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絞結

與古人相比，當代人類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了。人類也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選擇的自由，雖然離自由王國仍有著巨大的差距，但所面臨的種種約束，包括自然的、人文的，或者物質的、精神的，均已經大大寬鬆了。這極大地拓寬了人們的選擇天地，人心的活躍也到了空前的地步。這在學術研究領域，也有著明顯的表現，最令人注目的是，當代學人已經不太滿足於狹隘的專業化研究，已經紛紛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本學科的傳統問題。以問題為中心，打破既有的學術藩籬，空前地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空前地開闊了學者的思路。許多天性保守的人，不禁嘆息人心不古，規矩不立。但結果並未如他們所擔心的造成天下大亂，反而誕生了一門又一門的跨領域的交叉學科，也產生了一位又一位的大師級的跨學科的社會科學家。政治社會學就是這樣一門交叉學科。

第一節 發展歷程

政治社會學既是一門學科，同時又是一種研究方法。作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政治社會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發展起來的，但作為一種方法，它的智識史一直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從智識發展史角度來看，政治社會學的學術源流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古典階段，即從古希臘羅馬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在此期間政治社會學的許多課題已經提出並開始得到初步的研究。近代階段，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誕生，政治社會學核心課題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發展，但尚未有意識地研究政治社會學。戰後階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是政治社會學正式產生並得以全面發展的時期。

一、古典階段

古典階段可以看作是政治社會學的萌芽階段。在這一階段，政治社會學的核心課題已經為人們提出並得到了初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觀點。政治社會學的重要學者有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羅馬時期的西塞羅、聖?奧古斯丁，中世紀時期的托馬斯?阿奎那，以及文藝復興時期和啟蒙運動時期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等。

柏拉圖(Plato, 427BC─347BC)是古希臘的哲學家。他的政治社會學思想主要表現在《理想國》、《政治家篇》、《法律篇》以及有關蘇格拉底的審判及屈死的對話如《歐塞弗羅篇》、《道德篇》和《克里多篇》等著作中。柏拉圖對政治社會學的重要貢獻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他最早提出了功能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認為國家有三種必要的職能：供應基本的物質需要、保護和管理。履行這三種職能的有從事生產的工人、從事保護的軍人以及從事管理的統治者。執行不同的職能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才能的人就構成了社會的等級。只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去履行各自適合的職能，國家就能夠保持正義。二是他首次看到了民主與科學的矛盾，認為民主與科學(知識)是對立的，主張科學先於民主，認為應該由愛好智慧、掌握知識的人來擔任國王，這就是著名的「哲學王」。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也是古希臘的哲學家，並且是柏拉圖的得意弟子。他的政治社會學思想主要表現在《政治學》和《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的《政治學》實際上可以叫做《政治社會學》，因為該書討論的很多問題實際上就是政治社會學研究的問題。首先，他把社會和政治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認為社會、政治、國家是三位一體的。《政治學》開宗明義地指出：人類就象蜜蜂和大象那樣，是群居的，個人結合成為家庭，家庭結合在一起成為村落，村落結合起來成為國家。國家是這一過程的極點，是人類共同體的完美形式。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因為只有作為國家的公民才能促進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人類思考正義與非正義的能力，也只有在國家的環境里才能充分施展。人雖然也是社會動物但更是政治動物，因為社會合作也需要政治組織，無政府是違反自然的。國家是最高級的社會組織。可見，亞里士多德是把社會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的，《政治學》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人類思想史上最早的政治社會學著作。其次，亞里士多德探討過社會分層的政治效應，探討過政治穩定以及革命發生的社會基礎。認為政治不穩定或革命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不平等，騷亂的主要原因在於財富的不平等，貧富懸殊，窮人起而反抗富人，革命就會發生。法治民主制的社會基礎是足夠數量的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既不富也不窮，如果他們人數足以維持國家政治權力的平衡，那麼法治民主就會穩定。

西塞羅(106BC-43BC)是古羅馬的法學家。他繼承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認為人在本性上是合群的，國家是通過人們之間的合作而形成的集合體。混合的政體是最優的政體，真正的貴族是把國家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西塞羅的思想大多來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學者，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

奧古斯丁(354-430)是羅馬時期的神權政治論者，而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則是中世紀的神權政治論者。他們在政治權力的來源、性質和社會權力結構方面的觀點自成一家。認為上帝主宰一切，一切權力最終來自上帝，宣揚教權至上，主張教權高於君權，君權服從教權。

