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該如何寫？

中國新詩該如何寫？ 2015-02-19 06:58閱讀： 中國新詩該如何寫？尹才幹中國新詩該如何寫？寫下這個題目，不少人看了一定會認為我在發怪論。中國新詩誕生快到100年了，難道今天的詩人們還不知道該怎麼寫嗎？這樣的命題，難道還有探討的必要嗎？回答是肯定的。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的歷史已經有幾千年了。從詩經到樂府，到魏、晉、南北朝，到唐、宋，再到元、明、清，都是在古典詩、詞、曲中發展演繹，講究「鍊字、鍊句、韻律、意境的營造」等，形成了厚重的中國古典詩、詞、曲風格，具有濃郁的「中華民族性」。但是到了民國，特別是五四以來，大量西方「新詩」傳入中國，對中國古典詩詞曲風格進行了否定。不少人打出了反傳統的旗號，要求向古典漢語文化徹底告別，將古典詩詞曲埋葬以換得「新詩」的誕生。1918年元月，改版後的《新青年》第4卷第1期，全部採用白話文，顯示出堅決的徹底的「文學革命性」。從此，大量地引進西方詩學，詩歌創作走上了「中西結合」的道路。時至今日，中國新詩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百花園中極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質量、讀者數量與滿意度，卻遠遠比不上小說、散文等其他當代文學品種。《人民網》在報道余秀華走紅現象時說：「中國原本是詩歌的國度，可現在大眾對詩歌卻越來越陌生了」。為什麼會越來越陌生？思考過沒有？為什麼難再現汪國真式的狂熱情景？有人說：「讀不懂是現代詩的本質，亂搭配是現代詩的法寶。」其中主要的問題，出在新詩的語言與形式。語言深受「我手寫我口」的觀念影響，以致新詩的辭藻缺乏漢語文學語言所特有的「形象美」與深厚的「境界」內涵；形式深受「散文化」的影響，語言排列的形式散漫而無節制，既無外在節奏，也無內在韻律，形如分行的散文。今天看來，這種以消滅傳統為新生的前提是幼稚的和不明智的,在大中華這個古老詩國的大地上是行不通的。要解決這些問題，讓新詩走出缺失讀者的困境，找到一條回歸大眾的光明大道，有必要對中國新詩進行重新定義：中國新詩應該是用一種富於張力的凝練的文學語言反映社會現實、抒發詩人（或大眾）心境的意象符號，是一種或含蓄深沉、或悠揚明快等多元的天籟之音，是一幅幅圖畫大體整齊地組接在一起的靈動的建築文本,是一種具有中華詩歌胎記的藝術明珠。「立足本來，借鑒外來，開創未來」應該是中國新詩發展的堅持不懈的唯一方向。由此，強調四個問題：一、新詩，必須具有中國風骨。從中國新詩的歷史看，它誕生於第一次中西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文化交匯之時，在「合理借鑒」西方詩歌長處中得以發展，雖然它們的血管里流趟著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義大利等西方國家眾多流派的著名詩人的血液，但仍以中華詩意語言為母體，具有鮮明的中國詩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大家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馮至等人，他們的作品無不如此。從中國新詩的現實看，一些詩人沒有把握好「合理借鑒」的尺度，成了惡性的「全盤西化」，成了西方現代詩派的低劣仿製品，遭到中華億萬讀者的拋棄，就成了必然。中國的新詩，它的模式是多元的，它可以是格律體，也可以是泛格律體，也可以是自由體（參看尹才幹《淺談中國新詩的發展》）。它不排斥包括世界一切現代派在內的任何一種形式，但它離不開中華的民族語言、思維方式、審美心理、精神內核等，無論怎樣變化，怎樣合理地有機地借鑒，它必須是具有中國風骨的民族化的詩歌，簡言之，它必須是「中國牌詩歌」。二、新詩，必須反映大眾心聲。詩歌起源於民間，是沒有異議的。「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為民之聲，也是大家公認的。中國詩歌史上，有生命力的還是民歌，和那些與大眾七情六慾（或者說愛好和需要）相通的文人詩歌。怎樣的詩歌，才反映了大眾心聲，才是屬於人民大眾的呢？首先，它的內容反映的是大眾豐富五彩的生活，思想健康向上、給大眾以啟迪。其次，它的形式必須符合大眾的閱讀心理和欣賞習慣。第三，它必須是大眾讀得懂、大眾能接受的。