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子女政策之弊遠大於利

獨生子女政策之弊遠大於利

梁建章、黃文政

2015年5月30日，金刻羽教授在TEDxChaoyangWomen大會上發表演講《面對中國未來的領袖》（Meet thefuture leaders of China），談及獨生子女一代的特徵和他們對中國和世界未來的意義。金刻羽生於1983年，於2004和2009年分別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和博士學位，2009年至今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

根據網路資料，金刻羽的父親金立群曾任財政部副部長、中投公司監事長、中金公司董事長，2015年8月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候任行長。2012年，金立群和金刻羽聯名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歐洲應向亞洲取經》(Europe should stop arguing and look to Asia)，批評歐洲各國只會沒完沒了地爭吵，建議他們向亞洲學習務實精神。

金刻羽在演講中表示，獨生子女政策提高了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和女性地位，但也坦陳該政策的諸多負面影響。金刻羽是來自中國高層財經官員家庭的獨生女，在中國完成初中學業並在海外接受後續教育，她的觀點在中國城市精英乃至高層官員家庭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鑒於此，我們以此文來述評金刻羽教授的演講。

一、獨生子女是否優於非獨生子女？

金刻羽提到：「計劃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力資本的積累。這一點說起來非常簡單，背後的原因也很簡單。過去，每個城市家庭都有3到4個孩子，現在卻只有一個。平均來講，96%的城市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數量的減少換來的是質量的提升。因此，在我們這一代，每個孩子都獲得了巨大的教育投資。」

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人力資本包括質量和數量兩個方面。在相同的質量下，人力資本與數量成正比。只要質量上升不足以彌補數量的減少，就不能說人力資本會增加。至於質量與數量是否可以換算本身就是問題。比如，中國目前職業高中畢業生供不應求，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則相對困難，很難說一個大學生的人力資本就大於兩個高中生。

人力資本的培育涉及家庭、學校和社會。從家庭因素來看，比起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平均確實獲得了更多的教育投資和父母關愛，也更多地承載了家庭的希望。這點早就為不少研究所證實（如陳科文，1985；風笑天，1992）。但至於這些條件和願望究竟對獨生子女的成長會產生什麼影響，並沒有明確的結論。

有人認為，更多的家庭教育投資提升了孩子的成績，但也有人認為由於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造成孩子心理壓力過大，太早失去童真，不利於保持學習和工作的後勁。還有人擔心，由於缺少兄弟姐妹以及從小更可能被長輩溺愛，獨生子女比較容易產生孤僻、任性、敏感和自私等性格缺陷，缺乏吃苦耐勞、冒險進取和團隊合作精神。

在我們檢索的中文文獻中，並沒有明確的研究結論可以證實，在扣除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等背景因素後，獨生子女在學習成績上要顯著好於非獨生子女。曾滿超（2012）曾研究了山東省濟南市的高考生，發現獨生子女的高考成績要好於非獨生子女，但並不清楚這種差異，是否是因為兩個群體的家庭背景不同所致。黃琳、文東茅（2008）曾比較了首都高校的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狀況，發現獨生子女家庭經濟文化背景優於非獨生子女家庭，在校支出更高，但學習主動性的不足導致他們在學業成績上落後於非獨生子女。

規範性的研究（風笑天，1990、2002；李學斌，1998；肖富群、風笑天，2010）也表明，同一代人中，獨生與非獨生子女的性格特徵各有所長，兩者間的差異比人們預想的要小，很多差異會隨年齡增長逐步消失。中國在城市和農村普遍實行的分別是「一孩」和「一孩半」政策，這種一刀切的方式也使得相應的教育學和社會學研究，無法分辨出政策對整代人的影響。

相比之下，國外對家庭孩子數對學業的影響要更系統和深入。比如，Zajonc（1976）、Taubman和 Behrman（1986）、 Downey（1995）和Joger（2009）等認為，孩子的成績與兄弟姐妹的數量成反比；但至於這種差異究竟是否真的反映了因果關係則存在很大爭論（Guo, VanWey,1999; Downey, 2001）。更不清楚的是，兄弟姐妹數量造成的成績差異是否可以延續到成人階段。

