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簡介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名人傳記

　梁啟超(1873—1929) ，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 政治活動家、 宣傳家、 教育家、 史學家和文學家。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873 年 2月 23 日，梁啟超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　　梁啟超出生的熊子鄉內共有五個村莊，以其茶坑村為最大。村東有山名熊子山，山上有塔叫凌雲塔，又稱龍子塔。塔為七層，建於明代，至今完好，通體磚砌，堊以紫色，挺拔勁秀，狀如鐵筆，俗稱文筆塔。鄉間故老相傳，有了這座文筆塔，才出了梁啟超這樣一位學貫中西的大手筆。　　凌雲塔是梁啟超少年時期常游之地。登上塔頂， 憑欄四眺，視野開闊， 風景如畫。　　南望一水接天，即為崖門出海口。梁氏先世自宋末由福州遷南雄，明末由南雄遷至新會，兩遭亡國之痛，兩次南逃之民，而且皆由異族入侵所致，舉族數百年棲于山谷，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除梁啟超的祖父混上個小小的教諭之外，沒有人做過清朝的官。他的祖父雖然不一定有明確的種族思想，但這種歷史的積澱常浮現於胸中，傳播於子孫。梁啟超自小受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是他與康有為的不同之處。康家屢世做著清朝的大官，其伯族國器曾任廣西巡撫，所以革命排滿之意識無由發生。梁啟超則一度傾向於排滿革命，並最終與康有為分道而行，蓋早種因於此。　　故鄉影響於梁啟超的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這裡地處縣城近郊，離廣州亦不遠，距江門尤近。江門早在明代已成集市。後來葡人占我澳門，江門的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而到英佔香港之後，更成為與省港鼎足而立的大市場了。　　這裡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孕育發展較早的地區。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一出世就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這些地方的許多民族工業都因無力與洋貨競爭，不久就被扼殺在搖籃中了。[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傳記　　看在眼裡，印在心上，這些不能不引起熱愛祖國、 思想敏銳的少年梁啟超的深思。　　當然，對梁啟超影響最直接、 最深刻的還是他的家庭。他的祖父、 父母的言傳身教，對他的一生性格和學業的養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梁啟超的祖父中秀才以前半耕半讀，中秀才以後，買了十幾畝田，隨即均分給他的三個兒子。到啟超父親時，經濟狀況在鄉間屬於中等。他也是半耕半讀，在啟超中舉人以前，家中的幾畝田由他父親自耕。啟超幼年，甚至中了秀才以後，除讀書外，也要參加勞動，有時偷懶，便會遭到父親的訓斥。按當時風氣，中了秀才，即可拿津貼並可在鄉間坐館教書，多不肯下田。惟耕讀人家，則以勞作為美德，藉以保持其淳樸家風。　　啟超的母親姓趙氏，祖父是舉人，幼承家學，頗通文墨，出嫁後以賢孝名於鄉里。她最不允許犯的錯誤是撒謊，啟超曾在《我之為童子時》一文中說自己撒謊後， 「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數。 」　　小啟超在祖父、 父母的耳提面命、 言傳身教下長大，在學業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3、 4歲開始讀 「四書」 ， 5歲以後父親教他中國略史，讀完 「五經」 ， 7 歲學作文， 11 歲考中秀才。梁啟超 7 歲前即讀完四書、 五經，除了要有過目成誦的速度和記憶力外，還要有超人的理解力，真可謂神童之尤。11歲能考上秀才，也是科舉時代罕見的事。　　梁啟超 12 歲學於廣州之呂拔湖先生；13 歲學於佛山陳梅坪先生； 14 歲學於廣州之石星巢先生，肄業於學海堂。三位先生雖非一流學者，但於漢學很有根柢，梁啟超從他們那裡學了不少東西。15 歲入學海堂為正班生，同時又為菊坡、 粵秀、 粵華之院外生。　　當時廣州有五個大書院，為一省之最高學府。它們是： 學海堂、 菊坡精舍、 粵秀書院、 粵華書院、 廣雅書院。五大書院梁啟超一下子就進了四個，可見其求知慾之強烈，以及精力之旺盛。其實廣雅書院也曾打算去，因其制度規定地方長官來院時，全體學生須在門前站班迎接，故不入。此又可見，一種叛逆精神已經在這位超常少年的心中暗暗地發芽滋長。　　學海堂的三年苦讀，使梁啟超由一個 「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問」 的 「神童」 秀才，變為一名飽讀經史子集，精通訓詁詞章的青年學者。他雖已有棄帖括之志，但在那個 「科舉取仕」 的時代，為前途和衣食計，他還不能脫離父、 祖輩辛苦奔走過來的那條老路。1889 年，16 歲的梁啟超參加了廣東鄉試，中第八名舉人。　　當時的主考官是貴州人李端盞，副考官是福建的王仁堪，二人都非常賞識梁啟超的才學，許為大器。李端盞想把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王仁堪也有女待嫁，想招他作女婿。　　李先開口，請王作媒，王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吞回肚裡去。媒人的使命起初似乎並不順利。李家是貴州望族，李端盞時為禮部侍郎，官高位顯，梁啟超的父親認為自己是寒素之家，辭不敢受。這位李侍郎開明坦率的傳話說： 「予固知啟超寒士，但此子終大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顧問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 」 不久，梁李終結良緣。　　