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學家。他的著作有《君主論》和《佛羅倫薩史》等。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兩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在一個宗教考慮仍然占統治地位的環境里，用直率的語言揭開了社會政治及其理論的溫情脈脈的倫理面紗，向人們展示了赤裸裸的社會政治現實，開創了現實主義政治分析的先河，為後世建立了實用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和應用政治的學者的典型。其次，他開創了從權力角度研究政治學的先河。認為人是反覆無常並且傾向於作惡的，正是權力才能夠造就秩序，只有在意志堅強的統治者所制定並強制實施的法律約束下才能保持品行端正。國家或其統治者完全有理由運用壓倒一切的權力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並抵禦來自內外的反抗。第三，他還研究了統治權術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獅子與狐狸」理論，拓展了政治權力研究的新領域，對政治問題進行了技術分析。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政治著作實際上都是從社會角度來研究政治的。在這些思想家中，對政治社會學有特殊貢獻的人主要是孟德斯鳩。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首先注意到宗教、文化、人口、地理因素(如氣候因素)在政治制度塑造中的作用，並對這種作用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其次他對政治權力本質的認識比前人前進了一大步，認為一切掌握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因此，要防止濫用權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能用權力制約權力，完善了洛克的三權分立理論。這一成果對西方社會的政治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具有重大意義。而洛克、盧梭等則從社會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統治的基礎，認為社會契約是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從而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統的契約理論。

十七世紀以後，孔德明確地提出了社會學這一概念，他主張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並且認為政治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的組成部分之一，政治活動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現象研究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自孔德以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逐漸偏離哲學方法，轉而採用科學實證的方法，於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開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於十九世紀末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政治學也在社會科學研究實證化的大潮之下，逐漸放棄哲學方法，也在本世紀初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這一切都大大地促進是政治社會學的發展。這就把政治社會學的智識史推進到了近代階段。

二、近代階段

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學和社會學都誕生於這一階段。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爾斯的精英理論、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韋伯的官僚制度理論和政治權威合法性理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影響最大。他們都被後世追認為政治社會學的先驅作家。

精英理論家認為，人類的每一種組織都是由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少數人控制的。這些人在各種社會組織中高居要職，在政治組織中也不例外。他們左右著各種社會政策，尤其是左右著國家的政治決策，故被稱作精英。社會中的權力也主要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社會中的權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並且這種不平衡是人力所無法改變的。精英一詞是由義大利經濟學家和政治社會學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首先使用並使之成為社會科學的流行語的。他在1916年出版的《心靈和社會》一書中認為，精英是每個人類活動領域中能力最強的人。所有社會的成員均可以分為精英和非精英。統治精英通過強制和受其操縱的公眾的同意來維持其統治地位。統治精英根據其品質不同，可以分為狐狸型的精英和獅子型的精英。政治變遷就是兩類統治精英的循環替換，一旦一類精英適合於處理某種事件，該精英就會上台。狐狸型的精英能夠通過政治花招來贏得普遍的贊同，但不敢使用暴力，他們因普遍的贊同取得合法性，但也因不敢使用暴力來維持秩序而失去合法性。獅子型精英敢於有組織地使用壓制和脅迫，但易於變得過分保守、遲鈍，無法取信於民，他們通過以暴力維持秩序上台，但也因暴力過分而下台。歷史就是這兩類精英之間的交替循環。

莫斯卡(Gaetano Mosca, 1858-1941)也是義大利政治理論家。他於1896年出版了《統治階級》一書。他認為，在所有社會中，都有兩個階級，一是統治階級，一是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雖然是少數人，但卻是有組織的，並且掌握統治權力。他們總會竭力通過一種道德的或法律的原則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並用合法的、專斷的手段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而政治和社會的變遷也只是在位的統治階級和想掌握政治權力的在野精英衝突的結果。

