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與愛欲（《告別革命》片斷）

理念與愛欲論情愛的多元 劉：最近讀了尊作《我的哲學提綱》，發現你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觀點，即認為「愛情可以多元化」，這一觀點倘若在我們的故國大陸裏提出，恐怕要引起一場大辯論。 李：哦，你注意到了，我在不顯眼的地方提了一句，你是發現這句話的第二個人。在你之前，也有一位朋友發現了。這可能是要引起麻煩的一個觀點。 劉：這一觀念在西方不會引起麻煩，在中國恐怕會有許多人難以接受，甚至會被認為是「精神污染」或性解放的「理論綱領」。 李：本來就被扣了十幾頂帽子，這一回該又要添上一頂。 劉：最簡單也是最庸俗的理解，大約會認為你要再復辟「多妻主義」，這就不僅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是「封建階級自由化」。 李：多妻構不成「主義」，它是某種客觀事實，如中國古代以及阿拉伯世界等等，各有其背景和原因，不能一律譴責。有趣的是林語堂在三十年代便認為中國傳統的男人納妾比現代西方的夫婦離婚要優越得多，這倒可說是「主義」了。既然允許男人有「第三者」，那麼當然也要允許女人有「第三者」。總之，多妻是指某種社會風習或制度，與性愛意義上的多元並不一定有直接聯繫，後者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性愛中常常一方面是要求獨佔對方，同時自己又傾向多戀。男女均如此。這既有社會原因，又有生理原因。 劉：在人類的精神文化史上，以男性為中心的價值觀、歷史觀、文化觀一直占著統治地位，從柏拉圖到尼采、叔本華，都是婦女的蔑視者，但是，尊重婦女、謳歌婦女的精神文化也形成很美的歷史。尤其是在文學領域，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拜倫、普希金、托爾斯泰、曹雪芹等等都寫了非常迷人的婦女形象，如果沒有這種婦女形象，世界歷史實在太乏味了。 李：文學以情為本，離開婦女，文學就失去「本」的一大半。 劉：我在瑞典時，特別注意到本世紀早期北歐兩大作家的爭論，這就是挪威的易卜生和瑞典的史特林堡的爭論。易卜生是婦女解放的鼓動者，他的娜拉一直影響到我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史特林堡則敵視婦女，其文化觀念也是「女人禍水」的觀念。但兩位都是文學天才。 李：文學應當是最自由的，他們可以把自己對世界的感受、體驗和認識作極端性的表述，所以我們不否認他們兩人各自的文學選擇，但是，如果要我們作文化觀念的選擇，當然是站在易卜生的一邊，只是我們也會像魯迅那樣提出理性的疑問：娜拉走後怎麼辦產 劉：對婦女是否尊重，是一種特別敏銳、特別有效的價值尺度，五四運動就張揚這一價值尺度，這一運動的文化先行者幾乎是以對婦女的態度來作為新舊文化營壘的分野。舒蕪先生編輯了一本《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收輯了魯迅、胡適、陳獨秀、吳虞等人關於婦女問題的言論。其十周作人對婦女的關注最長久，他晚年說：「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說法，即已瞭然無遁形矣。」他把對婦女的態度作為鑒別見識高下的尺度。 李：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我不大喜歡周作人，也不贊成現在許多人過份讚揚周作人，但贊成周作人特別尊重婦女的觀念。我覺得所有的男人都應當尊重婦女，誰也沒有甚麼特權，所以我對顧城殺妻特別反感：他以為他能寫點詩就可以如此肆無忌憚、胡作非為，真是豈有此理，完全是罪犯。我認為他死有餘辜，他倒聰明，自知不免一死而自殺，其實應由法庭判決他死刑才更好。