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玄奘到唐僧——《西遊記》成書略談 文匯學人;專題

左圖：榆林窟3窟唐僧取經壁畫西夏蔡鐵鷹一部《西遊記》，演繹了長達九百年的文化交融過程。從玄奘到唐僧，貫穿了一個不變的主題——取經，其內蘊則是對信念的執著，對理想的追求，這是中國人的價值觀。藉助於佛教題材、道教營養、儒教規則的融合和吳承恩的文學天賦，《西遊記》最終登上了世界文學的殿堂。大唐貞觀十九年春正月,一位從印度求學回來的僧人轟動了長安。僧人入城的這一天，長安的官民百姓填街塞巷數十里，沿途佇立，爭相瞻仰這位僧人的儀容和他帶回的經卷法器，其盛況絲毫不遜於剛剛過去的上元賞燈佳節。僧人法名玄奘——17年前他違反朝廷禁令，冒著被抓捕的危險，混在難民中走出長安，踏上了向西而去的求學之路；如今他學成歸來，成了全民崇拜的偶像。20多年後他逝世時，為他送葬的官民達100多萬人，在白鹿原墓地守夜的竟然有5萬多人。從那時起，他求學的故事開始流傳，在官員文人的筆記里，在百姓大眾的傳聞里，在寺廟僧人的功課里。漸漸地，遙遠而模糊的印度被誇張為佛祖的「西天靈山」，為探索佛教精義的求學被簡化為「取經」，沿途經歷的艱難險阻被描繪成「妖魔」，事件的主人公也由玄奘演變為神化的「唐僧」——源自西域人口中的「大唐之僧」。900年後，吳承恩為散漫流行的故事做了最後的修飾，故事就此定型，即今日所見之《西遊記》。唐初：真人演繹，玄奘事迹故事化整個事件的操手是唐太宗李世民。玄奘從印度回國後，到了古絲路重鎮、今日新疆的和田，休整的同時他給李世民寫了封信，為自己17年前「違規潛逃」表示道歉，因為大唐立國之初，為了防範突厥部族入侵滋事，曾有過不準擅自通行西域的詔令。玄奘希望朝廷能理解自己過去的無奈選擇，准允他回國。信中還簡要敘述了自己西行印度、行程5萬餘里所經歷的種種艱難險阻，以及在印度周遊各國的求學經歷。信通過駝隊送到了當時正在洛陽布置征討高麗事務的李世民的案頭。讀罷，李世民被這位僧人的求學經歷打動了：他深知西行路途是何等不易，如果沒有十分的毅力，穿越浩瀚的沙漠戈壁、翻過終年積雪的天山，都是不可能的；他也充分理解玄奘孤身—人在異鄉求學的艱難，如果沒有十二分的執著，僅語言文化的隔膜、生活習俗的不同，便足以讓人半途而廢。於是他親自給這名法號玄奘的僧人回信,尊其為法師，並告訴玄奘：聽說法師西行歸來，我非常高興，已命令沿途的官員迎接護送，請法師速來與我相見。在之後的20多年中，朝廷給了玄奘的譯經事業諸多必要的支持，李世民、李治父子與玄奘過從甚密。有人認為，李世民表現出的對玄奘的厚愛是宗教利用。這貌似有理，但其實李世民並不篤信佛教，他曾宣布大唐天子姓李，是老子的後代，所以佛道兩家的排名應是先道後佛；他也曾告訴玄奘，那些為佛經命名慶賀的事就免了。他在《大唐三藏聖教序》里用四個字評價了玄奘的取經之行：「誠重勞輕」。就是說：（玄奘）歷經的艱難險阻並非不可複製，但取經求學的精神值得尊重。可以說，玄奘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取經的具體價值而成為一種精神意義。英雄是什麼？就是有能力實現理想的人。崇拜英雄,就是玄奘事迹故事化的初心，也是題材賦予《西遊記》的歷史規定性。後來的故事，不管如何演變，萬變不離其宗。從文學的角度講，追求理想，執著信念，就是《西遊記》的根基。晚唐：佛教宣揚，出現護法猴行者在洛陽，李世民除仔細詢問了玄奘17年的求學行程外，還對他提出兩條要求：一是還俗做官為國家效力；二是將西行經歷寫出來供朝廷以後經營西域參考。第一條，被玄奘婉拒了；第二條，玄奘接受了，他在第二年完成了記載西域山川民俗的《大唐西域記》（簡稱《西域記》），呈給了唐太宗。在譯經之事上，唐太宗給予了許多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從全國調集了一批有一定佛學造詣且文字功夫深厚的僧人和官員，作為玄奘的弟子參加譯經。其中一位叫慧立的弟子與玄奘朝夕相處20年，在玄奘去世後，將平時聽到的《大唐西域記》沒有記載的玄奘身世事迹作了記錄整理，成書五卷。慧立去世後，玄奘的另一位弟子彥悰對慧立的記錄重新梳理，又補充了玄奘回國後譯經直到去世的經歷，又成書五卷，然後將這十卷書合併，定名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簡稱《慈恩傳》）。