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政黨執政方式初探

國外政黨執政方式初探

時間：2010-7-19 11:21:07　

　　政黨是西方民主憲政和議會民主的產物，是隨著選舉權的普及和政治參與的大眾化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政黨政治已成為一種普遍性的世界現象。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絕大多數實行政黨政治，其中多黨制國家有一百六十多個，政黨政治決定著絕大多數國家內政和外交的基本走向。應當承認，西方國家的政黨和政黨體制產生較早，又經過長期的探索與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運作方式和規則，它們在推動整個西方社會的發展中，儘管還存在不少問題，但總體上說是有成效的。國外政黨的執政行為離不開它們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和人文環境，其他國家和政黨不能照搬，但其中有一部分反映政黨活動共同規律的經驗和教訓，則可供我們借鑒。

　　現今，社會的發展已向我們提出了政黨現代化的要求，這就需要研究政黨的結構、功能、機制和活動方式如何科學化、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問題，需要研究政黨活動的規律和基本原則。可以說，一個政黨能否贏得民眾，執政黨建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要看這個政黨是否掌握了這些規律，並創造性地把它們運用到黨的建設實踐中去。筆者以為，國外政黨在執政過程中有以下一些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

　　一、從「階級黨」向「全民黨」轉變，打全民族利益的旗號

　　把「階級黨」逐步演變為「人民黨」，同時在社會各階層中繼續保持自己的左翼形象，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發展的一條基本軌跡。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北歐各黨就以「人民黨」自居並開展相應的活動，其中最典型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的「人民之家」主張及其實踐。早在1928年前後，該黨第二任主席漢森就在黨報上撰文認為，當時，社民黨若要贏得農民和中間階級，就必須擺脫階級的局限，視自己為「人民的黨」或「民族的黨」，把為人民獲得自由並建立一個團結和睦的民族之家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漢森指出，對於黨的現實活動而言，人民的概念將大大有利於階級的概念，因為國家好比一個家庭，人人都希望這個家庭的基礎是一致和團結的，而不是對立和分化的。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瑞典社民黨開始進入「歷史性妥協」時期，即以合作妥協為主要特徵的改良主義實踐，並以全民代表的姿態從事自己的政治活動，推行各階級、各政黨共同參與的階級合作主義。1949年，在社民黨的倡導下，成立了「星期四俱樂部」，政府與企業界人士每逢星期四便聚會在一起，就國內的重大經濟問題進行磋商。從1955年起，首相埃蘭德定期邀請企業界、工會以及各大利益集團領導人到他的鄉間別墅「哈普森」進行會談，共商國事，形成所謂「哈普森民主」。其結果是每一重大問題在議會投票前，已在各政黨間達成某種默契或協議，避免了政治上的衝突和對抗。

　　從1960年代初起，社民黨更加強調階級和諧，1960年的黨綱公開取消了「階級鬥爭」的概念。1975年經過修改的黨綱把「自由、平等、團結、民主和勞動」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其目的在於使每個瑞典公民「都能有機會享受豐富而有意義的生活」，「讓全體人民參與社會發展的進程」。1984年社民黨提出的思想綱領表示，要使人人都意識到自身的價值，並有可能去實現這種價值。1987年社民黨三十大通過的關於《未來社會的民主》的決議，強調要繼續實現政治民主，努力爭取經濟、社會和文化民主，從而使瑞典成為一個高度和諧的國家。由於實施了從「階級黨」向「人民黨」轉變的策略，一改「兩敗俱傷」為「各得其所」的局面，社民黨因此在瑞典政壇獨執牛耳，自1932年起連續執政達44年之久，成為瑞典社會中一支無法取代的政治力量。

