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為芹苦60年——百年紅樓夢·中國文學網

　周汝昌其人

　　周汝昌，著名紅學家。本字禹言，號敏庵，又字玉言。1918年生於天津。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畢業。解放後任教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外文系。1954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研究員。

　　周汝昌不僅是繼胡適等紅學先輩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大家、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而且是古典文學研究家、書法家和詩人。他平生精力傾注於中國文化與詩文書畫理論之探討，博學強記。著述宏富，研究深廣。曾評註校訂過唐宋詩詞、《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己出版著作三十餘部。1953年版《紅樓夢新證》為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以開創意義及豐富詳盡在紅學界享有廣泛持久的影響，被譽為「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後的《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石頭記會真》、《紅樓奪目紅》、《曹雪芹畫傳》、《紅樓小講》、《定是紅樓夢裡人》、《紅樓十二層》等十幾部紅學著作，展示了他在紅學領域不同層面所取得的創造性成果。

　　曹雪芹痴迷，寫書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紅用了60年。同是痴人，則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學的研究不僅僅是技術活，更重要的是性靈的參與、靈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許沒人能比周老更對《紅樓夢》的文本敏感了。

　　採訪周汝昌有些難度，先是他年齡已大，體能有限，他的女兒周倫玲替他擋了一回駕；再者是及至見到周老，發現他「耳目已壞」，幾乎不能交流。但周老說：「你有問題可以對著我的耳朵喊！」本文就是用了近兩個小時的時間「喊」出來的。

　　如果沒有在現代文學館的數次演講，也許我們會把周汝昌僅看成一個歷史人物，他更像現代文化館裡供奉的人物群像之一，少了些現實的鮮活性。而周老在文學館演講的現場反應，卻否定了這一點。周老講《紅樓夢》的時候，所獲得的掌聲是所有演講者中最多的。

　　「我已不是紅學界的人了」

　　周汝昌是當今最重要的紅學家，是考證派紅學的集大成者。不知道周老是否會覺得這個定位過於狹窄。他生於1918年，1947年即著手研究《紅樓夢》，後人對於周老的了解，幾乎就局限於「研紅」一項事業。但記者在不止一個地方看到他說「我已經不是紅學界的人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表白呢？周老說：「我研究的其實不僅僅是紅學，我主要研究的是詩學、書法、中華文化學。」有人曾抱怨周老將「紅學」轉變成「曹學」了，其實也與周老這個寬泛的研究範圍有關。他認為研究《紅樓夢》不僅是研究遣詞造句，更要研究《紅樓夢》所折射出來的所有歷史信息，這些信息無疑都承載著傳統文化。周老除了進行上述研究之外，還是一個外文教師。他說：「從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用外文給外國客人講《紅樓夢》。」

　　這一層原因之外，其實還包含著其他因素：國內人對「紅學」一詞並不是都抱有好感。這也許與歷史記憶有關，向來紅學研究就與政治的聯繫過於緊密。再者，周老告訴了記者當今紅學界的沉悶。這沉悶包括學術方面的沉悶：現在紅學研究進展緩慢。「有時候會出現一些紅學著作，但無論其規格還是品質，有價值的不多。」

　　另一方面的沉悶則是來自學術界的環境風氣。「為什麼我說一句話，大家億萬雙眼睛盯著，議論，圍剿？如果是嚴肅的批評我欣然接受，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學術的話，漫罵、造謠、攻擊，所以我說，我最好還是離開這個所謂的界，我是界外人。我弄自己的學問不是很好嗎？」

　　《紅樓夢》抄本的兩個線索

　　紅學曾是顯學，但研究者的生活卻並不「顯」。進入周老家中，發現家裡的布局擺設，彷彿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面貌。舊沙發，舊桌椅，周老用的茶碗、茶托以及蓋子是零散拼裝起來的。非常簡樸，但仍然古色古香，有一種「暖老溫貧」之美。這種美自然是文化蘊育出來的，使人想起《詩品》里說的：「神存富貴，始輕黃金」。

　　這樣的環境最適合扯閑篇。記者想知道紅學研究中的實物考證有沒有新進展，並無意中對周老說，不久前聽朋友胡扯，說《紅樓夢》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資中縣，晚清時候四川有個鐵路事件，斬了一個北京去的滿族官員，手抄本極有可能是他帶到那裡的。

