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國關】楊毅：澳大利亞強化美澳同盟及其前景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國際政治、美國亞太聯盟、中國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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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美國重返亞太政策出台並不斷深化，對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澳大利亞選擇強化美澳同盟，深化美澳同盟的合作機制、拓展合作領域，對美國「重返」亞太做出積極回應。與此同時，中國崛起、美國實力的下降以及澳大利亞自主性的增強等因素對澳大利亞的美澳同盟政策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引發了人們對美澳同盟前景的關注。從澳大利亞的政策選擇看，在今後一段時期內，強化美澳同盟的態勢不會減弱，這將對其對華政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本文系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計劃項目「美國亞太聯盟體系與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抉擇」( 項目編號: YETP0853) 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青年學術創新團隊項目「中國周邊外交政策有效性研究」( 項目編號: 016JT002) 的研究成果

美澳同盟已經歷了65年的發展， 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環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澳大利亞安全戰略的形成至關重要。

自美國「重返亞太」後，美澳同盟在美國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中進一步強化，雙邊同盟夥伴關係被進一步「激活」。這對澳大利亞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澳大利亞選擇了不斷強化美澳同盟的政策，但面臨著一系列制約因素和挑戰。

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出台及深化，對澳大利亞的安全環境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中國的崛起，又不斷改變著澳大利亞人所熟悉的地區秩序，有觀點認為這意味著自越戰以後形成的亞洲秩序的終結

也預示著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對亞洲海洋控制時代的終結，而這使得澳大利亞建國以來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出現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美澳同盟的功能和價值被進一步激發，美澳同盟關係被澳認為是確保其國家安全與亞太地區穩定的根本保障。鑒此，澳政府從多方面採取強化美澳同盟的措施。

第一，進一步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安全合作。軍事安全合作是美國聯盟體系的首要內容，澳大利亞政府採取各種措施，提升與美國軍事合作的水平。首先，澳大利亞加強了美軍在其本土的軍事存在。此舉實現了美國駐軍常態化，從而增強了澳大利亞對美澳同盟的政治依賴與政治承諾。

2011年11月，澳美兩國政府發表聲明， 宣布美國將進一步增加在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 美國海軍將在達爾文港和澳北部領土駐軍，其數量在2017年將達到2500人。

2012年4月，首批200名美軍海軍陸戰隊官兵抵達達爾文。 2013年澳大利亞發布《國防白皮書》，確認將加強美軍在其北部領地的空軍輪換，並承諾加強兩國間海軍合作，包括允許美國海軍進入澳在印度洋的海軍基地。

2014年澳美兩國簽署《軍力部署協議》， 澳大利亞允許美國繼續擴大其在澳的海上安全力量，同時在其北部領地部署空軍力量，包括B52重型轟炸機、武裝直升機以及空中加油機。

美軍還將被允許使用面積達8700平方公里的布拉德肖陸軍訓練基地、 1173平方公里的邦迪山軍事訓練基地以及廷德爾和達爾文皇家空軍基地以及德拉米爾空軍武器靶場。此外，兩國海軍還在協商美國水面戰艦、水下潛艇以及兩棲作戰力量進入澳大利亞港口的可能性。

其次，澳大利亞不斷增強與美國的防務貿易合作，加大對美國先進性能武器的採購力度，並逐步引入美國的作戰指揮系統。澳大利亞未來的國防採購計劃清單中包括有美國的C－17和C－27運輸機、F－35「閃電II」隱形戰鬥機、E－18「咆哮者」電子攻擊機等新式高精尖武器。

同時，澳大利亞國防軍正在將美國的作戰指揮系統引入其柯林斯級潛艇編隊並計劃將美國的「宙斯盾」作戰系統植入其正在研發的霍巴特級防空驅逐艦 。再次，澳大利亞還進一步與美軍加強作戰指揮人員的交流合作，通過此舉進一步增強澳美兩國軍隊的交流與互信。

一方面，澳大利亞每年有上百名軍人前往美軍交流或被編入到美軍作戰部隊中其「悉尼」號護衛艦也曾在2013年有三個月時間被編入駐紮在日本橫須賀的美國喬治·華盛頓航空母艦戰鬥群另一方面澳大利亞的瑞克·布爾少將在2013年被任命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副司令。

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位非美國人獲得如此高階的職位，使雙方的軍事互信與合作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2014年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中， 澳大利亞海軍上將西蒙·庫倫被任命為聯合特種部隊的副指揮官， 克里斯·韋斯特伍德准將被任命為聯軍部隊空中部隊指揮官，彼得·利維准將被任命為遠征打擊群指揮官。

