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維吾爾民眾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

06-18

李曉霞 [內容摘要]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維吾爾族逐漸建立了民族認同、宗教認同(伊斯蘭教)和國家認同(中國)。新中國成立後，維吾爾民眾的國家認同意識上升很快，民族認同感也在增強，宗教認同依然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應合理調整三者關係，促進新疆的長治久安。關鍵詞：維吾爾；認同；新疆一、認同的界定與意義「認同」一詞，原本屬於哲學範疇，後來在心理學中被頻繁應用，在社會科學領域，這個概念的使用範圍日益擴大，包括社會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等，它們分別指個人認為自己與所處的特定的社會地位、文化傳統或民族群體的統一【1】(348)。群體認同是如何產生的？20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8O年代就此問題出現兩個理論流派，一為根基論(Primordialists，又譯為原生論)，認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於天賦或根基性的情感聯繫；一為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論(Instrumentalists)，強調族群認同的多重性，以及隨情境(工具利益)變化的特徵。近年來，一些權威學者把兩派理論綜合起來，認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認同與可見的工具利益匯合時，族群認同才會產生【2】(29)。許多學者認為認同是構建而成的，即「所有的族群認同在某些程度上都是運用權力的結果，並且是從多樣化的文化資源中創造出來的」【3】(137)。甚至民族也被認為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個人身份的多樣性決定了認同的多樣性，民族認同、宗教認同、國家認同、區域認同等都是群體認同的一種類型。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4】，其內容「是多要素的，即往往同時包括民族歸屬感、語言同一、宗教信仰一致和習俗相同等」【5】。民族認同與其他認同的重要區別之一，就在於它強調共同的繼嗣和血緣，因為共同的祖先、歷史和文化淵源容易形成凝聚力強的群體。由於民族認同的原初性、不可替代性，民族認同具有很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國家認同感是人們對自己的國家成員身份的知悉和接受。在單一民族國家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是同一的、重疊的，是隨著國家的誕生和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國家民族。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由於民族的多層次，形成的民族認同也是多層次的，即國家民族層次上的中華民族認同與56個民族層次上的民族認同。後者一般都具有民族認同的原生性，同一民族成員在語言、宗教信仰和習俗上基本相同，具有某種天然的民族歸屬感。本文所談的民族認同也是這個層次上的認同。宗教的同一性被認為是民族認同的基礎性要素，而且「是文化中真正能夠持久的基礎，它同本族的民族意識緊密結合為一」【6】。但多數宗教，尤其是幾大世界性宗教，宗教認同都跨越了國家界線和民族界線，有時甚至是對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消解。如曼紐爾·卡斯特所說：「對一位伊斯蘭教徒而言，最基本的根基不是故鄉，而是信徒團體，所有的人都因為對阿拉的順服而平等，民族國家被視為是信徒之間分裂的根源。」【7】(14)對於一些民族，宗教往往成為認同意識的核心。如在回族、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之間，真正的群體邊界是宗教和教派，民族並沒有發揮群體區分功能，人們對共同信仰的認同超越了對本民族的認同【8】。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宗教認同之間的關係是複雜多樣的，有時表現為由高至低的隸屬關係，有時是相互重疊的，有時則是相互隸屬的。由於認同是排他的，低層次群體認同可能會對高層次的群體認同造成威脅，或者為了實現更高層次認同而抑制低層次認同。不同群體的交叉性造成了認同的交叉性，多種認同的重疊會使群體變得更為穩定，更有凝聚力。當不同群體出現矛盾時，選擇哪一種群體認同，或以哪一種認同為主，有時至關重要。如跨境民族的認同會受兩國關係的影響，生活在不同國家中的同一信仰群體的認同強化會影響國家的凝聚力，等等。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社會認同一方面令個體內化社群的規範，並在社群的聲譽和安全受損時挺身而出，捍衛社群的利益。另一方面，社會認同又會令人們偏袒自己所屬社群的成員，歧視甚至鄙視其他社群，破壞社會公正與和諧。「社群間的衝突會增強社會認同，而社會認同又會製造社群衝突，令社群間的緊張關係逐步升級。」【9】因此，研究認同問題對於保持社會穩定，增強國家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二、維吾爾族民族認同、宗教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建立維吾爾族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個古老的民族，他們自稱「Uyghur」，「Uyghur」意為「團結」、「聯合」。