《慈恩傳》被梁啟超譽為「古今所有名人傳記中，價值應推第一」。《西域記》和《慈恩傳》是《西遊記》取經故事的主要源頭之一，很多故事的雛形都在這兩本書里。1980年前後，敦煌學的研究者們在敦煌附近的榆林窟發現了兩幅已經故事化了的唐僧取經壁畫，後來在東千佛洞又發現一幅，三幅壁畫大同小異，畫面都是唐僧取經歸來，站在崖邊禮佛，身旁有個毛頭毛腦的猴子牽馬隨行，白馬身上馱了經卷。雖然畫面形成的時間可以判斷是在西夏初期，但故事的出現應該更早。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100年前研究者曾發現過一本《大唐三藏取經記》，說唐僧取經途中，一個自稱「花果山銅頭鐵額獼猴王」的「白衣秀才」主動隨行護法，後來一眾便稱其為猴行者；在猴行者的幫助下，唐僧歷經千山萬水，終於取得真經。這本書的性質曾經有過爭議，但就在1980年，有若干位學者從語法、用詞、習俗、文體等不同的角度出發，同時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是晚唐五代西北寺廟裡的「俗講」。（作者註：佛教很重視教義的宣傳，比較專業的面向僧眾的叫「僧講」，面向普通信眾比較通俗的叫「俗講」。）這兩件事可以相互印證，說明了唐僧取經已經完成了故事化的第一步：這些故事大約在晚唐已經出現，且與佛教的教義宣講有關，應該是寺院「俗講」的教材。故事階段性的顯著標志是：猴行者，他的身份職責是護法！這很重要。宋金：世俗故事，取經隊伍完整化大約二三百年後，在宋金時期，唐僧取經的故事傳入了民間。1985年，山西省文化廳在上黨地區發現了一本《禮節傳簿》（全稱《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豐富了很多唐僧取經的故事。話題要扯遠一些。山西一帶昔日祭神的風氣甚濃，村民們每年都要按照神廟的傳統祀神節日舉行活動。每一地區的迎神賽社在形式上、組織上都有一套程式規矩，規模龐大，儀式繁雜。操持祀神的核心人物是科頭與儀式的主禮生——俗稱陰陽先生的堪輿家。堪輿家一般都是世代相傳的，他們手中多有件記錄各種祭賽規格、儀式的秩序冊，也就是《禮節傳簿》。儘管賽社活動抗戰時期已經停止，此後又經歷劫難，但這本傳家寶式的《禮節傳簿》還是被藏在舊棉絮里保存了下來。《禮節傳簿》是賽社完整運作儀程的記錄，包括各項祭賽活動的程序、內容，詳細到每天、每項活動由誰主持，穿什麼衣，說什麼詞；每天祭什麼神，供什麼食，演什麼戲。我們看到的這本《禮節傳簿》，不僅排演了一場隊戲《唐僧西天取經》，而且還保留了它的劇情提示單：唐太宗駕，唐十宰相，唐僧領孫悟恐（空）、朱悟能、沙悟凈、白馬，行至師陀國；黑熊精盜錦蘭袈沙；八百里黃風大王，靈吉菩薩，飛龍柱杖；前至寶象國，黃袍郎君、繡花公主；鎮元大仙獻人蔘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多目妖怪一百隻眼，蒕波降金光霞佩；觀音菩薩，木叉行者，孩兒妖精；到車遲國，天仙，李天王，哪叱太子降地勇，六丁六甲將軍；到烏雞國，文殊菩薩降獅子精；八百里，小羅女鐵扇子，山神，牛魔王；萬歲宮主，胡王宮主，九頭附馬，夜又（叉）；到女兒國；蠍子精，昂日兔；下降觀音張伏兒起僧伽帽頻波國；西番大使，降龍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薩，阿難，伽舍、十八羅漢，西天王，護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嶽，四讀，七星、九曜，千山真君，四海龍王，東嶽帝君，四海龍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釋伽沃，上，散。這個劇本與《大唐三藏取經記》相比，取經故事更為完整：從「唐太宗駕」到「到西天雷音寺」，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劇本中不僅有孫悟空，還有朱悟能、沙悟凈、白馬。說到這裡，我們還要介紹一件不久前剛剛發現的一幅由四人一馬構成的取經隊伍石刻圖：圖上的孫悟空頭戴「東坡巾」。