上述軍事指揮人員的交叉任職加深了澳大利亞與美國間的互信，提升了美澳同盟的質量和水平。第二，加強了與美國的信息情報共享與合作，增強美澳的戰略信任。

在澳大利亞看來，美澳同盟的存在能夠使其獲得更多的技術、情報和人員培訓的機會。這可以大大增加其自身的防務能力，使其成為規模較小國家的力量倍增器。在美國「重返亞太」的背景下，澳大利亞通過加強與美國的情報合作提升美澳同盟間的戰略信任。

2013年澳發布的《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到 增進美澳同盟關係的關鍵方式之一就是維持與美國包括軍事領域在內的緊密的情報合作關係，因此澳需要與美國緊密協調、有效分享、通力合作來提高自身的情報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澳進一步向美方開放其情報設施，使美國情報人員進入澳情報網點，甚至獲許參與澳方情報處理的全過程。

同時，澳美還建立了包括陸基、水面、水下、空中、太空、網路各個領域在內的全方位的情報合作關係。根據兩國間的協議，美國將在西澳大利亞部署一部C波段雷達和一架高度先進的光學望遠鏡。

前者將大大增強美澳兩國監督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區航天發射與導彈發射的探測與跟蹤能力，後者將主要負責觀測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的地球靜止軌道衛星。這兩套設施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將大大強化澳美兩國針對亞太地區的太空監督能力。

澳還支持美國的國防通信能力建設，在澳西部將建設美澳聯合通信網並提高其能力，這將為兩國訪問寬頻全球衛星通信系統提供大容量介面。澳美在信息及情報領域合作的深化，大大增強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信息與情報優勢，也強化了澳美盟友之間的戰略信任關係。

第三，加強了與美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拓展了美澳同盟的合作領域一方面，澳大利亞高度重視與美國在網路安全領域的合作

兩國將對網路空間的防禦納入了軍事同盟協定，並且通過雙方部長級磋商實現了該領域合作的機制化。 2011年，時任澳大利亞外長的陸克文就曾指出，網路安全領域是一個往往沒有已知敵人的非常規性戰爭的戰場，必須把該領域作為美澳同盟磋商與合作的正式組成部分。

同年舉行的美澳 「2 2」部長級磋商也明確將美澳同盟安全機制啟動的範疇由傳統的領土完整、政治安全擴展到涉及國家安全的網路攻擊行為，使得網路戰成為美澳同盟關注的新範疇。

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和中央情報局的影響下， 澳相繼於2012年和2013年頒布禁令，禁止中國企業華為參與澳國家寬頻網路項目和國家網路工程基礎項目的投標。這實際上表明澳在網路安全領域與美國的協作日益緊密。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在反恐領域也與美國進行密切配合。隨著中東「伊斯蘭國」崛起全球反恐進入新階段

2015年的民調顯示，澳大利亞人已將恐怖主義視為國家的首要威脅特別是「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勢力已對澳海外公民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尤其是2014年12月的悉尼人質事件及2015年的幾起槍擊案更使澳大利亞人感覺恐怖威脅就在自己身邊。

澳大利亞是首個表態參與美國領導的打擊「伊斯蘭國」軍事行動的西方國家。2014年9月，澳表態向伊拉克派遣200名特種部隊士兵 為跨國打擊力量提供多架飛機和600名人員，以對抗「伊斯蘭國」。

目前為止，澳向中東地區派遣了780名軍人以及6架F/A－18戰機以支持美國領導的反恐行動，是給予美國支援力度最大的西方盟友。

第四，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加強與美國的戰略協調。在澳大利亞看來，這種戰略協調涉及的領域包括對地區穩定的強調對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的認同，對開放與自由貿易規則的認可，對海上安全以及開放的海上航線的關注以及在國際法原則下對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的尊重。

特別是澳自由黨—國家黨聯合政府執政以來對上述舉措給予了堅定支持。一方面，澳在涉及東海、南海問題時，加大與美國的政策協調。

2013年11月，澳時任外長畢曉普發表聲明稱:「中國發布有關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聲明的時機與方式不利於當前地區的緊張局勢，不會有助於地區穩定。」2014年6月，阿博特訪美期間，澳美雙方再次確認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的一致態度和主張。