中舉後第二年，梁啟超赴京會試，但這次卻沒有考中進士，不過這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反而起了積極的作用，成為他一生中的第一個轉折點。他在《三十自述》中說： 下第歸，適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 《瀛環志略》是曾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繤編著的一本介紹世界各國歷史、 地理概況的書。與魏源的《海國圖志》同為中國近代較早傳播世界知識的專著。梁啟超接觸了這些當時堪稱新鮮的學問，從而使他逐漸地由一個滿腦子 「舊學」 的青年舉子，轉化為一心探求 「新學」 的革新志士。這也為他後來接受康有為的學說，成為維新健將，打下了基礎。　　8 月，梁啟超自京歸來，陳千秋興奮地向他講了拜師經過，梁啟超本來就求學若渴，豈肯放過這個機會 ？ 於是立刻在陳千秋陪同下往謁康有為。這次會見長達 14 小時，梁啟超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思想撞擊，如夢方醒，決然以舉人之尊，拜倒在比他低一個等級的蔭生門下，從而走上了經世致用，救國維新的道路。　　在陳梁的帶動下，徐勤等青年志士亦聞風來投， 1891 年春，康有為正式開設學堂，名曰長興學舍，又稱萬木草堂。韓文舉、 曹泰、 麥孟華、 王覺任、 龍澤厚、 陳和澤等先後聯袂入學，可謂人才濟濟，後來多成為維新運動的骨幹力量。　　在萬木草堂，梁啟超全面接受了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並較多地接觸到當時社會上尚未普遍流行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他在萬木草堂學習了四年，為他以後的政治和學術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92 年夏，梁啟超偕李夫人從北京完婚南歸，鄉居讀書， 於國學書籍而外，更購江南製造局所譯之書，駐外使節日記，以及英人傅蘭雅所輯之《格致彙編》等。1893 年冬講學於東莞。據康有為之《長興學記》改編成《讀書分月課程》，以訓門人。其餘時間仍在萬木草堂。　　1894 年春梁啟超偕夫人入京。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此行本不為會試，頗思假此名號作汗漫遊，以略求天下之人才。 」 因此，與京國名士，多所往還。七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京風聲鶴唳，於是他送李夫人回貴州老家，自己則與一幫年輕朋友討論學問、 治算學、 地理、 歷史等。又眼見日寇逼國門，戰火延中土，亡國之禍，迫在眉睫，而統治集團仍醉生夢死。啟超等四處奔走，呼籲當權者採取措施，以御外侮。怎奈人微言輕，無人肯聽，牢騷發過仍無事可為。乃於十月復回廣東。　　1895 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一年，也是梁啟超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起，他結束了求學生涯，正式走上社會，在風雷激蕩的社會變革舞台上扮演起重要角色。　　這一年三月，康有為率弟子梁啟超等入京會試，但啟超落榜。據說會試總裁徐桐，深惡康有為之學說，預誡事官說，廣東試卷有才氣者必為康有為，一律棄置勿取。副總裁李文田得梁啟超卷，大賞之，但以為是康有為之作，故只得抑而不錄。而康有為順利通過，被賜進士出身。不過，這時候功名對他們來說已經並不重要了，他們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場偉大的政治風暴之中。　　他們此行於 4 月抵京，正當馬關條約簽訂之時，議定中國割讓遼東半島、 台灣及澎湖諸島與日本，並賠款二萬萬兩。消息傳來，舉國大嘩，會試舉子，義憤滿懷，無不引為奇恥大辱。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啟超乃日夜奔走，號召聯名上書論國事。廣東、 湖南於 4 月 22 日聯名先上，各省從之，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康有為見士氣可用，便約請18 省舉人 1200餘名集會。康有為發表了激昂的演講，大家公推康有為起草上書，康有為一晝二夜草萬言書，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遷都，三曰變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為歸。由梁啟超、 麥孟華分頭謄清，於 5 月2 日呈送朝廷。這就是震動朝野的 「公車上書。 」 清制，凡舉人進京趕考，稱為在 「公車」 ，舉人上皇帝的請願書，則稱為 「公車上書。 」 但不能直接上達，須由都察院轉奏。這次上書，察院以 「既已用寶，無法挽回」　　為由，拒絕代奏。這次活動，名義嚴正，聲勢浩大，它標誌著資產階級維新運動已經由思想醞釀轉變為實際的社會政治運動，並且一開始就顯示了巨大的輿論力量，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通過這次活動，康有為、 梁啟超也總結了經驗、 教訓，認為要想打開局面，須從製造輿論和組織團體兩方面入手。於是，經過一番籌備，乃於 8 月17 日創刊《萬國公報》，由梁啟超、 麥孟華主持，每日發表數百字短文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後因與上海英美傳教士團體廣學會的機關刊物重名，便改名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以梁啟超、 汪大燮為主筆。　　在《萬國公報》的宣傳下和康梁的鼓動下，強學會於 11 月正式成立，基本會員有康有為、 梁啟超、 陳熾、 楊銳、 文廷式、 王鵬運、 沈曾植、 袁世凱等20 餘人，帝國大僚翁同騄、孫家鼐等亦參加活動，公推戶部郎中軍機處章京陳熾為會長，梁啟超為書記員，駐會辦事。　　強學會是維新派建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以號召救亡圖存，宣傳變法圖強為宗旨。　　