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貴：中東大變局艱難演進

從2010年底開始的中東大變局，經過一年有餘的快速發展，已經把整個地區拖入新的動蕩、轉型和重塑時期，一些重要趨勢逐步形成並日顯突出。　　一、多國政局持續變動，地區動蕩呈長期化趨勢　　這輪大變局至今已經衝擊整個地區，在二十多個國家引發不同程度的動蕩和變革。突尼西亞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利比亞卡扎菲政府和葉門薩利赫政府等4個國家政府已經被更替，並開始通過選舉或尋求通過選舉產生新的議會和政府，重建國家和社會秩序。沙特、約旦、摩洛哥、科威特、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相繼開始推進不同程度的改革，包括以擴大民主和分享權力為主要特點的政治改革、以改善民生和增加就業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改革等，以此來緩解矛盾和穩定政局。敘利亞巴沙爾政府與反對派衝突愈演愈烈，局勢持續緊張，與阿盟尋求內部化解危機之道。美歐對敘繼續保持強大的制裁壓力，力圖以壓促變。伊朗改革派代表人物穆薩維和卡魯比被軟禁，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繼續，醞釀把總統直選制度改為議會選舉總統制度，與美歐等西方國家關係因衝擊英國駐伊使館、擊落美國無人飛機和繼續推進核開發進程而持續緊張。在此前已經發生政府更替的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和葉門等國，各派圍繞未來政治權力分割和國家政治框架繼續角逐，街頭抗議和流血衝突持續不斷。在以改革保穩定的科威特和摩洛哥等國，也多次發生內閣更替。在美國作戰部隊撤離的伊拉克，各派之間的權力爭鬥也有所發展。可以預見，在此輪大變局的衝擊下，中東各國已經開啟了對符合伊斯蘭文明和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的新探求，各種矛盾和力量在全面釋放之後要重新構建某種秩序勢必經歷諸多曲折，特別是認為「革命」不夠徹底或「革命」成果被打折扣的力量可能會不斷走上街頭繼續「革命」而引發動蕩。此外，如果敘利亞和伊朗局勢在持續緊張中進一步發生重大變化，將給整個地區局勢造成更加嚴重的衝擊。　　二、「伊斯蘭主義」力量在多國上台執政，政治影響不斷擴大　　所謂「伊斯蘭主義」，也被稱為「政治伊斯蘭」，是伊斯蘭國家最具代表性、社會基礎最為廣闊的一種政治思潮、政治運動或政治力量，在思想上主張把伊斯蘭作為一種信仰體系，指導當今伊斯蘭世界的權利分配、政治和社會秩序及其運作方式；在實踐上主張把宗教作為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部分辦法，通過取得政權進而改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制度。持這種主張的政治力量，最有代表性的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黎巴嫩的「真主黨」和巴勒斯坦「哈馬斯」等。在歷史上，它們作為中東絕大多數國家政府的反對派，是政府壓制、排斥甚至鎮壓的對象，有的長期處於非法狀態，有的領導人被迫流亡國外。　　與前述中東各國開啟探求符合伊斯蘭文明和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的趨勢相一致，隨著多數國家不同程度地推行或擴大選舉來實現政治重建，伊斯蘭主義力量由此獲得了擴大政治影響力甚至上台執政的比較有利的外部條件。它們紛紛加快政黨化步伐，加緊調整內外政策，尋求以政黨的身份和形象參與政治重建和變革進程，謀取政治權力，以實現長期被壓制的政治理想。2011年10月23日，突尼西亞由加努西領導的「伊斯蘭復興黨」在本?阿里政府垮台之後舉行的首次制憲會議選舉中，贏得超過41%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有望出面組建聯合政府。2011年4月30日，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宣布組建「完全的世俗政黨」即「自由和正義黨」，並在12月5日舉行的「革命」後首次人民議會選舉的首輪投票中獲得36.6%的選票，成為埃及第一大政治力量。摩洛哥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在2011年11月25日提前舉行的立法選舉中，獲得新一屆議會395個議席中的107個，大大超過其他政黨。該黨總書記阿卜杜拉?本?基蘭已被國王穆罕默德六世正式任命為首相。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賈利勒也在宣布全國解放的慶典上表示，「將伊斯蘭教法作為立法的源頭，任何與伊斯蘭教規相矛盾的法律在法律上都將是無效的」，並宣布計劃引入伊斯蘭銀行的做法，遵從禁止利息的原則。