能力的培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拔苗助長也許可以在短期內提高孩子的相對成績，但未必能在宏觀上提升大家的整體能力。微觀有效不一定表示宏觀有利。只有一個孩子時，家庭的希望和投資都會集中在這個孩子身上，不要輸在起跑線會成為常態。但如果所有人都提前偷跑、提前衝刺，那只是徒增大家的壓力，並不能在整體上讓大家跑得更快。如果每家平均兩三個孩子，人們也許不會如此焦慮，養育孩子的方式可能更從容、更健康，孩子的後勁也許更大。

二、計劃生育對人口資本的質量和數量是雙重打擊

總之，學術界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只生育一個孩子會提升孩子的教育水平。更沒有證據說明，只生育一個孩子對人力資本的貢獻要大於生育多個孩子。在多孩家庭中，只要每個孩子都不是太差，父母往往以最優秀的那個孩子為驕傲。獨生子女的成績，即便要好於來自多孩家庭的孩子的平均成績，卻更可能低於多個孩子中成績最好的那個。

根據父母和孩子之間以及兄弟姐妹之間智商的相關性（Kaufman,2009），我們比較了高智商少生家庭與中上智商多生家庭。這裡，高智商家庭是指父母親的智商處於人群中最高的1%水平，中上智商家庭是指父母親的智商處於人群中19%的水平。假設高智商家庭生育1個孩子，而中上智商家庭生育3個孩子，那麼在平均意義上，高智商家庭中唯一孩子的智商要低於中上智商家庭的3個孩子中最聰明的那個孩子。即，少而精的養育方式不如維持數量的優勢更有效。

獨生子女承載著父母對孩子的全部希望，他們從小就面臨著不要輸在起跑線的壓力，這可能會對孩子的身體成長產生消極影響。過去20多年，雖然營養水平在提升，但中國學生的身體素質卻在下降。北京體育大學校長楊樺在2012年的全國政協提案中提到（中國青年網，2012），1985至2010年，中國中小學生肺活量下降了11.4%，大學生下降了近10%。小學生400米跑，初中、高中、大學女生800米跑和男生1000米跑的成績，分別下降了8.2%、10.3%和10.9%。中小學男生引體向上成績降幅達40.4%。

生育限制政策更是大幅降低了家庭的養育效率。按美國農業部（2013）的數據，家庭養育一個、兩個、三個孩子的費用比分別是100、160、187。第三個孩子的費用只相當於第一個孩子的27%，所以養育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費用越高。中國找不到類似的數據，但少子化會降低養育的家庭規模效應確定無疑。

這種效率的損失不僅體現在經濟成本上，也體現在養育經驗的運用上。年輕夫妻在養育頭胎時缺乏經驗，甚至誠惶誠恐；養育第二胎則可用到之前的經驗；到第三胎更輕車熟路。而且，只有一個孩子的父母會緊張、焦慮，常常需要充當孩子的玩伴；多個孩子會在一起玩耍、交流，父母反而不用那麼操心。現在中國城市中小學上下學時，父母接送成為常態。早年每個家庭有幾個孩子可以一起上學，父母接送的情況並不普遍。這點也為規範性的研究證實。

從學校等公共資源的角度來看，生育限制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費。過去一二十年，中國裁併了大量的中小學校。從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間，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5億減少到1.58億，同期全國農村小學則從55萬所減少到26萬所，導致小學生平均上學路程增加4公里。學校數量縮減不僅發生在農村，也發生在城市。比如，從2000年到2012年，雖然北京的常住人口從1382萬增長到2069萬，但小學數量卻從2169所降至1081所，專任教師數量從6.2萬降至4.7萬。

有人會說，學生和學校的減少有利於教育資源的優化。姑且不說關閉大量學校造成多大浪費，就是剩下的所謂優質教育資源，其實也是原先人口較多時所留下的遺產。這種靠遺產得來的優化是被動且不可持續的，更合理的做法是增加教育投入來優化教育資源。學校好壞的關鍵取決於學生和教師的質量和財力。假設一個100萬人口城市擁有2所一流的中學，那麼這個城市的人口降到50萬以後，其最好中學的學生和教師質量及財力，多半比不過人口100萬城市的最好的2所的平均水平。