該會每 10 日聚會一次，討論時局，籌劃變法。一些封疆大吏也受此維新思潮的感染，紛紛列名參加，捐款贊助。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直隸總督王文韶各捐款5000 兩。李鴻章表示願捐2000 兩，並申請入會，但他剛簽署了《馬關條約》，被認為是賣國賊，因而被拒絕。李鴻章惱羞成怒，唆使他的兒女親家御史楊崇伊上書，彈劾強學會「植黨營私」 ，攻擊《中外紀聞》 「販賣西學」 ，請求查禁。1896 年1 月 20日，強學會終被禁封。梁啟超個人的服飾書籍也被沒收，他本人也流浪於蕭寺中數月。但他並沒灰心，不久，他被召往上海，創辦《時務報》，從而登上更加廣闊的歷史政治舞台。　　開辦之初，人手缺乏，梁啟超拳打腳踢，獨立支撐，為建立和鞏固這塊陣地作了極大的努力。他曾回憶說： 「計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　　《時務報》為旬刊，共出69 期。創辦之初即有明確的宗旨： 「廣譯五洲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閱者周知全球大勢，熟悉本國近狀」 ，以 「開民智而雪國恥」 。梁啟超則以極大的精力宣傳變法理論，著一長篇文章《變法通議》，全文分 13 章，連載 43期，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變法主張，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綱領性文件。　　在《變法通議》和這以後一系列文章中，面對帝國主義瘋狂侵略和清朝的日益腐敗所造成的民族危機，他大聲疾呼亡國危險 ！ 呼喚人們改弦更張，變法自強，奮起禦侮，救亡圖存。如他在《南學會敘》中說：　　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以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　　這些感情激越，聲淚俱下的文字，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對沉睡的中國起了一種振聾發聵的作用，他宣傳的 「凡在天地間者莫不變」 的公理，凌厲的批判了 「天不變道亦不變」 的頑固理論，在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梁啟超聲名鵲起，《時務報》也風靡海內外，數月之間，發行量上升到 12000 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時務報》後，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驟然興起十餘家，大致悉仿《時務報》。　　梁啟超和《時務報》，在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輿論準備階段作了開路的先鋒。作為維新運動的領袖， 「康、 梁」 並稱，也正起於此時。　　1898 年1 月 22 日，侵佔膠州灣的德國侵略軍破壞即墨縣文廟裡的孔子塑像，將其四體損壞，並挖去雙眼。康有為、 梁啟超等聞訊後，也立即抓住時機，發動了第二次公車上書。尖銳地指出，外國侵略者毀壞先聖先賢之像，實際上是毀滅中國人的愛國心。強烈要求清政府向德政府提出抗議，查辦罪犯。他們還將這份公啟登諸報端，並以公開信的形式在社會上廣為散發，聯絡各省愛國舉子。在此前後，簽名者近 2000 人次。史稱第二次公車上書。這次上書雖以維護孔教為號召，但在當時對激發人民反抗侵略的愛國熱情，起了巨大作用，也為迎來 「百日維新」 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5 月，梁啟超聯合舉人百餘名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和總理衙門都不肯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於北京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此舉，恨啟超如不共戴天。但歷史的潮流畢竟不可抗拒。 「百日維新」 時期， 康有為蒙召見，力言廢科舉事，退後，又進草數折，光緒帝遂兩下諭旨，令鄉會試和童生歲科試皆廢八股改試策論。這在當時，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間的一件大事。　　所謂百日維新，是從6 月 11 日算起，從這一天光緒皇帝頒布了 「明定國是」 詔書，正式開始變法，到9 月 21 日政變發生，共 103天。關於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有關各書多有詳細記載，此不贅述。僅記幾件與梁啟超有關的事，以及他政變後出走的經過。　　7 月3 日，梁啟超亦被召見。君臣談論了倡新學、 譯西書、 興學校等問題。光緒皇帝對他的才學和見識大加獎賞，賜他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7 月中旬，梁啟超上書，歷陳譯書局開辦情形，並呈進已經擬就的譯書章程十條，同時以統籌全局、 請增經費、 請撥開辦費三事為請，均蒙批准。8月底，又上一書，請設立編譯學堂，並請畢業生徒准於學生出身、 書籍報紙准免納稅，亦蒙照準。梁啟超以微員所開之學校，而請學生之出身，實為四千年之創舉。　　在此期間，梁啟超協助康有為奔走策劃，出力甚多， 「百日維新」 期間各大臣關於變法的奏章，幾乎全是康、 梁代寫的。皇帝的上諭則依據這些奏章，甚至連詞句也都取材於康有為進呈各書的按語。　　但是有名無實的光緒皇帝鬥不過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后，無職無權的維新派鬥不過根深蒂固的頑固派。9 月21 日政變發生，不數日，這場表面上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便浸沒在凄凄慘慘的血泊之中了。康有為已事先出京，梁啟超也在日本人的幫助下逃往日本。這時的譚嗣同尚未被捕，但他已下定決心以流血犧牲自己以喚醒國人的改良救國之心，所以為之捐軀。　　當地華僑給了梁啟超巨大的支持，他們很快集資，籌建了一個報館給他，這就是著名的《清議報》。