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華：蘇聯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教訓

蘇共對政治發展道路的「改革」，不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改向資本主義;蘇共對「改革」和黨的領導權不是堅持，而是放棄;蘇聯對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而是背離社會主義。

　　[摘 要]歷史表明，蘇聯解體是蘇共後期蛻化變質的結果。蘇共對政治發展道路的「改革」，不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改向資本主義;蘇共對「改革」和黨的領導權不是堅持，而是放棄;蘇聯對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而是背離社會主義。蘇共政治改革失敗的教訓警示後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政治改革必須有利於國家穩定和民族團結，必須有利於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穩定和政治效率;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走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道路。

　　[關鍵詞]蘇聯 蘇共 政治改革 民主化 社會主義

　　2016年是蘇聯解體、蘇共垮台25周年。這一事件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嚴重挫折，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歷史表明，蘇聯解體是蘇共後期蛻化變質的結果，而戈爾巴喬夫盲目的政治改組和錯誤的民主化政策正是這一過程的加速器和導火索。

一、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還是改向？

　　二戰結束後，西方大國將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視為「自由世界」的威脅，並在此後的時間裡，除保持強大的軍事壓力外，選中了「和平演變」作為與蘇聯進行政治和思想較量的手段。丘吉爾、杜魯門、尼克松、里根、布希等許多西方政要都提出，要針對蘇聯進行政治戰、心理戰、文化戰，以民主、人權為工具，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在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面對「民主、自由、人權」等資產階級的政治圈套和話語陷阱，列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自由」與「平等」從來都是具體的、歷史的。列寧認為，不應當抽象地談論民主，不要相信什麼「普遍民主」或者「絕對的民主」的謊言，不存在什麼「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階級的民主」。他指出：「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對於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議論都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哪一個階級的自由?到底怎樣使用這種自由?是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然而，20世紀60年代以後，蘇聯領導人在西方「和平演變」的迷霧下逐漸喪失了政治信仰。他們漸漸忘卻了列寧的教誨，他們的理想信念已經出現動搖。1983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考察幾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蘇東共產黨人已經失去信仰，這些國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領導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務實派。戈爾巴喬夫在下台後自己親口承認，他早就不相信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後便企圖用「西歐式的社會民主思想」來改造蘇共。

　　戈爾巴喬夫承認，1987-1988年期間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隨著經驗的積累，變得明確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襲擊我國的危機並非局部，而是整個制度的性質。發展的邏輯使我們認識到，即不是應該完善整個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礎本身。」「1988年我們意識到，必須對制度本身進行根本改革。由此進入了內容豐富的第二階段的改革，這應立足於另一些意識形態觀點，其基礎就是社會民主思想。」戈爾巴喬夫上任後不久，他便提出「公開性、民主化、改造」等口號，力圖通過在蘇聯內部的「民主化」配合向西方退讓、妥協的外交「新思維」。

　　對於以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為代表的蘇共最高領導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場的轉變，除上面提到的尼克松之外，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著名的蘇聯通小傑克·F.馬特洛克、美國著名戰略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等人早已洞若觀火。布熱津斯基在1989年寫道：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結構，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宮出現一位修正主義的總書記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世界共產主義就會有瓦解的危險……有朝一日，蘇共要喪失對社會的壟斷控制，蘇維埃聯盟隨時可能解體

　　改革應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手段，改革不能變成「信仰放棄、方向背棄、主義拋棄」，改革絕不能變成改向。蘇共後期主要領導人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蘇共歷史，這對於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來講，無異於是「思想自殺」行為。在戈爾巴喬夫等領導人的帶領下，蘇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之名，改弦易轍，走上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不但沒有振興蘇共的領導和蘇聯的國力，反而導致蘇共喪失執政的合法性，引發了政治分裂和國家瓦解，走上了一條政治自殺的絕路。在短短6年左右的時間裡，這股打著「民主、人道」旗號的政治思潮不僅使蘇聯改革誤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埋葬了國際共運中最具影響力的、有著90年歷史的蘇聯共產黨。

　　蘇共後期的領導人放棄科學社會主義，轉而接受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其中除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外，也有著複雜的社會文化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社會，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歷史之後，還不能一下子接受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自由資本主義。而與歐美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相比，民主社會主義對他們更具親近性和誘惑力，再加上蘇共主要領導人的鼓動與帶動，更使這股思潮具有內部性、蠱惑性、隱蔽性和危險性。

