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明清易代之際，天災不斷，戰火連年，朝政腐敗，少數民族政權清王朝最終統一了天下。國家的驟亡，異族的入主，極大地衝擊著士人的身心。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們不得不做出艱難選擇，或出仕新朝而為「貳臣」新貴，或為恢復故國而抗爭不已，或作遺民，或逃禪為僧……。儒家傳統思想賦予士子「忠君不貳」的道德要求，以及長期以來深受「華夷之辨」觀念的熏染，無形中對文人的取予進退產生巨大影響。在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飽經戰亂、背負沉重心理壓力的貳臣作家，無論思想生存狀況，還是文學藝術創作，都和與之相對的遺民作家存在很大差異，有著自己的鮮明印記。因其構成之眾、成就之高、影響之大，引導我們對此創作群體作群體性的關注與探討。

一、貳臣文人的生存際遇

朝代變更的歷史際遇，必然促使貳臣的產生。只是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貳臣較之前朝，人數更多，對新朝貢獻亦更大，不禁發人深思。這一現象直接受清廷用人策略所影響。清人入關進駐北京即發告示雲:「我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千功名之秋。如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1]p258打著為崇禎帝復仇的旗號，來實現自己奪取天下的目的，頗具策略性與欺騙性，極盡威逼利誘之所能，致使大量前明官員紛紛倒戈降附。如謝陞明末罷歸，順治元年(1644)清廷「頒詔招撫山東」，謝陞相時而動，「偕在籍明御史趙繼鼎、盧世?等遣人齎降表赴闕，其詞曰:『闖賊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共憤，臣等空具不共之仇，愧無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錫，威靈遐暢，篤夙昔之舊好，沛拯救之新綸，浩蕩仁恩，有逾再造。……敬附歸順之資私而並及之。』」[2]p6526-6528與謝氏同一選擇者不乏其人。

清廷「施籠絡民心之術」，其中重要舉措之一即：「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仍令視事。朱姓諸王，仍其王爵。」[3]P225「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清世祖實錄》卷五)前明、南明官員，包括依附閹黨臭名昭著者，以及降附農民軍被指為「從賊」「為寇」之人俱加任用，甚至寵錫有加。如馮銓，明末獻媚魏忠賢，為其養子，列「十狗」之一，依附閹黨、助紂為虐，與東林、復社等正義人士為敵，後在清廷徵召下，即「優予冠服、鞍馬、銀幣，令以大學士原銜入內院佐理機務」，馮氏備受重用。[4]P6554-6559如金之俊，「(李)自成陷京師， (金)之俊不能死，被拷索」。後降清，竟官至吏部尚書。尤其洪承疇，崇禎十五年(1642)錦州被俘，歸降後金後委以重任，屢受封賞，致使諸將大為不滿。對此，太宗解釋道：「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引導者，吾安得不樂？」重用貳臣之道，甚而遭致群臣非議。如順治元年(1644)六月，時任順天巡撫的柳寅東曾言：「近見升除，凡前朝犯贓除名，流寇偽官一概錄用，雖雲廣大無遺、寬大為治，然非慎加選擇之道。鼎革以來，政教未敷，姦宄靡所顧忌。亟宜速定律令。」睿親王多爾袞卻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認為「經綸方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擢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斬，問刑准依明律。」[5]P58鑒於飽經戰亂後，新政權政局不穩、人才缺乏的現狀，故此採取不論人品出身，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以致大量貳臣出現，且在清初發揮重大政治作用。

需要指出，清廷招降漢臣出於各種原因，有的卻只是借其聲望助其統一。如錢謙益，明末作為東林黨魁首，即以文章氣節名滿天下；順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至京候用，三年正月，清廷命以禮部尚書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此職僅為虛銜而無實權，錢本人大失所望，其間不過做了一些招降工作。並於六月即以病乞假回籍。於是，清廷令巡撫、巡按「視其疾回奏」，實質不無監視之嫌。又如吳偉業，早年即為士林所重，入清後主持文社，聲名日隆。吏部侍郎孫承澤薦舉時亦言：「偉業學問淵深，器宇凝弘，東南人才，無出其右，堪備顧問之選。」[6]P6552入京後，偉業被授予秘書、侍講，遷國子監祭酒，僅委以修書，且不久即丁母憂回鄉家居，在新朝並未有大的作為。可見清廷本意在藉助二者聲名，達到收服人心政治目的。