此報創刊於 1898 年 12 月 23 日， 離政變發生才三個月。關於辦報目的，梁啟超在《清議報敘例》中說： 「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 」 《清議報》出滿 100期，到 1901 年11 月 11 日停刊。在這三年里，梁啟超發表了：《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尊皇論》、 《愛國論》、 《少年中國說》等 30 余篇政論文章，《戊戌政變記》、 《中國近十年史論》等專著，《飲冰室自由書》、 《汗漫錄》等專欄作品。這些作品，在 「主持清議」 的旗幟下，猛烈地攻擊慈禧、 榮祿主持下的黑暗朝政，稱他們為 「逆後賊臣」 ，同時也賣力鼓吹「尊皇」 ，力主歸政。此外還大聲疾呼宣傳救亡，並且幫助讀者了解世界大勢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政策，深刻指出中華民族面對的嚴重局勢。進一步宣傳 「民權」 思想，抨擊專制，提倡愛國精神。在 「開發民智」 的旗幟下，多方面介紹並鼓吹西方資產階級的各種思想觀念，包括獨立與合群、 自由與制裁、 自信與虛心、 破壞與成立等資產階級的社會道德規範。幫助廣大知識青年打開了眼界，起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這時的梁啟超，一邊辦報，一邊學習。報上的宣傳，其實就是他學習之所得。他早已看到，日本人自明治維新後學習西方取得了很大成績，西方典籍的精萃也大多被日人翻譯過來，所以他把通過日本人的譯述學習西方理論視為一條捷徑。戊戌政變後，他進一步認識到，中國 「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勢力所衝激、 所驅遣」 ，既無可逃，亦無可避，只有學為國人，學為世界人，才能適應這個大風潮，使中國入於進步之途，獲得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資格。　　簡單地說，支配梁啟超一生學行的有兩大思想主流。戊戌之前，主要是三世之義，接受於康有為，要旨在於從固定已有的傳統文化思想中求變。戊戌後抵日，讀書問學，漸感舊說不敷所用，因而益求助於西學、 西理。他發現民權、 自由、 進化之說實為西方富強之由的三大支柱，便廣泛地宣傳介紹。他自己也常以孟德斯鳩、 達爾文、 盧梭自命，決心擔起開啟民智、 促進改革的責任，終於成為一代卓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宣傳家。　　梁啟超思想之變異，也受到孫中山等革命派的影響。為完成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大業，孫中山曾希望爭取維新派，以圖壯大力量，因而主動進行聯絡。康有為妄自尊大，梁啟超卻頗為積極，在抵日初期，與孫中山等多所往還，並在思想和行動上受到很大影響。　　抵日後，經犬養毅撮合，1899 年5、 6 月間，梁啟超與孫中山、 陳少白在早稻田犬養毅寓所第一次會晤。三人討論合作方法頗詳，天明始散。此次會晤，本也約康有為參加，康借口身奉清帝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往還而未參與。不久之後，中山先生等一行至康寓拜謁。陳少白痛言滿清政府種種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道： 「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 」 梁啟超卻頗違師意，繼續與孫中山來往，二人常大談革命，討論的問題也日益深入。　　梁啟超與孫中山往還日密，漸漸贊成革命。其同學韓文舉、 張智若、 梁子剛等主張尤形激烈。於是有孫、 康兩派合併之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副之。梁啟超畢竟還有些怕老師，便問孫中山： 「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 ？ 孫中山答： 「弟子為會長，為師者，地位豈不更尊。 」 梁啟超悅服。　　這年 7 月，梁啟超組織了一個十二人的團體，叫做 「江島之盟」 ，結盟的原因，一方面是受了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 也許有壯大己派聲勢，以為分庭抗禮之資本的用意在內。但無論如何，江島之盟是為 「猖狂言革」 而設，則是明顯的。　　1899 年夏秋間，康有為離開日本，梁啟超便公開與革命派交往起來，江島之盟的一批人也與革命黨每星期至少聚談兩、 三次，言論也非常激烈，都是革命排滿的論調。一時孫康合作之聲浪起，轟傳於東京橫濱之間。為了擺脫康的羈絆，梁啟超聯合同窗好友13 人致書康有為，請其息影林泉。書去後，各地康徒為之嘩然，指此 13 人為逆徒，呼之曰 「十三太保」 。　　是時，梁啟超的革命意識非常濃厚。他不讓《清議報》刊登保皇會文字，相反地卻發表了一系列的《自由書》和攻擊清廷的文章，《清議報》深受讀者歡迎，據說只有一位女讀者讀後捧報大哭，說是太糟蹋她了，其人即為慈禧。於是懸賞十萬金，購康梁之人頭，又續命劉學詢輦數十萬金至日，必得任公而甘心，並以毀滅《清議報》為其最後目的。劉學詢遂利用日本浪人，放火燒了報館。梁啟超以避至東京得免。　　此時的梁啟超已不用帶有康門印記的 「任庵」 為號，而改曰 「任公」 ，大有脫離南海陣營的趨勢。他還與孫中山合辦了一種雜誌，名《中國秘史》，出版了兩期，專言宋明亡國與洪楊遺事。1899 年8 月，他又在東京主辦高等大同學校，一時有革命思想的青年都被吸引過來，如林圭、 李群、 范源濂，以及過去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蔡鍔、 周寵業、 唐才常、 蔡鍾浩等，都輾轉趕來同他相聚。橫濱大同學校有激進思想的學生，如馮自由、 鄭貫一、 鄭雲漢、 張汝智等，也都轉來追隨任公。此外，唐才常、 章太炎等亦由梁啟超的介紹，分別與孫中山先生相識。他們經常聚會談論革命大業，並且吸引了不少留學生參加，甚至北洋官費生如黎科、 金邦平、 鄭葆丞等，也不顧一切，前來與任公、 中山先生們相會，大膽暢言革命。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梁啟超渡日初期， 的確受到孫中山等革命派很大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這時的梁啟超，與其說是維新派，不如說是革命派。