　　在這過程中，挪威工黨1930年代的「危機折衷方案」和英國工黨1940年代的「福利國家」實踐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而德、奧兩國社會民主黨是在二戰之後的特殊條件下完成這一轉變的。奧地利社會黨以與人民黨共同執政長達20年(1947—1966年)的大聯合政府為標誌，大力推行社會夥伴關係，逐漸淡化自己的階級色彩，竭力充當全民族的代表。與此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謀求執政的道路上，也日益演變成左翼各派社會勢力的共同代表，並最終通過《哥德斯堡綱領》並發表，表明了「社會民主黨已經從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政黨」。南歐的社會黨由於身處階級矛盾相對激烈的社會環境，從「階級黨」轉變為「人民黨」的進程雖然早已開始，但最終完成卻是在1980年代中後期，執政實踐成了它們完成轉變的主要原因。以法國社會黨為例，1990年該黨在雷恩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最後文件，把黨定性為「一個具有人民性和具有改革社會的願望、鼓勵討論和思想交流的政黨」，以便擴大選民基礎。

　　可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黨地位的變化，政黨和階級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了。當然，政黨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代表的是部分人群的利益，本質上它仍然是階級的代表，如果代表了全部人群的利益，政黨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全民黨」的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任何政黨也不可能成為所謂全民性的政黨。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作為執政黨情況就不同了，它有責任把社會上不同的階級、階層、集團凝聚在一起，共同建設國家，因此它們應該是整合導向型的政黨，或者說是主觀上追求全民性的政黨。對任何執政黨來說，都有一個如何把「本階級」與「全民族」這兩者協調起來的問題，這正是執政方式在起作用。我們以前對「全民黨」這個概念一直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扼殺了黨的階級性，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執政黨強調自己的人民性，正是該黨試圖強化自己整合功能的體現。所以，執政黨既不能在執政過程中始終強調自己的階級性，也不能為了執政而放棄這種屬性，而應該在保持階級性不變的情況下，體現出自己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是全社會的整合力量。

　　二、擴大意識形態的包容性，使之適應社會整合的需要

　　社會的多元化和人們思想的複雜化，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只要市場經濟仍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手段，多元化和複雜化就無法避免。與此同時，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又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因此，如何通過一種社會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意識形態，把多元化的社會利益整合在一起，消解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是執政黨面臨的又一個難題。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同時，保持了社會的政治穩定達六十多年之久，被人們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一個「奇蹟」，這與該黨強調意識形態的包容性有很大的關係。革命制度黨以「墨西哥革命的意識形態」自居，自稱是人民全部價值觀的代表者，有資格佔領一切重要的思想政治領域，包括革命的和理想主義的、中間的和穩健的、發達的和進步的政治空間。在這方面，該黨表現出一種兼收並蓄的特殊本領，即沒有任何東西不能為該黨所吸納。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常會出現一些新的社會集團和新的社會思潮，革命制度黨並不是簡單地與之對抗，而是吸收新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將政策進行適當的變通和調整。這種開放的態度使墨西哥官方意識形態出現了多種思想意識的「雜交」現象。例如在墨西哥歷史上，卡蘭薩代表的是保守主義立憲派，薩帕塔是土地革命的旗手，而比利亞則沒有任何社會改革綱領，只是因為他與美國作戰，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色彩。這三個人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在革命制度黨看來，他們都體現了墨西哥的革命精神，從而受到墨西哥政府和革命制度黨的尊重。同時，革命制度黨把其他政黨的建設性思想和經驗拿來豐富自己的理論時，也就剝奪了對方的政治資本，從而抑制了各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並使自己始終處于思想政治領域的領導地位。

　　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還表現出靈活性的特點，即絕不拘泥於某一種理論，而是根據不斷發展的形勢、不斷變化的施政方針以及不斷修改的憲法，來不斷地修改和發展自己的理論。這種靈活的應變就是在左、右之間尋求平衡。卡薩諾瓦對此有很精彩的描述，他說：「革命制度黨是一個尋求動態平衡的黨，它活動於革命和憲法之間。在馬特烏斯時期，它是『憲法範圍內的左派』，在埃切維里亞時期，它摘自下而上、由此往前的運動，而在波蒂略時期，它則反對『政治幾何學』。它沒有一種『安逸、順從的中間立場』，而是從一邊到另一邊，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的運動中尋求平衡。」