但奇怪的是他死後居然有那麼多人陵念他謳歌他。我當年也稱讚過他的詩，但我是「原則問題」絕不讓步的。 劉：顧城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只許自己情愛多元，不許妻子有多元情愛，實際上是個一元統治的情感暴虐主義者。 李：我認為愛情可以多元，就是要堵塞這種暴虐。中國的帝王貴族，自己可以有三宮六院，妻妾成群，但不許妻妾有情人，一有跡象，則處以極刑。顧城不就是這種變形的暴君嗎產他的妻子倒有情愛多元的襟懷，容得下英兒。 劉：鄧拓說：「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真是如此。一種文化觀念，確實會影響到人的性格、行為、命運。絕對的一元論者，常常會幹出血跡斑斑的暴行。 李：人是很複雜的。性，感情，愛欲，是很複雜的，不能簡單化。過去和今天的一些倫理觀念、道德準則其實質與顧城這種簡單的「一元化斧頭」來解決問題，相差不遠。 劉：我是支持你的觀點的。正因它複雜，所以應當尊重它的多種存在方式，不可用一種方式來代替和統一一切方式。以一種存在方式取代多種存在方式，就會形成對人性的摧殘。封建時代的寡婦主義、節烈觀念，就是一種絕對的情愛一元觀，它要求婦女從一而終，嫁於一，從於一，死於一。丈夫一死，婦女便守節，當死人的殉葬品，當活著的情感殭屍，很悲慘。永遠一元的情愛觀，可以變成很殘酷的情愛觀。 李：你的這一理解，使我很高興。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三從四德」，提倡戀愛自由，反對守節「貞操」，完全正確。不應當否定五四的功績，包括「破壞」封建一元的情愛觀念、夫妻觀念的功績。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在丈夫死後，沒有選擇新配偶的權利，這還有甚麼對生命的尊重？一個婦女，結婚後情況發生變化，包括丈夫死亡這種變化而嫁給另一個男人，展開情愛的另一頁，這就不只是一元，而是二元。倘若還變化，又離婚再嫁，也可理解，多元並不神秘。「從一而終」、「終身大事」都是在傳統社會人際接觸相對固定和狹窄的時代中形成的，在開放的現代社會中，生活接觸面極大地擴展，男女產生戀愛的機遇和可能極大地增加，上述規則的失敗理所當然。對下一代男女便不可能用上述標準去要求或規範。他（她）們的性行為、戀愛經驗會豐富得多。如果「度」掌握得好，這絕非壞事；相反，它使人生更充實、更豐富、更有意義。我對青年男女只提三條，一、不要得愛滋病，二、不要懷孕或使人懷孕，三、不要早結婚。當然還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必須兩相情願，不能勉強對方。這看來似乎太簡單，其實做到也並不容易。當然，不過早結婚包括不過早有小孩，美國未成年的媽媽成為一大問題，按中國話說，簡直是「造孽」。 劉：我想，多元的情愛觀最重要的應當是充份尊重人們所選擇的不同情愛方式，把這種選擇視為不可干預、不可隨意侵犯的私人生活權利。理、情、欲，這是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這三種要素可以組合成各種不同的情愛方式，千差萬別，不可能有統一的模式。 李：食、色，性也。關於食，研究得較多，財產制度、階級鬥爭等等，都可說在「食」的範圍內，但「色」的問題卻研究極為不夠。佛洛伊德開了個頭，但太局限而片面。在中國，更如此，以前連佛洛伊德也不讓談。其實人的性愛情慾，既不全是動物性，又不脫離動物性。我講人類的「情本體」，就是說人的情愛，既不等於動物界的「欲」，也不等同於社會精神界所強調的「理」。所以就變得非常複雜。劉：你所說的動物性情慾之外的東西，即人類擁有追求的特殊的東西，我曾用「廣義情慾」這一概念來描述。這種廣義情慾包括性慾，也包括性慾之外的各種追求。人類其所以複雜，就是他們追求動物性性慾之外的其他慾望。而且每個生命個體的情愛方式非常不同。 李：人類的愛，特別是男女的情愛，總是包含著性，性的吸引和性的快樂。