[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傳記　　在當時一些青年的心目中，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不亞於孫中山。如果沒有康有為從中作梗，並強令他離日赴檀香山辦保皇會，其發展正不知何所終極。　　革命的熱情在梁啟超胸中躁動，他看著舊中國的一切都不順眼。他恨不得將整個世界都翻轉過來。所以，在 1899 年到 1902 年間，他接連提出政治革命、 文界革命、 道德革命、 史學革命、 詩界革命、 小說界革命等口號。在政治方面，梁啟超雖然曾經贊成排滿共和，但公開宣傳的主要還是君主立憲，雖然也屬資產階級革命範疇，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在當時中國的情況下，畢竟迂緩難行，終於落在時代主潮之後。道德革命和教育革命遠非朝夕可見成效。只有文學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口碑載道，信而有徵。　　「文界革命」 的口號最早見諸文字是在 1899 年。梁啟超倡導文界革命，一方面要求文章的內容適應時代的需要，一方面要求文章的形式雄效雋快，平易暢達。　　梁啟超新文體的特點，正如他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總結的：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以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竟效之，號 『新文體』 。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 「至是」 ，是指至《新民叢報》和《新小說》雜誌之時，因為新文體在《新民叢報》時期發展到頂峰，且流行於社會，故又稱 「新民體」 。　　由於梁氏新文體的推廣和普及，影響和改變了整整一代文風。吳其昌在《梁啟超》中說： 「就文體改革的功績論，梁氏第十六年來的洗滌與掃蕩，新文體的體制、 風格，乃完全確立。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　　1889 年，也是在《夏威夷遊記》中，梁啟超鮮明地指出： 「中國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 ！」 因為 「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佔盡矣，雖有佳章佳句， 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 ！」 這是方興的資產階級新文學對垂死的封建主義的舊文學的莊嚴宣判。　　「詩界革命」 作為文學運動，策源於北京菜市口附近相鄰的三條小衚衕。夏曾佑、 梁啟超、 譚嗣同三人住在這裡，衡宇望咫尺，他們幾乎天天見面， 在一起談新學，作新詩。　　不過起初的所謂新詩，只是 「扌 尋扯新名詞以自表異」 ， 「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 。直到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中公開提出 「詩界革命」 的口號，並對這一段活動進行了總結，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需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 的新主張，詩界革命才進入一個新階段。同時他在《清議報》上開闢《詩文辭隨錄》，發表新派詩，後來又在《新民叢報》上連載《飲冰室詩話》，標榜新派詩人，奉黃遵憲等為旗手，從而把詩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梁啟超本人不以詩名，作品也不算多。但他早期的詩詞自有一種踔厲風發、 清新鬱勃之氣，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 有強烈的時代感，亦可自成一家。他的詩詞在風格和形式上也縱橫恣肆，雄健豪邁，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有時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詩，說理同抒情相結合是充分發揮了他的個性。　　小說的崛起是近代文學發展到高潮階段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晚清文學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國的小說起源甚早，且有許多古典名著，但在文學觀念上卻不被視為文學正宗。1902 年，梁啟超在新創刊的《新小說》雜誌第 1 號上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認為 「小說有不可思議」 的 「支配人道」 之力，所以，欲攻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這改變了以往鄙薄小說的觀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覺地從事創作和翻譯，從而促成了晚清小說的空前繁榮和普及。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論，強調小說與社會政治的關係，實際上提出了文藝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主張。在當時，是帶有革命性的觀點，能夠適應時代的要求。　　