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特性

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也有同樣的問題。它沒有單一的神，帶有泛自然的傾向。道教的信仰層面其實也不是很堅牢。佛教是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後它走了兩條路：一是往人文知識分子層面走，成為禪宗。如果仔細分析禪宗，會發現它顯現的信仰因素也不是很堅牢，特別是禪宗的一些「話頭」，如問「如何是禪心？」，回答竟是「鎮州蘿蔔重三斤」。這是禪意，跟信仰無關。禪宗流於了智辯。但禪的境界對人類的內心調適作用，也不可低估。佛教的另一流向是往民間走，形成世俗性的人間佛教。佛教在民間香火很旺盛，但信仰的層面也不無為我所用的情形。有人炒股票，先許下願，說如果炒贏了，將重塑金身。結果炒輸了，牌位都砸掉了。在中國人眼裡，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天」。中國人對天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甚至有一種皈依感。但是這種感情不是信仰，而是崇拜。中國人感到天的浩渺，無限蒼茫，不可測量，有一種不可琢磨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但對天的態度有兩重性，有時候信任，有時候不信任。中國民間有兩句話，一是「蒼天有眼」，可是委屈老得不到解決，也會抱怨「老天瞎了眼睛」。中國人的這種信仰的特徵，是好還是不好？不能簡單做價值判斷。好處是它使中國沒有宗教戰爭。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就跟中國文化對信仰的這種態度有關。東漢時佛教傳入，沒有引起大的文化衝突，幾乎是靜悄悄地傳入的。儒家作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對外來的佛學採取了包容的態度。倒是道教的信徒對佛教有批評。例如南北朝時期寫《神滅論》的范縝，就是道教的一個分支天師道的信徒。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天師道是范縝的家世信仰。為什麼儒家能夠包容道教甚至佛教？因為儒家不是宗教。在民間，中國文化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使窮鄉僻壤，也不排外，對陌生的文化現象採取的是理解的態度。中國人文化思想的取向，趨向多元，對不同的文化都能表一中欣賞。這個原因，由於中國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儒家、道家、佛家，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思想主幹，它們彼此相處的很好，甚至是合一的，所謂「理一分殊」、多元一體者也。

不僅中國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中國文化的發生也是多元的。可以認為，中國文化也是兩河流域的文化。黃河文化是它的一元，長江文化是它的另一元。過去講中國文化，說中國文化是黃河文化，是黃土地文化，是內陸文化，現在看這樣的講法未免失之偏頗。因為長江文化有黃河文化所不具備的特徵。長江自古航運便利，東面有直接的出海口，已經不不完全是內陸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帶有海洋文化的一些特點。中國文化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多元一體，是長時間形成的，不像有些國家那樣很晚才形成，所以才容易出現這個要解體那個要解體。中國怎麼可能解體？它是命定地連在一起的華夏聖土。舉例來說，廣東廣西跟湖南湖北、跟武漢，是分不開的，湖廣一直連在一起。廣東廣西離開兩湖，就沒有后座了，有了湖北湖南的大後院，廣東的意義才能夠凸顯。因此可以說，嶺南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延伸，湖湘文化是嶺南文化的后座。同樣，黃河流域的文化有長江文化為伴，才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整體。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缺一便不成其為中華文化。中國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我們學歷史，大家會知道「漢承秦制」。這是告訴我們，秦朝和漢朝是中國制度文化的成熟期，秦漢形成了完整的帝制時代的政治制度的架構。所以你要談秦漢，會發現它是制度文化的典範。可是到了隋唐，隋朝短，主要是到唐朝的時候，當時的文化是多元繁榮的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像唐朝那樣，跟四面八方的文化都建立了廣泛的聯繫，特別是跟中亞各國的文化，往來密切。很多帶「胡」字的東西都是在這個時候傳到首都長安的，然後又通過長安向中華大地乃至東北亞蔓延。在唐代，胡人可以到朝廷做官，長安的大街上，到處是各種奇裝異服。如果你看《東城老父傳》——一本筆記性質的書，書里就記載有「長安少年有胡心」的話。這有點像現在的青少年喜歡西方的新奇事物一樣。正是在唐代，由於跟西域的交流，形成了有名的絲路文化。更不要說唐代詩歌的繁榮，那麼多的詩人，那麼多的流派，那麼大的氣魄，真可以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唐詩毫無疑問是中國詩歌的高峰。到了宋代，你會發現又一個高峰，就是宋代的思想高峰。宋代產生了理學，以朱熹為代表，他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宋代的濂、洛、關、閩四大家，濂是周敦頤，他是湖南人，家前面有一條溪水叫濂溪，所以他的學派稱做濂學；程顥、程頤「二程」，河南洛陽人，稱做洛學；張載是陝西人，他的學派叫關學；而朱熹出生在福建的龍溪，所以後人稱朱學為閩學。

