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與中國文化傳統

人文學科與中國文化傳統 （上） 中國文化傳統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徵，體現了一種獨特的人文精神，這一點看來已不容易引起爭議，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文化就可定義為一種人文性質的文化、或一種「內在超越」 的文化，以區別於西方及印度、阿拉伯世界具有較強宗教色彩或者說「外在超越」 的文化。我們也許可以從下面的兩層意義上，去理解上述確定中國文化傳統特徵和性質的嘗試：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國文化很早就擺脫了原始的神話、巫術、或如梁漱溟所說很早就相當理性、相當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中國後來也沒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樣進入由一種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臨一切的社會。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明顯的宗教超越的特徵，而是始終將自己的思考限於人世間，尤其是關注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緻的文化成就，而對垂直的人與上帝的關係、以及擴展的、征服的人與自然界的關係都不甚注意，所以，不僅系統的神學教義相對闕如，系統的自然科學也不太發達。 古代「人文「一詞不太用，但「人」、「文」兩字卻用得極多。我們尤其要注意這「文」字。相對於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轉，相對於尚武的「士」，孔子著重培養尚文的「士」，使「士」階層「文化」又是一轉。儒家之學也就是人文之學，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與宗教脫離，被理性化，以人為中心，注重歷史、文學，有一種濃厚的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意味。在這種人文學術的籠罩之下，正如上述，不僅神學、自然科學不發達，乃至社會科學也被包裹在人文學術之中而未有獨立長足的發展。 我們把握「人文學科」的概念可以從中國傳統學問開始。傳統中國的學問常被稱為是「經、史、子、集」：「經」有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六經（加樂，但樂經實不存）、七經（五經加論語、孝經）、九經（一說五經中禮分出三禮、春秋分出三傳為九經）、十三經（以上說九經再加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史是歷史，其主幹是正史；子主要是先秦諸子；集是各家文集，以文學為主。而這四個方面又是打通的，其大要可以說是文學、歷史、哲學。古代一位學者對這四個方面都要涉獵。古代中國的學問主要是一種人文的學問。 中國文化的傳統內容確實是以現在人文學科的基本科目——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豐富和悠久的成文的歷史典籍，從遠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種地方志乃至家譜；它有非常典雅和精緻的文學寶藏，尤其是表現在詩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見的哲學思考，還有繪畫、書法等藝術方面的精品。甚至中華民族的氣質和性格都相當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進入近代社會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識字者比例最高的一個民族，政治的主要職位都由讀書人佔據，這些讀書人所讀的書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會上也普遍有一種對於讀書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艷羨和尊敬。 但這也並不是說中國文化自文明發軔以來就是如此，塑造了中華民族這種性格的、最重要的歷史變化是發生在周朝，並一直下延到春秋戰國時期。周以前的殷商看來還是一個相當虔信天帝、鬼神、巫術、生命力洋溢、文化上則相當粗獷和豪放的時期，。現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學」等字，但當時的殷商貴族一般只是「習武」和「習樂」，並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節制而趨於極端，舉一個例子，他們喝酒看來是常常喝得昏天黑地，在商紂王時，不僅是王室「酒池肉林」，下面也是酗酒成風，以致到西周時，周公還敦敦告誡康叔一定要戒酒，不要學商人酗酒喪邦，說「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尚書·酒誥》）。 到西周的時候，統治者則開始建立一種「親親」色彩很濃的宗法等級制度和禮樂文明，並越來越具有一種「文質彬彬」的氣質，例見後來在貴族之間交往中相當流行的賦詩、觀樂、有辭、有言的風習，粗獷豪放的習慣越來越受到「禮文」的節制，這一轉變之得失，自可見仁見智，但上層階級的風習和民間的崇拜確實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當充分的洗禮。這時上層貴族的文化主要表現為「詩書禮樂」，而其中「禮」又可以說是一個總名，一個概括。「禮」實際上是一種等級制的生活和行為方式，從實行者來說，專為貴族所有，即所謂「禮不下庶人」。