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與政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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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魯霞　　馬克思·韋伯在1919年作的兩次演講聲名至今。無獨有偶,北美獨立前,英國政治家埃德蒙·柏克(1729-1797)也曾作過「論課稅於美洲」、「論與美洲和解」兩次著名的演講,這兩篇演講,加上他的「致布里斯托長官書」,被繆哲先生選譯后冠以《美洲三書》出版。　　韋伯的兩次演講中,對政治家——有資格把手放在歷史舵輪握柄上的人——應具備的素質作了大致的勾勒。對此問題,柏克在演講中也多有涉及,且與韋伯持大致相同的看法。比如,柏克認為,政治家就是要「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並以火樣的熱誠,以不忝於我們身份與品格的方式,去履行我們的職責」；政治家要善觀政治之「天象」,「看到地平線的一角處有巴掌大的雲彩,就知道那是颶風,就會躲進最近的港灣里」。柏克所論,皆不出韋伯的激情、責任、判斷力之範圍。　　若細究之,柏克對政治家素質的要求與韋伯又有細微的不同。在激情、信念以及道德方面,柏克就調門甚高,甚至不乏理想浪漫之色彩,與韋伯對信念倫理之陷阱的警惕形成鮮明對照。柏克認為,政界之人應是群眾的「真樣品」,「他們若普遍地敗壞,社會就絕不是健康的」,因此,在政治中,「宅心於高尚,絕少不是最真正的智慧」。政治家就「應將自己的心靈,擢拔於崇高的境界,以無負上天命我們接受的委託」。粗鄙的政客群氓、堪稱政治之機械工者,絕沒有資格做偉大航程的舵手,「就是搖轉這機器上的一個小輪子,他們也不配」。柏克所論,頗具「好人政治」的意味,與中國古代的風過草偃、古希臘的賢人政治並無二致,其身後的卡萊爾(1795-1881)、阿諾德(1822-1888)等皆有其餘韻。柏克生活的時代,政治之行政化、技術化趨勢已經確立,對此他並不籠統地反對。柏克認為,「國事倘不脫正常的秩序」,出身於官衙的人以循常蹈故的作風,也可以做到事功斐然可觀；而一旦社會處於轉型、非常時期,對執柄者素質之要求便陡然提高,他們甚至就是「國家的路標與燈塔」,非具高尚的品行、豐富的學識、敏銳的洞察、堅強的意志者皆不足以勝任。在柏克看來,其時的英國,恰是一個需要「路標與燈塔」式人物的關鍵時期。　　由於把政治看作一項神聖、崇高的託付,所謂的責任,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志業和使命,因此,在柏克身上,激情與責任是和諧統一的。對於政治家的責任問題,柏克並無更多的泛泛而論,他關注的焦點是如何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完成所託。同樣兩篇著名的演講,韋伯是以學者身份對政治進行哲學思考,柏克則是作為政治家在實戰層面的揮灑。所以,譯者繆哲先生說,對政治家或用心於實際政治的普通人,柏克這些嘆為觀止的文字,堪稱政治智慧的源泉。　　步入政壇之前,柏克已經是位小有名氣的文人,他的演講著實顯示了不凡的文學才華,但柏克又並非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所譏諷的那類文人政治家。這類文人政治家「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系,崇尚誇大其詞」,雖無政治經驗、不通政治事務,卻極熱衷於談論政治,民眾因為愚昧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前,正是此類文人成了「首要政治家」、控制了輿論,把法國政治生活「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文章不與政事同,「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這是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深刻反思後的結論。其實,早在托克維爾之前,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一書中就對此種文人的浪漫已經多有深刻的批評,柏克的思想應該對「晚輩」的托克維爾有所啟迪。　　與歐陸唯理主義哲學不同,英國文化奉經驗主義為圭臬,政治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保守主義烙印。作為保守主義的鼻祖,在政治的操作層面,柏克堅決反對浪漫文人的籠統、孟浪和亂投虎狼之方。約翰牛的信條是「崇尚傳統、膜拜經驗、修修補補」,他們總是遵循有益的經驗,而不是有害的理論；總是把政策建立在事實上,而不是想像上；願享既有的東西,而不寄希望於未有的東西。柏克的政治言行所以具有極高的政治智慧,與其保守的政治理念關係甚大。要言之,柏克最令人矚目之處,是對信念與責任、激情與客觀、目的與手段的平衡和拿捏,技藝之高超實非托克維爾、韋伯所能比肩。對政治,柏克既以近乎神聖的態度待之,又謹慎地規避著文人的浪漫,以免把事情搞得更糟。柏克奉審慎為政治家之美德,在作任何決策之前,先對自己的才能抱以不信任的心,對問題的考量「審之入微,面面俱到」,「絕不依據匆匆的一瞥和一孔之得,便做出決定」。他力求做到的是:「不曾有哪個男子的生命,因我們的魯莽而喪失。不曾有凄苦的寡婦,因我們的無知而泣盡繼之以血。」若依此論,不乏激情的柏克對信念倫理的警惕,與韋伯又實在驚人的相似。　　細品《美洲三書》,多次想到古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大概因為他也曾有過著名的演講,以及他臨終時的那句話:從未有一位公民因我而披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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