漢文史籍中自北魏時期至明代，先後有「袁紇」「韋紇」「回紇」「回鶻」「畏兀兒」等音譯，清代一般稱之為「纏回」。1934年，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提議使用「維吾爾」這一漢譯名稱，後被民國新疆省政府採用。2007年，新疆維吾爾族人口為965.1萬，主要聚居於天山以南的各個綠洲，以喀什、阿克蘇、和田三地區最多，佔全區維吾爾族人口的70%以上。維吾爾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有三種方言：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羅布方言。維吾爾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維吾爾族先民的歷史可上溯到公元前3世紀游牧於漠北的丁零，但作為現在意義上的維吾爾族基本是在新疆地區形成的。在維吾爾族形成的過程中，吸收了眾多其他部落、民族的成分。公元4世紀，一個被稱為「袁紇」的部落逐漸發展起來，7世紀初，與其他部落聯合組成部落聯盟回紇，與突厥對抗，並於744年統一了蒙古高原，建立回紇汗國。8世紀末，回紇可汗奏請唐朝改回紇為「回鶻」。840年，回鶻汗國為黠戛斯人攻滅，部眾南遷或西遷。西遷者一支遷入新疆境內吐魯番一帶，史稱西州回鶻，建高昌回鶻王國；一支遷到蔥嶺以西地區，後聯合葛邏祿等部建立喀喇汗王朝。兩國開始從東西兩端向塔里木盆地的中心發展。11世紀初，塔里木盆地只剩下這兩個王國東西對峙，原來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于闐、疏勒、龜茲等古國的土著居民和兩漢以來移居西域的漢人，以及以後陸續遷來的吐蕃人、契丹人等，都逐漸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字而講突厥語、用回鶻文，這標誌著回鶻人在塔里木盆地統治地位的確立。同時回鶻人逐漸接受了當地的農耕文化。但兩個王國的回鶻人因為宗教不同(高昌回鶻信佛教和摩尼教，喀喇汗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而互相敵視。麻赫穆提· 喀什噶里在《突厥語大詞典》中稱，不信仰伊斯蘭教的高昌回鶻人是「最兇惡的敵人」。文字也有區別，前者仍使用回鶻文，後者改用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哈卡尼亞文。東西兩部分居民並沒有同一民族心理意識，人們只忠於自己的區域和宗教而不忠於民族【10】(49-50)。 1514年，察合台的後裔賽義德汗統一了塔里木盆地，建立葉爾羌汗國，疆域東達哈密。與此同時，從l0世紀傳人新疆的伊斯蘭教經過約600年的時間最終獲得了統治地位。到16世紀末，天山南路長期分治於不同政權、信仰不同宗教的局面結束，共同的地域促進了維吾爾族共同語言和共同生活習俗的形成。過去那種狹隘的宗教和地方意識，逐漸轉變為包括塔里木盆地所有居民在內的民族意識。回鶻人與土著居民以及後來的蒙古人，在文化、風俗和血緣上的融合也已完成【11】(49-50)，維吾爾族至此成為一個近代民族。事實上，直至2O世紀初，維吾爾人的民族意識還十分淡薄。維吾爾學者毛拉木薩1908年撰寫的《伊米德史》中還沒有維吾爾人這個詞，說到塔里木盆地的維吾爾人時，要麼說「七城庶民」、「蒙兀兒斯坦庶民」，要麼具體地說喀什噶爾人、阿克蘇人、和闐人、吐魯番人等【11】(254)。顯然，南疆相對封閉的綠洲生態環境以及那時落後的交通與通信條件，促使聚居於此的維吾爾民眾形成較強的地域認同，民族整體意識相對薄弱，且很大程度受宗教認同的影響。維吾爾族在形成過程中接受了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又增強了維吾爾族的民族性，大大促進了對其他民族和部落的吸收與同化。因此歷史上維吾爾族的先民雖然接受過多種宗教，但伊斯蘭教在維吾爾族形成發展中表現出一定的原生性，維吾爾民眾對伊斯蘭教的認同程度相對較深。作為一種傳人的宗教，來自境外的傳教者在信教者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和地位，如人們對和卓(宗教神職人員)的敬仰。新疆的和卓全都來自中亞，一些和卓享有崇高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雖然民眾對宗教的認同時常高於民族和國家的認同，但當他們的利益受到極大損害時，宗教認同也被抑制，對於中央政府的期望上升。如19世紀前期，和卓後裔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多次發動叛亂，橫徵暴斂，激起廣大穆斯林群眾的憤慨和痛恨。當平叛的清軍到來，他們紛紛捐獻糧草，踴躍參戰，配合清軍打擊叛軍。在阿古柏統治後期，一些封建主拒絕執行阿古柏的命令，有些人甚至秘密與清軍聯繫。維吾爾人民也在街頭巷尾成群結夥地公開議論著「漢人就要來了」的消息。據毛拉木薩說，他們「不管這些消息是真還是假，總要按照自己的心愿給裡邊穿插很多故事，以悅人心，更悅己心。他們日夜盼望著漢人，為漢人做著祈禱」【12】(217)。歷史上中原統治者對邊疆地區的治理主要採取「羈縻」政策，在新疆主要為「軍府制」，即以軍事管製為主，並利用各少數民族上層進行統治。在明朝及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對新疆的影響有限。1759年，清政府統一天山南北，對新疆地區正式行施管轄權。1884年，設新疆省，全面推行郡縣制度【13】(8-10)，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能力和程度迅速提高，但當時民眾對國家的認同並未真正形成。