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二三里」的作者是誰?
06-18
文/邢哲夫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這是每個中國人在孩提時代都要誦讀的一首詩。筆者幼兒園老師教的是「一望二三里,煙村四五家。門前六七樹,八九十枝花。」可能是這首詩的另一種抄本。這首詩的妙處就在於以一到十的數字入詩,卻又巧妙地與自然景色融為一體,充滿了自然的生趣。那麼,這首詩的作者是誰呢? 這首詩的作者就是宋代偉大的思想家邵雍。邵雍(1011—1077),字堯夫,河北涿縣人。謚號康節,自號伊川翁、安樂先生。也因為「安樂先生」的號,邵雍將自己的家取名為「安樂窩」,這便是「安樂窩」一詞的出處。邵雍是北宋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因為其思想成就和人格魅力,被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列為「理學六先生」之一,和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司馬光並列。 邵雍雖然一生獻身學術,沒有做官,但卻有著「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淑世情懷。邵雍經歷了北宋神宗時代,正值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的新法十分嚴苛,勞民傷財,邵雍的一些做官的學生紛紛不滿,打算辭官。邵雍卻認為他們不應辭官,因為恰恰是新法的嚴苛,才需要這些平易愛民的官員減小它的危害,「能寬一分,則民受一份賜」,事在人為。 作為學者,邵雍也留下不少學林佳話。邵雍受業於理學家李之才。他請求李之才「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希望李之才老師講學時只是開個頭,而不必將問題說盡,要留給學生思考的餘地。這便是我們現在流行的「啟發式教學」,也是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遺意。朱熹也曾記錄邵雍的淡泊寧靜:」嘗於百原深山中辟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 見得道理如此精明!「並評價道:」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 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 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邵雍還是成語」風花雪月「的發明者。雖然是理學家,但邵雍的生活並不寡淡。邵雍也是一位高明的詩人。詩集《伊川擊壤集》中用到了「風花雪月」這個意象的至少就有三次:「為人雖未有前知,富貴功名豈力為。滌盪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況當水竹雲山地,忍負風花雪月期。男子雄圖存用舍,不開眉笑待何時。」(《和人放懷》)「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大鼈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閑為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俯仰之間俱是樂,任他人道似神仙。」(《小車行》)而邵雍在詩集序言中也寫道「「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當然,邵雍的「風花雪月」並不是指現在的愛情故事,而是自然萬物的消長生息。邵雍理學思想的一個特色就是重視數字的哲學含義,比如「四」,就意味著天地四時,生長收藏,所謂「體以四立」。而「風花雪月」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有趣的「四」:風代表運動,花代表生機,雪代表肅殺,月代表澄明。而生命的基本態勢大概無非也就這幾種。 邵雍雖然是個心騖八極的思想家,但卻依然憂國憂民。一次在洛陽天津橋上聽到杜鵑聲,便感到深深的焦慮。兒子邵伯溫問為何,邵雍說:「杜鵑是南方的鳥。而今在北方出現,說明地氣自南而北。根據歷史經驗,地氣自南而北,天下將亂。」後來果然金兵南下,王室凌遲。邵伯溫回憶,邵雍在臨終前奄奄一息之際,忽然聽到窗外一陣喧鬧聲,邵雍一陣欣喜,忙問外面為什麼喧鬧,兒子說,這只是一群人辦喜事而已,邵雍失望地說:「我還以為是幽州收復了。」然後與世長辭。我們知道宋朝時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因為被前朝石敬瑭割讓給契丹,所以收復失地一直是宋朝的歷史使命,而邵雍在臨終前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國土的收復,這便是一代理學大師的高尚情懷。程顥和朱熹都稱邵雍為「振古之豪傑」。 邵雍的主要思想乃是《觀物篇》一書中的「觀物」。「觀物」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名言「以物觀物則明,以我觀物則暗」、「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這就是說,當人們放下自己的主觀情感,站在認識對象(物)的角度上去認識事物,這才能真正認識事物,而站在認識主體(我)的角度去認識事物,則不免被自己的主觀情感所蒙蔽。邵雍其實是主張以一種萬物與我合一的態度去觀看這個世界,這樣才符合萬物的自然本性,也符合人的自然本性。這種認識論並不只是主張客觀,毋寧說更主張同情心(同理心),而這就需要站在他者的角度理解他者,克服私心雜念和主觀好惡,這不僅僅是我們常說的「換位思考」,更是一種高明的「天人合一」,當人們真正做到了這點,便能達到「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的境界,這便是「聖」。 錢穆先生評價道:「康節(即邵雍)提高了人的地位來觀物。」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便更能理解「一去二三里」一詩的高妙:這首詩恰恰充分體現了邵雍「以物觀物」的態度,詩人眼裡的自然並沒有被詩人的感情所扭曲,而是靜靜地呈示著自身的美和奧義。煙村仍然是煙村,亭台仍然是亭台,花朵仍然是花朵,它們只是它們自己,只是自然,但卻又和諧而寧靜地存在著,與人並育並生,合二為一。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 ,以我觀物 ,故物皆蓍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 ,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朱光潛先生進一步認為「王國維的『有我之境』其實是『同我之境,』『無我之境』其實是『超我之境』。」邵雍的詩正是這種「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的「無我之境」,正是在與萬物同呼吸共命運中超越了一己小我,走向自然大我的崇高境界。 宋明理學在各種思想解放思潮中,一度成為被打倒的靶子,特別是「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更是成為了吃人禮教的罪證。「存天理,滅人慾」一語其實乃是世人的誤解,筆者將另外撰文說明。而在二十世紀思想解放的時代,宋明理學雖然被詬病,但同樣也被推崇,哲學家金岳霖先生就認為玄學(理學)能給人「情感的滿足」,因為它是一個「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世界」,而邵雍「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人情味和生命力,以及程朱文章中那種鳶飛魚躍、活潑坡地的話語,不正是能給人以情感滿足的真如世界嗎?哲學家湯用彤先生針對近代以來國民普遍的「弱」,更是對症下藥地開出了理學的方子:「故吾輩有志救國,不可不發憤圖強,發憤圖強不可不除偷怠之風,除偷怠之風不可不求鞭辟入裡之學,求鞭辟入裡之學,求之於外國之不合國性,毋寧求之本國。本國之學術實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實曰理學。況治弱病,必擇學術中之最謹嚴,行動言語之間絲毫不使放鬆,無可推諉無可怠惰,日日慎獨,時時省身則可。」西班牙思想家奧爾特加·加內特說:「什麼是精英?什麼是庸眾?精英就是各方面嚴於律己的人,庸眾就是各方面放任自流的人。」宋明理學並不是讓人禁慾苦行,而是讓人嚴於律己,邵雍的「以物觀物」,讓人不濫情,循理路,不正是一種嚴於律己的「鞭辟入裡之學」嗎?總之,宋明理學不管被如何曲解被破壞,它永遠是中華民族永恆的精神財富。(微信公眾號:典故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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