等級制到處都有，在世界進入現代社會之前，等級制是一種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國古代等級禮制的獨特之處在於：其理想形態含有一種精緻、文雅和細膩的意蘊，即孔子所謂「文質彬彬」下的「彬彬有禮」。春秋時代早期的世家貴族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這種意蘊。雖然春秋時代的貴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時期，主要並不表現於典籍和藝術品的創造之中，而就表現於他們的言行、尤其是賦詩、觀樂及各種禮儀活動之中。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揖讓進退，歌呤諷詠，儼然就像是一種藝術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墮落的貴族的一種藝術。[i] 當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從那生活中最終凝結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總的說，傳統社會是相當重質而非重量的社會，是主要追求人的優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廣泛平等的社會，在道德上則是更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為尊崇原則和規範的社會。[ii] ------------------------------------------------------- [i] 詳見拙著：《世襲社會及其解體—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第四章第五節「世族的文化」，三聯書店，1996年版。 [ii] 這方面論述可參見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Chpt.10-16, esp.Chpt.16,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人文學科與中國文化傳統（中）西周的學校已經相當發達，不僅有「國學」，也有地方的「鄉學」。貴族子弟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它們的重要性也大致是按此次序排列的，最前面的最為重要。如果說「書」、「數」是學認字、寫字和算數的初級教育；「射」箭和「御」車則主要是鍛煉體能和武藝；而「禮」、「樂」則是整個教育的核心，其中「禮」主要是有關倫理、政治、歷史等方面的教育，而「樂」則包括音樂、舞蹈、詩歌等文學藝術方面的內容。後四者被看作「大藝」，不僅是書面上學，還要從小就照著做，體現了一種「知行合一」的精神。由於「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觀念，科技、工藝則不受到重視。 春秋時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產、叔向、晏嬰等具有深厚人文素養的精彩人物，孔子雖然是商人後裔，卻推崇周文，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他十五即「有志於學」，三十歲開始講學，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於學術，他的政治活動在其當世沒有取得成功，他的學術活動卻在當時就取得了極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藝者也有「七十餘子」，其思想學術對後世更是發揮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過其學術而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實現，所以他被後人尊稱之為「大成至聖先師」、「素王」不為無由。以後中國的歷史上，王朝代有更迭，且時有異族入主，皇帝更如走馬燈一樣變換，孔子的地位卻如山嶽般不動。 「孔子之學」則基本上是一種人文學術，其綱領可以說是「君子博學於文，約之於禮」，其教學的目標是培養有德行、有學問的「文質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學習科目則是「詩、書、禮、樂」。「詩」是指孔子親手刪定的《詩經》，主要是要通過文學的形式來培育道德情感、觀察社會政治；「書」是指《尚書》等歷史經典，後來孔子並親自撰寫了《春秋》，其中也蘊涵著許多道德的教訓；「禮」是指周禮，尤其是君子應該知道和應該踐履的行為規則；「樂」是指包括音樂、舞蹈、詩歌的綜合性的藝術，以內在地豐富和提高學習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質。而以上學習內容又都可以說是貫通的，它們大要不脫今天人文學科的範疇，而尤以一種人生和道德哲學為其內在的核心。傳統的「六藝」自然也是學習訓練的項目，但在孔子這裡確實大大加強了「文」的內容，傳統的下層貴族——「士」這一階層到孔子這裡有了一種重心的轉變，即由主要「習武」變為主要「修文」。 在學校的性質和學生的來源與出路上，孔子第一個大規模興辦私學，促使文化下移，「學」不再只在「官府」而到了民間。孔子首揭「有教無類」的原則，任何人不管其貴賤、貧富、賢愚、種族、地區為何，只要交一點學費均可入學，孔子並建立了一個在後世思想學術中佔據中心位置的學派——儒家學派。但在他那裡仍保留著一種原始的思想學術的開放性和多樣性，為後來戰國的百家爭鳴和儒學分別向外王和內聖的長足發展開了先河。 孔門還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理念，這不僅是一個教育的理念，也是一個政治的理念，即執掌政治權力的官職應當由有學問、有德行的「學優者」擔任。到戰國時期，「學」分屬「百家」，「士」多為游士，與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種距離。