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應是歷史的見證

文學應是歷史的見證——對話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2015年06月19日謝爾·埃斯普馬克 　　生於1930年，瑞典著名詩人、小說家、文學史家、瑞典學院院士，1987至2004年曾擔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Dagens　Bild　攝記者　王一謝爾·埃斯普馬克的名字，是和諾貝爾文學獎聯繫在一起的——曾17次出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但真正面對這位神采飛揚的瑞典作家時，聽他侃侃而談自己的作品，看他臉上那誠懇的神情，似乎都在告訴人們——他曾出任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之職，並非他生命的主角。他用他的作品以及85歲仍不輟筆的堅持，表達著他對創作者身份的看重。他的作品已有多部被譯成中文出版，最近出版的，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部長篇系列《失憶的年代》。在這部《失憶的年代》里，埃斯普馬克試圖從多個歷史橫截面把脈「失憶時代」，反思當今世界的發展。其中的深意，正如在採訪中他反覆強調的，「以書寫對抗失憶，是作家的責任」。每走一步，城市都在改變。我能不能回到家「如果記憶只有4個小時的長度，會發生什麼？可能今天你是腦外科大夫，明天就成了汽車修理工；你回家按響門鈴的時候，壓根兒就不知道門後面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太太，她懷裡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政治家鬧了醜聞，只要逃出了輿論的風暴4個小時，就安然無恙了。」這是埃斯普馬克在《失憶的年代》中描寫的場景，用他的話說，這是給這個容易失憶的社會做了一次X光透視。解放周末：「這個容易失憶的社會」，最初是怎麼引起您對它的關注的？埃斯普馬克：長久以來，對失憶的觀察，是我文學寫作的一個重要主題。早在上世紀50年代，我就把「失憶」寫進了一首詩里。我描寫人們因失憶記不清地址而被退回了信件。這首詩是這樣的：昨天這裡還是別的房子，每走一步這個城市都在改變。我能不能回到家，而這把鑰匙還對得上門鎖嗎？而在冷戰時期，失憶具有了一種更危險的形態。上世紀80年代，米蘭·昆德拉在一篇有關東歐被消除的著名文章里寫到，「俄羅斯佔領者正在抹除掉其祖國的歷史」。他的同事米蘭·斯美其卡把這種結果描述為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上的「黑洞」。1985年我特地訪問了布拉格，在那裡經歷的事情讓我震撼，便寫下了《布拉格四重奏》。詩里描寫了一種感官幾乎不能抓住的毀滅，和一種文化在消失的聲音。在我看來，所有對歷史的麻木不仁都是不應該的。我曾經在瑞典學院做過一個讓很多人不愉快的公開演講，對我們歷史記憶的喪失提出了警告。同時，我也開始這個叫做《失憶的年代》的系列小說創作。解放周末：對歷史的失憶，會造成什麼後果？埃斯普馬克：失憶的可怕之處，不僅僅在於遺忘本身，還在於它讓人產生了一種功能：我們不應該看到的東西，自己就會把它擦掉；不應該感覺的東西會悄悄地從我們的意識里溜走。上世紀80年代，很多人質疑我提出的失憶概念。但沒過多久，很多法國哲學家表達了和我相同的看法，而美國作家戈爾·維達爾把自己的國家叫做「失憶的合眾國（UnitedStates　of　Amnesia）」。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之一托尼·朱特，甚至把我們的時代叫做「遺忘的年代」。我在小說中表達的看法，終於得到了確認。解放周末：《失憶的年代》　雖然是從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現的圖像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效。埃斯普馬克：的確是這樣。今天，我們生活在遺忘的時代。因為，現代人越來越生活在當下，而過去就像是一個黑洞，一切都可以在裡面消失，甚至活著的人也在裡面消失了。但如果你不知道你從哪裡來，那你也肯定不知道你要到哪裡去。有這樣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人從小被關在地窖里，他整個的童年都是在地窖里度過的，不會說話，更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因此，人們就稱他為來自地窖的人。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地窖人」並不只存在於故事中，今天我們的社會裡有很多「地窖人」。他們就是生活在當下，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懂得自己究竟是誰，要往哪裡去。解放周末：如果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變成「地窖人」，社會就可能變成一個沒有深度的平面狀態。埃斯普馬克：我就從文學方面來說，今天的年輕作家總是想趕潮流，信息飛速傳播，他們就都想跟著信息飛快地往前走，那麼，對歷史、對以前的作品，他們常常顧不上管不了，甚至也都不屑於和老作家交談了。