　　近年來，國外執政黨一般都在保持意識形態繼承性的同時，努力擴大意識形態的包容性。實踐證明，執政黨應該使自己的意識形態保持足夠的彈性，以便能容納多數民眾的利益和要求，使之適應社會整合的需要。如果執政黨擁有「一黨獨大」的地位，同時卻沒有包容性的意識形態，那就會造成一部分人遊離於體制之外，不認同已有的政治制度。例如，印度國大黨的最大失誤就在於，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沒能設計出一套能整合和凝聚不同社會集團的思想文化體系和主流意識形態，因而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分裂狀態。而德國社民黨卻是在戰後擴大了意識形態的包容性之後迅速崛起，很快由體制外的政黨變成了體制內的政黨。

　　實踐還證明，包容性強的政黨，往往對意識形態採取實用的態度，而很少去刻意強化意識形態。只有這樣，執政黨才能根據實際政治的需要去靈活地變換策略，而且便於吸收各種對鞏固自己執政地位有利的理論和主張。現在，西方各政黨在綱領和政策上相互交錯，不同政黨之間在政策主張上往往相互滲透，相互利用，乃至相互抄襲，大行實用主義之道。例如，英國保守黨和工黨在社會福利和國有化問題上長期處於勢不兩立的態勢，而現在保守黨越來越講究「實用」，根本不拘泥於自己的政綱，公然打出維護勞動者福利和權利的旗號，它的領導人公開聲稱：「如果有人趁我們在洗澡的時候，偷走了我們的衣服，我們是決不會因此而苦惱的。」這就迫使工黨也不斷地改變自己的調子，放棄了黨章第四條一直堅持的國有化主張，不斷淡化工黨原有的色彩。

　　三、政黨制度的選擇必須適應特定的政治生態環境

　　對於政黨制度，即政党參與國家政權的政治制度，大致可分為三類，即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一個國家採取哪種政黨制度，不能帶有主觀隨意性。把政黨現代化理解成照搬西方國家成功的模式，而不需要考慮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的經濟政治制度、階級力量的強弱對比，以及國際政治的戰略格局等因素，實踐證明，這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想法。如拉美的一些國家在照搬西方多黨制後，帶來的是軍事政變和政權更迭，經濟始終處於徘徊狀態；1990年代非洲也從西方抄來了多黨制，結果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和衝突，僅1996年一年就有奈及利亞、獅子山、蒲隆地等國通過非憲法手段改換了政權，1997年有三個國家的總統因武裝衝突或軍事政變垮台，給非洲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這些事實面前，就連亨廷頓這樣的西方文明優越論者也承認，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成功。

　　我們知道，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植根於這些國家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從實行兩黨制的英、美兩國情況看，它們也是經過了上百年的發展演變才定型為目前的體制。17世紀由於英國議會內的嚴重衝突才形成了輝格黨和托利黨，兩黨制的形成最初是階級鬥爭日益尖銳而形成政治力量兩極化的結果。現代意義的資產階級政黨制度是與普選權聯繫在一起的，而直到1831年，英國1300萬人口中選民只有35萬，僅占人口的2.6%。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採取何種政黨制度，政權只能操縱在少數人手中，連形式上的資產階級民主也談不上。經過1832年和1867年選舉制度的改革，選舉權才逐步擴大，而這距英國政黨最初的產生已經有200年之久。可見，任何國家從政黨的產生到形成一種政黨制度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而且每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都具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又是由該國特殊的發展道路和特殊的國情決定的。

　　發展中國家推行一黨制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因為這些國家的政黨往往產生於民族國家之前，它所面臨的是反對外國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族獨立的任務，這需要一個強大的政黨來團結全民族的力量。當取得國家獨立之後，這個政黨便自然成為領導國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如幾內亞、莫三比克、安哥拉等國創建一黨制的情況便是如此。同時，在現代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特殊歷史背景和面臨的艱巨任務決定了它們最重要的任務是保持穩定、發展經濟、提高綜合國力，而這需要強大的政黨去進行社會整合與政治動員。亨廷頓認為，新興民族國家的政治變遷，不應完全生搬硬套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而應以變化中的社會條件為基本出發點。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在現代化水平和民主水平較低的國家中，多黨制與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而一黨制卻要穩定得多。

