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斷代工程與夏商周斷代工程

王大有 　　本刊在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刊發馮英子先生評介《三皇五帝時代》一書的文章。該書作者王大有先生致信本刊編輯部，介紹此書於１９９０年底就已完成，後再經多次錘鍊、潤色，於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新聞媒體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稱夏紀年為公元前２０７０年，與《三皇五帝時代》中得出的下限完全相同。 　　王大有先生特為本刊撰寫的這篇文章，介紹了他的研究過程、方法與心得。 　　 一、三皇五帝斷代工程緣起 　　我為什麼要研究中華上古史？為什麼要研究三皇五帝時代？因為這是中華民族的根，中華民族的魂。 　　記得大約在１９５７年我讀到一本毛澤東著《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小冊子，裡面有「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共四千年的說法，在我上初中學歷史時，才知這四千年的中國歷史是從夏朝開始的，有明確紀年的歷史是從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８４１年開始的，中國有確切紀年的文明史不到三千年。所以我們在「四大文明古國」中排在埃及、印度、巴比倫之後，屈居「小四」。 　　自夏而上至黃帝，按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的說法，大約也只有四千八百年的歷史。 　　從１９７４年開始我為進行人物畫、歷史畫創作大量收集考古學、文獻學、歷史學、民族民俗學資料，對《史記·五帝本紀》的「萬世一系皆源於黃帝」的「父子相繼」積年發生質疑；依據對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我逐漸形成了長江是中華民族的第二文化搖籃的認識，並著手著述《龍鳳藝術初探》，論證這一認識。 　　１９７７年夏天，我在《光明日報》上讀到唐蘭的一篇文章：《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文章說：「我國的文明史只有四千多年，過去一般這樣說。其實不然。從解放後發現的考古資料和對古代文獻的重新整理，應該說我國的文明史有六千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少昊的英雄是蚩尤」，「我國歷史的最早一頁是黃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戰與黃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戰，由於炎帝與黃帝講和了，所以蚩尤被殺。但在少昊民族中，蚩尤依然是英雄」；「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它是從氏族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初期建立的奴隸制國家，到夏禹時，至少已經有了兩千來年」，「所以我們說中國歷史還是應該從黃帝開始，中國有六千年左右的文明史」。他還十分尖銳地說：司馬遷上了儒家「五帝德」之類記載的當，把黃帝、帝顓頊、帝嚳等都當作只是一個歷史人物。其實，他們都是一個時代。 　　這在當時非常傳統（正統）、保守、陳舊的中國史學界、考古界簡直就是一顆原子彈，引起巨大衝擊波，彭邦炯著文《是氏族社會不是奴隸社會》與唐蘭商榷，唐蘭於１９７８年２月著文《再論大汶口文化的社會性質和大汶口陶器文字》，進一步指出大汶口陶文既不是符號，更不是圖畫與紋飾，而是很進步的文字，在當時已經通行，正是少昊國家的蚩尤發明了冶金並作銅兵器。正因為這時已有青銅器，少昊才號稱金天氏，並設有金正蓐收該。 　　唐蘭先生的觀點令我欣喜並深思，我認定他是正確的、超前的、代表歷史研究趨勢的，也與我的思路是一致的。他確定了中國上古史的幾個關鍵點，如果繼續伸延擴展開去一定會重現中華民族昔日的輝煌。唐蘭的文章，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此後我沿著他的研究軌跡繼續努力。