現代意義的國家認同只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的老百姓認同的是皇帝個人，而非國家。中國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是在近幾百年國家不斷的內憂外患中培養建立的。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家危亡之際，全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維吾爾族詩人魯特夫拉·穆塔里甫(1922～1945)在1938年寫的《中國》一詩中，表達了他熾熱的愛國之情：「中國!中國!你就是我的故鄉!因為我們成千上萬的人民，生長在你那溫暖的，純潔的懷抱里。」【12】(335)為支援抗日戰爭，新疆各族人民捐錢捐物，踴躍購買公債，其中就有不少維吾爾族民眾積极參与。也正是在民眾對國家認同的觀念形成過程中，出現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建立的政權組織，即分別在1932年和1933年建立於南疆的兩個短命的分裂政權——「和田伊斯蘭王國」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它們都將伊斯蘭教掛在國名之上，作為號召教徒的一個重要旗幟。三區革命初期建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也極力強化伊斯蘭教的影響力。這些分裂政權的理論基礎除伊斯蘭教外，還有對「突厥民族」的構建，即以突厥語族語言為界限，區別「突厥民族」和其他民族。2O世紀初的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更把生活在古代中國北方和西域的所有民族，包括操突厥語族語言和非突厥語族語言的諸民族都稱之為「突厥民族」，把這些民族活動過的全部地方都歸為「突厥國家」，杜撰「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企圖建立一種虛幻的國家認同，來排斥、替代對中國的認同。雖然這些政權都只存在很短暫的時期，受其管轄的民眾數量很有限，但這種以地域、宗教、語言以及歷史為認同基礎構建的國家認同思想卻流傳下來，被少數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極力宣揚，影響了部分維吾爾民眾的認同，成為構建中國及中華民族認同的一個消解力量。三、維吾爾族民眾認同的現狀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重視對國家認同的培養和教育。新疆毗鄰蘇聯，由於歷史的原因，少數民族教育一度受蘇聯的影響很深，直至20世紀60年代初新疆仍廣泛使用蘇聯課本，從小沒有很好地培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感。1962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少數民族幹部中進行「三個一」教育：1．只有一個祖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2．只有一條道路，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3．只有一個領導的黨，即中國共產黨【14】(163)。20世紀80年代以後，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活動日益猖獗，黨和政府對國家認同更為強調。1998年，自治區黨委作出在全區廣泛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宗教觀、文化觀宣傳教育的指示。2004年，自治區黨委又提出強化「四個高度認同」(即對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幾十年來，隨著人口的流動和交通、通訊設施的發展，過去那種局限於所在縣鄉的地域認同在減弱，代之的是對全疆乃至全國維吾爾族的認同，其認同的基礎有語言、宗教、外貌、風俗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建立對維吾爾民族認同的形成和強化有著直接的推動作用，分布在全疆各地的維吾爾族對自己作為自治區主體民族的地位有清楚的認識並增強了民族自豪感。民族認同感上升也與我國的民族身份認定製度以及一些以民族群體為單位的政策規定(如人民代表選舉、幹部選拔、高校招生優惠等)有關。當然，許多政策措施在強化民族認同的同時，也增強了對國家的認同。如自治區的建立對增強維吾爾民眾的民族認同有促進作用，同時也一定程度滿足了民眾要求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務的需要，從而提高了其對國家政權的認可程度。宗教組織的政治要求被抑制，經濟功能也消失殆盡，法律禁止宗教干涉國家行政、司法和教育，宗教信仰日益成為公民個人私事。下面以2005年在庫車縣的問卷調查(簡稱庫車調查)①為主，並借用吉平、高丙中1987年調查②、郭正林、余振2001～2002年調查③、楊聖敏2004～2005年調查④的有關數據，對維吾爾族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現狀進行初步的分析。表格數據均來源於庫車調查。 (一)國家認同對國家的認同，表現於對該國家的自豪感、歸屬感和忠誠感，其中往往包含對國家歷史與文化構建的認可與接受。在我國，承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承認本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就表現了對國家的認同。