純粹的精神戀愛，柏拉圖式固然有，但究竟有多大意思，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如此，我懷疑。沒有性的吸引，很難說是男女情愛。但一般來說，人的性愛，又總包含著精神上、情感上的追求。人與動物的性愛之所以不同，就因為人的性愛不是純粹的生理本能，而是人化了的自然，也就是你曾說過的文化化了的性。這就是所謂「情」。「情」也就是「理」（理性)與「欲」（本能）的融合或結合，它具有多種形態，具有多種比例。有時性大於愛，有時愛大於性，有的愛擴大到幾乎看不到性，有的性擴大到幾乎看不到愛。總之，靈與肉在這裏有多種多樣不同組合，性愛從而才豐富、多樣而有光彩。夫婦的愛和情人的愛，就不能相互替代。中國只講夫婦的愛，認為此外均邪門；西方則要求夫婦之愛等於情人之愛，於是，現代離婚率極高，問題愈來愈嚴重。其實，可以有各種不同層次、不同比例、不同種類、不同程度、不同關係的性愛。我們不必為性愛這種多樣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應當感到珍貴。 劉：動物的性行為，只是生理上的性行為，而人類的性行為，則不僅是生理上的，而且是心理的。有你所說的文化心理，也有潛意識的性心理。這裏確有比例、比重的問題。但人的情愛方式的差異真是「千差萬別」，難以言傳，用「比例」、「比重」這種社會學的數量概念來描述也是不得已的，但確實也是一種辦法。表面上看，都是愛，但其中「理」、「情」、「欲」比重就很不同。這不同，便形成不同方式。相對而言，法國的女思想家西蒙·波娃與沙特的愛情方式，除了必不可少的性愛之外，就帶有更多「理」的色彩，即與她的存在主義觀念相關的色彩。他們相愛終生，而且愛得很真摯。但是，他們不正式結婚，各自保持自由獨立狀態。按照波娃的觀念，女人一旦依附某個男人就開始進入被奴役狀態，所以她必須獨立。然而，獨立又不能只是柏拉圖式的純精神愛戀，因此，她和沙特又訂了相聚契約，規定只能短期分離，不允許長時間獨居。他們一生的情愛十分成功，中間雖發生過沙特和另一女人的情愛故事，但波娃在短暫的傷心之餘還是理性地護衛住她和沙特的愛情。她的這種方式，顯然是「理」的比重很大。沙特與波娃雖然也是作家，但從根本說畢竟是思想家，觀念可以控制住慾望，而同樣生長在法國的大作家巴爾札克可就不是這樣，他是慾望大於理智，「欲」的比重較大。他和烏克蘭貴婦韓斯卡夫人的情愛故事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美國作家朱妮塔·H·弗洛伊德撰寫過一本《女性與創作——巴爾札克生活中的一個側面》的書，描述了巴爾札克和眾多女人的關係，也描述了他和韓斯卡夫人的關係。巴爾札克一生中共收到一萬二千多封女人的信，但是，這位平庸的烏克蘭貴婦人所以會使巴爾札克如痴如醉，把她視為「北極星」，為她付出十五年的追求、等待、折騰到臨終前幾個月才贏得她的結婚許諾。這並不是有什麼真純的愛，而只是韓斯卡夫人有一份貴婦人的證書和一大筆可以替他償還債務的財產。支配巴爾札克的不能說沒有愛情，但更多的是虛榮與財產的慾望。這段故事使人看到一個處於現實層面上的偉大作家不過是一個凡人，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譴責甚至貶抑巴爾札克的天才，而且他願意在成千上萬的女性仰慕者中作這樣的選擇，也無可厚非，因為，在現實層面上，魔鬼般的債務畢竟是個問題。 李：關於巴爾札克，我倒認為他是「理」（金錢計算，對利的理智考慮）控制了「欲」。他這種「愛情」（據你所介紹，我不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層次很低。 劉：有些作家確實仰仗純情並把純情理想化而贏得偉大的成功，例如但丁之於貝亞德。但丁九歲時第一次見到貝亞德，而且見面之後便留下永恆的愛戀，以後，貝亞德的名字便成為他創作的動力。在《神曲》中，貝亞德是但丁進入天堂的領路人，而在創作中，她是推動但丁走向世界文學巔峯的精神女神。