　　東歐?國(除羅馬尼亞)不管條件是否具備，為順應民主潮而搞激進政治改革，並試圖改變原來的政黨制度，由共產黨一黨領導的體制轉為搞多黨制，結果在與別的政黨競選中紛紛落馬。在東歐劇變的影響下，1990年蘇共中央召開了2月全會，會上戈爾巴喬夫把政治體制的改革納入到西方的總統制和多黨制軌道中。這樣一來，好像打開了魔瓶的蓋子，各種各樣與蘇共對抗的黨派和政治組織紛紛出籠，半年中，「非正式社會團體」就冒出了九萬多個，其中全國性政黨約20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五百多個，連十月革命後被取締的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也死灰復燃。同時，蘇共黨內派別林立，猛烈揭露和抨擊了黨在歷史上的陰暗面，致使蘇共處於黨內各派、黨外各黨的兩面夾攻之中。從1990年春天起，蘇共就在一些加盟共和國紛紛失去了執政地位。波蘭黨的第一書記拉科夫斯基在總結經驗教訓時說，搞多黨制，與反對派競選，我們是「背著石頭爬山」。蘇聯東歐的共產黨背著四十多年的失誤還沒有認真總結、糾正，就去與反對党進行「爬山比賽」，那是非輸不可的。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判斷一個政黨制度的好壞優劣，也不能把兩黨制和多黨制看得一無是處。有的政黨體制執政效率較低，有的政黨體制在利益表達和溝通渠道方面顯得更有成效，有的政黨體制可以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和制約機制。這些作為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決不能把搞多黨制、輪流執政等看作是一種新的思路，我們只能具體地分析它們的長處和短處，並根據它們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適用性來做出具體的選擇。因為按照政治生態分析的方法，任何政治制度只有適應了特定的政治生態環境才是合理的，這裡不存在通行於世界各國「標準」的政黨制度。具有啟示意義的是，在轉型社會中，一黨制要想保持長治久安，必須增強其適應性，要適應現代化發展的要求來不斷調整自己，從而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參與要求。這是政黨政治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

　　四、發揮兼容和同化的政治功能，建立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體系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階級分層和社會流動加速，新產生的社會力量在一定的政治氣氛下，往往會組織成為一個利益集團以表達其對於政治體系的權利要求。在多黨制國家裡，這些利益集團主要藉助於組織政黨，並通過議會鬥爭實現其利益要求。在一黨制條件下，多個利益群體只能共享一個政治代表，各個群體的利益、願望和要求都要通過一個政黨來表達。這就需要執政黨有較強的兼容和同化能力，通過制度化的程序，把社會力量都納入到自己的政治體制或政黨體制中來，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政黨儘管代表著特定的階級傾向，但利益整合卻是執政黨必須履行的職責，而整合意味著充分體現階級代表性的同時兼顧社會上的各種利益。

　　國外執政黨發揮利益整合功能通常有四種辦法：

　　(一)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將各種社會力量納入國家政治體制中。印度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多種姓的國家，社會結構極為複雜，各階級、階層的差別很大，利益衝突明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劇烈的利益紛爭。針對這種情況，國大黨不斷完善政治參與的各種機制，擴大參與的渠道，使政治參與制度化。它們具體通過印度議會，儘可能將那些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納入到議會體制之內，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讓他們以議會為講壇，反映本利益集團的各種意見，並通過議會鬥爭去實現本集團的利益。議會範圍內的運作方式一般都是程序化和規範化的，往往經過相互的爭論與妥協達成一致，這樣議會就成了調解、緩衝利益矛盾和衝突的重要場所，起到了將劇烈的社會矛盾及時化解在體制之內的作用，避免了社會的動蕩和分裂，從而確保了印度政局的相對穩定和社會多樣化的協調發展。

