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對道德的反叛與訴求

社存-社意/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對道德的反叛與訴求『鍾明華(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廣東廣州510275)市場經濟的出現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既是一個料所不及的「夢」，也使中國人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市場經濟有著極為複雜的心情，特別是當人們將關注的視角轉向當代社會道德生活的時候，不免有褒貶不一的爭執，更有市場經濟與道德之間的相互依賴與訴求。事實上，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討論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建設問題，必須回答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我以為正確的回答，應當是彼此相互訴求的。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出發，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理想啟蒙於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本的價值取向就是尋找並試圖重構中國現代化的思想文化基礎;但中國現代化的實質性啟動卻推遲到20世紀80年代，這場以經濟改革為基點的社會變革實質性地觸動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礎。相當時期以來，在中國人的語境中，市場經濟與道德是一種對立的關聯。當人們談市場經濟的特性本質時，「道德」被視為一種限制、束縛，因為道德所強調的關係、和諧之價值與市場經濟所指向的獨立、競爭之價值似乎是完全相悖的;當人們討論道德滑坡、墮落時，市場經濟亦成為其孽源。解開這扭曲的關聯性，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即用什麼文本和視角來解讀。杜維明教授在分析不同文明對話的必要性時說:「有人問我為何中國沒有發展資本主義，我的回答是為何歐洲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至今尚沒統一。問題是以什麼作為典範來考問對方。」〔1〕『P3，，因此，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形式對立的角度來拷間。其一，市場經濟對道德的反叛。市場經濟的興起，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生產方式，也引發了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就市場經濟的自然本性而言，它要求生產要素(生產者、生產資料和產品)最大程度地自由流動，這必然造成個人和企業的獨立化和自由競爭，並導致異質單位的有機組合。這種「市場範式」對建立在由血緣、地緣和由依附群體為基礎的同質社會及其倫理關係提出了極大的挑戰，或者說是一種反叛。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反叛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其必然性在於，人類的倫理關係和道德觀念不是一種自在的自然存在，它與變化發展中的經濟關係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沒有市場經濟創造新的生產方式，就不可能孕育新的人與人的關係，以及為現代獨立人格的發展開拓新的空間，毫無疑問，這是積極的、發展性的。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時已深刻揭示了這一點。馬克斯·韋伯在考察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亦有這樣的基本信念，即認為經濟力量與價值取向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他把土者比喻為火車頭和鐵軌的關係，火車頭是火車前進的動力，其力量的大小決定火車速度的快慢。其必要性在於，倫理道德作為人類的一種價值選擇，它應當不斷地實現自我更新，使之保持源源不斷的內驅力，否則這種道德亦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價值。所以，市場經濟對道德的歷史「反叛」正是發展道德的歷史動力。當然，對於我國現代化曲折的歷史進程來說，這種確認又是十分困難和痛苦的。因為一方面經濟層面的跨越式推進，使得道德的「慣性」在急剎車中脫軌，人們突感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按一些學者的說法，我們在某些地區、某些方面，用20多年的時間走了先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幾百年的路，如果經濟意義上的「卡夫丁峽谷」有跨越可能性的話，那麼，文化、精神意義上的跨越是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經濟指標，或者說是更困難，需要付出更大代價的。其二，市場經濟對道德的訴求。西方絕大多數的社會學家都把現代化定義為理性化的過程，這主要來源於韋伯的理論。韋伯看到了工具理性對資本主義興起的價值，也看到價值理性在資本主義興起中的消解，所以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帶有深惡痛絕之感。在現代化等同於理性化的典範下，道德對市場經濟來說基本是古老的說教或多餘的精神奢侈，甚至是與市場經濟趨向完全不相容的幻想。這種預設在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特殊背景中與文化前提上更顯突出。因為在直觀的意義上，不少人將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滯後原因，歸結為工具理性的匾乏和泛道德主義的影響，順此邏輯，反道德成為回歸「理性」的必由歸宿。毫無疑問，在西方文化的脈絡里，理性主義具有較深厚的傳統，但西方理性主義的內涵診釋，是把道德作為理性的應有之義的。其實，在康德哲學中，他已提出人類靠先天認知能力和感覺經驗可以獲得具有普遍性的科學知識，但這種先天認知能力和感覺經驗充其量只能使人類知道「我們能知道什麼」，而不能知道「我們應當做什麼」。追隨康德路線的科爾柏格認為，一個人的理性決斷是道德成長的表徵，理性的判斷乃至判斷的決心都是道德成長的指標。根據這個指標，在對某人偷葯給妻子治病是否應該治罪的假設回應中，他得到的結論是男孩的道德成長高於同齡的女孩。因為多數的男孩都說偷了錢應該治罪，或他對太太不錯而不應該治罪;女孩基本不做正面回答，而是給予各種同情的假設。在科爾柏格的這個判斷中，他並不是把道德看成理性的對立物，而是理性的結果，但同時他認為理性決斷能力又是道德成長水平的衡量尺度，因此由於女孩的理性決斷不如男孩，所以其道德成長水平低於男孩。這個「理性判斷」的結果顯然是有問題的，即道德是否直接等同於認知理性，道德判斷與道德行為能否直接用理性加以解釋等等，而這些問題恰好是傳統理性主義不斷遭遇批判的癥結所在。的確，理性是人類特有的高級思維方式，但理性並不是惟一解釋世界的方式;理性代表人類進行價值判斷的能力，但價值判斷並不只取決於理性。於是，哈貝馬斯在追問現代性批判的過程中，試圖重建現代性。哈貝馬斯看到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已失去傳統的理想和權威，因為超驗意義上的那種全知全能的理性已經失落，理性不再是超越人類生活的主宰，而是人類生活方式之一，因此他將重點轉移到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通過程的研究上。