米切爾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是身具德國、法國、義大利三國淵源的政治社會學家。1911年出版《政黨論》一書，提出了著名的寡頭鐵律，他認為每一種組織中都存在著一批保守的統治寡頭，他們居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所有正式組織(包括各種政治組織)的管理原則都是有悖於民主的多數統治原則的，任何組織都是有寡頭統治的。政黨組織在取得國家權力之後，便變成更加保守的力量，專註於維護秩序和穩定，以保證其對社會的統治。總之，只要有組織存在就有寡頭統治的趨勢。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是法國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會學思想表現在《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中。他的貢獻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他討論了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以及民主政治的固有威脅。認為民主就是公民參與政治，公民政治權利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就是獲得這種平等的自由。現代民主制度是十八世紀的民主革命和工業革命基礎上產生的。他系統地分析了民主社會的發展趨勢以及必然面臨的威脅如多數人的暴政。他認為，民主政治將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政體，人類進入民主時代之後，大規模的革命將會減少，智力活動將會長期停滯不前，中央集權將繼續發展，並有可能使民主政治變成一種平庸的統治。為了對付這些威脅，補救的措施就是發展地方自治，發展地方民主，同時鼓勵發展自願的社團組織，使社團成為抗衡國家權力的力量。其次他還探討了大革命產生的根源，認為革命爆發並不是暴政最為嚴厲的時期，而是在暴政轉向溫和的時期。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官僚制度理論。韋伯把官僚制度當做中性詞來看待，他認為官僚制度是現代社會為維持其生存不可或缺的組織手段。官僚制度基本要素有三個：一是勞動的專門化與分工，二是為社會所公認的合理合法的權威，以及負責的下級的表層結構，三是精確、穩定而嚴格的對事不對人的法律與規章制度。其次是關於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理論，他認為政治權威是通過發布命令使別人服從。他把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分成三種類型：建立在信賴現行制度的合法性上的「合法─合理」的統治；建立在傳統信念上的「傳統」統治；建立在對領袖非凡能力的信任上的「超凡魅力」的統治。除此之外，他還探討了現代選舉政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全民共決式的民主制的含義。

卡爾?馬克思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馬克思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集中在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中，該學說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政治發展的動力。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必將分化，或者上升為資產階級，或者淪為無產階級，整個社會將日益分裂為兩大相互對抗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當階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時，無產階級就會起來進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制，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理論包含了革命理論、政治秩序和政治統治理論、政治發展理論等政治社會學理論，對後世專門研究革命問題的政治社會學有深遠的影響。

三、戰後階段

政治社會學有著源遠流長的學術源流，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行為主義方法在政治學領域裡崛起，政治研究的領域隨著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擴展，當代研究政治的學者，無論是政治學者還是社會學者，都願意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於是，政治社會學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政治社會學從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獨立出來了，它不僅受到了廣泛的重視，並得到了普遍承認。各種以政治社會學為名的著作相繼問世，一批職業的政治社會學者紛紛湧現，其中著名的政治社會學者有美國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R. Bendix)、霍羅威茨(L.Horowitz)、賈瑙維茨(M. Janouitz)，法國的迪維爾熱，英國的博托姆爾。其他對政治社會學貢獻或影響的非職業政治社會學者有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伊斯頓、亨廷頓、弗里德里克(C. Friedrich)、拉斯韋爾，英國的米利本德，法國的波郎查斯；社會學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爾?貝爾、西爾斯、布熱津斯基、雷蒙?阿隆、圖雷納(A. Touraine)、米爾斯(C. W. Mills)、艾森施塔特等，哲學家如盧卡奇、葛蘭西、列維?施特勞斯、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阿倫特(H. Arendt)，政治哲學家如奧克肖特(M. Oakeshott)，經濟學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爾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麥克弗森(C. Macpherson)，心理學家弗羅伊德、斯金納、阿德勒，科學哲學家如波普爾、庫恩和拉卡托斯等。

政治社會學終於成熟了，它首先在社會學界得到了正式的認可。1959年9月在斯特雷薩召開的第四屆社會學世界代表大會上建立了政治社會學委員會，這時政治社會學正式被確立為社會學的一個獨特的分支學科。提議建立這一委員會的是施穆爾?艾森斯塔特、莫里斯?詹諾維茨、利普塞特和施泰因?羅坎。利普塞特擔任首任主席，羅坎為首任秘書長。在這兩位學者的指導和領導下，政治社會學被確立為政治學和社會學之內的一個分支領域。該委員會舉辦過多次研討會並出版了大量書刊。自1959年斯特雷薩會議以來，該委員會在國際社會學協會(ISA)和國際政治學協會(IPSA)的歷次世界代表大會期間都舉行過會議。

當代政治社會學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是S. M.利普塞特於1960年出版了《政治人》一書。該書一出版，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重視，不久便獲得了1962年美國社會學會的麥基弗獎。該書顯示了利普塞特在政治學和社會學兩個領域的卓越才能，也奠定了他在政治社會學這門新興學科里的權威地位。該書開宗明義地指出，政治社會學的核心任務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該書圍繞這一中心，探討了民主體制所必需的社會條件、民主社會中不同類型的政治衝突、參與政治的根源、美國和其他國家支持政黨的種種社會基礎、美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轉化功能、工會內部的政治結構及其實際運作等。該書的基本觀點就是穩定的民主政治是衝突和一致的平衡。在利普塞特的著作出版之後，西方學術界一度掀起了研究政治運動、投票行為、政治系統、新政黨的出現的社會基礎等問題的高潮，並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政黨體制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導出政治行為的問題上，利普塞特和羅坎1967年所編著的《政黨制和投票人聯盟：跨國家透視》就彙集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該書表明，政治社會學者已不再簡單地去研究政黨制是否適合社會結構，而是社會結構中的分裂和利益對抗怎樣、在什麼情況下、通過什麼樣的政治過程轉換成政黨制，政黨制又怎樣反過來影響社會中的一體化和資源配置。