　　(二)在黨內建立職團體制，將各類利益群體納入政黨體制中。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是在墨西哥長期執政的黨，它是按職團主義結構組織起來的。自1938年以來，該黨一直由3個職團系統：工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組成，工人部由許多州一級和全國一級的行業工會聯合會組成；農民部主要由佔全國成年農村居民98%的全國農民聯合會組成；人民部所代表的社會層面最廣泛，它由全國小土地所有者聯合會、全國合作社聯合會以及國家工作人員聯合會等13個團體組成。可以這樣說，人民部是革命制度黨所有支持者的收容所，只要不便屬於其他部的成員，都可以在這個部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它包括的社會層面十分廣泛，既吸收一些下層的成員，如手工業者、小農、合作社成員、職員、工程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商人、小工廠主、小農場主、國家公務員以及青年、婦女等，也吸收一些上層人物，如企業主、大莊園主、銀行家等，從總體上看，人民部大多數成員的經濟地位屬於中等階級的性質。通過3個職團部，革命制度黨就把全國絕大多數階級和階層的公民都吸納到自己的組織框架中，使得這些新的利益集團由黨外的壓力集團轉化為支持革命制度黨的黨內力量。黨的整個職能就是通過這3個部的垂直領導系統和橫向的協調系統運轉起來的，3個並列的職團系統各自形成一個利益與支持循環系統，它們之間的連接，又形成了一個總的利益與支持循環系統。正是因為革命制度黨有這麼一個龐大的政治支持系統的網路在有效地發揮作用，該黨才可能在半個多世紀內有力地控制選舉，實現權力有序、和平的交接，從而保持了國家政局的穩定。

　　(三)將新產生的社會集團直接吸收到黨內，增大黨的階級容量，改變黨的階級基礎。隨著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社會上出現了新的利益集團，這時不少政黨都會以新社會勢力的代表自居，在競選綱領中滿足他們的要求，儘力將其吸引到自己黨內來，而使其不建立新的政黨。如果非要建立新的政黨，則通過原有政黨的龐大組織系統和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將新建政黨邊緣化，使其得不到大的發展。更有甚者，有些政黨乾脆採取增大自身的階級容量，擴大和改變黨的階級基礎的辦法來與之相適應。例如西歐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成立初期它們曾經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開始發生了演變，特別是經過了20世紀科技革命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巨大發展，階級結構起了明顯的變化，使現在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增大了階級容量，不再以傳統的工人階級為載體，而主要代表中等階級的利益，在政治光譜中處於中間偏左的位置。

　　(四)建立新的政黨，改變原有的政黨體制。當新的社會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利益在原有的社會組織或政黨結構中得不到體現時，建立新的政黨，改變原有的一黨制、兩黨制政黨體制，建立多黨制就成為現實。這些國家雖然名義上實行了多黨制，但實際上仍然是一黨獨大或兩黨獨強，不過多黨的建立多少在政治上起到了開啟蒸汽閥門和緩和利益衝突的作用。

　　通過建立以上各種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體系，各國執政黨便將各種社會力量包容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或政黨體制內，起到了調整階級關係，緩解階級矛盾，減少階級衝突的作用，從而促進了社會的政治穩定。

　　五、理清各政治要素之間的法理關係，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當代政黨已經成為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西方大多教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條文都對政黨作了規範性的規定，義大利是在憲法中規定政黨地位的第一個西方國家；普京上台後，也於2000年11月主持制定了政黨法。這實際上是把政黨正式納入了國家的政治體制，使政黨政治具有明確的憲政上的合法性，確保政黨的活動和權利不受侵犯。同時，一些國家的政黨法還對政黨提出了種種限制，如對政黨的成立條件和活動方式等都進行了規定，這實際上提供了一種制約機制，加強了對政黨的監督，把政黨活動限制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按照民主的原則運行，使之更加規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必須先理清各政治要素之間的法理關係。這裡我們要關注的是民主政治的三個基本要素，即民眾、政黨、行政權力三者之間的關係。處在政黨兩邊的民眾和行政權力對政黨都有一定的拉力，而只有當這兩種拉力處於均衡的狀態下，政黨才能保持正確的位置。現在西方國家很重視對執政党進行監督，就是因為在執政黨與行政權力的關係中有兩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方面要處理好執政黨對行政權力施加影響的邊界；另一方面要解決好行政權力對執政黨腐蝕的防範。如果這兩個問題處理不當，都可能出亂子。