秦漢帝國的建立則漸漸使學術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漢武帝時期在諸學中「獨尊儒術」和「歲舉孝廉」的舉措，同時開啟了學術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和「學而優則仕」的過程。古代選舉由察舉（薦舉）發展到科舉（考選），使人們幾乎可以在學者文人與社會上層，政治統治層之間划上等號，而這些學者官員大多數又是不斷來自民間，來自下層，社會保持了一種很高的垂直流動率。學者常常一身而兼數任：既是文人、學士，又是地主、官員，其社會功能和政治使命是「在上美其政，在下美其俗」，「與君主共治天下」。學術與政治有了一種極其強韌的，制度化的聯繫。但我們也不應忽視，在中國的學術文化傳統中，除了官學之外還有私學，除了科舉之學之外，還有一種期期於「聖賢之道「的」為己之學「，後者試圖在在官學的建制之外保留一種民間的風骨，保留儒學問道傳道守道的靈魂，而深受道家思想熏染的隱士，更構成中國文化的一道獨特風景線，同樣，佛教的傳入中國，對於使中國文化別開一面來說，也是其功至偉。 無論如何， 後世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學而優則仕」這一理念，經由從察舉（薦選）到科舉（考選）的發展，朝廷和地方任職的主要官員，基本上都是來自通過相當嚴格的文化考核或考試選拔上來的人們，這些人不受出身、貧富、地域和種族的限制，大多數是農民子弟，久而久之，中國社會的結構也發生了一種意義深遠的變化，由一種封閉和世襲的等級制社會轉變成一種開放和流動的等級制社會。[i] ------------------------------------------------------ [i] 參見拙著：《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第一編，三聯書店，1998年版。 人文學科與中國文化傳統（下）春秋以前，中國古代也已有「賢賢」的觀念。據《孟子》追述，齊恆公召集的諸侯「葵丘之會」，其中第二條盟約即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i] 當時齊國有周天子所封的國、高兩氏，世襲為齊國的上卿，但實際大權則由地位較低、曾迫於貧困而與鮑叔「為賈」的管仲掌握。但一般而言，在春秋有名有事可稽的人物中，罕見有庶民出身的人，更勿論平民出身的卿相。《國語·齊語》又載管仲有使士、農、工、商各自分開居住，使「士之子恆為士」，「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農之子恆為農」，但「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告，且有罪。綜上所述，似民之秀異者雖可被選拔，但主要是被選為士，士亦可上升，但很難越級，更難為卿執政或主政。春秋社會的流動性主要還是表現在貴族內部的流動，上層貴族有一個他人很難進入的圈子，重要的選賢育才都是在這個圈子裡進行。相形之下，作為貴族下層的士階層卻相當活躍，不那麼封閉，民之秀異可躋身其中，士之頑劣大概也會下降為民。葵丘之會的第四條盟約是「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子產在鄭國執政後亦曾在貴族內部努力舉賢用才，「擇能而使」，[ii] 並且強調從政之前先要「學」∶「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但這學也主要還是貴族的「學」。 「明賢」的思想雖然在古代中國早就確立了，但關鍵的問題在於是否能夠打破等級之間的界限，變封閉為流動，並指出一條實際可行的道路來，而這正是孔子的偉大貢獻，其「有教無類」的思想與實踐，可以說為社會開闢了一條新路。「有教無類」不僅僅是一種教育思想，也可以從政治原則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認識，它有一種使人不拘出身，各盡所能，秀異者居上、賢者居上的社會政治理論的涵義。在合乎正道地在社會地位方面上升和合乎尊嚴地在精神境界方面上升的問題上，孔子希望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有教無類」也就是不區別血統、出身、不管其是來自貴族還是非貴族，人們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考慮到古代教育水準與其他機會、與其他人們所欲對象和主要社會資源（名望、權力、財富）的緊密聯繫，這一受教育、或求學的機會平等，在古代就遠比現代意義重大。 總之，孔子的「有教無類」不是簡單提出的一個舉措，而是與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學有著深深的關係，其後隱藏著一種悲天憫人、所有人的人格均為平等、均應享有發展機會的忠恕思想和人道精神，這裡表現出一種具有實質的價值意義的人文精神。孔子並且身體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條打破貴族的文化專利，使學術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個新的不再以出身為標準，而是以學問品德為號召的士人階層的雛形，這種士人階層成了後來兩千年中國社會政治的主幹。 後來成為中國近兩千年學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的「五經」，也是在春秋時期即已由孔子或整理成形、或撰寫已定。「五經」即詩、書、易、禮和春秋。「人文」這個詞也是首見於《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武帝時，五經立於學宮，成為以後學子考核的主要內容，其成績的優劣就作為他們是否能取得官職、以及取得何種官職的基本依據。