我們且不評價哈貝馬斯的溝通方式與實質是否合理，但這個價值取向本身對於重新審視倫理在現代性重建中的價值是十分有啟示意義的。在中國近20年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確推開了「公平和效率」的大門，極大加速了經濟的積累。但市場經濟所內含的效率高於倫理的價值原則，又使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暴露其對社會的破壞性，換言之，市場經濟在打破原有倫理關係推動道德更新和發展的同時，也製造了新的倫理問題，這個問題的要害就是「見物不見人」。倫理的追問，就是追問人生的終極關懷的問題，沒有這個向度的追問，經濟、理性都不會給人帶來真正的幸福，因而其存在的意義也就消解了。20世紀末葉在世界宗教學和倫理學大會上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人道主義是一種宗教嗎?能簡單地說它就是存在於許多人之中的一種信仰嗎?』確有一些人道主義者稱人道主義為宗教，因為它表達了很高境界的理想，并力求喚起熱情去獻身於這些理想。但確切地說，人道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還是有所不同的。我充分地相信在公認的意義上，人道主義不是一種宗教。它更多地表達了一種科學的、哲學的和倫理的觀點。描述人道主義最好的術語應是e叩raxophy這個詞，它的字面意思是『生活品行上的良知』……，Eupraxophy就是一個結合了科學、哲學和倫理學來表達一種積極、正面的宇宙觀和人生態度的術語。川之，『PZ』一3)這無疑與哈貝馬斯的思想如出一轍，這是歷史的偶合還是歷史的必然呢?正是在這樣的理解上，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應以對道德的拋棄作為提升理性或現代性的標誌，相反，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必然對道德有不斷的訴求。按韋伯的比喻，經濟力量是火車頭，價值取向是鐵軌，雖然火車頭是火車前進的動力，但鐵軌決定的是火車的方向，火車頭的力量再5市場經濟對道德的反叛與訴求『鍾明華(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廣東廣州510275)市場經濟的出現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既是一個料所不及的「夢」，也使中國人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市場經濟有著極為複雜的心情，特別是當人們將關注的視角轉向當代社會道德生活的時候，不免有褒貶不一的爭執，更有市場經濟與道德之間的相互依賴與訴求。事實上，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討論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建設問題，必須回答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我以為正確的回答，應當是彼此相互訴求的。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出發，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理想啟蒙於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本的價值取向就是尋找並試圖重構中國現代化的思想文化基礎;但中國現代化的實質性啟動卻推遲到20世紀80年代，這場以經濟改革為基點的社會變革實質性地觸動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礎。相當時期以來，在中國人的語境中，市場經濟與道德是一種對立的關聯。當人們談市場經濟的特性本質時，「道德」被視為一種限制、束縛，因為道德所強調的關係、和諧之價值與市場經濟所指向的獨立、競爭之價值似乎是完全相悖的;當人們討論道德滑坡、墮落時，市場經濟亦成為其孽源。解開這扭曲的關聯性，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即用什麼文本和視角來解讀。杜維明教授在分析不同文明對話的必要性時說:「有人問我為何中國沒有發展資本主義，我的回答是為何歐洲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至今尚沒統一。問題是以什麼作為典範來考問對方。」〔1〕『P3，，因此，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形式對立的角度來拷間。其一，市場經濟對道德的反叛。市場經濟的興起，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生產方式，也引發了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就市場經濟的自然本性而言，它要求生產要素(生產者、生產資料和產品)最大程度地自由流動，這必然造成個人和企業的獨立化和自由競爭，並導致異質單位的有機組合。這種「市場範式」對建立在由血緣、地緣和由依附群體為基礎的同質社會及其倫理關係提出了極大的挑戰，或者說是一種反叛。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反叛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其必然性在於，人類的倫理關係和道德觀念不是一種自在的自然存在，它與變化發展中的經濟關係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沒有市場經濟創造新的生產方式，就不可能孕育新的人與人的關係，以及為現代獨立人格的發展開拓新的空間，毫無疑問，這是積極的、發展性的。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時已深刻揭示了這一點。馬克斯·韋伯在考察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亦有這樣的基本信念，即認為經濟力量與價值取向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他把土者比喻為火車頭和鐵軌的關係，火車頭是火車前進的動力，其力量的大小決定火車速度的快慢。其必要性在於，倫理道德作為人類的一種價值選擇，它應當不斷地實現自我更新，使之保持源源不斷的內驅力，否則這種道德亦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價值。所以，市場經濟對道德的歷史「反叛」正是發展道德的歷史動力。當然，對於我國現代化曲折的歷史進程來說，這種確認又是十分困難和痛苦的。因為一方面經濟層面的跨越式推進，使得道德的「慣性」在急剎車中脫軌，人們突感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按一些學者的說法，我們在某些地區、某些方面，用20多年的時間走了先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幾百年的路，如果經濟意義上的「卡夫丁關收稿日期:2004一()l一30基金項目:200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建設若干理論問題研究》(項目編號:O3BZXO44)作者簡介:鍾明華(1956一)，廣西扶緩人，哲學博士，中山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大，也必須遵循鐵軌所引導的方向。倫理道德，作為人類存在的方式和解釋世界的一種方式，無疑是決定價值取向的重要維度，是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維度。〔參考文獻〕〔1〕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M〕.北京:三聯書店，1997.〔2〕〔美〕保羅·庫爾茲著.肖峰等譯.21世紀的人道主義〔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