以書寫對抗失憶，是作家的責任埃斯普馬克的《失憶的年代》很厚，不少瑞典讀者從中讀到「有些晦澀」。不過，今年5月，當他帶著厚達600多頁的中文版新書來到上海思南讀書會時，現場卻不乏知己。當作家賈平凹講述了自己對　《失憶的年代》　的見解後，埃斯普馬克激動地走上講台，握緊賈平凹的雙手，「你對我作品的見解，比那些瑞典評論家都要好得多」。埃斯普馬克堅信，在對失憶的反抗中，絕不缺少中國作家的力量。解放周末：文學作品中的「失憶」主題並不少見，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的代表作《暗店街》與「失憶」相關，馬爾克斯和米蘭·昆德拉也寫過關於「遺忘」主題的文字。您所寫的「失憶」主題有什麼特別之處？埃斯普馬克：我寫的失憶與他們的都不同。莫迪亞諾的失憶是個人的失憶，這比較容易解決，你失憶了，別人可能還記得；米蘭·昆德拉的失憶是受到外來政治權力的干擾，導致民族記憶被剝離，與之相似的還有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蘇·奈保爾曾寫過的報告文學作品，講述伊斯蘭教傳入印度尼西亞，本土的記憶被抹掉。而我所寫的是整個社會的失憶，這種普遍性失憶是信息化時代的產物，信息衝擊會讓人們把很多事情忘記，一心盯著前方。解放周末：作家有能力和責任去解決失憶這樣的社會病症嗎？埃斯普馬克：這就是作家的責任。去年，我曾與到訪瑞典學院的中國作家交流，我問他們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他們認為莫言的作品好在哪裡？他們回答說，莫言重現了歷史。他的小說寫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中國歷史的不同進程。除了莫言，華語文學圈還有不少優秀的作家正在以書寫對抗失憶。他們在自己的小說里再現重大歷史事件，並且達到了一定美學高度。我一直強調，文學應該是歷史的見證，文學就是見證的產物。中國有那麼悠久的歷史，那是社會發展的文化根基，記錄並維護這些根基，正是文學的重要使命之一。當失憶變成時代通病，文學這帖葯不能缺。我敬重所有以文字對抗失憶的作家。解放周末：您的作品帶有強烈的現實批判色彩，是否這樣的作品更易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埃斯普馬克：批判現實不應該作為作家的責任或者評判作家好壞的標準，更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判標準，而只是一個作家對自己的要求。還是那句話，我對自己寫作的要求是維護好瑞典歷史和文化的根基。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兩回事身為瑞典學院終身院士，埃斯普馬克曾17次出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現仍為評選委員會委員。他說，這個備受全球矚目的文學獎項，其評選標準也歷經了數度調整。諾獎評委們，總是不可避免被追問那些所謂的評獎秘聞。對此，埃斯普馬克總是幽默地回應說：「我們規定有50年保密期。所以，這樣的問題，50年後，當我125歲的時候，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解放周末：您提到，諾貝爾文學獎評獎標準一直在變，甚至對諾貝爾遺囑的解釋也在變。埃斯普馬克：是的。上世紀30年代，我們以為諾貝爾遺囑說的「造福於人類」就是讓每個人都能讀書，就以讀者數量作為一個評判標準，比較關注那些作品能暢銷、獲得大眾首肯的作家。當時就相對地推崇一些流行作家，如美國小說家辛克萊·路易斯、賽珍珠等。二戰以後，諾貝爾文學獎就開始強調作品的先鋒性和創新性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我們更多選擇在世界上相對沒什麼名氣但優秀的作家。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國際化又成為評選考量的一個因素，來自埃及、奈及利亞的作家相繼獲獎。進入21世紀，文學又被認為應該起到歷史見證的作用，於是見證文學開始進入評選視野，如2002年諾獎得主、匈牙利作家、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凱爾泰斯·伊姆雷，2010年諾獎得主、羅馬尼亞裔德國作家赫塔·繆勒。而後來，評選時又會比較重視女作家，將性別也納入考慮之中。現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逐漸豐富起來。但無論評選標準怎麼變，作品必須是好作品，這個前提是不會變的。解放周末：諾貝爾文學獎常常可以讓一位作家在頃刻之間被全世界所記住。1978年獲獎的美籍猶太作家辛格獲獎時並不太知名，現在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50多種語言。而在1949年，福克納獲獎，那以後他的作品風格深刻地影響了法國和拉美地區的文學，此後又成功地影響了中國作家莫言。這是否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魔力？埃斯普馬克：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有這樣的作用。我們當然希望幫助好作家獲得更多的讀者，也希望讀者去認識這些作家，我認為這是雙向的、良性的。不過，也有這麼一種說法——諾貝爾文學獎會扼殺作家。有人說這是一個死亡之吻，有些人得獎後就不再寫了。這或許是一部分的事實，但肯定不是事實的全部。