需要說明，乾隆帝組織編撰的《清史列傳》，其中《貳臣傳》中人物，因其本為大臣列傳，而非「儒林」「文苑」人物，均列其仕宦經歷，尤其凸現政治武功。如龔鼎孳，詩詞文兼擅，其文學成就雖遜於錢、吳，卻樂交遊，喜獎掖後進，憑其政治地位，躋身「江左三大家」之列。而本傳卻只敘其居官經過，並一再指斥其失節降附，尤其指斥其委身「流賊」李自成，對其文學成績、文壇影響隻字未提。又如周亮工，酷好文藝，交遊半天下，是明清之際頗有影響的文人學者。而本傳卻僅載其政績軍功，且略去其明末官山東濰縣守城抗清事。以上清廷所謂「貳臣」，出於維護自身統治需要，為現實政治服務，有的大臣雖有「貳臣」身份，卻入別傳，更多政治考慮。並且清廷編選傳記本身，亦有疏漏，鄧之誠先生曾言：「孫廷銓、王崇簡、姚文然，皆迎降者，又不入貳臣傳，則體例之疏也。」[7]P308均為達到維護皇權統治的目的，而其分類確實顯得混亂。而我們所作「貳臣」文人分析，是從文學創作角度出發，故而所取研究對象「貳臣」，自然亦不同於滿清統治者所取政治標準。至此，我們以為其人政治上初仕前明包括南明政權，後入清為官，且有作品傳世，具一定文名、聲譽者(主要為文臣)，納入我們研究範疇。貳臣作家群，是我們鑒於其身為貳臣的經歷遭遇，對其人格心態產生的影響，結合其創作，借用「貳臣」一詞對之進行開掘、分析，並歸納其審美取向、藝術旨趣後的結果。

二、沉重心理壓力下的貳臣文人文化心態

貳臣作家群，人員構成眾多，文學成就斐然，文壇影響深遠。我們可以《清史列傳·貳臣列傳》中「江左三大家」為例，做一說明。著名遺民顧炎武稱錢謙益「四海宗盟五十年」；吳偉業(梅村)亦是繼牧齋後，主持文壇人物；而龔鼎孳文學成就雖遜錢、吳，卻以其位極人臣的政治地位，名滿天下的極高聲譽，提攜後進的長者作風為人所稱，創作頗豐。尤其是詞作，在明清之際堪稱領袖。又如「才名稍亞錢吳」[8]P889的周亮工，文武兼備，學識淵博，多才多藝，著作等身。又如王鐸(覺斯)，不但以書法高妙著稱於世，且以其詩歌創作而被譽為中州「詩伯文宗」，成為中州詩壇代表人物，足以「振起藝苑，楷模後進」。[9](卷五《許傅岩詩序》)。此外，如曹溶(秋岳)，詩詞文兼擅，尤其是詞作，在其時及後世頗具影響，開啟浙西詞派先河。凡此，顯見貳臣作家的成就與影響，是僅次於明遺民作家的創作群體，值得我們加以充分重視的。

首先，貳臣作家身仕二朝經歷與生存境遇，使其人格心態變得更為豐富複雜。我們知道，先秦儒家倫理道德即講求「忠君」，倡導「君臣大義」，且要「嚴夷夏之大防」，後經歷代封建統治者推重，而世代承傳沿襲，不斷豐富，到清初發展到極致，可由其時遺民之眾，抗清之持久，知氣節在人們心中地位之重。此外，亦可通過降清貳臣受到時人的譏諷、譴責，感知當時社會輿論給他們造成的沉重心理壓力。如錢謙益，降附後，「北上赴任時，一日，曾到蘇州虎丘一游，身著一件小領大袖外衣，人問其裝代表哪朝風格，錢故作戲語道：『小領示我尊重當朝之制，大袖則是不忘前朝之意。』那人評道：『大人確為兩朝『領袖』！」(葛萬里《錢牧齋先生遺事及年譜》)而此次北上，錢卻未予重用，失望之餘，旋即告病辭歸故里。孰料其常熟鄉人送其一幅對聯，曰：「南北三朝元老，清明兩代詞臣。」謙益本人不由感慨：「人情惡薄，無甚於吾鄉。」與其說是其鄉風澆薄，毋寧說當時世風使然。又如金之俊(豈凡)，時人譏其失節曰：「仕明仕闖仕清，三朝之俊傑；縱子縱孫縱仆，一代豈凡人。」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禮儀廉無恥。」[10]P377且言：「從明從賊又從清，三朝元老大忠臣」。對其挖苦、諷刺，甚是嚴酷無情。