梁啟超倡導的文學革命，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和廣泛的群眾基礎，符合社會與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它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產物，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　　實際上，這場資產階級文學革命比政治革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晚清文學革命運動的意義還在於它給 「五四」 運動前夕的新文化運動以直接之影響，或者說為新文化運動開闢了道路，成為由古代文學到現代文學的過渡橋樑。　　1899 年底，正當梁啟超與孫中山等革命派人士打得火熱，討論兩黨合作，並擬起草章程時，他在萬木草堂的同學，思想較為保守的徐勤向康有為告變，說梁啟超 「漸入 『行者』 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 。康有為前此接到 「十三太保」 要求他 「息影林泉」 的信，已經怒不可遏，現在更以為梁啟超簡直是造反了，立即勒令他速去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梁啟超畢竟是個受傳統文化熏漬很深的人，師命難違，不得不離日赴美。　　在這一階段的兩派鬥爭中，梁啟超扮演了一個兩頭受氣的悲劇角色。屈從康有為，固然不能得到孫中山的諒解； 傾向孫中山，又受到康有為的責罵和同學中一些人的攻擊，內心常在矛盾和痛苦之中。　　就梁啟超個人方面而言，未嘗不是真心言革，直到 1903 年上半年以前，他仍然保持著一種革命的情緒。他在《清議報》、 《新民叢報》等上發表的文章，攻滿洲、 討專制、 批孔教、 輸西學，倡言民權、 自由，鼓吹暗殺、 破壞，激發了人們的革命情緒，成為最終推翻清朝政府的一種間接的助力。　　1902 年，康有為發起成立保教會，梁啟超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論》駁之， 「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 康有為來信指斥，說各地保教之會方興，梁啟超實 「摧其萌櫱」 。梁啟超於四月的 信中指出： 「各地建孔廟、 辦慶誕，無益於事，徒為虛文，浪費金錢而已。 」 還說： 「我寫的文章，常有人以為是先生你的意思，我想辨別之，但這種事可能經常發生，也辨別不過來」 ， 「故以為莫如先生作文發先生之宗旨，以之登於報中，則人之見者，亦可知先生非如後輩者流，好為急激之言矣。 」 這簡直是在將老師的軍了。　　1903 年春，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 赴美洲遊歷。康有為對他近來所辦之事多不滿意， 「誤會」 日深，函責益多。三月十八日，梁啟超在給徐勤的信中表示： 「長者此函責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則至今未改也。 」 「弟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 」　　但是，梁啟超的確善變。這封信後僅過了不到四個月，他在六月二十七日給蔣觀雲的信中說： 「中國之亡，不亡於頑固，而亡於新黨，悲夫 ！ ……然弟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倡革義矣。 」 原來前不久，發生了上海 「蘇報案」 ，鄒容、 章炳麟等入獄，有傳言謂系吳稚暉告密。因此，梁啟超認為新黨腐敗，不足以成事。及至年底從美洲回到日本，乃徹底轉變為排斥革命。　　梁啟超自游新大陸歸來之後，決心捨去革命之論，但沒有找到一條新的救國之路，所以心情很彷徨。這種寂寞與失落之情，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致使他百事散置，連《新民叢報》也停刊半年有餘。黃遵憲經常給他以開解，並於逝世前給梁一項具體行動方案： 「吾以為當避其名而行其實。其宗旨曰陰謀，曰柔道；其方法曰潛移，曰緩進；其權術曰得尺得寸，曰遠交近攻。 」　　梁啟超接受了黃氏之教，採行 「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 的策略，作為後日運籌的大計方針。他與端方、 肅王的交往，不無陰謀；組織政聞社，謀入內地運動，不能不說是柔道；開國會，開咨議局，不能不說是潛移，緩進；聯絡各省人士，與革命對抗，不能不說是遠交近攻。總之，儘管他與革命派在當時各不相容，但對於革命事業的成功，梁啟超在另一途徑上也起了間接贊助之勞。　　所謂另一途徑，總名之曰立憲運動，進行方法大體是：組織政黨，加強宣傳，聯絡朝野人士，發起請願活動。　　梁啟超早有組黨的想法，經過籌備， 1901 年 10 月 17 日於日本東京成立了政聞社。　　他在《政聞社宣言》中標明四條政綱：一是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是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是確立地方自治；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對等之權利。但實際上他們當時所能進行的活動，僅止於請求清政府早開國會和發動地方自治運動而已。政聞社受到革命派和清政府兩方面的反對。成立大會上被革命派搗亂了會場，清政府更於1908 年8 月 13 日明令取締。　　政聞社被查禁後， 梁啟超又與孫洪伊、 徐偉蘇等密組憲友會， 組織地方力量， 於1910 年發動一次比一次激烈的三次請願活動。第三次更是有清政府如再不允所請，不迅速召開國會的話，則他們將提倡革命的言外之意。這惹怒了清廷，立下明諭，勒令代表們出京還里。　　梁啟超在報上的宣傳論調也有所變化。由向政府請願立憲，到公開號召推翻政府。　　迫於大勢，清廷宣布預備於宣統五年立憲， 梁啟超識破騙局，憤忱預言： 「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 『宣統五年』 四字連成之名詞者。 」　　果然，不久便爆發了辛亥革命，宣統僅三年而止。立憲派的主張和活動雖然遭到革命派的反對，但這純屬資產階級內部的論爭。他們都是醉心於資本主義的人。立憲派的請願揭穿了清廷偽立憲的陰謀，把國人以至自己都逼上了支持革命的道路。他們對辛亥革命的醞釀、 發動，在客觀上有很大的影響。而且，立憲派在一定意義上也參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是四川的保路運動，而保路運動正是立憲派發動並領導的。