有的「新詩」，「新」得如同天書、謎語，高校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和寫了多年詩的詩人，都讀不懂，大眾怎能讀懂呢，怎能接受呢？有人說，我的詩是很先鋒的，是高層次的，是面向天空的，不是面向大地的，是給未來世紀的人看的，是西方派。現代人都讀不懂的詩，未來世紀的人能否讀懂，這還是個謎。筆者認為，無論是什麼流派，只要是反映大眾心聲的，為大眾所能讀懂的就是好詩，我們都能接受傳誦。我們的新詩也必須以服務人民大眾為創作導向，堅持走民族化、大眾化、創新化的道路。三、新詩，必須具有詩歌的特質。無論是什麼詩，只要說是詩，就必須具有詩歌的特質，新詩也不例外。中國新詩，必須有中國詩歌的特質。詩人選擇什麼體式做詩，是自由的；對於詩與非詩的選擇，卻是不自由的。如允許選擇非詩，那他創作出來的作品就不能叫「詩」了。不論什麼流派、風格和方法，「詩質」都是共同基礎，是從各個方面對「詩質」的豐富，而絕對不是對「詩質」的消解與毀壞。就語言而言，並不是所有的語言都能入詩，必須對語言進行詩化處理後才能升華為詩的語言。不是所有的分行文字，都可以稱之為詩歌，也不是所有寫分行文字的人，都可以稱之為詩人。詩壇歷來都主張寬容，主張兼收並蓄，主張百花齊放，都是對「詩質」而言的，是不包括非詩贗品的。「詩」與「非詩」永遠是對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國新詩要想回歸中華大眾，就必須認真地進行民族化思考；中國新詩要走向世界，也必須深深地進行民族化思考，因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國新詩，必須是有中國風骨的，是中國大眾喜聞樂見的具有「詩質」的真詩。四、新詩，必須與時代同步。新詩必須反映時代精神，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必須與讀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做到詩人有讀者，作品有市場，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新詩發展的目標。這裡的「時代」指的就是做詩時的「當時」，意即詩人用「當時」的眼光審視民族歷史沉澱，審視大千世界，審視社會萬象，擔負起歷史和現實的責任，擔負起人類命運和大眾精神的思考，在傳承中國詩歌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利用新詩自身所特有的優勢（不拘平仄，適當用韻，情感濃烈，語言凝練深刻、大體整齊，又相對靈活、自由），來表達和抒發時代的精神，來引領和傳播社會的聲音，給大眾以感染，從而發揮除舊布新、激濁揚清、點化心靈的作用。尤其是現代新詩詞（又稱泛格律新詩），創作不能太古板，太墨守成規，要緊隨潮流，跟上時代步伐，把握群眾口味，靈活運用大量的時代語言，才有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放開古韻格律隨心所欲去寫，講究詩境、詞義的內涵，注重氣韻、格調的營造，也許會更受廣大群眾歡迎。新詩如舒婷《致橡樹》、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園六詠》、楊牧《我是青年》、駱耕野《不滿》、北島《回答》、梁小斌《雪白的牆》、顧城《遠與近》、海子《亞洲銅》、童光輝《丹頂鶴》、西川《眺望》、路也《山上》、柏樺《表達》、韓東《有關大雁塔》、于堅《尚義街六號》、翟永明《母親》、臧棣《愛情植物》、紀弦《傍晚的家》、洛夫《邊界望鄉》、余光中《鄉愁》等；現代新詩詞（有的遵循格律，有的打破格律，但句式都相對整齊）如馬識途《桂林妙》、李成軒《啤酒風情》《印山公園》、童光輝《嘉陵秋水篇》《皇澤寺》《蓬萊》、周嘯天《將進茶》《畢節行》、霍松林《八十述懷》、尹賢《張自忠揮淚斬二勇》《謁海瑞墓》、陳嘉棣《某地掃盲記》、滕偉明《重慶棒棒軍》、尹才幹《方向雜詩》《時光嘆》《浪》《秋葉》等，讀後覺得耳目一新，不斷產生情感共鳴，不斷獲得審美力量。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力作太少。2015年2月19日凌晨速成於嘉陵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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