１９７８年我的四弟王清和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此後又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分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他給我借來了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從此我們兄弟幾個人就致力於中國上古史的研究。 　　從唐蘭開始，中國史學界在四千年與六千年之間打一個折扣，稱中華文明五千年。我們堅持證論中華文明史至少七八千年，這一觀點於１９８８年出版的《龍鳳圖集》、《龍鳳文化源流》中發表。 　　 二、我如何研究三皇五帝史 　夏商周三代歷史及其積年《史記》等已有明確記載，疑古派予以否定是無知而數典忘祖。五帝之前為三皇時代，依《易》繫辭下傳第二章「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史記·五帝本紀》亦言「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然伏羲氏風姓，源自燧人氏，「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帝王世紀》、《補三皇本紀》等）；則三皇為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 　　研究三皇五帝史，首先要證實三皇五帝作為歷史人物、氏族、國族的歷史存在，其次是其生活的地域和年代。這個前提解決之後，才能使中華文明、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落在實處。解決這個前提的關鍵，是從歷史文獻和考古文化中找到這些上古族團的族徽，並根據這些族徽的原生型、演生型、變異型（含分化與複合、綜合）的承傳和與之共生的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確定他們生活的年代（時代）；如果還有其現代裔族，則從他們現代的遺俗和古歌溯源上古歷史。我把這種方法稱作：「圖騰徽銘歷史學」，又將其分作物態層、制度層、心態層作綜合集成還原法的研究，我把這種方法叫「文化層次系統論」。在具體操作時又用了十二重考證法。 　　從哪裡切入，可以直接把握三皇五帝的圖騰徽銘文化呢？如何把握三皇五帝文化的本質特徵呢？我的認識是：１．龍鳳文化是三皇五帝文化的本質特徵，是三皇五帝的主圖騰；２．太極八卦天文學文化、天人合一形音義兼俱的中國文字、祭祀天主地主人主（祖先）的禮制是三皇五帝時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我的第一手資料的收集和研究，就從這裡突破。 　　研究按照我的預定計劃滾動式推進，每一部專著的出版解決一個關鍵問題。這樣做下來，已經出版了： 　　（一）《龍鳳圖集》（１９８８年，朝花美術出版社），這是龍鳳圖騰徽銘文化藝術的考古美術學編年八千年通史圖集，是我從１９７８年始，用了１０年時間在全國各地實地考察、面對實物寫生的圖譜集成。論文《龍鳳藝術初探》，第六節中國龍鳳藝術的亞洲美洲播遷，提出長江、黃河，黑龍江是中國三大文化搖籃，早在六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開發出大半個地球，創造了太平洋文化圈。 　　（二）《龍鳳文化源流》（１９８８年，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論文３２．５萬字，圖版１５４幅，這是我根據圖騰徽銘具有的標誌性、地域性、應用範圍的規定性、出現的反覆性、歷史的連續性、徽識變化的規律性和序列性等特徵，對幾十種具有典型意義的龍鳳圖騰徽銘的起源變遷及其所依託的上古文化族團的榮辱盛衰、遷徙、分化、聚合、文化、裔胄、生活區域等分別按時序進行研究，放在八千年的歷史時空中作縱向橫向的歷時與共時的解讀，從而確認中華列祖列宗諸文化族團的存在，及環太平洋地區的文化傳播史。本書初構《三皇五帝時代》框架。 　　（三）《龍鳳傳人》（１９９３年第一版，１９９６年第二版，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本書從民族學民俗學的「民間文化」角度，論證了以龍鳳為圖騰徽銘的氏族——宗族——國族——現代裔族之間的伴生互動的歷史淵源關係，以及在形成至今５６個民族共和的中華民族過程中，其血緣、心理、文化諸基因的認定。從而確定三皇五帝為中華民族始祖。 　　（四）《中華龍種文化》（２０００年，中國社會出版社），本書的重點是從伏羲氏繼承燧人氏時代及父母雙親系的天文學成就，建立上元太初八卦歷，考察地上族名與該氏族的主觀測星名同一，及歲差原理，考訂三皇五帝活動的歷史年代。根據濮陽西水坡Ｍ４５墓主人身份為肩髀分離的東夷帝王蚩尤的論證，及其下葬年代為公元前４５１５～４５１０年，作為確定黃帝時代的關鍵點。 　　