到南宋時期，朱熹又從五經中分出四書：即從《禮記》中取出「大學」、「中庸」兩篇，加上《論語》和《孟子》，作為五經的初階，他認為四書集五經之精華，士子最適合由四書入聖賢之學並涵泳其中，並在其後半生用了大量心血來反覆撰寫和修改四書的注釋，雖然朱熹晚年亦受到朝廷猜忌和壓抑，死後其著作卻廣為流行，尤其是他分出的四書比五經簡明扼要，而又精心做注，突出了儒學的人文精神，又照顧到五經的內在結構和學者的進路，更被學校、書院廣為採用，至元朝中，科舉考試便主要以四書為最重要、最優先的考試科目，四書既然被置於如此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遂成為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從私學到官學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總之，縱觀中國歷史文化，先秦、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作為一個「軸心時代」，確實是一個基本確定了後來兩千年中國傳統文化基本走向的時期。如果說西方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是一個相當「武化」的封建社會，中國早在春秋戰國之前的封建社會就已經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戰國之後的中國社會中，文化因素對社會等級分層的作用看來就更加重要和明顯了。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社會實際上由一種「血而優則仕」轉變成一種「學而優則仕」了，而由於「學」有文學和德行兩方面的含義，德行又難於作為一種客觀和普遍化的標準，所以到後期甚至變為一種如唐中期進士科的「詩而優則仕」、宋明以後的「文而優則仕」。 所以，傳統中國幾可說就是一個以「學」立國的社會，而這種「學」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學問，它也是以儒家的思想文化為主體。儒家素來重「學」，儒家作為一個學派的正式形成即由於孔子的講學。孔子少年即「志於學」而終身不懈，晚年更以「韋編三絕」的精神，與其弟子從事修《詩》、《書》，訂《禮》、《樂》，贊《易》而作《春秋》的工作，努力承擔了對古代一些最重要的人文經典、政教大典的整理和解釋的重任，使這些官家經典也成為民間之書，成為儒家特有的經典。儒家對它們的解釋成為支配性的解釋，儒家思想客觀上主導了其後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歷史政治。孔子不遇於當時的政治統治階層，然而，通過其「學」，卻為後世綿延數千年的社會政治以及修身為人，風俗教化立下了基本的法則。 《漢書·儒林傳》有言：「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朝之經典，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學」之稱，這是一個更具廣泛性和超越性的稱謂。[iii] 無「學」也可以名道、名隱，名法術之士、陰陽術士，名墨者、農家等，然而，無「學」卻不可以名儒。無「學」儒家無以成其家。儒學首先是一種生命的學問，修身的學問，一種希聖希賢、渴望把自己造就為一個君子，一個有道德和品質高尚的人的學問，並且，在儒家看來，要達到成為君子的目的，主要並不是靠個人純然的天性或一時的頓悟，而必須通過「學」的磨礪。故《論語》首言「學而時習之」，荀子說：「學止乎沒而後止」。歷代儒者從荀子到王安石、到張之洞的文集中，多有勸學篇或勸學詩，學的另一面則是教，中國也向有尊師重教的傳統，而這種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古代選舉推薦和考試的基本標準來看到這一點，尤其是我們觀察考試的主要內容，它不外乎經學（家法、帖經墨義，經疑、經義）與文學（詩賦）。策問及誥、論、表等公牘則可以說是兩者的一個結合或更偏重於經學，其意主要在通經致用，而又須略具文采。但經學又可以說也包括了先秦史學（如章學誠所言「六經皆史」）和子學（自然主要還是儒家學說）。按現代眼光，經學則既是哲學、倫理學，又是政治學、歷史學、包括了人文與社會學科的一些主要領域。在察舉時代，經學、文學稍稍分途，科舉時代，兩者漸漸合一，唐至宋初一段似以文學為主，表裡皆文學；宋元以後漸漸是以經學為主，或者說以經學為里，文學為表，然而錄取中式卻往往還是不能不以「表」（形式）為定。作為經義應試文的八股在次一級的意義上仍然是經學與文學的一種結合，其內容是經學，形式則為文學。故無論按現代文、史、哲的分類，還是按古代經、史、子、集的分類，其內容都可以說主要是人文的學問。 由於政治權力、經濟財富和社會名望等種種資源都與文化教育水準相連，所以，社會上有「一路通，路路通」之謂。而要求「學而優則仕」的結果，則是社會上從上到下都極其鼓勵讀書，讀書也確實給讀書有成者帶來巨大的好處。王安石「勸學文」所說：「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在那個時代並非虛語，並非像現代社會中一樣常常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或鼓勵。中國傳統社會這種圍繞著文化水準上下長期流動的結果大致造成了一個瀰漫著書香的世界，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最具書卷氣的民族，甚至目不識丁者也知「敬惜字紙」，普通鄉民也相當重視教育，省下菜油來讓孩子夜讀，甚至普遍有一種對於文字、文獻的崇拜。雖然這種崇拜在二十世紀遭到重大破壞和打擊，但某些風習甚至流衍至今，在有些山野鄉村仍能看到這種崇拜和文風的遺迹，不管我們對這種現象褒貶如何，這種情況在世界文明史中可說是極其特殊的。 -------------------------------------------------------------------------------- [i] 《孟子·告子下》。 [ii] 《左傳·襄公31年》。 [iii] 先秦出現的其它各家各派則或者無此類稱謂，或者縱有也不顯著和持久。這自然與它們的性質有關，如道家主張「為學日損」，「絕學不教」，而法家、墨家、農家等或偏於政策權術，或偏於實踐應用，都相對缺乏對廣博的人文政教思想學術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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