本文作者之一梁建章曾當面詢問家庭經濟學奠基人，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Becker對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看法。Becker先問中國是不是來不及建學校。在得知中國其實在關閉學校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應該停止了。他的理由是，只要有能力培養人才，就不應減少人口，因為對所有國家來說，人是最寶貴的。當學齡兒童大量減少而不得不裁併學校時，限制生育就不僅在降低人口數量，也在全方位地降低人口質量。

生育限制會加劇老齡化的程度。在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下，中國的老齡化在加速到來，老齡化程度最終可能居全球首位；屆時，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40%。按目前的生育率趨勢，百年之後中國的人口可能降至與美國相當，但年輕人口卻遠少於美國。在相同的人口規模下，一個老態龍鐘的社會在知識更新能力、創造力和向上的動力及活力上都無法與年輕人較多的社會相提並論。長期低生育率會加深老齡化，最終導致平均人口素質快速下降。

中國龐大人口的優勢未被充分發揮出來的原因之一是，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很大程度被排除在現代經濟循環之外。中國城市在家庭收入、教育條件和人文環境上要普遍好於農村。在同樣的天分下，相對於在城市裡生長的與城市生活自然一體的孩子，農村孩子，特別是來自內陸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孩子，在教育背景、消費習慣和從業理念上都有所不同，在長大成人後，往往要經過艱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困難才能融入城市生活，完全進入現代經濟循環。中國的生育限制政策對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更加嚴厲，人為減少了那些成長條件更好的孩子的比例，因而延緩了人口整體素質的提升。

嚴厲的計劃生育導致中國少生了上億孩子，這些孩子很多本來可以出生在中國條件較好的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誰知道這些少生的孩子里本來有多少可能成為國家和民族的棟樑之才？由於嚴格的生育限制及生育觀念的改變，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生育率只有0.8左右，處於全球最低之列。這些城市集中了中國各行各業許多最出色的人才，但在0.8的生育率下，他們的後代則每一代人減少60%以上。換言之，中華民族數千年積累和沉澱下來的最優秀的基因只要兩三代人就會消減得只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

我們相信，如果金刻羽還有弟弟或妹妹，憑著她父母優越的個人條件和家庭環境，以及她本人的榜樣作用，即使弟妹沒有她這麼出色，那十之八九也會遠比世界絕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出色。然而，獨生子女政策完全扼殺了這種可能。

本文作者之一黃文政在哈佛任教時同系有個同事叫蔡天西，生於1977年，22歲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成為哈佛最年輕的教授。她來自浙江一個小鎮，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個哥哥。全家6兄妹有5人獲博士學位，1人獲碩士學位。父親蔡笑晚被譽為人才「魔術師」，曾把自己培養孩子的經驗寫成《我的事業是父親》一書。如果再晚20年，蔡笑晚也只能培養一個最多兩個孩子，他的為父經驗也沒多大用武之地。

金刻羽在演講中提到，由於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中國高等教育的覆蓋率甚至超過某些富裕國家。實際上，這兩者並沒有必然的關係。中國大學的年錄取人數在1980、1998、2012年分別為28萬、108萬、680萬，年均增長率在1980到1998年間為7.8%，在1998到2012年則為14%；特別是，從1998到2005年的7年時間裡，錄取人數從108萬陡然上升到504萬，年均增長24.6%。

這種錄取人數的急劇變化說明，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深受大學擴招的影響，與計劃生育政策幾乎沒有關聯。即便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只要將1998到2005年的擴招行為提前幾年或者再延續幾年，同樣可以達到現在這樣的入學率。實際上，在2000年之前，印度大學的年錄取人數就一直高於中國。

三、計劃生育對男女平等的促進功不抵過

金刻羽還說：「獨生子女政策為中國女性創造了一個黃金時代。… 我們是家裡的女兒，但我們不僅僅被當作女兒來培養，我們也被當作是家裡的兒子。教育已經不分性別，不論你生的是女兒還是兒子，你都會讓他/她接受教育。在80年代，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以後，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程度很接近，它們之間的差距沒有了。事實上，在中國女孩們學得比男孩們還要好，也就是說，女性得到了更多的教育。」

確實，計劃生育政策可能促進了男女平等，這點也為一些學術研究所證實（風笑天，2012；肖富群，2012），但這種本來也可以通過更好方式來達到的效果，可能遠不足以彌補該政策對女性的傷害，特別是強制墮胎對婦女身心的巨大傷害。