（五）《中華祖先拓荒美洲》（１９９２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本書依據１９９１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１０月１８０卷第４號刊出的易洛魁部落聯盟莫哈克部落奧次頓哥村民保存的獸皮畫上祖先圖的複製加工本，經過考證，將其所畫的內容破譯，命名隸定為《軒轅黃帝酋長祈禱豐年圖》和《蚩尤神風后歸墟值夜扶桑圖》，在國內外學術界首次破譯了黃帝族徽為頭對天山（西北）周環２８宿星的鎮龜雷雨神，並有２３個輔圖騰，姬黃皆為龜象，黃帝即帝。蚩尤頭戴天齊連山五峰蛇發冠，確為古帝王。至此，又解決一個關鍵問題。 （六）中國神秘文化叢書《圖說中國圖騰》、《圖說美洲圖騰》《圖說太極宇宙》（１９９８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將中國、美洲所能收集到的三皇五帝及其裔胄的各類圖騰徽銘標誌及其圖騰文化的各分支，一圖一議，一類一議，圖圖組合釋義，以中國三皇五帝考古學文化為源，以歷次移民浪潮中移民美洲的中華先民的族徽族名為活化石為流，互證三皇五帝及其裔族的存在與移民。重點考察共工氏、鸛兜氏，貴州安順關嶺紅崖丹書為炎帝族譜，列出了三皇五帝關鍵年表。 　　經過以上的系列研究和基礎資料準備，撰寫《三皇五帝時代》。 　　 三、如何重寫中華上古史 　　重寫中華上古史必須直面正視歷史上和當代在該領域研究中的誤區和錯誤，確定重大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轉折的關鍵點，用新的科學方法進行操作。 　　唐蘭明確指出孔子和司馬遷的錯誤是：①自黃帝至夏商周「萬世一系」皆源於黃帝一人，以黃帝為人文初祖；②以父子相繼計算五帝的積年與「壽數」，不足憑信；③司馬遷認為《山海經》、《禹貢》百家言黃帝「不雅馴」，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是司馬遷不懂得五帝是處於圖騰徽銘時代，孔子也如此，因此曲解「足」與「黃帝三百年」，二人因此皆刪削歷史而造成千載訛誤。④由此引申出大漢族主義和中原中央王朝正統論，視其他民族為異族；⑤又由此而引申出炎帝、神農、伏羲、燧人不是人文初祖，以及歷史上失敗的民族領袖炎帝、蚩尤、共工、少昊、鸛兜、鯀等不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視為「不從帝命」的「亂者」。糾正上述錯誤之後，則應建立中華民族血緣、地緣、文化緣的共認心理大一統觀，重新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締造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和相互關係。 　　現代西方人把遺傳學吹得神乎其神，但其核心主旨是想證實現代一切人都來自非洲的一位「母親」，荒謬之極。因此我從體質人類學的科學界標論證現代黃色人種為中華人種，具有「鏟形門齒」等典型特徵，已有四百萬年史。根據地球在太陽系亞銀系、銀河系的運行周期而有１０萬年一次冰期，３萬年一次小冰期，並同時伴有二萬六千年（約３萬年）的章動歲差，每六千五百年一季一個象限，由此而有海洋進退水文曲線與洪水災害周期，它決定了考古學文化的轉換和三皇五帝時代的更替。據此規律的發現，我以中國考古學文化類型的序列譜系、碳十四年代譜系，區系類型譜系定三皇五帝的年代；以美術考古、圖騰徽銘文化定三皇五帝的族屬；以文獻史籍、古歌、古史傳說記載定族譜；以天文星象曆法名稱、歷史地理名稱定族屬年代和分野；以古文字學、服飾、宗祠神廟、祭祀神主靈台，定徽銘。圖騰徽銘是氏族、氏族合婚、國族、王族、國家社稷、政權的標誌，是嚴格的族文化，是本初文字，由此分化出曆法、文字、祭祀禮儀、造型藝術，形成純文化的傳統，由此重構文明、文明層次、文明時代界說，以此劃分三皇五帝時代分期與年代框架。 經過上述努力，自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我逐步理清了三皇五帝時代的歷史序列大系： 　　（一）燧人氏時代（１．５萬年～７７２４年Ｂ·Ｃ）。中國文明發祥於崑崙丘，燧人氏在昆崙山（今甘肅合黎山、龍首山，《山海經》載昆崙山在此）立天表，作為天齊，確立天北極，由茲氏雷澤氏（時居龍首山、山丹河），創製結繩紀曆的《河圖》、《洛書》，為北斗九星懸朗時代，依章動歲差計算創製於１．４８～１．４７萬年間。 　　（二）伏羲氏時代（７７２４～５００８年Ｂ·Ｃ）。據《易》帝出乎震，建寅作孟春，２８宿始於大角、角，依章動歲差計算７７５０～７６７５年Ｂ·Ｃ稱帝，校正為７７２４年Ｂ·Ｃ。又據苗族古歌，伏羲稱帝號「羅奉」，公元前７７２４年為羅奉元年，初都榆中，遷榜羅，再遷陳倉、華山牛鳩原、王屋山，崩雞公山。