2015年5月，在香格里拉亞洲安全對話會上，澳在與美日共同發布的三國防長聯合聲明中公然提及東海及南海問題，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填海造地表示「嚴重關切」，敦促所有南海聲索方保持克制，

停止填海造地行為，採取措施緩解緊張局勢，避免採取導致局勢升級的單方面行動，呼籲東盟與中國儘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而2015年9月底，剛上台不久的澳總理特恩布爾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也表示，中國不應再繼續推進在南海的島礁建設。

2015年底，在美國驅逐艦進入中國南海島礁12海裏海域之後，澳一架P－3反潛巡邏機就曾飛越南海爭議島嶼上空，進行所謂的「例行海上巡邏飛行」。

2016年1月底美國「柯蒂斯·威爾伯」號驅逐艦擅闖中國西沙群島中建島12海里內後，澳國防部長佩恩公開表態支持美國的行動，聲稱澳大利亞艦機將繼續與美國和其他地區合作夥伴在航行安全問題上進行親密合作。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還在經貿領域配合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成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中美國最得力的盟友。

TPP的推進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一環，對於美國全面介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依託貿易實施自身的政治安全戰略發揮著重要作用。

而澳大利亞與美國保持著緊密的經貿關係，雙方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締結十年自2008年美國決定參加TPP談判，澳始終積極響應美國號召 與美國一同加入談判並於2010年3月開始在墨爾本啟動參加TPP的談判進程。

在貨物貿易領域，澳強調應進一步促進貿易自由化，提高市場准入水平，同時強調應將農產品等全部產品貿易納入到TPP談判中來，以提高該協定的質量和效果。在服務貿易領域，澳大利亞態度也相當積極。這都與美國不謀而合，可以說，澳大利亞的作為進一步夯實了美澳同盟的經濟基礎。

2澳大利亞強化美澳同盟面臨的制約因素

澳大利亞不斷強化美澳同盟的政策面臨著一系列因素的制約，對美澳同盟的前景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第一，澳大利亞必須面對中國崛起給美澳同盟帶來的制約。

隨著中國的崛起，在亞太地區形成了中美競爭加劇和中澳經貿關係深化的情景使得澳在處理澳美關係的同時，必須處理好同中國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這成為澳當前外交至關重要的環節。澳這種在中美間「兩面下注」的戰略思維，必將對其同盟政策帶來很大影響。

首先，澳在對華經濟外交領域與美國存在意見分歧。澳大利亞礦業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離不開中國這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地理上的遠離，使得澳本身與中國並無直接的安全糾紛。

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對於澳的重要性不斷增強。目前，中國是澳第一大貿易夥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對澳經濟穩定和民生保障至關重要。而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有77%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是澳經濟夥伴而非軍事威脅。

因此，中國崛起及其對澳影響是澳政策制定時必須面對的問題。澳深知選擇強化美澳同盟，勢必引發中國的反感和敵意，加劇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進而危及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因而成為澳聯盟政策的一大難題。外界也十分關注澳政府如何採取措施做到在美國和中國間左右逢源。

2015年4月，澳決定加入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這實際上也表明澳與美國在對待中國的立場上分歧在所難免。其次，涉華問題使澳在處理與其他美國同盟夥伴的關係時不得不更加謹慎。

2014年6月， 在日本和澳外長、防長「2 2」會談達成的合作協議中，就有日本向澳轉讓其蒼龍級潛艇，以幫助澳研發新式潛艇的內容。此舉可謂符合美國的意願，被認為是澳送給美國的一份禮物，但這在澳國內卻廣受質疑。

除了擔心日本的潛艇技術與澳最終的運行需求並不完全吻合，而且會衝擊澳傳統的國防產業外，澳國內更多擔憂這種與日本軍事技術領域的合作，針對中國的意圖過分明顯，必將引發中國的高度警惕，從而妨害澳中關係的穩定。

面對著澳國內各界對這一決定的質疑，特別是自由黨內部的反對聲音，阿博特在2015年2月決定修改原方案，引入競標程序，允許包括法國和德國的公司參與澳潛艇的競標。

雖然特恩布爾擔任澳大利亞總理後，在出訪日本和美國時都與相關領導人談及此事，甚至有消息稱日本最終還是會中標，但澳政府在處理此事上的慎重更表明其面臨著重大的權衡。

第二，澳大利亞需要面對美國實力下降對美澳同盟構成的制約。從歷史上看澳在安全領域實際上是通過美澳同盟搭上美國安全的「便車」，享受著同盟夥伴提供的公共物品。

但隨著美國相對實力的下降、國防投入的削減，澳對美澳同盟有一定程度的擔憂。首先，美國相對實力的下降引發了澳部分人士對美澳同盟信心的動搖。

澳對美澳同盟的前景認識取決於美國在財政緊縮的情況下能否持續實施它「重返亞太」的戰略，而事實上這一戰略在美國大幅削減國防預算的情況下已經受到了限制。美國防部自2012年開始將在10年內削減4870億美元的預算，奧巴馬也在2014年宣布將陸軍的兵力縮減至二戰後最小的規模。