同時，甲申三月十九日國變，多有後來貳臣欲自殺殉國的記載，亦可見儒家封建政治倫理道德觀念對其影響之深。如吳偉業，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云：「甲申之變，先生里居，攀髯無從，號慟欲自縊，為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11]附錄《吳梅村先生行狀》P1404又如龔鼎孳，「寇陷都城，公(龔鼎孳)闔門投井，為居民救蘇。寇脅從不屈，夾拷慘毒，脛骨俱折，未遂南歸之願」(嚴正矩《龔端毅公傳》)。又如周亮工，其子在浚載：「逆闖(李自成)破京師，公投繯，為家人救免。時傳聞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邁，因與張錦衣鹿征(瑤星)，避於浣花庵。」[12]附錄《周櫟園先生年譜》P909而王鐸雖未有殉國之舉，亦曾有祭告先帝之舉：「甲申之春，河北亂，予自蘇門山走浚，買舟而南，復入吳越。聞闖賊李自成破北京，先帝經死萬歲山樹，予被發聚友數十人，為位哭於江灘。」[13]卷十八《記甲申事》

至此，我們可見，貳臣文人中，對於自己赧顏仕清，很少毫不知恥，近乎冷血之人。因失節仕敵是其一生永遠無法抹掉的污點；同時，其良心未泯，自怨自艾，羞愧懺悔之意，我們亦可從其作品中得以印證。

三、貳臣文人創作主題與風格嬗變

正是這種貳臣經歷，時代輿論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壓力，以及自身良知未泯，極大地影響了貳臣作家文學創作。貳臣文人雖選擇了新朝，卻終難忘前明故國。他們一方面不斷的追憶先朝，而對於自己的失節，更是常常進行深深地懺悔。如錢謙益，順治五年(1648)，錢氏曾向明遺民林古度賦詩以訴說自己的心曲：

殘生猶在訝經過，執手只應喚奈何。近日理頭梳齒少，頻年洗面淚痕多。神爭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壺且任他。嘆息題詩垂白後，重將老眼向關河。[14]卷一《次韻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

錢氏本人的愧悔是真誠的，晚年以淚洗面，正是其內心愧悔苦痛的外現。懺悔之情甚至轉化為對清廷的不滿、聲討，以致抗清行動，暗中支持支援東南鄭成功領導的抗清事業。難怪清高宗閱其詩集後竟惱羞成怒，要特意批示加以嚴厲禁毀。又如王鐸，「既入北廷，頹然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歌間作」。[15]卷三十《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志銘》。沉湎詩酒，耽於女樂，消極處世，但終難排遣內心苦痛。「社稷存時曾慟哭，乾坤劫後已虛無」。[16]卷五《哭覺斯長兄》，入清後雖居高位，覺斯卻毫無政治抱負與生活激情，而時時感覺到貳臣身份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順治八年(1651)，王奉命祭告華山、峨眉山，因即將離開京城，心裡有了一種解脫，「僥得出京甸，飄然寄遠縱」，[17]卷二十四《喜出京》，備感輕鬆與喜悅。誠如其弟王鑨所言：「此行堪愜吾兄意，卧雨餐風入漏天。」[18]卷二十一《聞長兄話蜀事》「江關懸萬里，蹩躄笑餘生。……從此冠當掛，顛毛果用名」。[19]卷二十四《有事蜀祭別五弦》(其二)，竟然由此萌發出掛冠歸隱之念。王鐸卒前不久，曾向親人傾吐內心的痛苦：「我自兵搶後火船……衰老餘生，遭際坎坷，殊無快意事，無快意時，無相對快意之人物。……夫古今來侏儒何限，不侏儒亦何限，不知造化小兒何獨妒於老我，摧殘之，窘辱之，而拂亂之，生死不自為得。其留以告天下後世，天下後世讀而憐其志者，只此數卷詩文耳。」[20]卷二十《諸同人尺牘·長兄覺斯家報》且「遺命斂以布衣，勿封樹」。[21]卷二《王覺斯先生傳》回首一生，最大恥辱，莫過於自己的失節，備受時人非議。不願穿清朝官服入土，試圖以此來贖背棄前朝之罪。「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身仕二朝，身為貳臣成為終生難以擺脫的恥辱與洗刷的污點。

