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花八年時間寫下《隨想錄》 錢江晚報
a0006版：科教·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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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揭開巴金晚年的理想主義為何花八年時間寫下《隨想錄》
本報見習記者 張冰清/整理 本報通訊員 尹炳炎/攝
巴金生於1904年，今年是他誕辰110周年。 《隨想錄》是巴金晚年創作的一部散文集。世人一般解讀為，這是巴金對「文革」的反思。但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陳思和在裡面讀出了巴金晚年的理想主義。 陳思和研究巴金30多年，在巴金健在時就與他長期保持聯繫。浙江人文大講堂近日邀請了陳思和教授，為大家揭開巴金晚年的思想狀態。
「三思」是因為
內心有股巨大的衝動
1998年，我受一家雜誌社的委託去採訪過巴金，採訪的題目叫《世紀迴響》，就是說對即將過去的20世紀和新世紀怎麼看。
巴金認真地對我說：「現在我走成這個樣子（指他成為一個作家），並不是我的本意。我希望的是做實際的事業，對人類更有好處。」
他的意思是，他成為一個著名作家是有失敗感的，是沒有辦法了才去做作家的。
像巴金這麼一個老作家，一般來說應該很有成就感。可是巴金這麼認真地說這件事，說明他心裡真有自己的想法，只不過這個想法他沒有明確地表現出來。
我們再看他晚年的一部代表作《隨想錄》，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書。他從74歲開始寫，一直寫到82歲，整整花了8年時間。
他晚年手顫抖得很厲害，根本沒有力氣寫字。那他為什麼還要寫？那是他心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當時寫這本書的壓力很大，因為他批評了很多社會現象。在發表的過程中，國內引起了一系列的爭論，有許多的批評。所以他在《隨想錄》里一直說到，天很冷，有冷風在吹。還說，有一張大網，周圍有各種嘁嘁喳喳的議論。
為什麼他要克服這麼大的病痛，冒著這麼大的風險，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隨想錄》？我認為巴金心裡確實有一個巨大的衝動，促使他非寫不可。
不了解巴金的人會覺得他說話有點誇張，他經常說：我心中有一團火，有許多話，一定要吐出來，或者說，我欠了很多的債，現在是還債。
因為我經常在巴老身邊，我知道他心裡肯定有一種難以表達的東西，有一種巨大的傷痛和感情的要求。他希望把這些話傾吐出來，把自己心中的衝動表現出來。
《隨想錄》出版以後，他就說不再寫作了，要擱筆小憩。實際上他還是在寫。有些文章雖然很短但很重要，我覺得他越來越迫切想把自己心裡的話講出來。
1994年前後，我與一家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叢書叫《火鳳凰文庫》，我第一個就想到了巴金。我與巴老說，能不能把你《隨想錄》以後的文章編起來了，我來幫你編，他馬上就答應了。他說就叫《再思錄》。
這本書編完以後，我拿了20本書去叫他簽名。我說，巴老你精神不錯，你將來用口述再出一本書。巴金當時脫口而出：《三思錄》。
巴金當時是一個90歲的人了，重病在身，可是他的心中一直有一個衝動，希望把自己心裡的話講出來。
早年推崇
無政府主義
巴金15歲的時候開始尋找人生的道路，不停地給一些社會名流寫信，也給陳獨秀寫，傾訴自己內心的痛苦，希望有人指點他的人生道路。這樣他就與無政府主義團體發生了聯繫。那個團體開始給巴金寄書，巴金當時年紀很小，一下子就被吸引過去了。
關於「無政府」這個主義，其實有很多誤解。後世把很多不好的含義強加給了這個詞，諸如恐怖、暴力和動亂，認為源頭跟這個主義有關。實際不是這樣的。
無政府主義的外文叫Anarchism，我們有時候把它翻譯為「安那其主義」，其實安那其的核心思想是說，人是自由的，人有能力來管理自己，不需要一個外在的東西來統治。
安那其主義有一個理論家叫做克魯泡特金，巴金名字的後一個字是「金」，就是來自於克魯泡特金。
這個理論家有一些很有名的觀點，比如關於「互助」。進化論認為人是從動物進化過來，他就考察動物，從動物的生活習慣慢慢推理到人，來考察人性是怎麼發展的、怎麼形成的。很多種族的生活方式不一樣，有的種族是單行的，這樣的種族容易被消滅，群體生活的就不太容易被消滅。什麼樣的原則可以使社會形成，可以群居？那就是互相幫助。
理想
讓晚年的巴金反思
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黨內「左」的路線開始受到質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已經開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馬上就要召開了。
巴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他意識到新時代要來了，要真正走向思想解放了，所以他願意直接參与時代的變化，他就決定寫《隨想錄》。
《隨想錄》里最重要的是一個問題。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會發生？他探討的是：我們每個人在其中是不是有責任？
這個想法，當時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他們會說：「文革」又不是我們搞的，我們只是舉手表態啊。但是問題就是你舉手表態了。
照巴金的理解，你在不知道真相的情況下，為什麼舉手表態支持？不就是因為膽子小，怕不舉手會被牽連。
在這樣一個發展中，巴金開始反省自己，他覺得自己靈魂有問題。他覺得對不起朋友，對不起自己推崇的安那其的理想。
但是對巴金這樣的人，這種反省就是極為深刻的，因為他以前有一個理想在那兒的，所以他覺得自己這樣做特別不應該，越是沉重反省，越是會讓他牽腸掛肚地想到自己曾經有過的理想和信仰。
1994年，巴老突然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西湖之夢」。當時巴金在西湖邊上養病，他晚年很喜歡杭州。我覺得巴金喜歡杭州有另外一個原因，在《隨想錄》裡面，巴金連續寫過好幾篇文章是關於西湖的，他每次都說西湖是一個夢，我到西湖做了一個夢。我當時就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老寫西湖？
「西湖之夢」他不想發表，只是寫在巴金全集的兩卷書的扉頁。他在文章里說：「六十八年過去了，好像快，又好像慢，我還不曾忘記1930年10月一個月夜，我坐了小船到三潭印月，那是我第一次游西湖。」讀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來，1930年巴金第一次來杭州西湖，不是來遊玩的，他是來開會的。那次來西湖的是一群安那其主義者，他們在西湖開了一個會，討論的唯一結果就是他們辦一個刊物，叫《時代前》，巴金是主編。
巴金在文章裡面反覆說到西湖，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30年他們在西湖舉行的這個會。這個對他來說成為了一個夢想，這個夢，我覺得巴金做了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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