漢湖南長沙楚帛書乙篇載伏羲氏族譜系。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為太昊遺址，自公元前７０００～５８００年，共１２００年，發現文字２５字，七聲音階骨笛２５支，以及牙璋、白龜等，南傳於淮河青蓮崗文化龍虯庄，發展為大汶口文化。伏羲上元太初曆年代為公元前１０４＋４６１７＝４７２１年，已進入神農氏時代。 　　（三）炎帝·神農·蚩尤時代（５０００～４５１３年Ｂ·Ｃ）。大地灣—老官台文化—仰韶北首嶺半坡文化是炎帝·神農氏文化；磁山·斐李崗·龍虯庄·北辛文化是蚩尤氏文化。貴州安順關嶺紅崖丹書是炎帝族自六盤山南下四川—貴州—雲南的共工支所留族譜，《山海經》載有炎帝九世的族譜，第九世為夸父，時居潼關至靈寶三百里桃林塞夸父八大社（營）；神農氏第八代名榆罔（參廬），都河南盧氏縣祁村灣、陳留、曲阜；蚩尤氏與共工氏據晉、冀、魯。蚩尤死葬濮陽西水坡Ｍ４５，時公元前４５１５～４５１０年。 　　（四）黃帝時代（４５１３～４０５０年Ｂ·Ｃ）。《黃帝四經》出土，記黃帝與蚩尤征戰事及顓頊與共工（時稱涅）征戰事。河北涿鹿有黃帝城、蚩尤城、蚩尤寨、阪泉之野張公泉（共工氏漢姓張）、釜山會盟石仰韶文化遺址。紅山文化是黃帝族文化。 　　（五）少昊顓頊時代（４０５０～３３８０年Ｂ·Ｃ）。山東大汶口文化和江蘇連雲港雲台山將軍岩刻文字、天文曆法歷是少昊文化。河南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是顓頊·鸛兜族文化，始自４０００年Ｂ·Ｃ，第三期３６８５±１２５年Ｂ·Ｃ。此期的文化特徵在北美洲加利福尼亞聖塔·巴巴拉海灣地區原封不動地移植，時在３６４１～３１１３年Ｂ·Ｃ，為瑪雅歷起算年，即山東少昊顓頊裔民遷入美洲的年代。其後鸛兜氏遷入鄭州西山古城。仰韶文化早期廟底溝文化是其文化。共工氏時居濁漳河上游涅水（今仍此名）。 　　（六）帝嚳帝摯帝堯舜禹時代（３３８０～２０７３年Ｂ·Ｃ）。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早期龍山文化是帝嚳文化（３３８０～２７９９年Ｂ·Ｃ），典型龍山文化是帝摯堯舜禹文化。帝堯２３５７Ｂ·Ｃ即帝位，帝舜２１３６～２１００年Ｂ·Ｃ（含攝政）即帝位，帝禹２１０３～２０７３年Ｂ·Ｃ，（含攝政）即帝位。夏啟守孝三年，於２０７０年即帝位，為夏朝（代）開始。故公元前２０７０年為夏元年。 　　公元前２０７０年是如何推算出的呢？ 　　１．秦滅西周於公元前２５６年，滅東周於公元前２４９年，以此為推算原點。 　　２．周積年８６７年，商積年４９６年（《竹書紀年》）、夏積年４７１年（《竹書紀年》），則三代相加為２４９＋８６７＋４９６＋４７１＝２０８３年（Ｂ·Ｃ）。 　　３．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商積年６２９年，夏積年４３２年（西漢劉歆《三統曆》），三代相加則為２４９＋８６７＋６２９＋４３２＝２１７７年（Ｂ·Ｃ）。 　　４．取公元前２０８３年為三皇五帝時代的下限。 　　為什麼不取２１７７年為下限呢？這涉及到五帝紀年與堯舜禹治水的洪水災難的年代定位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靠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確定。 將考古學年代Ｃ１４測定與樹輪校正年代的譜系，從距今約一萬年到距今四千年前後（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後）各相關的考古學年代數據，按時間先後、區域類型排出一個自然發展的連續譜系。我特別注意了同一個文化類型，例如龍山文化，不同地域不同遺址的年代數據，這些數據分期越細、數據越多、年代誤差越小。當我把這些數據排成一個縱坐標時，發現同一個文化類型的起始和終止的年代幾乎在同一個年代點上。又發現同一個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類型的起止年代，有同樣的規律。這樣就取在年代點上最近的一個年代，為絕對年代。這個絕對年代，去掉±值，作為歷史年代的關鍵點。於是： 　　１．據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終止點，確定為堯遭洪水的始點，然後根據文獻記載確定堯舜禹治水（含共工、鯀等治水）的大事記年代點。 　　２．龍山文化、良渚文化時代的洪水年代約在公元前２２００～２２０８年之間，這同時參照水文考古數據可定。據此捨去劉歆、皇甫謐的２１７７年的帝禹下限。 　　３．據《堯典》四仲星的考古天文學的復原，推算其觀測年代為公元前２３５７年，定堯登帝位的年代。 　　４．