同時，清廷出於對漢人的猜忌，貳臣往往受到新朝不公平對待，不免產生不滿、失望情緒。如曹溶、周亮工，在其著述中亦多有表露。以周為例，亮工不僅工於詩文，且頗具政治才幹，為新朝平亂，發展文教，均有巨大貢獻，卻幾次遭受不白之冤，甚至被誣入獄幾至喪命。為此不禁會反思自己的出處，以致懷疑自己出仕的選擇。順治十六年( 1659 )，亮工入刑部獄時，深感「生平多謬誤，細細責微躳」[22]卷五《九月二十日同鄉人帥君載酒泛菊即席同冠五韻》P283，認為「出處吾全誤」，[23]卷六《送冠五還南山》P317。甚至產生憤懣與不平：「豹頭山下海波寬，對簿聲殘裹里瘢。自分當時填馬革，敢煩具獄望天看。」且言「弓刀痕里掠枯髏，夜夜雲陽市上游。自是聖恩天廣大，可憐猶問射烏樓。」[24]卷十二《六月十日紀事》P513-514「當時」即崇禎十五年(1642)，官濰縣時，清兵大舉來犯，亮工誓死抗擊，孤城得以保全。此外，順治十五(1658)年，周赴閩質審，時鄭成功率兵猛攻福建，亮工待罪居「射烏樓」守城，終使鄭軍敗退，軍功卓著，反被猜忌。此詩用語犀利，直斥清人，表達內心強烈不滿。

再次，這種貳臣的經歷遭遇，不但影響其為人處事、人格心態，並進而極大制約著其文學創作的題材選擇，主題取向，成為其藝術風格、表現方式等發生轉變的重要契機之一。明清易代之際，天災人禍不斷，尤其是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嚴厲摧殘，創作風格亦發生急劇轉變。與寄託亡國之痛、身世之悲情感相一致，作品較前明顯得更為凄涼、感傷。如吳偉業，入清後，曾一度家居，並邀友人「移家就我住，白首兩遺民」，意圖隱逸而終。作為士人精神領袖，清廷意在利用其聲望，緩和人們的反清情緒，於是極力徵召梅村出仕。友人紛紛勸阻，吳本人亦始終猶豫不決。幾年後，由於「逼迫萬狀，老親懼禍，流淚催裝」(吳偉業《與子暻疏》)，懷著忐忑不安心情，最終踏上北上任職道路。梅村坦言「早生貴道心，中年負名義。蹉跎甘皓首，此則予所愧」(吳偉業《送何省齋》)，時代境遇的改變，導致作品題材內容發生變化，並在藝術風格上得以具體體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梅村)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遒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娛心庾信方之。」指出梅村風格三變，由前明時的藻采清麗，轉入甲申、乙酉之變後的凄涼悲切，進而入清居官後更多了一層蕭瑟絕望，確為的論。若說入清之初梅村多抒亡國之痛、故國之思，則入清居官後，內心則更多了一層愧悔與自責。而詩人這種心緒，寄寓於文作，自然較前更為哀怨悲涼。此外，以梅村詞作為例，前明時才名遠播，且備受崇禎帝優寵，得以奉旨還鄉完婚的極度禮遇。如此境遇，梅村淺斟低唱、倚紅偎翠，顯示出詞為艷科的填詞作風。而故國淪喪後，梅村迫於沉重的社會壓力，與自身貳臣身份與際遇，其詞作主題及藝術風格，亦有了巨大的變化，顯得沉鬱蒼涼。誠如吳本人所言：「余少喜學詞，每自恨香奩艷情，當昇平游賞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規模秦、柳；中歲悲歌侘傺之響，間有所發，而轉喉捫舌，噫噫不能出聲。」(吳偉業《玉琴齋詞序》)「噫噫不能出聲」，其中有來自社會輿論以及政治的壓力，恐亦蘊含對自己的失節行為備感恥辱而無言以對。梅村創作風格的轉變，也正由時事的變遷，身份的改換，與心境的不同所導致。

貳臣文人因「大節有虧」，備受人們的鄙視，並由此忽視其文。貳臣作家群較之遺民作家，學人給與關注遠遠不夠。故此，彌補貳臣作家群研究上的不足，重估其文學成就與價值，對其做出準確文學史定位勢在必行。同時，通過對貳臣文人文化心態與文學創作的考察，亦有助於我們認識明清之際文學發展衍變軌跡，把握有清一代文人心態與文風的嬗變。

參考文獻：

[1]蕭一山.清代通史[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2][4][6]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張傳璽主編.簡明中國古代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5](清)蔣良騏.東華錄[M].濟南：齊魯書社，2005.

[7][8].[10]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9](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選[M].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刻本.

[11](清)吳偉業.吳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清)周亮工.賴古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17][19]見(清)王鐸.擬山堂選集[M].順治十五年王無咎刻本.

[14][15]見(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M].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金匱山房補修原刻本.

[16](清)王鑨.紅葯壇[M].清順治十年刻本.

[18][20]見(清)王鑨.大愚集[M].清康熙四年王允明刻本.

[21](清)張縉彥.依水園後集[M].順治刻本.

[22][23][24]見(清)周亮工.賴古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作者簡介：平志軍(1976年——)，男，河南內黃人，上海大學文學院，文學博士，中國古代文學專業，主要從事明清詩文研究。

原載：《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1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