這種情況勢必動搖澳對盟友的信心，使其質疑澳在遭受攻擊時，美國能否給予及時有效的援助這一問題。因此，澳有學者認為，澳不能指望美國為其提供及時、有效、精準的軍事支援，相反，應該重新考慮採取新的對沖措施並選取新的戰略夥伴。

其次，美國希望盟友分擔防務成本會進一步增加澳財政壓力。在亞太同盟體系中，美日同盟始終居於核心主導地位。

由於東北亞地區形勢的不斷緊張，日本在美日同盟中承擔的義務在增加，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美國大幅削減軍費更是突出了這一點，美國希望亞太地區的盟友能夠幫助其分擔戰略再平衡的防務成本。

吉拉德政府時期，澳曾削減國防開支55億美元，這使得澳近幾年國防預算佔GDP的比重已經降到了1938年以來最低的水平。

而澳剛剛出台的2016年《國防白皮書》則決定將其國防預算從2015～2016財政年度的324億澳元增加到2025～2026財政年度的587億澳元，增幅佔澳國內生產總值的2%。

此舉雖然是澳幾經權衡作出的選擇，但外界普遍認為是迫於美國壓力而為。因此，儘管澳政府對美澳同盟始終給與政治上的支持，但仍然被認為是美澳同盟中的搭車者。

澳戰略政策研究所馬克·湯姆森對此認為， 這是不對稱同盟關係中，屬於從屬地位一方作出的常見行為。但這卻成為美澳關係中的一個不確定因素，使得美國政府不斷感覺澳在故意「佔美國的便宜」，而且還會進一步加重美國負擔的成本。

美國前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就曾警告澳 不要把美國「重返亞太」視作自己搭便車的借口。

再次，美國戰略注意力的游移也引發了澳對美澳同盟未來的擔憂。隨著實力的相對下降，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在全球所有重點地區均保持絕對優勢的軍力存在選擇時被迫有所側重。

2014年以來美國的戰略注意力逐漸轉向歐洲和國內， 這樣對美澳同盟的關注和投入勢必會減少，在一定程度上將對美澳同盟產生不利影響。剛剛離任的澳前駐美大使金·比茲利就曾公開表態說， 美國高層決策者的注意力正在被其他事務所「佔據」。

而且，一旦美國將注意力從亞太轉移到其他地區，澳就會面臨美澳同盟空心化澳大利亞在亞太地區戰略利益無所依靠的局面。

第三，澳大利亞自主性的增強也會給美澳同盟的發展帶來一定製約。美澳同盟經歷了65年的發展，雙方關係雖然漸趨平等

但美澳同盟作為典型的非對等同盟關係的性質沒有發生改變，實力因素仍然影響著盟國在同盟關係中作用的發揮。但隨著澳自主性的不斷增強，對美澳同盟中雙方實力的不對等和權利義務的不均衡有了進一步認識，這實際上也會影響澳對待美澳同盟的政策選擇。

首先，澳擔心被美國拖進一場它不願捲入的中美爭端。安全議題上的緊密合作固然是美澳同盟牢固的表現，但作為不對等聯盟中實力較弱的一方，履行同盟義務有可能代價巨大。

澳大利亞政界已有人明確指出了這一點。 澳前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在其去世前出版的著作中就認為，澳大利亞與美國的同盟將把澳大利亞引向危害其國家安全的外交衝突中。

澳民眾對此問題也有類似的看法， 由澳前外長鮑勃·卡爾領導的澳中關係研究院(ACＲI)在2015年1月進行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

針對釣魚島海域發生衝突的假設，超過71%的民眾反對澳採取選邊站的行動;68%的民眾認為澳應該拒絕美國提出的與日本和美國並肩作戰的請求。 其次美澳之間主從型的聯盟關係會進一步激發澳自主意識進而影響美澳同盟的穩定。