二、蘇共領導：堅持還是放棄？

　　蘇維埃國家聯盟是蘇共一手創建的，蘇共是蘇維埃政權和政治體系的根本與核心，蘇聯大廈維繫在蘇共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短短6年左右的時間裡，蘇共遭受了被改革——被削弱——被邊緣——被分化——被拋棄的悲慘命運。失去了蘇共，便就沒有了蘇聯。

　　1.內部削弱

　　戈爾巴喬夫上台初期，蘇共在政治生活中仍發揮著領導和主導作用。然而，在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民主化」和「公開性」思潮衝擊下，蘇共開始逐漸喪失引導改革和國家發展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逐漸被邊緣化。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停滯不前」的情況下，把蘇共視為改革前進和社會發展的「阻礙機制」。戈爾巴喬夫把1800萬各級管理人員都看成「改革的阻力」，放任「自由民主激進派」對蘇共領導和政府管理髮動干擾與攻擊。雷日科夫出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僅一年半的時間就被激進的議員提出6次不信任案。原俄共領導人波洛茲科夫反思道：「改革一開始就出現重大失誤，誇大了黨內、黨員幹部和國家機關中保守主義的危險性，拚命攻擊黨，人為地培植反對派。本應從黨抓起，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改革的有力工具，本應用加強組織性來促進民主化，可是戈爾巴喬夫卻背道而馳，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蘇聯政治生活的異動和輿論放任，導致蘇共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成為眾矢之的。20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意識形態和政治多元化的一步步顯現，蘇共的黨內統一已經是徒具形式，蘇共失去了以往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在1990年蘇共28大上，許多黨代表公開表達了對黨的高層領導及總書記身邊人員的不滿情緒。許多人憂慮和不滿黨在意識形態與政治原則問題上的搖擺不定。但在戈爾巴喬夫的操縱下，蘇共28大最後通過的黨的綱領中，蘇共黨的宗旨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刪去了民主集中制等組織原則規定。大會還決定，各個聯盟共和國的共產黨擁有無限的獨立性。許多黨員認為，這實際上把黨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俱樂部」，剝奪了黨的領導力和戰鬥力。

　　2.立法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

　　1988年，蘇聯社會中的一些非正式組織如「民主聯盟」，就提出廢除蘇共領導地位的問題。隨著人民代表選舉活動的開展，一些政治勢力看到與蘇共拉開距離更容易走上政治舞台，於是，在1989年5月俄羅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會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廢除憲法中有關蘇共領導地位的條款。1990年2月，在蘇共中央召開二月全會的前夕，莫斯科有20萬人舉行集會遊行，喊出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審判蘇共、實行多黨制」等口號。

　　1990年前後，受到東歐國家劇變的影響，戈爾巴喬夫表示認可多黨制。隨後在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正式提出了修改憲法第6條的決議，取消了蘇聯憲法中明確規定的蘇共領導地位。正是在蘇共28大——蘇共最後一次黨代會上，戈爾巴喬夫聲明，蘇共將起著議會黨的作用，與其他政治組織一起公平競爭。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激進勢力的進攻下，許多蘇共代表在人民代表資格選舉中落敗，這實際上意味著蘇共在一些加盟共和國、州、市喪失了執政地位。

　　3.分裂與肢解

　　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蘇共最高領導層就已冒出分裂的跡象，可以說，蘇共滅亡、改革失敗的命運早在戈爾巴喬夫上台之際就已註定。戈爾巴喬夫剛剛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不久，他身邊的政治謀士已經準備了從政治和思想上將「蘇共一分為二」的計劃。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身份，向戈爾巴喬夫提出實行民主化、公開性、多黨制和總統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議。該建議在組織上將蘇共一分為二：分成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全民投票選舉總統，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選舉中獲勝的黨的總書記領導，等等。據原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長、曾擔任過幾位蘇共總書記政治顧問的格·阿·阿爾巴托夫院士證實，當時蘇共最高領導人也曾討論過這一方案。以這位院士為代表的一些蘇聯高級知識分子也認為這是可行的，黨可以分裂成兩個或三個黨，其中一個是強大的社會民主派。