然而，在現實層面上的但丁，並不是那麼單純，也不是在整個生命路程上把全部情感投進貝亞德個一人。在但丁的青年時代裏，他也放浪過，風流過，到處尋找女人。他的〈六十〉一詩，就列舉了他居住的城市中的六十個美人，並由此而引起了一場風波。但是，正常的人類社會歷史，絕不會把此事放在但丁的檔案裏，絕不會愚蠢而殘酷地苛求這位偉大的詩人。 李：這很正常。如我剛才所說，既可以有精神度很高的愛，也可以有精神度不高甚至很低的愛，完全可以並存，特別是男人更如此。男人對所愛的女人常常一定有性行為的要求，對不愛的女人也可以有性行為或性要求。女人似乎不同，女人對所愛的男人不一定有性的要求，對不愛的男人則絕對不願意有性行為。這當然就一般來說，但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討論。 劉：歌德認為沒有愛情就沒有生命。他認為人應當有「第二屆的青春期」，他自己就有多屆的青春期，七八次熱烈的愛情歷史。不過，每一次戀愛，都使歌德重返青春，而且使他把內心爆發出來的原始情感流入筆尖。他和十九歲的貝蒂娜相愛的故事發生在七十四歲的時候。貝蒂娜的母親是歌德往昔的情人，他要從這位少女身上找回逝去的青春的歲月。歌德八十二歲時完成了《浮士德》，而在八十三歲逝世前他還為他心愛過的女人們寫下最後的一首愛情詩。如果沒有多次愛情的激發，就沒有歌德。與歌德相比，海明威的戀愛不說，正式結婚就有四次。如果在他生前，美國人堅守一元的情愛觀，堅決譴責乃至打擊他的第二次、第三次婚姻，那就產生不了海明威。在巴黎，我參觀過一個展覽室，這是雨果情人的展室，這在中國是難以想像的。情人已不合法，還要展示讓人欣賞與瞻仰，更是不可思議。但是，如果沒有雨果的情人，人類世界的文學寶庫中，也許要減少許多美妙的篇章。一個規規矩矩的模範公民，也許可以當個好學究，但恐怕很難成為一個大作家。一個作家，即使在性行為上是極端保守的，但在性愛心理上也應當是活潑的，富有想像力的。 李：當然。我們也應注意情愛與文學藝術有各種不同的關係和情況。對於有些作家藝術家來說，性愛是創作的動力，如你所說的歌德與海明威，等等。例如畢卡索，就在數不清的女人身上得到靈感。但也不一定都這樣，達文西一生獨身，魯迅的生活也相當簡單。這裏有巨大的個性差異，陳獨秀嫖妓很出名，胡適則似乎並不如此。 劉：在作家藝術家中，有的把愛情當作目的，創作只是手段，所以創作時一再對情人聲明：「我只為你而寫作。」有的則相反，愛情恐怕只是手段，創作才是真正目的，例如喬治·桑（G·Sand) ，她就始終把小說作為第一戀人。她的一生有許多戀人，但她整個身心日夜投入的是她的創作，因此，她的成就非凡，全集達到一百零五卷。 李：有的婚後才華髮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巨著是在婚後安寧幸福中寫成的。有的則相反，婚後貧病交加而死亡。總的來說，作家在性愛上有更多的觀察、思考和體驗，其作品將會更加豐富。我反對婚姻與性愛上的隨意性、不負責任和利己主義。但主張對性愛要寬容，不要太多地干預和指責個人的私生活，這不僅是對作家，應該包括所有的人。作家藝術家在這方面並無特權，這一點我倒想強調一下。儘管作家藝術家因為更加放任情感，風流韻事似乎更多一些。 劉：自然，「情愛多元」的觀念不能只屬於作家藝術家，它應當是社會人生情感領域的普遍性原則。有這一原則，才有社會寬容。中國的情愛一元論，除了造成性神秘、性虐待、性摧殘等許多反人性現象之外，還造成中國的一種「特殊文化」，這就是牢獄文化。這種文化的特點就是沒有私人生活空間，使人的存在方式就像牢獄。每一個人的私人生活空間都非常狹小，因為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各種圍牆之中，都生活在密集的監視之下。在城市裏，這種監視深入到每一條小衚衕。衚衕裏的馬列主義老太大所組成的街道委員會像雷達似的對著每一個窗口，她們除了防範外國人之外，最重要的事就是窺視別人的私生活，而支配她們的行為原則與觀念便是情愛的一元論。 