調查數據顯示，維吾爾族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程度較高。在郭正林的調查中，維吾爾族被訪者的90.1%表示完全同意或同意「中國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多民族統一國家」，85%以上認為「新疆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庫車調查中，維吾爾族被訪人94.6%同意「中國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92.6% 同意「新疆自古(秦漢)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說不清」者中年輕人比例較高。可以看出被調查者對於多民族國家現狀的認同程度要略高於對新疆自古歸屬中國的認同程度。後者正是近幾年在官方組織的各類宣傳教育活動和學校教育中重點強調的內容之一，其效果在以上數據中得到顯示。但在問卷之外，對於新疆地區歷史上歸屬等問題，不少維吾爾民眾，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實際上持有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新疆地區在歷史上有獨立政權(一個或多個)的時間更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控制有限，本民族有悠久而輝煌的歷史。對歷史記憶的認同往往是為了構建今天的認同，很多人都是在諸種歷史話語解釋中選擇一種自己願意接受的解釋。雖然多數認同與國家話語系統相異的本民族輝煌歷史者，是出於對本民族的熱愛，但極少數話語構建者卻可能出於以民族認同壓倒國家認同，想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調查顯示，個人對中華民族的歸屬，表現出的認同程度更高。在庫車調查中，95.5%的維吾爾族被訪者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二)民族認同民族自豪感是民族意識的一種反映，是一個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表現。在庫車調查中，91.7%的維吾爾族被訪人表示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2.3%表示「無所謂」，漢族被訪人同類數據分別為87.5%和9.2% ，顯示出維吾爾族的民族自豪感相對更強。其他幾個調查都有同樣結論，楊聖敏調查中維漢差別更明顯：維吾爾族中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和「非常自豪」的佔92.4% ，漢族僅為54．3%。要衡量這種民族自豪感是寬容的還是狹隘的，可測量被訪者對其他族群表現出的信任感及對其他族群優點的認知與評價。在庫車調查中，有一個對維漢「誠實可靠」判斷的問題。表1顯示，對維吾爾族人的看法，維漢之間差別並不大；對於漢族的看法，維吾爾被訪人明顯比漢族低。「誠實可靠」是道德評價中很重要的內容，對彼此誠實可靠的認可，表現出彼此間的信任感，數據反映維吾爾族被訪人比漢族被訪人較多表現出對對方的不信任。表1：被訪人對「誠實可靠」的認識(%)

觀點	維吾爾族			漢族
觀點	同意	不同意	不清楚	同意	不同意	不清楚
絕大多數維吾爾族入都是誠實可靠的	86.3	3.0	10.6	83.3	6.7	10.0
絕大多數漢族人都是誠實可靠的	64.8	8.8	26.3	83.0	7.5	9.5

民族認同是在民族間互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通過族內人對自己的「自認」和族外人對他們的「他認」共同確立的，並以文化認同為基礎。民族之間差別越明顯，界限越清晰，對本民族的認同越明確。在南疆維吾爾族聚居的諸縣市，維吾爾族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其次是漢族。庫車調查顯示，對於維漢之間的差別，維漢被調查人看法有相似之處，即從大到小由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民族心理、生產方式上依次排列，但在程度上有區別(參見表2)，漢族對民族心理差異的認識更看重，維吾爾族對語言文字、宗教等文化差別更看重。表2：維吾爾族與漢族彼此認為差別最大的是(%)

	語言文字	宗教	風俗習慣	生產方式	民族心理	說不清	人數(人)	未答(人)
維吾爾	93.7	74.1	87.7	11.5	19.6	0.2	617	137
漢	81.2	57.1	84.2	6.8	42.1	1.5	133	21

維吾爾民眾很重視語言在民族認同中的地位，注重民族語言作為民族文化載體的重要作用，庫車調查中分別有81%和84%的人同意「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一個不會本民族語言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本民族人」，而漢族被訪人認同比例分別為54.5% 和49.7% ，遠遠低於維吾爾族被訪人。對結婚對象的選擇可以反映出人們區別「同族」與「異族」的真實分界，在這個分界上的態度差異可以反映出族群認同和排他的質的分界點【8】。維吾爾族在婚姻上表現出極強的內聚力，與異族結婚普遍不被支持，尤其反對與不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通婚，是全國56個民族中族際通婚率和通婚指數最低的民族【16】。