武昌起義後各省宣布獨立，也絕大部分是由立憲派和地方上的紳商官僚發動的，最後迫使清帝退位。　　武昌首義，清廷震駭，乃起用袁世凱組閣，以圖與革命軍對抗。袁內閣曾欲委梁啟超為法部副大臣，梁未就任，但仍幻想著清廷能行憲政，便潛赴大連，與駐灤州之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絡。致電政府，謂憲法須由議院制度，不久事敗離職。另有一位吳祿貞，被命為山西巡撫，亦與梁啟超聯絡，不久被刺身亡。梁啟超失去依託目標，便悄然返日。　　當袁世凱就任民國總統，張君勵致函梁啟超，有謂 「袁黎二派，均非能建設今後之國家者，雖合無益。然長處超然之地，又勢所不能。惟有擇其比較適於建設者，則不如聯袁。數年之後，我們可以造成一大黨，為建設事業之中堅，袁亦將聽命於我。望先生歸來大給合之。 」 這正是梁啟超的夢想。於是他於 1912 年 10 月回國， 不久加入共和黨。　　1913 年5 月，他又鼓動共和、 民主、 統一三黨合併，改稱進步黨，以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等九人為理事。　　起初在國會議員中以國民黨為多數，三黨合併後恰可勢均力敵。待宋教仁遇刺，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參加革命之國會議員有數十人被除名，進步黨勢力反盛。1913 年 9月，袁世凱請熊希齡出組進步黨內閣，熊則請梁啟超出山相助。但梁啟超在袁、 熊爭權的妥協之下，只屈就司法總長之席。　　梁啟超等人在當時確實是想干一番事業的，但是代表封建大地主階級利益的袁世凱不會歡迎他們這樣做，他關心的不是國計民生，而是個人永久的權力。進步黨內閣不過是他對抗國民黨和鞏固個人權力的工具。梁啟超等人也想利用甚至控制袁世凱，但他們既無槍桿，又無地盤，對袁無任何威懾之力。袁世凱則欲取欲奪，遊刃有餘。為了保持同袁世凱的關係，他們反而不得不屈從，逢君之惡。當然他們並不甘心為走狗，及至發現不能合作下去時，熊希齡便於1914 年初辭總理職，梁啟超亦辭司法總長。 「政黨政治」 的美夢再次破滅了。　　梁啟超辭總長職後，曾就任幣制局總裁， 並在貨幣改革上做了一些具體的整頓之事，但仍因得不到袁政府的支持而不得不下台了事。在護國之役前後，他曾反省自己同袁的合作，承認自己 「當時很有點痴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 為國家作些建設。 」 「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 」　　梁啟超這些帶檢討意味的話，不失其政治家的風度，同時也證明他與袁世凱畢竟不是一丘之貉。袁露帝制思想以後，他便毅然決然地投身到反袁護國鬥爭中去了。　　當時全國均已在袁世凱控制之下，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蔡鍔在雲南、 貴州的舊部。　　於是商定，梁啟超留津趕寫文章，堂堂正正進行反對，蔡鍔返京，秘密活動，派人赴雲貴聯絡。　　梁啟超晝夜奮筆，趕寫了一篇萬餘字的大文，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篇文章對袁世凱還是抱著規勸的態度，但反對復辟帝制的旗幟是異常鮮明的。袁世凱聞探此事，便派人持十萬元銀票和十萬元禮品去見他，勸他不要把文章發表，梁啟超當即拒絕，並將其文抄了一份讓其人帶回袁世凱，來人垂頭喪氣地回去了。第二天，袁世凱又派人來感嘆說： 「君亡命已十餘年， 此中況味， 亦既飽嘗， 何必更自苦 ？」 梁啟超一笑說：　　「余寧樂此，不願活於此濁惡空氣中。 」 很快，該文在梁自辦刊物《大中華》上刊登，舉國震動。其時袁方欲收攬人心，不肯興大獄，梁又住在天津租界內，袁世凱恨之入骨也沒辦法。[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傳記　　雲南之事需蔡鍔主持，其時蔡鍔偶感風寒，引發喉疾，遷延多時，日益惡化，乃藉機向袁世凱請假，到天津休養治療。出京後， 11 月底他從醫院潛往梁家，易裝偷行， 經香港輾轉到了雲南。蔡鍔出發後 10 天，梁啟超也偷至大連， 12 月 18 日抵上海， 19 日蔡鍔也達雲南省城。　　在此期間，12 月 10日國民大會投票，全體同意君主立憲，擁袁世凱為皇帝。21 日下令於明年元旦即位，改元洪憲。　　然而蔡鍔的反袁計劃卻遇到一點困難。都督唐繼堯認為小不能敵大， 觀望不前。　　梁啟超在上海接到蔡鍔一封電報後再無消息，正好有一位在馮國璋的將軍府里供事的朋友到上海來，便托他把密碼電報發到雲南去。這封電報既用密碼，又是用南京政府的一等印電發出，雲南方面以為梁啟超已到南京並取得支持，唐繼堯也再不好借口拒絕出兵了。25 日下午，蔡鍔當眾宣讀這份電文，轟轟烈烈的護國之役於 191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打響了。　　但云南宣布起義後的三個多月，除貴州以外，沒有一省響應。蔡鍔率領的護國軍，原計劃直搗重慶，不料走到敘州就被敵軍堵截。與十萬精銳之師相周旋的三千餘飢疲之眾，幸賴蔡鍔的軍事才能和用感人的精神力量鼓舞士兵，才得以維持局面。　　梁啟超在上海也非常著急，原預計最可能響應的第三省廣西，也不見動靜。梁啟超便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廣西都督陸榮廷。陸表示願獨立，但要梁親往主持。怎樣到達廣西 ？ 當時成了嚴重問題。其時袁皇帝 「捕拿梁啟超應當地正法」 的上諭，早已通行各省，經廣東到廣西是不行的。後來設法取得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的幫助，從越南偷渡入桂，一路上，梁啟超吃了不少苦頭，於 3 月 26 日抵南寧。他在香港時，已派湯覺頓等先行入桂，陸榮廷知梁確已出發後，便於 3 月15 日宣布獨立。　　廣西問題解決之後，再進一步便是廣東問題。那時廣東將軍是龍濟光，袁封他作親王，手下又都是帝制黨人。但因大勢所迫， 龍濟光漸漸拿出模稜態度，與已宣布獨立的廣西方面聯繫，請求派人去商量。湯覺頓自願請行，與龍濟光會談一日一夜，龍於 4 月9 日發出獨立的通電。但第二天就變卦，將湯覺頓等人殺害，史稱 「海珠事變。 」　　廣西方面得著凶報，人人痛憤，便舉兵從梧州順流而下，到肇慶，受到鎮實使李耀漢的歡迎，便與龍濟光在肇慶一帶對峙。這時孫中山也回到上海，他手下的健將陳炯明在惠州起兵反袁，龍濟光見腹背受敵，才驚慌起來， 派人前來謝罪。