東坡巾據說是由蘇軾發明的，流行於宋金時期，但入元後便基本消失。這幅圖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證明了時代——宋金；二是證明了故事的進化——形成了隊伍。但這個劇本里缺少一位重要的人物：鬧天宮的齊天大聖。「齊天大聖」的姍姍來遲，又引出若干話題。宋元：道教融入，兩隻猴子被「合體」魯迅曾經認為，孫悟空的文化靈感來源於中國古代眾多的猴精故事，尤其受到淮水水怪無支祈的影響——他的觀點後來被稱為「本土說」或者「國產說」。對此，胡適表達過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孫悟空的主要影響來源於印度文化，受了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影響——他的話被稱為「外來說」或者「進口說」。我曾說他們二位就像盲人摸象，摸到耳朵的說大象像扇子，摸到腿的說大象像柱子。這並非故意不恭，殆因孫悟空身上，既有外來文化的影響，也有本土文化的血脈。不過，這兩種文化的影響發生在不同階段，兩位大師限於當時的條件分別看到了兩種文化在不同階段的影響，所以各執一詞。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確認，最後定型的孫悟空，系兩隻猴拼合而成：一隻是佛教猴，叫孫悟空或者猴行者，以護法為職責；一隻是道教猴，叫齊天大聖，以頑劣鬧事吸引眼球，是《西遊記》大鬧天宮的主角。齊天大聖的登場發生在元代，以當時的雜劇《西遊記》為代表。這個劇本中的故事和現在的《西遊記》略有不同，說的是有一個翻江倒海、佔山為王的惡猴家族，老大叫齊天大聖，老二叫通天大聖，弟弟叫耍耍三郎，還有兩位叫老母的姐妹。這位齊天大聖神通廣大，曾經大鬧天宮，偷仙桃御酒，又強奪人家女子為壓寨夫人，後來被觀音與二郎神收服，追隨唐僧去了西天。迄今這數百年來，這位大聖的出現並沒有成為新聞，因為它被安排得很巧妙，就像是為原來的護法大神孫悟空加了一段前傳。但在幾年前，這件事忽然引起了各方關注。原因是福建順昌縣博物館館長王益民聲稱，在該縣寶峰山頂發現了孫悟空的墓地墓碑，因此他認為孫悟空的老家在福建。有關報道見諸媒體，公眾喧嘩。喧囂過後，其合理的內涵開始顯現：首先，這塊祭祀碑——不是墓碑——可以確認是元代的；其次，當地這樣的祭祀遺物竟然很多，僅在順昌就陸續發現了100多處，從宋元到明清都有；第三，這位齊天大聖事實上和《西遊記》取經故事毫無關係，竟然別是一家。這時候，學者們若有所悟，想起齊天大聖早在宋代的話本《陳巡檢梅嶺失妻》和元代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中就出現了，而且確實與取經沒有任何關係。現在看來，號稱「齊天大聖」帶有道教文化或本土文化色彩的猴精家族，並不依附《西遊記》，他們自成體系，早已存在，只是在元代楊景賢整理《西遊記》雜劇時，被加進了取經故事。道教猴齊天大聖為什麼會被加進去取經故事呢？研究者們發現，這和時代背景下的文化爭鬥及交融有關。前面說過，最初的取經故事屬於佛教文化，主要在北方流傳。但北宋被金所滅，以臨安為首都的南宋就此誕生。南宋的文化主流是逃亡江南的中原人，在他們帶去的中原文化中也包括了唐僧取經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看到《大唐三藏取經記》臨安翻刻本的原因。在南方，道教的勢力可以與佛教抗衡，佛教的宣傳品必然會遇到道教的抵抗。對於唐僧取經的故事，佛教徒採用的辦法是：我不能消滅你，就為你塗上我的色彩。尤其在道教中，恰恰也有一隻渾身故事的猴「齊天大聖」。於是，就有人把傳統的「唐僧取經」改成了帶有道教色彩的「西遊」，為孫悟空增加了一個道教的名號「齊天大聖」，大聖鬧天宮的故事也自然成了孫悟空的前傳。胡適與魯迅之所以各執一詞，就是因為胡適看到的，是這隻猴外來的佛性的一面；魯迅看到的，是這隻猴本土的道性的一面。這也許可以解釋愛好者們的一個疑問：為啥孫悟空大鬧天宮時，普天神將概莫能敵，但到了西天路上，隨便一個妖都能折騰得他頭疼，非得找菩薩或者佛祖幫忙？這就是拼合的痕迹。鬧天宮和護法取經的，原本就是不同的猴：大聖就是道教中造反的猴，無法無天是其本性，鬧天宮是他的故事；悟空是佛家中護法猴，通過他彰顯佛祖法力才是故事本意，他的本領太大，佛祖往哪兒放？