　　從蘇聯的情況看，列寧雖然明確提出既要加強黨的領導，又要黨政分開，但是沒有在實踐上指出如何把握它們之間的關係。由於沒有正確的規則作指導，當時已經開始出現黨政不分的現象，出現了布爾什維克黨代替蘇維埃的情況。斯大林時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日益嚴重，並被固定化為一種體制模式。首先，最高蘇維埃及其主席團難以取得與憲法規定相一致的地位，在實踐中它對國家的政治生活實際上沒有什麼切實的作用，而純粹是一種裝飾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把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的決議、指示變成國家法令的表決機器；其次，黨的機關未經授權而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是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直接指揮者，而國家機關形同虛設，成為黨的執行機關；再次，作為主人的人民沒有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和罷免權，勞動者的政權職能越來越多地被黨和國家行政機關所剝奪。可見，黨實際上融人了國家機器，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為了加強黨的領導作用，斯大林又強調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通過任何一項重要決議都非有黨的有關指示不可」，從而導致了政治體制諸要素之間法理關係的混亂，超出了執政黨對權力邊界的準確把握，可以說這種模式是與政黨運作的一般規律相背離的。

　　另外，權力的商品化同樣帶來了現代政黨的合法性危機。以日本為例，由於權錢交易的存在，腐敗風成了現代日本政治的「頑症」，金權醜聞一直伴隨著自民黨的長期統治。從1960年開始到1993年為止，日本政壇的重大丑聞、舞弊案總數不下20件。1970年代田中角榮首相因接受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的賄賂而被判入獄。1980年代竹下登因接收里庫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和未上市股票被迫辭去僅擔任一年的首相職務。接著上台的宇野宗佑內閣也因「里庫路特案」餘波僅執政2個月就草草收場。接替宇野的海部俊樹內閣又因野村、日奧「證券醜聞」執政僅2年多就宣布辭職，由宮澤喜一接替。然而，好景不長。1992年，素有自民黨內「教父」之稱的金丸信又因接收東京佐川急件公司的賄賂和偷稅漏稅而辭去自民黨副總裁、眾議員等職務並被捕。雖說「金權政治」和腐敗並非日本一國特有的現象，但是日本比其他西方國家更突出。政治腐敗的又一表現是，日本眾議員世襲成風，造成自民黨的威信下降。據不完全統計，在480名當選的眾議員中，純屬於世襲的佔17.4q，屬於各種類型世襲的佔23，6%。日本各政黨中除共產黨外都有世襲議員，如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當選的127名議員中，世襲議員佔13.5%。在只有22名議員的自由黨中，世襲議員也佔9.1%。但是，世襲議員最多的還屑自民黨。在自民黨這次當選的議員中，世襲議員佔39.2%。這類事件的接連發生，引起了國民的極端不滿，據日本讀賣新聞社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73%的人對自民黨不抱任何期望，政治腐敗侵蝕了黨的根基，使執政黨一蹶不振。

　　由此可見，在以現代政權合法性為價值基礎的社會裡，如果腐敗行為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遏制，就將引發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它將造成人們對權力本質的質疑，造成人們權力價值觀的多元化，因而使權力的合法性喪失根基。有鑒於此，一些國家都建立了一整套對執政黨行使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的體系。在西方模式中，來自執政黨外部的三權分立、監督制衡的權力配置體制起著關鍵性的約束作用；而在一黨獨大的國家，由於缺乏「異體監督」，對權力的約束很大程度上要靠執政黨自身。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要加強監督意識、暢通監督渠道、完善監督機制，不僅要強化黨內的約束機制，而且要進行黨政關係的制度安排，建立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這是執政黨必須承擔的重要責任。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