在美澳同盟內，作為主導國的美國與作為協同國的澳大利亞，在利益上往往有主從之分，此時澳方利益就必須服從於美國的利益。

在美澳同盟中，澳很難改變自己從屬的地位，雖然澳不斷強調，在與美國的合作中，澳實現了與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直接協商和在高級別政治和軍事領域了解美國政府計劃和思想的目的，但從澳歷史來看，它很少能真正做到這一點。

澳希望美國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大力參與亞太事務，履行對亞太地區的承諾，但作為一個「中等強國」，卻不喜歡美國對自己頤使氣指，仍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澳前國防部副部長休·懷特曾指出，「澳美同盟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但這種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畢竟是一種政策工具，是澳美兩國出於自身利益經過相互權衡而形成的，除此以外並不存在什麼牢固的基礎。

而且澳今天日益突出自身「中等強國」的身份，在強調美澳同盟作用的同時，也不斷強調追求自主發展地區影響力的強烈傾向主張要保持在地區的軍事優勢並發展一隻獨立自主的國防力量。

澳前總理保羅·基廷就指出， 如果澳不能「實實在在地選擇中國」的話，那也應該選擇外交政策的獨立性所以， 澳認為如果想要充分發揮其「中等強國」的作用，就必須尋求在外交和軍事上的獨立自主，要保護並加強自身的主權，即決策的自主性，對領土及資源的掌控。

3澳大利亞強化美澳同盟的前景

在美國「重返亞太」的背景下，澳大利亞不斷強化美澳同盟，又要直面美澳同盟面臨的制約因素，使得美澳同盟的前景引起關注。基於澳方的視角看，雖然其國內政治對此始終存在著爭議但強化美澳同盟仍將是其亞太政策的主要取向這會對其對華政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第一，在今後一段時期內，澳仍將繼續強化美澳同盟。首先，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一直被澳視為最重要的對外防務關係。隨著澳自身的影響逐漸增加，其地理位置對於美國戰略布局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對澳的期待值也在逐漸增強。

儘管澳內部的政策論爭仍在繼續，但毫無疑問的是，澳面臨的安全挑戰與威脅需要與美國及其他同盟夥伴緊密協調加以應對。提高澳自身的海上安全能力以及確保美國及時、有效的軍事救援是澳對美澳同盟的首要關注。澳雖然擔心美國現行亞太政策的持久性，但對美國在必要時刻會對澳安全防衛施以援手的信心日益增長。

而且，「對結盟強烈的偏好是澳大利亞特有的戰略文化」，是歷史傳統的延續美澳同盟關係因此成為澳在亞太與印度洋地區的安全主軸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是澳基於歷史傳統的一種必然選擇。而且，這種同盟價值在澳看來不僅體現在防務層面還提升了澳自身的安全及繁榮。

其次，澳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不會輕易打消。在政策上澳會繼續利用美澳同盟藉助美國的力量平衡中國日益上升的影響。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已成為美澳同盟建立半個世紀以來最根本的問題。

儘管中澳之間的經貿往來不斷增加，但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表現出一種擔憂，有85%的澳民眾認為，一旦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將會直接對澳構成威脅; 將近一半的澳民眾將中國視為未來20年內最大的軍事威脅所在。

因此，雖然澳與中國在經貿、反恐、防擴散等領域的深入合作能夠使自身獲得持續的利益，但澳不會忽視中國軍事力量的迅速發展以及中國對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影響。

而美國擁有與澳大利亞諸多相近的價值觀，美澳同盟是這一價值觀的必然延伸再加上自一戰以來澳美就有並肩作戰的經歷，因此，澳將選擇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抵消並平衡中國軍力上升對澳大利亞和地區局勢的影響，通過同盟關係來遏制中國所謂的「軍事冒險行為」。

2016年1月，特恩布爾在訪問美國時，專門訪問了位於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有人認為此舉說明澳仍然認為其未來的戰略威脅來自亞洲。

甚至有消息顯示，特恩布爾政府正考慮針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聲明，舉行正式的「自由航行」演習。雖然演習的具體時間尚未確定， 但特恩布爾在2016年1月訪問美國時已與美國針對此事進行了溝通。

澳剛剛發布的2016年《國防白皮書》再次表達了對中國的擔憂， 希望中國能夠增加國防政策的「透明度」，反對中國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反對中國將南海的一些人造設施用于軍事目的等。