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利用緊急狀態法取消帶來的活動空間加緊擴展實力。這些發生政權更替的國家，加上早在2006年1月就贏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絕對多數席位的「哈馬斯」，以及在在2011年6月由黎巴嫩「真主黨」支持出任總理並成功組閣的米卡提政府，已經充分表明伊斯蘭主義的力量正在上升為中東政壇上的主導性力量。除溫和伊斯蘭主義力量之外，「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和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等激進力量也在利用這輪變局帶來的混亂和動蕩壯大力量。正由於此，「基地」組織領導人公開表示支持中東這場大變局。隨著這場變局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國家政局的進一步變化，將為伊斯蘭主義力量擴大影響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進而深刻影響區域內各國國內政治生態和對外關係。　　三、阿拉伯國家聯盟和海灣合作委員會此消彼長，但都力圖發揮更大作用　　在這場大變局的衝擊下和應對變局的過程中，阿盟和海合會在各自重要成員的引領下，對地區局勢的關注點和影響力發生明顯變化。　　阿拉伯國家聯盟（簡稱「阿盟」）成立於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時間最早的地區性國際組織，最初成員只有埃及、伊拉克、約旦、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葉門等7國，如今已擴大為22國，宗旨是加強阿拉伯國家聯合與合作。在阿盟的發展過程中，儘管有過埃及、沙特和伊拉克等國圍繞主導權的爭奪，但總體而言一直是埃及佔據主導地位。由於埃及在此輪變局中率先發生政府更替，過渡政府忙於重建本國政治框架，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難題堆積，自顧不暇，難以對阿盟的工作發揮主導作用。經過利比亞危機的衝擊，阿盟力圖在敘利亞問題的解決上發揮更大作用，通過中止成員國資格和實施制裁等措施迫使巴沙爾政府接受阿盟提出的調解協議，推動在阿盟框架內解決敘危機，以避免西方軍事干預，同時確保和提升阿盟在地區事務中的地位。但由於阿盟並未要求巴沙爾總統下台，這與美歐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目標存在明顯差異，將給阿盟調解作用的發揮構成嚴重挑戰。　　海灣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於1985年5月在阿聯酋阿布扎比成立，成員國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巴林、卡達、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6個國家，總部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宗旨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協調、合作和一體化建設。進入21世紀以來，海合會在加強經濟合作的同時，加強了外交協調和安全合作，努力提升在海灣地區的影響。2001年12月，葉門被批准加入海合會衛生、教育、勞工和社會事務部長理事會等機構，參與海合會部分工作。在此輪變局中，海灣國家儘管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動蕩，但沒有像突尼西亞和埃及那樣發生政權更替。特別是在海合會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沙特，不僅比較及時地採取推進改革、發放就業和民生補貼等措施穩定了國內局勢，而且同阿聯酋和卡達等國一起，支持海合會積極應對地區亂局，包括幫助巴林平定局勢，推動葉門薩利赫政府根據海合會提出的調解方案實現權力和平過渡等。海合會的另一個重要成員卡達更顯活躍，利用半島電視台為中東各國民眾提供輿論支持，甚至為利比亞反對派提供軍事、經濟和輿論幫助。與此同時，海合會還在2011年5月沙特首都利雅得召開的首腦會議上做出擴員決定，宣布將吸納約旦和摩洛哥為新成員，加強與這兩個國家的合作互助。由此，海合會從海灣伸展到地中海東岸和北非地區，從次區域性機制向區域性機制轉變，成為中東君主制國家和遜尼派國家加強合作、應對地區變局的重要平台。2011年12月19日，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在海合會首腦會議上呼籲成員國建立更緊密的統一聯盟關係，以應對不斷增長的外在威脅。