　　蘇共的失敗是從蘇共黨內的分裂開始的，而持極端分離主義的民族主義是撕裂蘇共的裂口。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各地民族主義分裂勢力興起之際，當地蘇共黨組織姑息、縱容甚至參與民族分裂活動。1989年6月，為抵制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的不作為，俄羅斯建立了獨立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但後來在葉利欽等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勢力的影響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不由自主地匯入瓦解蘇聯的大潮中。1989年末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而宣布獨立，正式拉開了蘇共分裂和蘇聯解體的序幕。正可謂，一個染上民族分裂主義的黨，是一個走向滅亡的黨。〔俄〕葉?庫?利加喬夫著，錢乃成譯：《警示》，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頁。蘇共思想和組織上的分裂也與地區分離和民族分裂勢力遙相呼應。蘇共28大通過的政治綱領為按民族和地區繼續分立留下了空間。這次代表大會規定，除了與蘇共保持共同的「綱領性原則」之外，各個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以後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綱領和文件，獨立解決政治、組織、幹部、宣傳和財政問題，在共和國的國家體制、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領域實行各自的路線，與其他包括國外政黨的組織和社會運動單獨建立聯繫」。蘇共黨內各地民族政治精英人物先後脫黨或脫離聯盟中央，成為民族和地方分裂勢力的急先鋒。正如俄羅斯學者茲拉托波里斯基所說：「在各共和國的共產黨之間建立聯邦關係是導致後來蘇聯被否定和肢解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

　　4.拋棄與葬送

　　蘇共後期，除了在外部面臨民主派的競爭與攻擊外，蘇共實際上已經被戈爾巴喬夫等高層拋棄。1990年前後，戈爾巴喬夫對黨已經失去信心。戈爾巴喬夫在向「民主派」做了一系列政治讓步之後，開始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設立總統一職。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聯第一任總統之後，立即成立了總統委員會。總統委員會制定決策方案後，或通過總統交給立法機關議決，或由總統發布命令執行，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再無能力影響重大決策的制定與執行，制約戈爾巴喬夫的能力越來越小。雖然戈爾巴喬夫仍保留了總書記的職位，但更多的是利用總統權勢以擺脫蘇共的控制，直到最後完全拋棄蘇共。

　　1990年夏，戈爾巴喬夫已經決定徹底放棄蘇共。1990年7月蘇共28大之後，蘇聯的國內形勢更加危急。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集會和示威連續不斷，此起彼伏。廣大黨員對黨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引發了大批蘇共黨員退黨。其實，這中間有很多人實際上是對戈爾巴喬夫搞垮蘇共的不滿和抗議。據蘇聯《對話》雜誌報道，1985年蘇共退黨4萬人，1986年為4.5萬人，1987年為4.9萬人，1989年為14萬人，1990年上半年達到37.1萬人，而蘇共28大以後七八月間又有31.1萬人退黨，出現退黨高潮。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蘇共黨員人數就減少了400萬人。1991年7月，據蘇共中央公布，在最近一年間共有420萬黨員退黨。蘇共由1900萬黨員的隊伍減為1500萬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據蘇聯官方統計資料表明，在退黨黨員中工人黨員的比重較大。1990年頭5個月，在莫斯科的11萬退黨黨員中，工人黨員佔574%。1990年6月15日，全蘇礦工代表大會在通過對政府的不信任案的同時，聲明礦工「不認為目前這種形式的蘇共是工人自己的黨」。

　　在內外敵對勢力的夾擊下，到1991年夏天，蘇共——這個有著90多年光榮歷史和70多年執政經驗的大黨已經風雨飄搖、危在旦夕。1991年7月，葉利欽簽署了其就任俄羅斯總統後的第一道總統令，宣布禁止一切政黨在俄羅斯聯邦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內的活動，蓄意要把共產黨的組織機關從政府機關、軍隊和企業中清除出去。而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態度卻是拒絕動用總統權力維護蘇共的利益，導致蘇共解散。

三、政治制度：完善還是拆毀？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部分高層領導決意要與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徹底決裂。他們在推行「公開性、民主化和新思維」等思想政治和外交路線的同時，先後發起了大規模激進的政治改組和憲政改革。蘇共領導地位、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聯盟國家是蘇聯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而自1988年開始後的兩三年的時間內，戈爾巴喬夫通過激進的政治改組拆毀了蘇聯國家和憲法的根基。1990年前後，戈爾巴喬夫積極推動修改蘇聯憲法，取消了蘇共領導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設立獨攬大權的總統職位。

　　1988年開始，在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的浪潮下，蘇聯民族分裂勢力在各加盟共和國迅速得勢，向蘇聯中央發起了「法律戰」「主權戰」，紛紛宣布「主權獨立」。民族分裂勢力與俄羅斯內部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激進派遙相呼應，戈爾巴喬夫開啟的民主化運動落入陷阱，政治改革也隨之走向了絕路。