李：在這種觀念下，自然是「寡婦門前是非多」，自然是「男女之大防」，自然是對隱私生活進行無休止的侵犯。 劉：從牢獄文化中掙脫出來，不僅可使人性獲得一種解放，而且也可以使社會減少很多虛偽。《儒林外史》就生動揭露了這種虛偽。賈乎凹的《廢都》，放在文化批評的層面，指責這部小說有點男性中心主義，把女人當玩物，作的完全是男人的白日夢，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放在文學批評的視野上，則應肯定這部小說恢復中國的閑書傳統，從根本上走出意識形態的陰影，而且，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愛故事與勞倫斯等寫性愛的作家不同，它沒有勞倫斯筆下性愛的從容，相反，每次做愛都像游擊隊似地偷襲，匆匆忙忙地打一仗，無論在旅館還是家裏都是如此，這就寫出沒有私人生活空間的情愛方式，這是中國特有的牢獄般的情愛方式。 李：沒有對於性愛的寬容，就不可避免如此。這種游擊隊實際非常可悲。 劉：是的，每一個游擊隊員都覺得自己在作賊，但又似乎有這種權利。魯迅與許廣平戀愛得那麼久，受了那麼多攻擊，最後他才發出「我可以愛」的聲音，魯迅要突破一元都那麼難，何況別人。我們並不是以此例子來召喚一妻一妾制，而是說，像魯迅這種情愛二元狀況發生的時候，有它非常具體的原因和情況，有它的合理性，不可籠統的用情愛一元論來加以苛求。如果不是魯迅，而是一個普通人發生這種情況，也應當理解，然後選擇一種符合人情人性也符合人類基本道德原則的態度。 李：所以我說不能簡單化地對待情愛這種複雜問題。魯迅一生極其嚴肅。他以最大的力量承受舊式婚姻方式的痛苦之後，作婚姻方式之外的情愛追求，並不破壞倒恰恰完整了他的整個生活態度和人生觀念。 劉：我在六七年前寫作《性格組合論》時，探討過人性的複雜性，就認為人性中靈與肉、性與愛有無數的組合形式，是無限的多，但我還是講最後應歸於一，又有一點多元歸一的一元論味道。這一點，應作點新的思考。 李：其實無法歸一。歸於哪一個「一」？統一於哪個「一」？過去的政治工作，企圖做到這一點，結果是連戀愛也要向「組織」請示彙報，也要組織批准。夫婦吵架也找單位領導。這是極端荒謬的。在一九八六年在上海一個會上我說共產黨應該是政治組織，是政黨，如今搞成孔教會了，就包括這個意見在內。這當然與中共的歷史背景（如長期的戰爭環境等）有關，蘇共當年大概就不干涉這些私人生活。這與中國傳統也有關係，所以我才提「孔教會」。 劉：這又使我想起《一九八四》這本有趣的書。這本書是歐威爾（G，ofwell）在一九四八年寫的，他預言在一九八四年可能出現的社會怪現象中就有一種性與政治統一的怪現象。本來純屬於私事的性愛也變成了公事，因此，一個完全政治化的女人，其性行為的「房事」，也只是為了兩個目的，一是為了「生孩子」，二是「盡我們對黨的責任」。因此，這種女人的身體便成了永遠冰封的胴體，整個人變成一個系著「貞操帶」的木偶。這種木偶除了四肢會動彈之外，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情感。在這種預想社會裏，性與罪是等同的。他描述道，就黨的立場而言，愛情本屬奢侈，但相較之下，色慾才是罪魁。黨員要跟誰結婚，得事先呈報「婚委會」通過，有時申請書被退回來，非為其他理由，而是婚委會諸公覺得這對男女，愛的只是對方的肉體，因此凝難照辦。總之，男婚女嫁唯一被認可的目的就是製造「小同志」將來為黨服務。基於這種理由，夫婦間把性行為視作一種令人厭煩的小手術，如灌腸子。這本書很有趣，我讀的是劉紹銘教授的譯本。 李：你講的使我記起一個半真半假的笑話，話說「文革」中下鄉女知青因為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教導，「急貧下中農之所急」而接受了農村幹部的強姦。我並不把這當作笑話。 劉：性愛的政治化與一元化，不僅使私人的生活空間幾乎喪失，而且嚴重地影響現代文學尤其是革命文學的發展。