如果由此取得進展，那將進一步提升海合會的地位和影響力。　　四、區域內大國加快調整政策，積極擴展地區影響　　中東地區的大國除了前述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國家深陷變局之外，還有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就綜合實力而言堪稱大國）等3個非阿拉伯國家也深受變局影響。面對外部環境的複雜變化，這三個國家加緊調整政策，提升地區地位。　　土耳其外部環境改善，更加註重凸顯其伊斯蘭國家身份，推進與阿拉伯國家關係。土耳其的國際角色獨特，作為北約組織中的伊斯蘭國家，它是北約與伊斯蘭國家發展關係的橋樑；也正是伊斯蘭國家這個身份成為長期妨礙它加入歐盟的重要因素。鑒於此，土耳其在埃爾多安政府的帶領下實施「東向」和「南下」戰略，推進與伊斯蘭國家特別是阿拉伯國家的關係，謀求提升作為中東地區大國的地位。此輪中東變局為土耳其提供了兩方面的有利條件，一是導致伊斯蘭主義力量上升，它們與埃爾多安所屬的伊斯蘭主義色彩較濃的「正義與發展黨」在意識形態上有一定的共同點；二是大變局導致突尼西亞、埃及和利比亞等國政權發生更替，未來的政治制度設計都力圖融合伊斯蘭、民主、現代化等元素，而較好融合這些元素的土耳其的現行政治模式正好為這些國家的政治建設提供了效仿的榜樣。突尼西亞「伊斯蘭復興黨」就主張允許伊斯蘭教進入公共生活，但反對激進伊斯蘭主義，並承諾要推動突尼西亞成為現代化、世俗化多黨制的民主國家。該黨領導人加努西曾公開表示把土耳其視為現代化與伊斯蘭結合的成功典範。在這樣的有利形勢下，土耳其進一步開展地區外交，增強對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影響力明顯提升。　　伊朗面臨的地區環境趨於複雜，變數增多。在伊朗看來，西亞北非的變局是「反對世俗的親西方政權的伊斯蘭起義」。就連昔日的改革派領袖前總統哈塔米也聲稱，「一個基於伊斯蘭原則的新中東正在崛起」。客觀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黎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地區的「哈馬斯」等伊斯蘭主義力量以及利比亞反對世俗政權的軍事力量，在變局應對中的政治影響力都明顯上升，為伊朗利用其在什葉派穆斯林網路和伊斯蘭主義網路這兩個方面的特殊資源和渠道進一步提升地位及擴大影響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但與此同時，如前所述，政治影響上升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卻顯示出更大的借鑒土耳其的政治模式而非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的傾向。沙特及其主導的海合會幫助巴林平定亂局和積極影響葉門政局發展，防止什葉派在這兩個國家上台執政，同時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暗中支持遜尼派與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展開爭奪，這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是為了防止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新月帶」擴展，以對伊朗地區影響力的拓展造成牽制。美國和歐盟力圖通過制裁等手段逼迫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下台以及土耳其等國跟進呼籲，如果最終達到目標，那將使伊朗失去一個重要的中東盟友。　　以色列的安全環境顯著惡化，與阿拉伯國家關係緊張引發衝突的風險增大。作為美國中東政策的支持者和配合以色列封鎖巴勒斯坦「哈馬斯」所在加沙地帶的阿拉伯國家，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反以情緒較高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影響上升，特別是黎巴嫩「真主黨」支持的候選人出任總理組閣；與以色列尚有戈蘭高地爭端的敘利亞局勢更趨動蕩；土耳其因2010年人道主義救援船等一系列事件與以隔閡不斷加深，在對以關係上繼續堅持強硬政策路線；巴勒斯坦積極尋求通過聯合國大會投票表決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其獨立建國，表達對巴以和談難有進展的不滿，增大對以色列的政治壓力。所有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整個地區格局正朝著不利於以色列的方向發展，致使黎以、巴以、敘以、埃以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的多個側面不同程度地陷入緊張，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增大。