兩者當然不能一個樣。明代：儒學思想，故事書終成巨著唐僧取經的題材猶如一塊美玉，數百年來經過了不同工藝的雕刻，但能成為傳世巨作，是因為吳承恩的出場。吳承恩（1506-1582），明代淮安府人，出生於一個在儒和商之間翻騰的窮孤家庭。他自幼聰慧過人，有神童之稱，大約16歲時進學——中了秀才，得到督學使者即省里最高學官「得一第如拾芥」的考語。那時的淮安府，正是歷史上科舉最盛的階段，吳承恩的同學中，中進士的有六七位，其中狀元兩個半，官職最高的李春芳做到了隆慶朝的首輔。但是學中翹楚吳承恩的仕途卻不順暢，參加鄉試次次鎩羽而歸，在將近60歲時才藉助於好友李春芳的幫助，謀了個長興縣丞的職位。而後，他又受官場內鬥牽連，出任湖北蘄州荊王府的教育官員紀善一職。在王府任職期間，他完成了《西遊記》的整理定型。有人認為吳承恩的仕途蹭蹬乃是由於官場黑暗，考官不公，用語過激等等原因，然後由於對社會不滿，才想到去寫《西遊記》。這個思路，太簡單化、模式化。約在35歲到40歲之間，吳承恩一邊應付鄉試，一邊寫了一本志怪小說《禹鼎志》，此書已經亡佚，但序言還在，它向我們展示了吳承恩一些完全沒有在其他文獻里出現過的生活狀態。他說自己從小喜歡神怪故事，經常偷偷買一些不能拿上檯面的傳奇志怪小說，怕父親和老師發現呵責，就會找地方躲起來偷偷讀。儘管早就想模仿著寫一本，但由於功課繁忙，直到今天願望才得以實現。我們不知道吳承恩用什麼方法掩蓋了自己的興趣，在表面上維持了奮發上進的形象，而他的內心深處，自始至終對舉業是抵觸的。他想幹什麼呢？還是要說《禹鼎志》。禹鼎本身是一個次生神話故事，說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為受人尊敬的部落聯盟領袖。他用天下各州進貢的青銅鑄成九隻鼎，在鼎上刻上了「魑魅魍魎」的圖案，以便讓百姓有所警惕。在《禹鼎志》的序中，吳承恩交待自己寫作的目的，就是承襲昔日大禹鑄鼎的最初意願——「寫形魑魅，欲使民違弗若」。就具體寫作來說，「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儘管他在序中寫：「因竊自笑，斯蓋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在這貌似玩笑話的背後，卻是他的道義責任感——「國史非余敢議，野史氏其何讓焉」。吳承恩不具備修編國史的身份資格，但他認為做一個「野史氏」則是他的權利，也是他的責任，而他是不會躲避這種責任和權利的——「其何讓焉」！現在我們再看《西遊記》經過吳承恩之手的變化。首先，看文學變化。《西遊記》能夠躋身世界名著行列，和吳承恩在文學上的改造是分不開的。《西遊記》號稱九九八十一難，實際是四十多個故事，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原本就有，但吳承恩作了修飾，如火焰山等；有大約三分之一，是原來初陳梗概，吳承恩作了大幅改進，如車遲國等；另有三分之一出於他的原創，如木仙庵談詩。這個故事的四個風雅精怪吟詩作對的形式，出於唐人筆記《玄怪錄》中的「元無有」，而《玄怪錄》是吳承恩明確說自己很喜歡的一本志怪；其中那種「紅袖添香夜讀書」的風雅，也不是前代和尚道士們能欣賞的。又如玉華國，這是書中唯一國王賢明的藩國，其實就是吳承恩曾經任職的荊王府的寫照。其次，看現實意義。把《西遊記》解讀為兒童作品、神話故事並不錯，但不是全部。唐僧取經故事的核心主題就是對於理想的追求，經過吳承恩之手後，《西遊記》的現實社會意義得到彰顯。比如在比丘國、滅法國等故事中，朝廷佞道成風，道士枉法橫行，都是吳承恩生活的嘉靖朝政治生態的真實寫照。最後，看文化體系。唐僧取經故事的題材源於佛教，在演變過程中得到道家文化的滋潤，但最後能夠成為經典，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吳承恩賦予了它儒學思想體系的道德根本、生活規則、審美意識。這其實是吳承恩最大的功勞，也是《西遊記》能融入社會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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