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等典籍中堯舜禹等五帝的壽數皆有百年，在位幾十年到近百年不等，顯然是把氏族在位與個人執政混而為一，因此我們盡量把氏族與個人相分離，給出其相對年代和大事記。但難以分得很細。所以禹、舜、堯、摯既作氏族又作氏族首領對待，沿襲了傳統的「約定俗成」的說法，又做了與考古文化相對應的協調或調合。但從嚴格的史學意義上說，這可能是不徹底的，目前似乎只能做到這一步。這或許是一個「尾巴」，留待以後慢慢去割。 　　 四、參加夏商周斷代工程高研班取經 　　１９９８年２月，我為了全力以赴完成三皇五帝斷代工程的寫作，提前退休。７～８月參加了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級研討班，想了解夏商周斷代的方法，特別是考古學、天文學、文獻學如何結合？歷史關鍵年代如何定位？特別是夏的始點在何年？我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按照我的工作方法，我已完成了《三皇五帝時代》，我想進一步檢核自己的成果是否與專家們的成果一致。我和許多學員發現三代斷代工程名為「聯合攻關」，實仍「各自為戰」，缺少通才，沒有美術考古專家參與，而恰恰在沒有文字明確記載的情況下，美術考古可以確定族屬。三代工程把二里頭文化作為夏文化的坐標（但這可能是共工氏蚩尤氏在夏代的遺址，肥遺龍是其「虺」族徽），夏墟又沒有挖掘出，夏代各王的考古學依據還沒有找到，則夏依然只能按文獻記載定出上限；殷墟甲骨文研究很充分，殷紀年年表可以解決，共和元年前的西周王位紀年也可解決。當時Ｃ１４的系列標本還沒有測出，而天文學家的知識陳舊，當時一位天文專家竟稱２８宿是春秋戰國時的產物，濮陽西水坡Ｍ４５蚌塑是馮時先生「擺」的。我還是學到了三條經驗：１、制框架表；２、制王位承傳年代表；３、考古文化Ｃ１４系列數據表，把同一類型的標本按時序分出類，再測定其年代，反證考古學文化的實際歷史年代，復原古史。 　　 五、三皇五帝年代學研究 　　考古學文化系列Ｃ１４數據分析，使我發現在相同的年代跨度里，在古中華大地上並列存在著不同的考古學區域類型，具有歷時性的階段性同一特徵；而在上下各是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的轉變正與三皇五帝時代相始終。 　　考古年代表上所明顯顯示的龍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大地灣文化—磁山文化—斐李崗文化等階段性，均與古代同期的洪水天災相終始。因此可以肯定不同文化類型的更替，是由於上古洪水和海洋進退引起，並同時引發三皇五帝時代的更替，也就是天災導致了王族更迭，和居民遷出遷入的變換。這使我們理解為什麼上古民族遷徙，時東時西、時南時北的往複進行，文化遺址俱在丘、墟、堆、墩、階地上。找到了一個合於生存環境生存時空的合理的歷史的解釋的前提。那麼三皇五帝的誕生，就是面對天災人禍挺身而出的馭世英雄；三皇五帝時代也就是戰勝自然災害後，又創造了更輝煌的人類文化與文明智慧的延續。所以我根據古氣候學古海洋學古地質水文學所給出的年代數據，認知了考古學文化年代自然分期的實質，也就同時對文獻上三皇五帝的時代跨度，給予定位。 　　我給出三皇五帝代系逐一承傳的參考性年表，還列有各氏族文獻學譜系、氏族世系年譜（參考）、綜合年表、年表資料來源表、三皇五帝時代紀年簡表、大事記年表、歷史年代框架表、考古學文化年代表、三皇五帝時代考古學文化年代與海洋水文曲線及歷史年代大事記綜合年表…… 　　研究中我認為自己發現了一個史學規律：中國考古學文化類型的轉換與上古氏族文化的創生與地理遷徙同步發生、轉換，與古星象、古氣候、海洋水文曲線、洪水周期性相終始，根源於章動歲差２５８００年（２６０００）的周期性和宇宙大四季變化的周期性。這個規律的發現，為上古史研究解決了年代學與族屬如何與文獻典籍記載、考古學文化類型對接，還原上古史的難題。根據考古學文化的類型學、層位學、Ｃ１４數據提供的年代坐標，圖騰徽銘、圖符、文字、星象名稱、地名提供的確定的族屬坐標，將歷史文獻、古氣候、古海洋水位、洪水周期等作「殊途同歸」、「同位一體」的綜合研究，即可還原古史。 　　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以後，五帝斷代勢在必然。那麼中華三皇五帝上古史，不論由誰來寫，都是勢在必行的。我先走一步，權作是一個試驗，一個嘗試。我的寫作在運用、整理歷代學人集體勞動成果中的得與失，對於比我更優秀的人來說就是一種探索性的經驗和教訓。希望大家共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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