這顯然是以色列難以接受的現實，迫使內塔尼亞胡政府在保持克制的同時，積極尋求加強軍備以應對局勢變化，並醞釀進行更多的政策調整。特別是隨著伊朗核計劃不斷取得進展，以色列採取行動加以阻止的緊迫性相應上升，因誤判引發重大危機的危險增大。　　以上3個重要國家的政策調整與其他國家的諸多變局錯綜互動，將進一步推動地區格局演變，使整個地區局勢變得更加複雜敏感、難以確定和充滿風險。　　五、美國針對不同國家採取不同政策，竭力避免再度深陷中東　　面對中東愈演愈烈的大變局，國內政治社會矛盾因金融經濟危機影響深化而加劇、國際影響力相對下降的美國，力圖既保持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又避免再度深陷其中，以便將其對外戰略的重心順利轉向亞太。為此，美國在按既定政策結束伊拉克戰爭和開始從阿富汗撤軍的同時，對中東大變局採取所謂支持民主、站在民眾一邊，通過各種手段推動中東各國演變的基本政策。但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美國則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以確保美國在不同國家的不同利益不受損害作為標準，採取多種不同的對策。例如，對政府很快垮台的突尼西亞和埃及，支持其軍方發揮主導作用，同時美國與這兩個國家的各派力量保持密切接觸，通過提供政治和經濟援助，對其民主政治的未來進程施加影響。對巴林，則支持哈馬德國王在外力幫助下彈壓抗議示威民眾，快速平定亂局，確保親美和親沙特的遜尼派政府繼續執政，以及美國在巴林的第五航母艦隊的軍事基地不變。對葉門，為薩利赫提供放棄總統職位之後的安全保障，支持政府權力實現和平過渡，防止「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機構乘勢過度坐大。　　在此過程中，美國無論是使用外交手段，實施經濟制裁，還是使用武力，都更加註重通過多邊機制藉助國際力量，推動西方盟友和地區夥伴走上前台發揮更大作用。對突尼西亞和埃及，推動七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提供更多政治和經濟援助；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推動法、英在北約框架內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授權」下發揮更大作用，並爭取得到了阿盟的支持，只花費20億美元和6個月時間就推翻了卡扎菲政權；對敘利亞，美國在聯合歐盟和加拿大等盟國加強制裁的同時，讓阿盟、土耳其和法國站在前排發揮更大作用，在爭取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未果的情況下，推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譴責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反人類罪的決議；對伊朗，在協調西方盟友加大政治、外交和軍事壓力的同時，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新的制裁決議；對巴林和葉門等國，則支持和推動沙特與卡達及其主導的海灣合作委員會或動用武力、或斡旋調停，以平定局勢或化解僵局。美國如此作為，意在避免再度深陷中東，用儘可能小的代價把美國利益所受損害降到最低限度，同時又繼續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正如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利比亞卡扎菲被擊斃之後所說，這是美國在新形勢下干預全球事務的新「藥方」。　　到目前為止，美國的中東政策仍沿著上述路徑向前推進，但其意圖能否最終順利實現，仍存在兩個重要變數。其一是變局之後在中東相繼獲得主導地位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它們與美國能否相互磨合適應。其二是伊朗繼續堅定地推進核開發計劃，並對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國局勢發展施加影響，以色列是否會對伊朗的核設施實施軍事打擊進而將美國拖入衝突。如果伊斯蘭主義力量主導下的中東多國與美國爆發更多衝突，如果以色列對伊朗的核設施進行打擊或者伊朗與美國的緊張關係激起嚴重衝突，那麼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將再度受到制約，地區局勢也將受到強烈衝擊。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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