性愛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之一，文學很難迴避性愛。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學對性就採取了完全排斥的態度，性變成意識形態的消解與對立因素。在《艷陽天》等小說中，男女的結合，已沒有甚麼性愛的內容。他們的結合，例如蕭長春和焦淑紅的結合，只是意識形態的結合，革命精神的結合。即不是男女的結合，而是同志的結合。小說中明確地說明，他們（蕭與焦）是沒有愛情的愛情。 李：這就是性愛附屬政治的模式。這一模式是現實中政治一元化模式在文學中的宣傳和表現。其實，初期革命文學對性愛並不是這種態度。這大概是在延安整風之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還不如此。 劉：革命文學的初期，也就是創造社、太陽社和左聯時期，對性愛還是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儘管那時也形成「革命+戀愛」的公式，但還是要把兩者統一起來，當時寫革命要表現理想主義，寫性愛也表現理想主義，浪漫氣息很濃，意識形態色彩也很明顯。但後來革命與性愛的關係逐步緊張起來。革命者逐步發現性愛會腐蝕革命和危害革命理想主義，也就是感到性愛的私人品格難以和革命的公共性格融合為一，特別是難以和高大完美的、具有純粹公共性格的英雄人物相協調。發現了這種不調和便產生緊張。解決這種緊張的辦法，一是完全迴避性愛，如樣板戲那樣，女英雄們都沒有丈夫，即使有丈夫也不在場，另一種辦法是使性愛完全精神化，即意識形態化，英雄既沒有配偶，也不是人與人的結合，而是神與人的結合，也可說是神與神的崇拜者的結合。 李：八十年代之後，這種情況已得到改變。 劉：七十年代末，作家們又重新尋找〈愛情的位置〉（劉心武），重新發現〈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弦），重新喚起愛的記憶——〈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學表現性愛更是多種多樣，真的可以說是多元化了。僅蘇童一人，他所表現的性愛方式至少可以列出數十種。 李：對於性愛，男女的生理—心理需求就有差異。我們的作家不知道充份寫了沒有？我不是專家，無法多說。前面已提及，一般可以感到，女子的心理需求較重，男人的生理需求較重。這種差異也會形成性愛的多元和複雜。美國不久前所爆出的妻子割切丈夫生殖器的著名新聞，大概也表達了女人厭煩、憎恨男人過多的生理需求，所以許多女士同仇敵愾支持這位割勢的女英雄。 劉：女子的心理比較細緻，也更為複雜。我們可以在《紅樓夢》中看到那種女子，一個一個的性愛心理，其實都比賈寶玉複雜，比起賈珍、賈蓉、賈鏈這些花花公子就更加複雜。這些花佗公子對性愛的生理需求顯然大於心理需求。 李：而林黛玉、薛寶釵，包括王熙鳳、晴雯、襲人等都是心理大於生理。《紅樓夢》中的性愛有許多種，性與愛的比重各不相同，差距很大，所以很精采。 劉：賈寶玉就是一個愛情多元主義者，一個泛愛者。他與許多女子的愛情均有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方式，而且情感的深淺也很不相同。他甚至有同性戀，他與秦鍾的關係，就不僅是朋友的關係，也包含著性的互相吸引。賈寶玉雖是一個愛情多元者，但並不是一個性亂者。他的多元愛情恰恰表現出他的真性情，許多偽君子、偽道德家所沒有的可愛的真性情。 李：賈寶玉的性愛至少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未婚的少女；二是已婚的少婦，包括對秦可卿、平兒、王熙鳳，都包含著性愛，只是份量的輕重不同罷了；三是對男性少年。他的愛更多主要是表現在他與少女的關係，而與已婚少婦的關係，性的份量似乎更重一些。 劉：性與情兩者又會相互影響、相互推進。寶玉因為與襲人朝夕相處，確實有愛，所以才發生「初試雲雨情」。