　　「哎呀，你說的這個我還不知道！我跟你說實在的，我知之就知之，不知就不知，這個說法我一點都不知道。但我馬上可以回答你，這個可能性是不小的。為什麼呢？你說的那個人叫端方，滿洲人，別人的記載就是他有一本真的《紅樓夢》，你知道那個脂硯嗎，那也是在四川發現的，我認為那都是端方帶過去的！而這個抄本一直都沒有下落，這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周老提到另外一個線索：當年重慶北醅西南師範學院的吳則虞教授親自告訴過周老，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里所見的那個80回以後完全不同的那個本子，也在四川，他對那個本子非常注意。「他親自告訴我，他認識藏真本的人的兒子。那人當時做中學教員，而這人脾氣古怪。吳教授的判斷是，這部書還在這個中學教員手裡。」

　　「閑篇不閑」與新書

　　「閑篇不閑」，其實是周老研紅的一個重要特點。對奇聞軼事的提及與興趣則無意中遵循了考證派紅學的內在邏輯。現在有人說紅學已出現學術危機，以海外的余英時為代表。周老說：「這種向外找材料的傾向在考證派紅學中尤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於困頓。」

　　歷史上的紅學可粗分為三派：索隱派、階級鬥爭派、考證派。後者大致以胡適為開端，魯迅也有參與，最後周汝昌將此學說推向最為豐滿的階段。考證派認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這也是有人說周汝昌「將紅學蛻變為曹學」的原因所在。

　　搜尋曹雪芹的生命遺留成了考證派紅學的重要命題。這裡面也包含著文化心理學的重要因素，即搜尋遺迹是我們心靈的內在需要。而周老對曹雪芹的多年考證，幾乎就集中在《曹雪芹傳》里。實物考證對紅學意義重大，這一點即使余英時也不能否認。比如，周老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鶚的惡意製作，其低劣主要不是文辭的低劣，而是與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這個觀點，認為高鶚基本上繼承原意，若沒有實證，這個問題似乎將成為永久性疑案。

　　余英時認為，紅樓夢裡面有兩個世界：烏托邦的世界（大觀園之內）和現實的世界。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周老多年將大觀園「現實化」的考證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義。其實，兩種觀點都退一步，則都可存立，小說筆法不可能完全寫實，但即使想寫一個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現實的影子，不必如此劍拔弩張，完全敵對。而記者發現周老新出的《紅樓奪目紅》里，有一篇《大觀園哪裡「理想」》，也許就是針對余說的反駁。

　　余英時還認為，以後研紅的方嚮應該是注重對文本的研究。而《紅樓奪目紅》的出版，「字字緊扣文本」。有人說，「周汝昌什麼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紅樓夢》。」此書的出版顛覆了這一說法。周老對文本的注重，也許不是隨意的學術轉向，也並非受誰的啟發和鞭策，而是紅學研究的內在邏輯性「逼」出來的。周汝昌已85歲高齡，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領紅學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個方面。

　　也許是隨著新材料的減少，周老年事漸高，體力精力都不允許他再去翻檢、查閱、尋訪舊跡，這反而使他從一切煩瑣考證中解脫出來，回歸文字本身。周老是離曹雪芹最近的人。曹雪芹痴迷，寫書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紅用了60年。同是痴人，則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學的研究不僅僅是技術活，更重要的是性靈的參與、靈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許沒人能比周老更對《紅樓夢》的文本敏感了。

　　「研紅務必先研心」

　　周汝昌是第一個將紅學研究從文學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學者。他寫過一本書叫《紅樓夢與中華文化》。這個命題令筆者產生疑問：中國文化正統是儒家文化，而曹雪芹似乎是反對它的，因為這些悲劇恰好是它造成的，而挽回這個殘局的並不是儒家內部的力量，或者說，當世事讓人極度痛苦的時候，書中往往會出現一些道家或者佛教的人物形象，這些似乎是《紅樓夢》里的精神出路。曹雪芹到底是否認同中華文化呢？

　　「你的這個提問是自然的。我怎麼回答呢？第一，他們說曹雪芹反****，不可能！那時候沒有這樣一個概念。第二，賈寶玉也並不叛逆，《紅樓夢》寫的禮法、尊卑、主奴、等級，嚴格極了。賈赦讓寶玉進來，進來以後，兩個低輩馬上站起來，迎春不動，因為迎春是姐姐。一個宴會誰坐哪個位，主次分明，最注重禮法。曹雪芹不是反，是說有『偽』，說那都是假的，都是一個表面，那個禮都是應酬、巴結、借權勢。而真正的禮是人與人的關係：怎麼對待人，怎麼看自己。賈寶玉說：我不值什麼，我怎麼都行。彩雲說王夫人房裡犯賊了，要發現了那可不得了，偷東西的就完了，這時候賈寶玉說，這個東西是我拿的。他處處為人，處處關懷。『大旨談情』，說的就是這個情。這怎麼能說是反呢？怎麼能說是叛呢？你要是把這個扣解開，你就會恍然大悟，啊，這才是中華文化的真精神。」