在六十年代，許多政治社會學者開始對制度產生了新的興趣，歷史研究的傾向也日益加強。民族和國家的建立過程開始成為現代政治社會學的中心課題。這一點在S. N.艾森斯塔特編輯的1971年出版的規模龐大的綜合性讀物《政治社會學》一書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來。該書各個部分的副標題，諸如「前現代政治體系的主要類型及其社會條件」、「發達的傳統社會的中央模式」、「現代政治體系的主要類型：現代國家的政治現代化和政治社會學」，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傾向。關注歷史發展進程中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相互影響的關係，已成為政治社會學領域中的標誌之一。它還意味著歷史學家和政治地理學家也日益捲入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比較政治社會學中，一部反映許多傳統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爾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編輯的《民主政體的崩潰》，它是一部比較性的和歷史性的書籍，它論及了民主政體的先決條件和自由與權威的相互關係，並把分層和體制性問題融為一體。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會學研究中出現了許多新的趨勢，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義理論(Neo-corporatism)和理性選擇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的公共決策領域出現了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會經濟利益的組織可以在商討政府政策的過程中擁有發言權，而社會經濟利益組織則有義務約束本組織的成員執行協商決定的公共政策。國家、工會和僱主代表之間的集體談判，共同協商決定和執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義。此種模式在奧地利最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新合作主義的實踐，激起了研究現代福利國家管理能力和未來發展問題的強烈興趣。在八十年代初，許多政治學者對社會公共政策對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理性選擇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謨，但自五十年代開始，才被經濟學家首次系統地運用於分析社會政治問題。該理論假定，每個人的行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價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的利益。對選民、政治家、院外活動家、官吏等政治行為者來說，也是如此，他們也象經濟人那樣，總是選擇最有效的方法去實現他們不同的目的。這個理論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經濟理論應用於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現象。它的重要性在於對政治動機的重新討論。理性選擇理論為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因為政治社會學的傳統方法具有強烈的功能主義色彩，它強調集體的需要和價值，而理性選擇理論則強調個人，強調作為驅動力的個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選擇理論主要在美國政治學中得到了發展，八十年代在歐洲也贏得了追隨者。

政治社會學的驚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學界也爭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政治學會第十三屆世界大會專門成立了一個政治社會學研究委員會。這樣政治社會學作為政治學分支學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認。

第二節 政治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

在中國古代，政治與社會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也是學者關心的重要話題。不過，它並未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社會科學。在中國，政治社會學研究起始於八十年代政治學、社會學得以恢復以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越來越重視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有關刊物介紹了國外政治社會學的發展狀況，有的大學、研究生院的政治學系和社會學系已開設或籌備開設政治社會學課題，許多西文政治社會學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許多學者也開始運用政治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國政治學界政治學新興學科第三次學術研討會在昆明召開，會上還探討了中國政治社會學的對象和體系、政治社會學在中國的應用、中國政治社會學研究面臨的若干難題等問題，並專門探討了中國政治社會化的問題。在短短的十餘年時間裡，中國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在艱苦的條件下，翻譯西著，艱苦創業，著書立說，已經翻譯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斷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寫的政治社會學著作。

一、西著東移

由於幾十年學術傳統的中斷，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面臨著艱難的補課任務。政治社會學也是如此。補課最經濟也是最便當的途徑就是移譯國外經典的政治社會學著作。在這方面，中國學術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從譯著方面來看，古希臘學者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政治家》、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近代學者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均已經翻譯成了中文。許多重要的當代政治社會學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國政治社會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的《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美國學者安東尼?奧勒姆的《政治社會學導論：對政治實體的社會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與衝突》、彼德?尤勞的《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羅素的《權力論》、亨廷頓和納爾遜的《難以抉擇》、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頓等的《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馬丁的《權力社會學》、艾森斯塔特的《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和《帝國的政治體系》、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阿爾蒙德和鮑威爾的《比較政治學》，日本學者今田高俊的《社會階層與政治》、豬口孝的《國家與社會》、山口定的《政治體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動》、中野實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論著的出版