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男女出生性別比一直嚴重偏高，導致男女比例失調；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我國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76萬。金刻羽在演講中也提到這一現象，但似乎將之歸為提升女性地位的有利因素。但她也許沒有意識到，這種男女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的背後是成千上萬的女性胎兒被墮掉。而且，男女比例失調意味著大量的年輕男性可能無法婚配；以這種代價來提升女性地位對社會整體來說是得不償失。

金刻羽還提到中國女孩的學習成績現在平均比男孩好。但其實，女孩比男孩學習成績好是全球趨勢；在很多發達國家，女生念大學的比例都要高於男生，這與生育率都沒有直接關係。針對這種趨勢，Becker（2008）的解釋是，男孩成績的方差要大於女性，所以在精英教育時期，男孩要優於女孩；但到教育普及的年代，由於女孩發育更早，自控力也要強於男孩，學業通常都會好於男孩。

四、獨生子女政策嚴重傷害普通家庭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產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獨生子女群體。這一現象對中國人的生活觀念、家庭關係、社會形態和民族心理造成的長遠後果難以估量。獨生子女在年少時獨享父母的寵愛，但沒有與兄弟姐妹相互交流、分享、競爭和關愛的經歷。兄弟姐妹間的手足親情本來是天倫之樂的重要一環，但獨生子女政策卻讓這種歡樂遠離了無數城市家庭。

不過，遠比這種幸福的缺失更悲哀的是失獨慘劇。僅在過去幾年，我們就耳聞多起家庭失獨事件。其中一起是一個初三實驗班的女孩因為學習壓力過大在家中自盡，兩天後父親也自盡了，後來精神崩潰的母親到學校砸辦公室。研究表明，在面臨壓力時，獨生女出現自殺傾向的概率要顯著大於多胎家庭的女兒以及獨生子。另一對失獨夫妻，在孩子因白血病去世後一直住在不同的親戚家，沒有勇氣回家居住，甚至不敢去清理孩子的房間。

2009年2月20日，女影星潘星誼在北京家中不慎滑倒，大量出血，後搶救無效死亡，終年28歲。導演酈虹說：「潘星誼是家中獨女，家裡為了培養她，特別在北京買了房，爸爸照顧她，媽媽還有半年就退休了，父母為了她兩地分居，她可以說是全家的命根子。」據一位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士告訴記者，潘星誼的爸爸一直穿著那件染有女兒血跡的衣服，因為那上面有女兒的鮮血，他捨不得脫掉。

雖然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定比例的孩子會夭折，但在二胎或三胎家庭里，所有孩子都夭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家庭幸福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唯一的孩子夭折對整個家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只要還有存活的孩子，那麼父母就有希望和責任繼續生活下去。

根據中國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齡分布，母親在40至65歲之間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一般可以假設不同孩子夭亡的風險獨立，這樣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萬分之一。相對於二胎家庭，一胎化把這個比例提高了一百倍，達到1/100左右。在這個概率下，幾乎每個人周圍都遲早會發生家庭失獨的悲劇，相應的心理衝擊會讓人們從最基本的道義層面來質疑一胎化政策，從而可能損害政府的信譽並最終影響社會穩定。

家族親情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內涵之一。但對生育限制政策產生的大量獨生子女來說，第一代沒有兄弟姐妹，第二代沒有叔伯嬸姨，第三代則沒有了任何通常意義中的親戚了，整個家族親情的紐帶將被完全割斷。這種人倫的缺陷對整個社會和民族心理會造成何種影響無法估量。

家庭的風險不僅體現於生命的無常，也體現在婚姻、事業、財力和健康等方面的不確定性上。面對這類難關，兄弟姐妹本可以相互提攜、共同分擔，但獨生子女則只能獨自承擔、艱難應對。這種現實反過來又會降低家庭對風險的容忍度。如果孩子較多，家庭會更願意讓孩子們嘗試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只有一個孩子時，穩妥的考量更加重要。獨生子女比例越高，社會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就越低，這對經濟發展、國防事業都極其不利。

獨生子女從小生活在眾人的關愛之中，長大以後卻要承受更多的家庭和社會責任，這種人生道路上先甜後苦的反差，對他們整體的幸福感甚至心理健康都可能造成消極影響。對大部分獨生子女來說，真正的危機會在步入中年後出現。屆時，父母年事已高，健康狀況日益惡化，即便社會建立了完善的養老護理機制，情感和心理的壓力也可能讓步入中年的獨生子女不堪重負。一對夫妻贍養四個老人這種悲哀的現象，將以空前的比例出現在中國家庭中。在這種負擔之下，他們還有多少活力來創造和發展?