即使是自幼進入漢語授課學校，有許多漢族同學，並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擇偶傾向仍然明顯局限於本族群體。可見維吾爾族的民族認同感是較強的。 (三)宗教認同新中國成立以前，維吾爾族全民信教，人生下來即為穆斯林，一些宗教儀式被演變為民族風俗，伊斯蘭教滲入社會生活和民眾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但由於維吾爾民眾主要生活在單一民族聚居區，擁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宗教認同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並不突出。而當與不信教的異族交往出現矛盾和衝突時，民眾的宗教認同往往會被一些人利用，作為群體聚集最有效的工具。新中國成立以後，黨和政府堅持不懈地進行意識形態領域各種政治宣傳和無神論教育，並要求中共黨員、團員不能信教，在新疆國家幹部和教師也不能信教，成年人不得要求18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信教或學習宗教知識，加之現代教育的普及，民眾科學文化素養的提高等原因，維吾爾民眾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參加宗教活動和履行宗教義務。在郭正林的調查中，絕大多數被訪者都表示贊同政教分離原則，只有少數被訪者(4.3%)認為宗教可以干預國家公共教育和人們的世俗生活，體現了維吾爾族群眾對待宗教問題上具有的現代公民意識。另一方面，目前明確表示放棄伊斯蘭教信仰的人仍很少。雖然「穆斯林」是對信教者的稱呼，但維吾爾族人能夠坦然說自己不是穆斯林的極少，穆斯林幾乎是對本民族所有民眾的共同稱呼。在庫車調查中，幹部和教師佔到了維吾爾被訪人的33%，但對宗教道德約束作用表示認可的佔到了88%，有20.1%的被訪人明確表示不同意人們宗教觀念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漸淡薄的觀點(參見表3)。可見宗教的影響作用還很強。表3：維吾爾族被訪人的態度(%)

觀點	同意	不同意	不清楚	人數(人)	未答(人)
一個虔誠信仰宗教的人，也會是一個遵守社會秩序的人	88.3	4.1	7.6	708	46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宗教觀念會越來越淡薄	53.2	20.1	26.7	690	64

綜上所述，60多年來，維吾爾民眾的國家意識上升很快，這不僅是意識形態領域宣傳教育的結果，也是長期以來黨和政府堅持實施民族平等團結和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積極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新疆與內地各省區經濟文化聯繫日益緊密、人口雙向流動更為頻繁、基礎教育普及和教育內容趨於一致等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但同時，維吾爾民眾的民族認同感增強，維吾爾族與其他民族界限清晰，民族差別明顯。伊斯蘭教雖然喪失了很多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權力地位，但仍在維吾爾民眾的精神世界有很大的感召力。當然，民族認同、宗教認同與國家認同並不存在絕對的對立，許多對本民族有強烈自豪感，並具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愛國者。但民族認同、宗教認同如果高於國家意識，就可能侵蝕國家凝聚力，增大與異族、異教群體的矛盾。如一些地方部分群眾包庇同族違法犯罪分子；對於不參加宗教活動的黨員、幹部進行排斥；等等。烏魯木齊某高校就曾發生學生們在觀看中東某國與中國足球比賽電視轉播時，很多民族同學為中東某國贏球歡呼，為中國球隊喝倒彩，引發與在場漢族同學的衝突。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文化傳播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迅速影響世界的每個角落。但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群體認同並不會因為全球的經濟一體化而逐漸消減。全球性的交流會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創造條件，因為它使各種社會角色都能在全球市場的產品和觀念中選擇自己所需要的。經濟全球化最終將導致基於族群、宗教、階級、年齡、性別和性傾向等一系列非國民性認同的泛濫【17】。希望通過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文化一體化的建設最終消除這類國家認同之外的群體認同是不可能的，因為其他認同正是構成這個世界多樣化，提供多種發展途徑、豐富人類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條件。但我們可以引導並控制這類非國民性認同在尊重國家利益、承認自己的國民身份的合法範圍內，可以通過一定製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提升國家認同感，培育國家民族的自豪感。有學者從社會心理學角度指出認同存在的必要性：通過所認同的社群提高自尊、從依附群體取得歸屬感、降低在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並在社會認知上獲得安全感【10】。提高自尊是很重要的因素，顯然，國力強盛、人民生活富裕、社會和諧安全，會極大增強公民對國家的自豪感和認同感。