在艱難的翻譯之外，對政治社會學感興趣的中國學者，無論是政治學者還是社會學者，也開始了政治社會學的研究，並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學者王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1987)一書中，從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的角度，通過縱向和橫向比較，研究了政治時代、政治國家、政治形式、政治過程、政治決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維、政治發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學十大領域的問題。王滬寧還在《當代西方政治學分析》(1988)一書中介紹了西方政治社會學的沿革、研究範圍、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內容。

盧少華和徐萬珉的《權力社會學》(1989)，從政治社會學角度探討了權力社會、權力基礎、權力形式、權力制度、權力角色、權力形式、權力管理、權力控制和權力心理等問題。

政治學者劉軍寧的《權力現象》(1991)研究了什麼是權力、權力的構造、社會權力、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相互關係、權力動機與權力崇拜、權威與政治權威、權力結構與權力分配、權力的運用、權力制約、權力與人性、權力的旋律與人類的命運等問題。 政治學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的比較》(1992)運用政治社會學的方法，即從政治與社會兩個層面及其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出發，從社會分層與政治關係、社會結構與權力體系、社會秩序與政治控制、社會意識與政治文化、社會矛盾與政治運動五個角度，考察和比較了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城市和鄉村政治社會的狀況、特點和變遷。 政治學者張明澍的《中國「政治人」》(1994)以調查報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國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國政治人的政治意識、中國政治人的選舉行為、中國政治人的參與行為、中國政治人對參與方式的偏好、中國政治人的政治知識、中國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態度、中國政治人的政治素質以及中國政治人的類型等問題。

政治學者李景鵬教授積十餘年時間的積累，寫成《權力政治學》(1995)，系統地研究了政治主體、政治行為、政治關係和政治機制。該書雖然是政治學著作，但處處體現了從社會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實際上也是一本政治社會學著作。

政治學者周琪的《當代西方社會結構：理論與現狀》(1995)分析介紹了馬克斯?韋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蘭查斯的社會分層理論，討論了社會結構分析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如管理革命問題、財產和社會分層問題、收入與經濟地位問題、受教育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性問題、以及階級的衡量尺度等問題，分析了西方社會資產階級、中間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狀況。

中國社會學者對政治社會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團、社會分層、社會階級問題上。如社會學者王潁、折曉葉和孫炳耀的《社會中間層：改革與中國的社團組織》(1993)研究了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大量湧現的社團組織，該書研究了中國社團的崛起、社團的功能、社團的組織模式、社團的外部互動關係以及社團組織體系變革等，在典型社區調查的基礎上，運用社會學理論，詳細描述、系統總結了社團崛起的背景，社團的主要功能、組織模式及與政府和企事業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深刻分析了社團在社會組織體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確指出了社團發展的新動態和新趨勢。

社會學者李強的《當代中國社會的分層與流動》(1993)為研究中國社會分層問題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並實證地分析了當代中國工人、中國知識分子、管理幹部、個體和私營業主階層、貧困階層的過去、現狀和未來變化趨向，研究了中國社會分層和流動的整體狀況。該書雖然沒有涉及社會階層狀況的政治效應，但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社會學者李培林主編的《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1995)由一個主報告和十一個分報告組成。主報告為「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變化──兼析社會利益關係的十大問題」，十一個分保告為「中國社會分層結構變遷報告」、「中國新時期農民收入地位與利益格局報告」、「中國新時期工人階級內部階層利益格局報告」、「中國高層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報告」、「中國新時期私有企業主階層報告」、「中國私營企業僱工及勞資關係報告」、「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報告」、「中國現階段高收入者成層化趨勢報告」、「中國農村貧困問題報告」、「中國現階段城鎮社會低收入群體報告」以及「陝北米脂縣楊家溝村階層形成的報告」，結語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應注意的若干問題。附錄部分給出了一個題為「國外社會學界關於市場化轉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進展」的研究綜述。

社會學者蘇國勛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僅介紹了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社會科學方法論，還系統地介紹了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思想，循著韋伯的思路，探討了統治與合法性、合法統治的類型、卡里斯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現代社會組織中的推廣、合理性與形式主義法律、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現代社會的二難選擇以及作為職業的政治等政治社會學主題。

歷史學者高毅的《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統地研究了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礎，以及革命本身對法蘭西政治文化的影響。

其他有關政治社會學的成果還表現在大量的論文中。這說明，中國政治社會學研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過，從研究興趣來看，中國政治學者對政治社會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權力領域，而社會學者對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多集中在社會分層領域。由於缺乏現代化的研究資源和手段，許多問題都沒有能夠充分深入，也沒有能夠充分展開，還有許多空白尚待填補。從研究人員方面來看，中國的政治社會學依然只是不同學科中有共同研究興趣的學者的一個共同的研究領域，研究人員尚未形成一個整體。由於這些原因，中國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節 政治社會學的界限