本文的兩位作者與金刻羽一樣，除了曾經留學海外之外，也都是獨生子女。我們分別出生於1969年和1965年，那時獨生子女還非常罕見，所以我們對中國獨生子女一輩將來所要經歷的人生有一般人難以體會的感受。黃文政於1992年去美國留學，2010年回中國定居。其間，父母不適應海外生活，只在美國住過半年。雖然在家鄉生活條件很好，但母親的晚年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與父親相伴的孤獨中度過，中秋和春節更是她感覺最凄涼的日子。

黃文政的母親於2009年去世。在生命的最後４年里，她因為糖尿病引發尿毒症，必須每周去醫院三次做血透或血濾。幸好，母親這邊的親戚很多，而妻子的幾個兄妹都住在同一城市，樂意幫忙照顧。儘管如此，巨大的精神壓力依然難以承受。有時候，他非常希望有個兄弟或姐妹可以在精神上分擔一點。最後幾年，黃文政多次從美國趕回家鄉看望母親，其間曾兩次把她帶到上海去複診做手術。最後一年，他三次從美國趕回，前後有四個月待在家鄉照顧病危中的母親。最後一個半月，他自己、父親、保姆、一對母女護工、十幾個表兄妹以及妻子的兄妹24小時輪流換班看護母親，直到她去世。母親在最後清醒時曾表示，沒有給兒子留下兄弟姐妹是她一生的遺憾。

這種悲劇將是無數城市家庭可能要遭遇的。無論從收入狀況、工作自由度還是親戚的幫助來看，未來絕大部分獨生子女面臨的困境可能要更加艱難。在現行的制度安排下，高層官員和他們家人的生活環境離普通民眾較遠，對這類困境也許缺乏親身感受，但設身處地的思考應該有助於理解獨生子女政策給普通家庭的未來所帶來的種種困難。

五、計劃生育惡化人口形勢

金刻羽在演講時提到，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人口增長速度，而且獲得了成功。從語境來看，她似乎認為這一政策的目標是合理的。實際上，從過去200年的歷史來看，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整體上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在1950到1980年的高速增長期，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只不過增長了0.3個百分點，其中很大程度要歸功於人均壽命的增加。而從1980到2014年，中國佔世界人口比例就下降了超過3個百分點，而且未來會下降得越來越快。

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龐大的人口規模本來是中國最大的優勢，但卻被計劃生育政策當成最大的劣勢、用最嚴厲的手段來消減。以生育限制為特徵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是負面看待人口，認為人帶來的負擔要大於貢獻。這是一種極其片面的觀點。人當然是負擔，但更是貢獻者。人在成年前是財富的消耗者，但工作後是財富的創造者，年老後又成為消耗者。總體來說，人的貢獻要大於消耗，否則人類社會不可能在人口越來越多的同時會越來越進步。

根據許多學者和我們的研究，獨生子女政策是認識不清、判斷失誤的產物。這個政策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極大地惡化了中國的人口形勢。如我們在財新網專欄的系列文章中所論證，即使立即全面放開並及時鼓勵生育也無法避免中國的人口坍塌，這一人口趨勢不會緩解中國的資源環境問題，卻會嚴重威脅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導致中華文明的衰微。

中國的計劃生育宣傳深刻地影響了幾代人，讓中國社會形成了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負面人口和生育觀，這點甚至影響到海外華人。從背景來看，金刻羽對獨生子女政策的看法並不奇怪。但我們相信，憑著她卓越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隨著對整個人口問題更多的了解和思考，金刻羽教授會認識到她在演講中所表達的只是更大背景下的一個視角。

金刻羽曾被世界經濟論壇選為「2014年全球青年領袖」之一。我們希望與金刻羽教授共同探討對於中國至關重要的計劃生育政策問題，更深入和全面地分析中國人口現狀和未來趨勢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的深遠影響。

推薦兩本書：

《中國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黃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作者：何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