比如，英國詩人葉芝，他最好的詩歌是得了諾獎之後寫的；瑞典詩人托馬斯也是，得了諾獎之後寫的作品比之前寫的還好。現在很多人追捧暢銷作家，我們卻不以為然。因為，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兩回事。解放周末：很多人一次次地入圍，卻總也拿不到獎，就讓人們對諾貝爾文學獎更加好奇，同時也有所質疑，靠18個人評選這麼重要的獎項，公平嗎？合理嗎？埃斯普馬克：從我們的評選流程來看，我覺得已經做到了足夠公平。全世界的好作家都是候選人，每年2月1日提名截止以前，我們會收到很多提名，可能會缺少一些我們希望的名字，我們就會按照規則儘力補充完整，每年提交給學院討論的名單大概有200位作家。可以說，我們這些住在斯德哥爾摩的人，比住在倫敦和紐約的人更了解世界文學。到了5月，經過學院討論，會確定5個人的候選名單。6月起，院士們開始放假，看這5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個夏天的「暑假作業」。而且，這5個名字，只有這18位讀者知道，我們必須小心地守住秘密。當9月開會再聚時，院士們都已看過作品了，再經過3周激烈討論，最後由全體院士投票決定當年的獲獎者。解放周末：在您所經歷的這麼多次的評選過程中，有沒有感到遺憾或痛心的時刻？埃斯普馬克：最讓評委們遺憾或悲哀的是，一位作家要得獎了，他卻去世了。比如，沈從文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同時他還有非常獨特的著作《中國服飾史》，一位作家通過描寫服裝的歷史，把中國的歷史給表現出來了，這很有意義。我們確實在考慮給他頒獎，他卻去世了。還有一件事讓人感覺為難，就是一下子發現三四位好作家，但獎項只有一個。而讓我最惱火的是，我最喜歡一位作家，卻說服不了其他院士。我甚至經常對他們說：「難道你們看不見嗎？」解放周末：經常有新聞報道稱，每次評選18位院士內部都有分歧。作為曾經的評委會主席，您怎樣處理這樣的分歧？埃斯普馬克：我經常說，我們有18位院士，如果說我們中間只有1條裂縫或分歧，那肯定是謠言。每個人都很有個性，怎麼能只有1條裂縫呢？我們有18條裂縫。18個人都是學養深厚、才智卓絕的大家，但也都是極其固執的老傢伙，你以為其中一兩位可以主導整個局面？不，他們絕對做不到，不可能有人一手遮天。如果把莫言的獲獎比作中國文學沖入終點站的火車頭，那麼，火車的龐大身軀可能還需要全力前行早在30多年前，埃斯普馬克就曾到訪中國，並結識了巴金、丁玲、艾青等作家。「其實我很早就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學感興趣。」在饒有興趣的目光中，埃斯普馬克不斷看到中國當代文學的迅速發展、日漸豐富。但是，中文作品被翻譯成瑞典語的還屬少數，更多的時候，他是通過英文、法文、德文版作品來了解、認識中國作家群像的。解放周末：瑞典學院院士亞德·隆德奎斯特時常有些讓人意外的論調，他曾說，全球文學創作進程中，亞洲國家有些落後。埃斯普馬克：什麼叫落後？誕生過李白、杜甫的國家怎麼會在文學上是落後的？我對豐富的中國文學，從《道德經》、唐代大師乃至當代詩人，一直懷有敬慕之意。解放周末：底蘊深厚確是中國文學之幸。那麼，對當今中國文學的發展，您又有何看法？埃斯普馬克：中國文學總體發展很好，處於繁榮時期，不管是小說還是詩歌，都很有生命力。1982年我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遇到的老作家是巴金、丁玲、艾青等，沒想到後來一下子湧現出這麼多優秀的作家。當代中國文學很有自己的特色，讓我感到生機勃勃。解放周末：除了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和小說家的身份，您還是位詩人。詩與詩意，在時代的經濟大潮里是否日漸式微？埃斯普馬克：《失憶的年代》里7個系列小說，可以追溯到我在上世紀70年代出的詩集中的7首詩。可見，詩歌可以發育出很多敘述因子。法國詩人夏爾·波德萊爾創造的一些概念，幾十年後還被小說作家運用到創作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說「詩歌沒有未來」，對此我不敢苟同。偉大小說家的根基都是在詩歌傳統中。如果一個小說家說我們不需要詩歌，那等於把自己的腿砍掉了。解放周末：您覺得中國文學還應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埃斯普馬克：舉例來說，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語文學作品佔到七成以上，位列第二的法語作品則佔3.6%，而來自亞洲和非洲的作品數量，加起來還不到總數的1%。這不是瑞典所獨有的情況，整個歐洲的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藉助當下發達的交通工具和社交平台，全球的經濟與文化一體化趨勢加強，但文學卻是個例外。外國人能看懂漢字的很少，翻譯成外文的中國著作又太少，這就造成很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國作家在外國沒有讀者。翻譯稀缺，傳播困難，這在人們對中國文學的期待值不斷調高的今天，尤其需要正視。如果把莫言的獲獎比作中國文學沖入終點站的火車頭，那麼，火車的龐大身軀可能還需要全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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