一、政治與社會之間

在十九世紀以前，人類對人類社會以及自然世界的認識非常有限，所有的學者都是通才，因此也無所謂學科劃分。但十九世紀末開始，人類科學知識突飛猛進，研究者中也開始了分工，專才替代了通才，專業化的學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學研究。在學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學和社會學就是相繼獨立出來的兩門社會科學。

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獨立，意味著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在知識體系中的獨立，在這一學科化的知識體系中，政治問題由政治學研究，社會問題由社會學研究。不過，政治和社會的關係並不因此而涇渭分明。由於社會是政治的社會，而政治又是社會中的政治，兩者實際上是同一個存在的不同側面，因此研究社會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會。於是政治學和社會學雖然有著明確的分工，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這一分工並不十分清楚。實際上，政治學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會，而社會學在研究社會之外，也在研究政治。這樣，儘管政治學和社會學是兩門相互獨立的社會科學，但它們在實際上依然有著相當的交叉和重疊。政治學沒有忽視政治現象的社會性，社會學也沒有忽視社會現象的政治性。政治社會學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正是體現了政治與社會難分難捨、政治學和社會學之間「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學

在政治社會學產生之前，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學者十分關心國家和法的問題，研究的課題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礎、政治權力、政治權利、政治制度等，不太關心政治的社會基礎。其方法主要是理論演繹為主，具有濃郁的思辨色彩。當然，政治學者早就開始了實證的政治學研究。最早的先驅有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鳩等，他們的研究方法帶有強烈的經驗分析的色彩，他們注重收集經驗材料，而不僅僅是理論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為實證研究。十九世紀後期科學主義思潮隨著工業革命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政治學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逐漸採用經驗的研究方法，現實的政治活動受到了學者的關注。如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就在《政府過程》一書中認為，政治學應該研究政治活動，尤其是政治集團的活動，而不應該局限於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學者梅里亞姆則在《政治的新方面》一書中，主張政治學應該吸取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學、人類學、生物學和統計學的方法，研究政治行為，研究政府的社會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科學主義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影響發展到高峰，行為主義政治科學研究壓倒一切，政治學研究日益與其他學科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跨學科和多學科的局面；政治學研究的領域也日益擴大，從制度領域擴展到了比較政治、政治發展、政治體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領域；定量分析日益成為政治學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學中的政治社會學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產生和發展的。

那麼，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學是什麼關係呢？有些學者認為，政治社會學實際上就是從社會角度來研究政治，而從社會角度來研究政治，本來就是政治學的一大傳統，更是現代政治科學發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現代政治學就是政治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就是現代政治學，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學是一回事。法國政治社會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就指出：「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這兩個術語幾乎是同義詞。美國許多大學在探討同樣的問題時，在政治學系便把它稱為『政治學』，在社會學系便稱為『政治社會學』。在法國，『政治社會學』這種提法只是用來表示與傳統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決裂和要用更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的一種意願，並沒有實質的差別。」

不過，一般認為，政治社會學作為政治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與母學科依然有著明顯的區別。從研究角度來看，政治學是研究政治現象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憑著自己的偏好和知識基礎，可以選擇從法律、歷史、人文、地理、人口、社會或經濟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會學則僅指從社會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現象。從研究領域來看，政治學研究包括國家政治制度、政治組織以及政治的社會基礎等領域。而政治社會學則只涉及政治的社會基礎。在方法上，政治學可以側重理論研究(特別是其中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部分)，而政治社會學則僅側重社會學的經驗研究。政治學是關於政治現象的科學，而政治社會學則注重研究社會與政治之間的互動。

不過，這種區分也並不是絕對的。由於現代政治學研究也日趨「社會學化」，因而政治學與政治社會學雖然有兩個名稱，但是要準確劃分，的確存在很大的困難。從實際情況來看，政治社會學和政治學在內容上有相當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政治文化和政治發展這兩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比較政治學中發展起來的，政治社會學把他們移植過去；政黨和權力本來也一直是政治學的傳統研究對象。也許就是因為這一原因，博托摩爾這樣寫道：「要想在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之間找出任何重大的理論差異都是不可能的。這些差異多半產生於傳統的成見。」

三、政治社會學與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與社會學的關係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區分。社會學是「對人類社會和社會行為的科學研究」。它的研究對象是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包括文化、社會化、社會互動、社會群體、社會行為、社會分層、家庭、教育、宗教、科學、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社會變遷、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現代化等各種問題。它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別之處在於它的獨特的社會學方法，它的研究依賴於對可以考證的事實進行系統的觀察。