而發生性行為之後，兩人的感情又深了一步，關係變得更加不同尋常了。當然，這也不可絕對化。寶玉與晴雯就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但是，他們的情感極深，晴雯臨死時後悔自己只擔當了一個虛名，早知今日，何不當初，她也為始終沒有與寶玉有性的交流而遺憾。可是，性有時與愛並沒有甚麼關係，如妓女之性。 李：可惜我們的中國文學，除了《紅樓夢》之外，太不善於描寫性心理了。 劉：《金瓶梅》描寫得很細緻的是性動作、性行為，而不是性心理。我國的當代作家，很少能寫好女性形象的，也是性愛心理寫得不夠精采。這一方面不如西方的一些作家。現在有些年輕作家，對性心理描寫有很大的進步，例如李銳對農民性心理的描寫，就非常生動。他的《厚土》描寫了山西這個極端貧窮的地區，性成為唯一的奢侈品，因此，性心理也非常特別，在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中難以見到。比李銳更年輕的蘇童，他寫的《南方的墮落》、《刺繡》、《妻妾成群》，對女子的性心理都有精採的描寫。還有劉恆的《伏羲伏羲》，後來改編成電影《菊豆》，對性心理的複雜性也表現得很精采。李銳、劉恆的農民文學比起趙樹理、高曉聲的農民文學，其突破之處，可能就在這一點上。 李：文學的性愛主題和性愛描寫已經多元，但一提到現實上，大家還是感到很突然。其實今天的中國，實際生活包括性生活，特別是年輕一代，恐怕已相當開放、多元，但就是不準公開說，不許研究討論，這不好。 劉：現實總是更少自由，所以作家才會通過文學去體驗自由。 李：最後還想重複說一次，性愛是個複雜和深刻的問題，絕對不能簡單化。如何對待各種不同的情愛，值得仔細研究。回到我們開頭講的夫妻情愛，夫妻之間就遠不僅是性愛關係，而是長期朝夕生活所建立起來的相互支持、幫助、關懷、體貼、容忍、遷就等關係，它們體現在許許多多數不清說不盡的日常生活細節之中。看來似乎毫不重要，但這就是真實的、具體的「生活」。日常生活也就是這些穿衣吃飯中的許許多多瑣碎事情，夫婦之間在這些事情中的緊密關係和由此而產生或形成的情感關係，是別人和別種情愛如情人的愛所不能替代的，這是雙方在長期生活旅途中彼此給予對方的一種「恩惠」，所以我常說「夫婦恩」。這種「恩」就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愛。我在課堂上和美國學生說，「愛」不難，要長期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就不那麼容易了。他（她）們都同意地笑了。 此外，也要再重複一次，我說的「多元化」當然不只是對男性，對女性也一樣。有人說男人多戀，女人單戀，這已為性心理學所否定。但如前所說，男女性心理也確有不同。而不管男女，個性差異在這方面更是特別顯著、特別重要。人的生理、心理、氣質、愛好等等不同特點會充份表現在性愛上，自然（生理）和社會（如觀念）不同結構的個性複雜性，都會在這裏展現、表達，所以不能強求一律。所有這些，都說明要慎重對待這一問題，並深入地進行研究。性愛中有好些矛盾和悖論，如一開頭講的「獨佔」與「多戀」，以及雙方感情支付的不均衡等等，都不能用政治的或某種既定的先驗模式、倫理道德來簡單處理。顧城殺妻就是這種簡單處理的一個極端例子。去年美國一本暢銷小說描寫一位始終忠實於家庭的妻子與一位路過的單身漢的愛情故事，那麼狂熱（包括性行為描寫）和執著，那位女主人翁對丈夫、子女、家庭的情愛與對男人的「真正的」情愛極為痛苦地並存，在現代的生活背景下頗為蒼涼，作者似乎力圖把它升華到一個近乎宗教感情的高度，使我感到有點回到十九世紀的味道，這種浪漫和溫柔，在實際生活中，特別是美國，恐怕少有了，但它是「暢銷書」，大家仍願意讀它。為甚麼？這一切都值得研究。選自《告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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