宋學的濂、洛、關、閩四大家，把中國思想推向了一個高峰，其標誌是他們既承繼了先秦以來的孔孟儒家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還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所以宋代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思想大匯流，而朱熹也例外地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國的學問是不追求體系的，這跟西方的學者動輒要建立自己的體系不同。你看西方的思想家，不論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康德、黑格爾，他們都有自己的完整的體系。中國的學問，文學思想方面，南北朝時期的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有完整的理論體系的，這和受佛教的義理影響有關，劉勰晚年正式出家做了僧人。劉勰是一個例外，朱熹的理學的哲學體系也是一個例外。朱子對儒家思想的貢獻，可謂集大成，如同孔子是集大成一樣。

那麼明代的文化有什麼特點呢？當然明代的學術思想有王陽明，有心學，儒學的新的流派。再就是明代的中晚期城市生活相當發達，城市文明達到很高的程度。高到什麼程度？高到生活、飲食、藝術都極為精細考究。商業化、世俗化相當嚴重。甚至由於過份追求生活的享受而出現了腐敗。《金瓶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明式傢具的高度審美特徵，也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大家都知道明式傢具現在是珍貴的收藏品了。它的線條，它的式樣，它的審美特徵，幾百年過後，仍然不感到過時，因為它已經帶有現代性的因素。清代文化的特徵，不好簡單概括，但清代中葉的學術，那是很了不起的，一大批大學者出現，形成不同於以往的樸學。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特徵。

當我們對文化中國的輝煌的過去作了一番梳理和回顧之後，不能不承認一個事實，即晚清的時候，當西方文化大規模進入以後，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價值發生了危機。所以發生危機，一是和國勢的衰弱有關，當時已經是請朝的咸豐、同治以後了，國勢衰弱到了極點。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陣腳慌亂，手足無措，出現了劇烈的文化振蕩。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那是靜悄悄的傳入的，未能動搖中國文化的主體，因為漢朝當時強大，對外來思想採取以主迎賓的歡迎態度。明朝天主教入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早期的傳教士，他們對中國文化採取的是尊重的態度，傳教的同時也把西方的科技文明帶給中國。早期的傳教士不忘執賓禮，是有禮貌的客人。利瑪竇很尊重中國的習俗，把自己打扮成中國的一個儒者，他們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不是居高臨下的強權的代言人。本來天主教的教義精神，跟儒家思想是不同的。可是，利瑪竇這些人寧願在禮儀方面和中國文化做一個調和，而沒有和中國的傳統習俗發生衝突。後來由於羅馬教廷的干預，不準傳教士對中國的傳統習俗作妥協，要求跟中國的拜天祭祖劃清界限，於是產生了中外接觸史上的有名的禮儀之爭。爭論的結果，是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時期，傳教士很多都被驅逐出去了。清代的閉關就是此時開始的。閉關的原因，西方的的責任當然有，但主要不在西方，而在於自己。康熙和乾隆，他們的統治時間過長，兩個六十年，一百多年的所謂「海宴河清」，就是相對比較安定罷。他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看不起外人，看不起西方，認為西方有的只是奇技淫巧，是些雜耍玩意兒而已。而我中華天朝勝國，禮儀之邦，四夷小邦怎能跟我們相比？只知有中，不知有西。中國落在了西方文明的後面。