運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政治問題，是社會學的傳統之一。早期的社會學家如孔德、斯賓塞、韋伯和塗爾乾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課題。這種研究可以稱為政治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litics)，是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子領域。後來的利普塞特的研究也是政治的社會學，他的名著《政治人》的副標題就是「政治的社會基礎」。

不過，在社會學領域裡，人們對何者為政治社會學，何者為政治的社會學，並不如何在乎。在他們看來，這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不過是稱呼有所差異而已。政治的社會學或者政治社會學都研究政治現象和政治問題，研究政治過程、組織、制度、文化、發展等，研究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為政治社會學，其原因就在於獨特的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在這個研究角度看來，政治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國家及政府或政治權力，並且認為政治現象是社會現象的一種，與其他社會現象有著密切的聯繫，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團體(association)，政府只是一種社會組織，政治體系也只是一種社會制度。它特別注重研究政治的社會基礎，將政治活動及政治制度放在較為廣泛的社會關係的體系中。以資發現社會團體和社會權力對政治機構運用之影響。

四、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聯姻

對政治社會學情有獨鐘的學者認為，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並不是政治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litics)，並不僅僅是社會學的一個子學科，也不僅僅是政治學的一個子學科，而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它是政治學與社會學聯姻並吸收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成果研究社會政治問題的結果。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心理學、政治人類學一樣，是當代社會科學科際整合運動的一種結果。政治社會學是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結合，其研究對象為社會與國家之關係。政治社會學的基本假設是，要理解政治社會的現象，不能單單研究國家或政府的政治結構，因為國家只是政治系統(或體系)的政治結構，而政治系統又是一般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因此任何有意義的政治結構與過程的分析，必須研究它的社會基礎，如社會價值、信仰系統、權力合法性、權威等。

這種觀點認為，政治社會學是指對社會結構與政治體制、社會與政治的相互關係的研究。政治社會學介於政治學與社會學兩者之間，並包括這兩門相鄰學科相互交叉的部分。它的基本任務是分析社會結構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litics)，而是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

作為社會學的子學科，政治社會學研究吸收了社會學研究政治現象的方法，認為包括政治現象在內的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可以從由構成社會結構的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來加以解釋。政治是能在社會和經濟集團的基礎上得到解釋的社會現象之一。作為政治學的子學科，它也吸收政治學的方法，突出政治現象的制度方面，把社會現象看作是政治行為的結果或現行政治制度的後果，而且假設，政治就是形成有關社會的重大決策的制度化領域。但作為獨立的學科，政治社會學還將試圖平衡社會學和政治學這兩種不同的視角，研究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相互關係，同時，也將從經濟學、法學、人類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中吸收研究政治社會問題的新成果，以更好地發展政治社會學。

希望政治社會學能夠獨立發展，是一個很善良的願望。不過，從政治社會學研究的現實來看，這種願望似乎還沒實現。因為，研究政治社會學的學者們散布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裡，相互之間缺少統一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判定題材取捨的共同標準。學者們見仁見智，各自為政，使政治社會學的發展表現了較大的隨意性。在政治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學科如經濟學中一旦出現有助於理解或解決政治問題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時，政治社會學界就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吸收、引進。如政治學的政治發展理論或某些經濟學家的社會政治理論。不過，也正是如此，政治社會學才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並且在許多學科領域產生了影響。

第四節 基本框架與研究設想

一般都認為，政治社會學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礎上，強調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政治和社會的相互作用，政治權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統治的社會基礎、政治對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發展的影響等。政治社會學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現象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種與其他社會現象有密切聯繫的特殊社會現象。政治現象產生於社會環境，它受其他社會現象的影響和制約，同時也嚴重地制約和影響著這些現象。因此，政治社會學理論的出發點就是把政治現象放到社會環境中加以考察，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政治，考察政治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考察政治的社會基礎，考察社會穩定和發展所需要的政治條件。

不過，由於政治社會學學者的知識結構不同，各自所受的本國學術傳統的影響不同，各自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問題不同，因而各自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其研究框架更是五花八門。下面試列舉幾本有代表性的政治社會學書籍的主要內容，也許從中可大致找出政治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領域的基本問題和基本理論框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狀況、西方民主國家的投票行為、美國社會中的政治行為、民間團體的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問題等研究課題。

博托摩爾的《政治社會學》所涉及的課題是：民主與社會階級；社會行為、政黨與政治行動、政治系統的類型、政治變遷與衝突、新國家的形成、民族主義與發展、二十世紀的全球政治等課題。