軍中人人知道龍不可靠，決心討伐之。梁啟超也想為自己的得力助手報仇，但考慮到恐袁坐收漁人之利，於是決定忍著仇恨，冒死犯險，親自到廣州去見龍濟光。眾人皆勸阻不了。　　到了廣州，梁啟超直抵龍之總部。龍濟光嚇了一跳，梁啟超苦口婆心的勸談了十幾個鐘頭，還好，龍濟光像是心悅誠服的樣子。第二天晚上，他召集許多軍官，名為梁啟超開歡迎會，實則好似鴻門宴，到會的幾十人，個個挎槍帶劍，如狼似虎，一位大將名叫胡計萱的，在那裡大發議論，起首罵廣東民軍，最後連護國軍也罵上了，鼓著眼睛盯著梁啟超，像又要動手的樣子。梁啟超起初一言不發， 過了二十幾分鐘， 便拍案而起，意氣橫厲，聲如雷鳴的進行駁斥和演說，一個多鐘頭後，在座的人莫不被其氣勢震住的，反動氣焰被壓下去了，那位胡會萱也悄悄地跑了。有些人受了他的感動，散席後過來同他握手致歉。自那一晚後，廣東的獨立便確定下來了。　　此後，浙江、 陝西、 四川、 湖南陸續獨立，蔡鍔之圍也就不解自解了。在舉國一致的聲討下，袁世凱於6 月 5 日憂急而死。南北妥協，軍務院於 7 月 14 日宣告撤銷。梁啟超這段反袁護國的歷史也就宣告結束了。　　反袁鬥爭的勝利，是普天同憤以及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但無可否認，梁啟超作為其中的一個關鍵人物，起了別人所不能代替的關鍵作用，有著突出貢獻。　　本來，護國之役結束後，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多次請梁啟超北上任職，梁則連電婉辭，可見他沒有忘記與蔡鍔定下的 「決不在朝」 的約言。那麼這次為何要就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呢 ？ 他曾在《民國初年之幣制改革》一文中說： 「洪憲以後，我不想再入政界，不過當時一來段芝泉組閣，不得不與之合作，二來見機會太好了，本人確有野心來頓理財政，所以去干財政總長。 」 但是由於軍閥們的破壞，他的計劃又一次落空，無可作為。這位上任不足四個月的財政總長，於11 月 15 日黯然辭職，並從此遠離政界。　　退出政界的梁啟超，於 1918 年初即籌劃赴歐洲遊歷，但年底始成行。其時歐戰結束，協約國在巴黎召開和會，中國派陸征祥等五代表參加，聘梁啟超為特使。這樣，和游便成了公出。他亦確想為國家出力，申正義之主張。行前， 11 月 17 日，他在申報上發表《為請求列席和平會議敬告我支部》。並先後發表幾次演說，望醞釀中的國際聯合會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組織。　　梁啟超到巴黎時，和平會議已經開幕一個月了。他們本來抱著 「公理戰勝強權」 的幻想，希望借參戰國的地位，為國家爭回一部分權利。但是所見的卻只是列強爭奪勝利果實，瓜分殖民地的卑鄙交易。和會產生的 「凡爾賽和約」 ，規定將德國前在山東的權利交給日本。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梁啟超一方面在巴黎利用社交場合向世界呼籲，一方面向國內連續發電警告政府，要求命令代表勿使簽字。後來山東問題移至華盛頓會議解決，山東終於歸還中國，不簽字乃見其效。　　1920 年春梁啟超從歐洲歸國，從此進入了一個以著述講學為主要內容的新時期。　　作為一個學術流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 20 年代後登上講壇，著書立說，聲華益茂，留下了一大批值得後人珍視的著作。　　1920 年，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請梁啟超作序。孰料下筆不能自休，一寫即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相等，只好獨立出來，單獨出版，這就是著名的《清代學術概論》。1923年冬，梁啟超在清華講《中國學術史》，搜輯講稿，編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次年出版，為《清代學術概論》之姊妹篇。二書對於探索 17 至 19 世紀的中國思想學術史，至今仍有不可代替的參考價值和史料價值。　　1920 年回國後，梁啟超開始集中地系統地研讀佛經，並圍繞佛學這個專題，先後寫了 30幾萬字的文章，不乏有創見的觀點和有價值的考辨。1920—1921 年期間，他還集中研究過墨子， 1921 年，脫稿《墨子學案》一書，對墨子給以很高的評價，在許多觀點上有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見。　　梁啟超對於中國歷史的興趣是相當廣泛的。他曾有志編寫一部大型綜合的《中國通史》，雖有種種原因而未成，卻也寫下幾十萬字的有關文章。他還立志編著一部包羅萬象的《中國文化史》，只可惜天不假年，僅留下一份草擬的全書目錄。　　他不僅致力於實際歷史問題的研究，而且重視史學理論的建樹。早在 20 世紀初，梁啟超就寫了《中國史敘論》、 《新史學》等著作。1921 年，他在南開大學講《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年將講義整理出版。1926 年又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這兩部書是梁啟超歷史理論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經典。[名人故事] 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傳記　　在這一時期內，梁啟超進行了一些純文學的理論和實際研究，並留下一批可貴的成果。梁啟超之講學、 著述，不僅以全心為之，而且以全力為之，刻苦勤勉，無時或怠。晚年多病還常帶病登堂，或至嘔血。　　1927 年以便血病到協和醫院求治，醫生首謂病灶在牙，盡拔其牙；繼謂病灶在腎，又割去一腎，從此委頓，精力大減。至 1928 年下半年，病益加劇，然仍不肯休息，卧病榻猶著《辛稼軒年譜》以自遣。1929 年1 月 19 日他因病溘然長逝，享年 56歲。　　梁啟超曾有一句名言： 「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席」 ，他真的做到了。他的這種孜孜不倦，埋頭苦求、 艱苦卓絕、 自強不息的治學精神，真可以垂範後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