中國文化有很多往昔的輝煌，但中國文化也有天然的弱點。譬如由儒家思想而產生的重農輕商，就是一個顯例。在我看來，這也是中國人不善於和外界的商業社會打交道的一個潛在的宿因。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訪問中國，時值乾隆皇帝八十大壽。乾隆皇帝打算接待，但圍繞用什麼禮儀來見面的問題上，雙方發生了爭論。中方提出要英國特使行三跪九叩之禮，對方不同意，說他們對女王也只是屈一膝而已。為這個問題，雙方爭論了一個多月。最後究竟是誰妥協，有不同的說法。總之是英國特使最後在承德避暑山莊被乾隆接見，帶來的禮物收下了，但一件協議也沒有達成。乾隆送一個有八百年歷史的玉如意給英使，請他轉呈給英國女王。《1793乾隆英使覲見記》一書里記載，馬戛爾尼說，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皇帝所犯的錯誤再沒有比這次更大的了。當時英國人是想建立一種有條約保證的商務關係，而不是要訴諸武力，佔領中國領土。但中國商業文化的觀念匱乏，不懂得國際貿易的重要，直至自己的大門被列強的船堅炮利打開。西方已經是走向現代的國家，而中國依舊是老大的體制，固有的文化根本無法抵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最後一個皇帝被趕下龍椅，幾千年的傳統社會走到了盡頭，現代社會的進程於是開始。以儒教文明為基礎的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三綱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它用血緣的紐帶將人們連接在一起，而西方社會是用契約的關係將社會擰在一起的。因為是血緣的關係，就會產生家國一體的思想，所以「三綱」當中，君臣，這是朝廷的方面，而父子和夫婦都屬於家庭倫理的範疇。辛亥革命使得皇帝退位，皇帝沒有了，「三綱」還能繼續發用嗎？還能用「君為臣綱」來規範這個社會嗎？同樣，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父親難道可以講，兒子必須聽自己的嗎？夫婦之間更不用說，現代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丈夫是妻子的「綱」的時代，無論如何無法繼續了。這一變化，實際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的變化。

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是在非常規的急迫的情況下在顛簸中走過來的。五四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是現代文化運動的旗幟。當時一大批知識精英一起站出來，大膽批判挑戰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很多人都認為，既然要新文化，舊文化就是要不得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傅斯年，都是這樣的主張。1917年《新青年》從上海搬到北京，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陳獨秀、胡適被蔡先生聘為北大教授，以《新青年》為園地，以北大為基地的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他們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禮教的批評，是徹底而毫不留情面的。陳獨秀就講，你如果認為歐化是對的，那麼中國這一套就是錯的。胡適之甚至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有人批評他，他才解釋說，中國的傳統太沉悶了，即使是「全盤西化」，經過折中也還是個「中體西用」。所以五四時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批人，一大批社會的精英人物，幾乎用同一個聲音向傳統發起了總攻。其結果，傳統在民眾當中受擁護的程度大為減弱。可是，傳統的是否受到民眾的擁護，是傳統傳承的一個必要條件。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檢討和批評，主要針對的是文化的大傳統。按照人類學家的理論，文化傳統有「大傳統」和「小傳統」之分，「大傳統」指社會的主流文化形態，「小傳統」主要是指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包括民間宗教、民間藝術、民間習俗等等。「小傳統」跟「大傳統」的關係，是「大傳統」藉助於「小傳統」才能形成社會的文化輻射面，而「小傳統」因為有了「大傳統」的導引，才能使得文化精神得到提升。中國傳統社會的「小傳統」特別發達，這是因為中國長期有相對完整的民間社會，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諸多的文化空間。儒釋道三家思想互動互補的結果，使中國的知識人士總是有路可走，而不必走上絕路。所以對於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不能簡單用「專制」這個詞來一語概而括之的。五四知識精英對傳統的批評和檢討，目標主要是「大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和社會的禮教，對「小傳統」的傷害並不是很大。五四時期的一些文學作品，有的寫覺醒的青年離家出走，悲劇常常會發生在出走者的身上，他們的家庭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但「十年動亂」時期中國社會的「小傳統」遭到了巨大的毀壞，幾乎到了無法彌補的程度。所以，從晚清以來的百年中國，文化傳統出現了大面積的流失。流失到什麼程度？流失到在現代中國青年身上幾乎看不到多少傳統的蹤跡。

近三十年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經濟發展的同時，文化傳統的重建越來越受到重視。但由於傳統的重建是非常細緻的事情，短時間內不容易見出成效。直到現在，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跟自己的傳統脫離仍然是一個待決的問題。好消息是很多學者和教育工作者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個人認為，文本的經典閱讀和禮儀的重建，是兩個比較行之有效分途徑。中國文化的最高經典主要是「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經不傳，為「五經」。而「四書」，包括《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則是「五經」的簡讀本，他們的義理都是一致的。近年我特彆強調「敬」的概念，它是「五經」的基本義理，也是中國文化中具有普世價值的的概念。「敬」不只是體現對他人的尊敬，主要是一個人的精神意志，是人的人性尊嚴。禮儀的核心也是一個「敬」字，所以孔子說「無敬不成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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