後，倒閉。

一直未改嫁的張月鳳，帶著四個孩子在台灣苦苦謀生計。林坤榮則在大陸監獄裡輾轉受訊。1965年，林坤榮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卡戰備監獄勞改，1972年轉到甘都監獄，慢慢獲准與福建老家等親屬通信。

「父親寫親筆信告訴新加坡的親戚他還活著，這封信後來轉給了我媽媽。這對我們家是個爆炸性的消息。」林正傑說。

這是1980年前後，大陸已經開始改革開放。在林坤榮去大陸潛伏後不久出生的小女兒林麗霞，為他寫了一封長信，內附全家照及她本人戴著學士帽的畢業相片，經新加坡轉寄福建老家。林坤榮的妹妹再將該信郵到青海監獄。

此時，距林坤榮潛伏大陸，已經整整24年。他的牢獄之災行將結束。次年，林坤榮的命運發生轉折，他被特赦，回到了福建東山縣老家。林正傑說：「父親剛回去時，村裡也有廣播說：國民黨特務特赦回來了。但當時形勢已經不像『文革』那麼緊張。」

林坤榮成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員，分了七分耕地。他思念台灣的親人，常常到海邊枯坐遠望對岸。住處大門的匾額上，也書寫了「望碧歸鴻」四個大字。

「潛伏的故事不浪漫」

回台灣仍是一個遙遠的夢。早在1975年，大陸釋放的國民黨戰俘中，即發生因赴台遭拒在香港自殺的張鐵石事件。林坤榮同樣面臨國民黨不肯接收的問題。「很多像父親這樣的獲釋國民黨情報人員，台灣都不允許回來。我父親是第一個回來的。在他之後，回台的才漸漸多了。」林正傑說。

在得悉父親獲釋的消息後，林正傑即和愛人想盡辦法將他接回台北。林正傑此時是台北市「議員」，與陳水扁、謝長廷並稱「黨外三劍客」，他的愛人是台灣著名民歌手楊祖珺，同樣熱衷民主運動。兩人都曾為林坤榮回台事宜多次向台灣「國防部」陳情，並以示威相要挾。「當時台灣『國防部』判斷，滯留在大陸的情報人員，可能已經叛變，所以國民黨的立場是不接收。等到父親回台後，『情報局』還調查他是否泄密。」

回台灣的過程一波三折，「大陸方面的手續很繁瑣，國民黨方面更繁瑣。」直到1983年4月2日，林坤榮才轉機香港，踏上回家的路。

林坤榮後來在《歸鴻》里記述在香港機場與妻子見面的剎那：「我妻一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衝過來，我把手上的手提包往地下一甩，四隻手緊緊拉在一起。廿八年，廿八年沒有見過面，沒有握過手了。兩個人激動得說不出話，也不知該從何談起。過了一會兒，聽到站在旁邊的一個警察用廣東話問：你們夫妻離開好久了？……」

到香港的第二天，林坤榮見到台灣「國防部」來接他的同志。4月4日，林正傑與台灣「國防部」派去的長官一起在台北中正機場，迎回離台27載的林坤榮。與穿著藍色中山裝的父親擁抱，他叫了一聲「爸爸」，父子都忍住沒有流淚。

林坤榮沒有立即回家，而是被帶到「國防部」進行兩個星期的述職彙報。回台後，他的軍銜由中尉晉陞為上尉，沒有立即退伍，但並未再去上班。代號「國軍2688」的林坤榮，在「陣亡」23後的1983年，獲得「莒光楷模」當選證書。台「國防部」頒給他100萬台幣，不過，他在大陸勞改期間因是「替共產黨從事生產」，而未獲補發薪資。

1983年4月18日，林坤榮回家之後，開始有平面媒體前來進行了報道。此時國民黨尚在戒嚴期間，因為國民黨服務而坐共產黨牢的林坤榮，看到熱衷反威權的林正傑每天都在對抗國民黨，他並不主動對此發表觀點。但當林正傑在民進黨成立前夕被判坐牢，而發起一次街頭狂飆運動時，林坤榮引用一句共產黨常說的話「有理有利有節」來引導他。

林正傑回憶，父親回台半年左右，就開始構思寫回憶錄。等到1985年書成，林正傑還幫忙找地方打字、印刷。「沒有想到，這本書在印刷廠印出幾千本，全部被『警備總部』抄光了。」當時查扣的理由是「不得泄露『國防』機密及『對外』政策的規定」。待到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回憶錄》才得以在1989年7月二版，成功面世。

與林坤榮一道在青海勞改的其他台灣情報人員，也陸續歸來，一二十人常常到他家裡來聚餐、打麻將，稱呼性格開朗的林坤榮「大哥」。林正傑有時會問父親，在那昏天暗地的長期審訊中，你怎麼辦？林坤榮回答說：打坐，念阿彌陀佛。林正傑也慢慢知道，受過特訓的父親，在青海監獄並不難過，因為能幹且有行政能力，成為獄中負責物資和計劃的「大統計」。

「父親喜怒不形於色，在同僚中，他是話不多但思考很深的人。」林正傑說，林坤榮母親是新加坡華僑，他高中畢業後，1948年與妻子、弟弟等人從福建來台討生活，最初在農村私塾教漢文，後來報考台「國防部」特勤室，成為一名情報人員，沒想到因此坐了20餘年的牢獄。

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林坤榮每一兩年就要回大陸一次。他感恩自己獲釋後在福建東山縣受到親友的照顧，用退休金幫妹妹蓋了房子，還給村裡修了路。2000年，林坤榮在福建漳州病逝。病危前，林正傑去漳州醫院照顧他一周，「他已經不能講話，就只是拍拍我。」

林正傑說，父親臨死前仍是一個正統的國民黨員，也是一個「當然的統派」。在《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回憶錄》這本書寫完之後，林坤榮以「不堪掀開的隱痛」作為後記，結束了對情報生涯的回憶。

從小生活在台灣「情報局」眷村的林正傑，見多了這樣的悲情人生。「潛伏的故事一點都不浪漫，每一家都很苦。」他說。

(部分內容參照林坤榮《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回憶錄》，特此致謝)

(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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