但實現這樣的目標還需要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依然需要對國家認同作大量的努力，包括保護和發展各民族平等的地位與權利，推動各民族經濟文化走向共同繁榮，增加人們對國家的歸屬感。目前，各方面都很重視對國家文化認同的培養。的確，文化認同比政治認同對國家的合法性更為重要。但文化認同、人文歸屬不能像商品那樣因市場的需要而迅速「製造」，需要較長的時間，通過共同實踐，一點一點地沉澱而成，同時要避免因過分強調建立自己的文化歷史敘事而抹煞內部各種次文化群的差別及其要求【18】。國家認同不可能完全替代民族認同。應以保護和發展民族傳統文化來滿足各民族層次的文化認同心理，以保護信教者的合法權益，制止非法宗教活動，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合理調整民族認同、宗教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促進新疆的長治久安。 _______________ 注釋： ①該調查的負責人為新疆社會科學院陳延琪副院長。有效問卷927份，被訪者中維族佔82%；26—45歲者佔62%；幹部(16%)、教師(17%)、農民(21%)、無業及下崗人員(16%)所佔比重較大。 ②在石河子市、吐魯番地區、喀什地區、伊寧市進行隨機抽樣調查，維漢被訪者共1 349戶2 387人。見吉平、高丙中．新疆維漢民族交融諸因素的量化分析[A]．潘乃谷，馬戎．邊區開發論著[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383-456。 ③2001年5月至2002年5月，在烏魯木齊市、伊寧市(包括霍城縣)、喀什市、和田市四地對382名維漢被訪者進行問卷調查。見郭正林、余振．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新疆維漢關係問卷分析[OL/EB]．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 ④ 2004和2005年在烏魯木齊、喀什、庫車、吐魯番、莎車等十餘個縣市進行的問卷調查，發放3000餘份問卷。見楊聖敏．普遍的利益訴求還是少數人的訴求——新疆維漢民族關係的凋查與研究[J]．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46期，2008年2月。參考文獻： [1] 吳澤霖，總撰．人類學詞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2] 周大鳴．從「漢化」到「畲化」談族群的重構與認同[A]．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編．族群與族際交流[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3] [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M]．鄭戈，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4] 王希恩．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J]．民族研究，1995(6)． [5] 郝時遠．西方學界有關族群釋義的辨析[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2(4)． [6] 周慶智．文化差異，對現存民族關係的一種評估[J]．社會科學戰線，1995(6)． [7]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8] 管志翔．宗教信仰與族群邊界——以保安族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4(2)． [9] 趙志裕，等．社會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範例[J]．社會學研究，2005(5)． [10] 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11] 潘志平，主編．民族自決還是民族分裂[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12] 《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維吾爾族簡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13] 齊清順，田衛疆．中國歷史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14] 朱培民，等．中國共產黨與新疆民族問題[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15] 郭正林，余振．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新疆維漢關係問卷分析[OL/EB]．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 [16] 李曉霞．試論中國族際通婚圈的構成[J]．廣西民族研究，2004(3)． [17] [法]讓·盧·昂塞勒．全球化與人類學的未來[J]．張海洋，譯．世界民族，2004(2)． [18] 黎熙元．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J]．社會學研究，2005(4)．（本文轉載自：《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6期總第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