　　周老話語間充滿激情，而他言簡意賅所談及的，完全就是李澤厚「情感本體論」所著重闡發的核心內容。可以斷定他沒讀過這個概念，他也無須別的支援，這全是他以80餘年的生命經驗自然感知到的，只是他沒有將之假以名目。周老基本不接觸現代的文化產品，他家裡的書無一例外，全是古書。他說：「我自己是在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的，對英語有很深的造詣，但我不喜歡現代那些受西方影響很大的作品。」

　　學者們從事傳統文化與紅學的研究，大多是一門職業，技術性的參與更多。而周老研紅，不但有外在的索引考證，還有其生命本體的親身實踐。他不但是傳統文化的研究者，還是它的載體，他身在其中，因此他從研究過程中獲得的滋養將比任何人都多，這是他與現在以及以後更多的研究者相區別的一個地方。這是其有利的一面。而不利的一面也由此產生，因為身在廬山，不能旁觀，對於傳統文化的研究就會沉溺，批判少而包庇多，而感性對理性判斷不時出現的僭越，也是周老研究文章中常有的現象。

　　正因如此，周老本身也將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除了他的紅學貢獻之外，他身上攜帶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據說，當他在現代文學館做演講的時候，聽眾特別多。大量的聽眾湧入文學館，這不僅僅是紅學的魅力，他們也是為了看一眼周汝昌，如同拜謁一段即將被時光拆除的古城牆。它是這個時代少有的古典標本。可以預設有一天，他也將成為被研究的對象。

　　周汝昌書語

　　自幼苦無書讀。父親「書齋」里所有的典籍書目是：一部《古文觀止》、一本《千家詩》、一函石印的寫刻本《鄭板橋集》。誰知這麼寒磣的條件，這麼一點兒文化顆粒，竟然對我產生了影響。那些詩，尤其是七言絕句，令我入迷。

　　讀書給自己劃一個太嚴太狹的圈子，並不一定是良策。

　　「解味道人」以痴自況

　　周汝昌曾經自稱為「解味道人」。「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這是紅樓夢作者的自況，而周汝昌以「解味道人」自稱，顯然是認為自己可以作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是知道「紅樓」之真味的人之一。

　　能知道《紅樓夢》之真味，並不是簡單的事情，古典人文之氣氛在如今越來越稀薄，誰還能解讀古人的真情，古人歌哭中的真實意味？周汝昌能做到這一點，一是因為他痴。正是因為痴，所以能夠一輩子都抱著一本書來解讀，而且現在已經到了接近90歲的高齡，竟然會以每年幾本書的速度頻繁發表自己的作品，這種與古人的「隔世交流」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能做到這一點，還因為他是中華文化的真正嫡傳人。古代的文化，古人的情態，都因為他在年齡上與古代的接近，以及他在早年浸潤的古代文化，都使他成了最有資格的解讀者。

　　從20世紀50年代初出版《〈紅樓夢〉新證》以來，周汝昌就一炮打響，成了著名紅學家。中國的「紅學家」是一個特殊的辭彙，因為中國的紅學研究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一直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紅學研究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工作，有時候還是一個政治現象。回想一下這個本來應該耐得住寂寞的紅學界卻出了一些風雲叱吒的人物，就知道這其中的微妙。周老身在其中，自然受到不少事件的波及。而周老與胡適的關係，似乎也一直是周老傳奇人生里的一個重要的章節。不久前，忽然看見書市上有一本周老講述自己與胡適關係的書，這種書自然可以澄清不知情者對當年這一風波的誤讀，從中可以看出學術的政治化曾在這一代學人心中留下了多少波瀾。

　　周汝昌老而有為，上半年竟然在書店裡見到他的兩本新書，而去年他也出了不止一本新書，這種寫作速度讓人驚訝，而他頻繁在電視台上做演講，也受到公眾的歡迎。這些行為使我們感覺這是一個為傳統文化張目不遺餘力的思想家。他作為一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一旦駕鶴西歸，誰還能再解傳統文化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