　　第一，政治發燒與治理失敗。戈爾巴喬夫簡單地認定，蘇聯各級黨和政府的權力機構是官僚體制，而這是蘇聯落後的「罪魁」，是阻礙改革和前進的最大絆腳石。為此，政治改革的矛頭應當轉向蘇聯黨和政府的各級權力機構。1988年6月，蘇共召開了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民主化和政治變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額選舉、蘇維埃大會的辯論，引發了蘇聯社會從未有過的「政治高燒」，被喚起的各種勢力紛紛投入到政治「改革」熱潮。經濟改革不見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惡化，進而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各地紛紛抗繳稅款，經濟割據現象更加嚴重。分裂勢力和激進勢力趁機將矛頭對準了蘇聯及其國家制度，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蘇聯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就全面失控。

　　第二，政治混亂與秩序失控。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化和民主化政策的推進，非正式組織和地下刊物問題又滋生開來，在短短三四年的時間便猶如雨後春筍、四處蔓延，最後變得不可收拾，釀成大禍。1987年12月蘇聯非正式組織數量有3萬個，1989年2月增加到6萬個，1990年發展到9萬個。這些非正式組織多數是有目標、有組織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有的打著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旗號，有的打著西式自由的旗幟，有的要求復辟沙皇貴族統治等等。1987年底之後，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思想和主張開始激進化。特別是一些反社會主義和反蘇共的組織更加積極，如「民主和人道主義」小組等。

　　第三，民族衝突與國家瓦解。20世紀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非但沒有為經濟改革和發展提供保證，反而導致社會經濟每況愈下，民族區域的離心傾向愈發明顯。部分民族地區的政治精英認為，蘇聯已經走進了「死胡同」，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失敗了。在這種社會氣氛中，「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成為蘇聯許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劑」。

　　幾經試探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首先打出「主權和獨立」的大旗。三個共和國的黨中央委員會向戈爾巴喬夫發難，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則下，擴大黨內民主。隨後，一個名為「人民陣線」的民族分裂組織在各地成立，直言「主權獨立」。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對此暗地支持。許多民族地區官員開始塗抹「民族主義的色彩」，拋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選擇民族主義旗號，藉以吸引選民的注意。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邦起了領頭羊的作用，他們與蘇聯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遙相呼應，反蘇共、反中央。這樣，戈爾巴喬夫所代表的蘇聯和蘇共「腹背受敵」，「民族獨立」和「民主化」像兩把利刃直逼而來。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蘇聯民族衝突愈演愈烈。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圖事件是戈爾巴喬夫執政後發生的首次大規模民族動亂;1988年2月，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圍繞著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州的地位問題發生了愈演愈烈的衝突，持續多年;1990年1月又發生巴庫事件。除土庫曼共和國之外，14個加盟共和國都發生過大規模民族衝突。1988年到1991年的4年中，蘇聯境內共發生175起民族衝突事件，造成1萬人死亡，數萬人受傷。這些民族衝突是由民族分離主義勢力操縱的，他們同蘇共內的激進勢力和社會上的政治反對派匯合在一起，對抗蘇共中央，製造分裂

　　而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在處理這些事件時表現得優柔寡斷，更加縱容了各地民族主義分裂勢力，蘇聯國家已經瀕臨分崩離析的境地。

　　到1991年8月，蘇聯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民族危機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急劇加深。8月19日，部分蘇聯領導人倉促策划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由於缺乏政治意志力和社會支持，這次挽救蘇聯的絕望的努力不到三天便宣告失敗。隨後，蘇共中央宣布解散。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林姆林宮上空黯然落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聯盟解體。

　　短短6年的時間，蘇共成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陪葬品，蘇聯社會主義被送上「祭壇」。「改造」既沒有帶來民主，也埋葬了蘇聯社會主義，相反，卻成就了財閥資本主義和寡頭政治。蘇聯改革中的教訓極其深刻。

　　蘇共政治改革失敗的教訓警示後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政治改革必須有利於國家穩定和民族團結，必須有利於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穩定和政治效率。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走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道路。

　　與蘇共敗亡的悲慘歷史相反，有著95年光榮歷史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滿意、令世界讚歎的答卷。在當今國際政治舞台上，中國以全面、科學、包容的政治發展觀有效地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的相互關係，成功地破解了「民主迷思和自由困局」，展示出國際公認的政治發展力和國際影響力，同時也彰顯出中國道路獨特的政治優勢和理論價值。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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