因此，澳堅定地認為，美澳同盟是澳安全及地區秩序穩定的基石，特別是在亞洲秩序面臨轉型的背景下對於確保澳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第二，澳強化美澳同盟的政策立場會受到其國內政治的影響。一方面，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已成為澳目前的國內共識。澳國內對美澳同盟關係有較高的認同。

美澳同盟在澳政策精英和民眾中始終保持較高的認同與支持率。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2015年進行的民調顯示

80%的民眾支持美澳同盟，70%的民眾認為，如果沒有美澳同盟，澳將在防務上投入更多。 而澳國立大學在2014年進行的民調也顯示美澳同盟在澳民眾中的支持率高達81%。

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 美澳同盟在澳國內就始終保持著較高的支持率由於民眾支持率的居高不下，澳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和工黨政府均對美澳同盟予以支持的立場，這在黨派政治紛爭日漸明顯的澳也是非常獨特的現象。

因此，從當前澳國內政治看，美澳同盟將在現有基礎上保持很強的連續性。另一方面，雖然美澳同盟幾十年來贏得了澳國內的接受與認可

但澳政界精英與普通民眾在對待美澳同盟問題上卻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對未來澳同盟政策造成影響。在一項針對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上美澳同盟政策立場的民意調查顯示，澳大利亞民眾對政府的立場支持十分有限。

而且這種反對的聲音隨著未來澳人口統計結構的變化還會進一步加強。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在2014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18～29歲年齡段的澳大利亞人中

只有27%認為政府在今後20年中應該依靠美澳同盟。 而同一問題在60歲以上澳大利亞人中肯定的回答佔50%以上。可以預見，隨著未來澳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多樣性的逐漸增強對待美澳同盟的觀念和預期將會呈現出更加顯著的變化。

雖然決策通常是在精英層面作出的，大眾的觀念容易被忽視，但在美國結盟的歷史中，往往正是社會大眾對聯盟的發展變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紐西蘭、菲律賓、日本以及韓國與美國結盟的歷史經驗中找到答案。澳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國內政治本就對其對外政策發揮著重要影響尤其在近些年國內政治對政府的穩定性有著重要影響，未來國內政治如何影響美澳同盟的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第三，澳強化美澳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澳中關係產生消極影響。美澳同盟是澳安全政策的基石

澳通過強化美澳同盟巧妙地配合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但這會引發中國的不滿，澳在中美間「選邊站」的問題會日益突出無形中增加了澳政策抉擇的困境。

澳政策邏輯通常被描述為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也就是一方面加強深化與美國的安全同盟，一方面繼續加強對華政治經濟關係。2016年初 澳總理特恩布爾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演講再次表明了澳類似的政策立場。

他強調，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緊密相連，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的走向。中國是澳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是堪培拉最主要的戰略盟友，澳一直試圖在這兩國間保持平衡關係。

澳2016年《國防白皮書》也再次顯示出類似的立場。 因此，中國在經濟和戰略上對澳而言具有不同的意涵，使其對華形成了矛盾的政策認知。

雖然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澳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海外市場，兩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已於2015年6月正式簽署，澳經濟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由於社會文化的差異，澳與美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而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充滿疑慮這種安全上的信任缺失實際會對澳中經濟關係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如何在經濟上「倚重」中國和安全上「防範」

中國這兩項根本的國家利益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是澳制定對華政策的關鍵，也是其制定並運用與美國結盟政策的關鍵。這對澳政府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政策選擇的不慎，很可能會對其對華政策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危害中澳關係的發展

4結 論

綜上所述，澳大利亞在美國「重返亞太」的背景下選擇強化美澳同盟關係，是受到國內和國際多重因素影響，這也使得澳面對美澳同盟的政策體現出一種多維視角的考慮，其結果也使美澳同盟表現出多重矛盾複合體的特徵。

澳既出於安全戰略的考慮，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以實現其所在地區的穩定以及地區影響力的維護，又要出於經濟發展的需求，儘力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

這使得澳在同盟政策外不得不做出一種平衡的選擇。但是，澳畢竟信奉與美國相同的社會價值觀這樣的社會文化因素只能使澳美關係得以長期穩定地維持而與中國這樣社會價值觀相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問題。

在今後一段時期內，澳美都會面臨政府更替，但澳對美澳同盟的基本認知不會改變，即使有相應的政策調適，也不會動搖美澳同盟的根基。而這也正是中國在處理與澳大利亞關係時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的問題所在（注釋略）

小編：lizi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6年03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