瑞士的政治社會學家洛比埃(P. de Laubrer)把政治社會學分為四大部分加以論述，第一編是政治社會與歷史模式，包括原始社會、古代文明中的城邦與帝國、中世紀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近代國家現象、當代世界中的意識形態力量等章節；第二編是政治社會與經濟環境，包括工業化及其社會學意義、工業社會在當代世界中的經濟發展等章節；第三編是政治生活的社會學；第四編是政治變遷。

美國學者費羅?瓦斯伯恩(Philo C. Wasburn)所著的《政治社會學：趨向、概念和假設》共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社會學的領域，包括理論淵源：馬克思、韋伯和塗爾乾的貢獻，美國政治社會學的歷史發展，以及當代政治社會學的討論三章。第二部分是微觀分析研究，包括常規政治活動的參與、非常規政治活動的參與、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三章。第三部分為宏觀分析研究，包括西方民主政體的若干歷史、結構和文化特徵、現代非民主政體的歷史、結構和文化特質，以及後記：政治社會學的意義。

中國台灣政治學者馬起華在所著的《政治社會學》研究了政治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社會政治權力、政治角色、隱形政府（政黨與壓力集團）、權力、政治社會化、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等問題。

施塔默爾認為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包括當代民主、權威主義統治體系、政黨和利益團體、議會和政黨。本迪克斯認為政治社會學研究應該包括政區和國家中的選民行為、經濟和政治決策權力、政治運動和利益團體的意識形態，政黨、團體、寡頭政治和政治行為的心理聯繫、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體制等。霍洛偉奇認為，政治社會學應研究政治系統、變遷、政策、利益和結果等五個方面的問題。

道斯和休斯在1972年出版的《政治社會學》中認為，政治社會學應當研究政治社會的基礎、政治過程、前工業社會政治權力結構的發展、工業社會中的權力結構、政治社會化、政治的社會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公共輿論、政治參與、選舉、政黨、壓力團體和政治暴力。

布朗加特編輯的《社會與政治：政治社會學讀本》羅列了七個方面：社會與政治發展、政治精英和系統、總體社會政治補充、社會與權力、共同體權力、社會結構和政治、社會與政治變遷。

台灣學者龍冠海認為，政治社會學研究範圍有三大塊：一是政治秩序的社會基礎，尤其是政治的安排依賴社會組織與文化價值的方法。政治秩序的主要問題是權力鬥爭的管制，政治社會學因此也考慮到基本憲法問題；不過社會學家注意探究的是支持政府與法律的東西，而不大注重這些制度的形式方面。二是政治行為的社會根據。在當代社會科學當中，政治行為主要指個人對政治的參與，他們為什麼和怎樣投票，為什麼持有某種政治意見，為什麼屬於某種政治團體，為什麼及如何支持政治運動。三是政治過程的社會方面，包括社會政治組織的活動及其互動模式，重點研究利益集團、政黨、社會運動如何改變或安定政治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是非常廣泛的。學者們所著作的《政治社會學》，雖然都以「政治社會學」為書名，但是他們的研究焦點卻大不相同。但他們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各自的「點」，從這些點出發觸及政治社會學各個方面的。

本書力圖吸收各國政治社會學的優秀研究成果，並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以及目前研究政治社會學的實際可能性來確定自己的研究重點。不過，本書並不奢望成為一本面面俱到的政治社會學著作，只希望從幾個「點」出發，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研究政治社會學。本書帶面的「點」有三個：一是中國公共福利的最大化，這是本書最為基本的價值出發點。二是政治權力是人類社會公共福利的重要解決之道，認為沒有政治權力，人類就沒有政治秩序，就只能是苦海無邊的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三是穩定的民主政治是保證政治權力增進公共福利的重要制度機制。總起來就是把中國社會公共事務的解決和公共福利的提高作為最高的價值目標，把政治權力作為實現這一價值目標的重要手段，把民主制度看作是保證政治權力恰當運用的重要制度基礎。基於這三個基本的出發點，結合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穩定和民主化目標，從各個角度探討兩個主題，一是探討持續、穩定的政治秩序何以可能，二是探討持續、穩定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在具體安排上，本書第二章到第八章將結合中國實際，漸次探討政治權力、政治合法性、政治文化和社會化、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政治分層等政治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第九章將運用政治社會學的理論探討當代政治社會所面臨的生態問題以及政治認同危機問題，最後一章則綜合運用當代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中新興的制度分析理論分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事務的種種解決之道。

此文是毛壽龍《政治社會學—民主制度的政治社會學基礎》（2007年版）一書第一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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