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夏古國

西夏——剽悍的游牧民族

西夏是指党項（xiāng）族在1038年至1227年間在中國西部建立的王朝。西夏王朝的締造者党項羌原居於黃河河曲一帶，是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漸強盛。西夏後期，銳不可當的蒙古鐵騎曾先後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親征，卻在西夏國門前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頑強抵抗，成吉思汗也因中了党項人的毒箭而斃命。後西夏最終因彈盡糧絕投降，蒙古軍隊血洗西夏，將西夏宮殿、史冊付之一炬。曾在中國歷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遭遇滅頂之災。

西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東傳甘肅以後，西夏內部開始創造獨有的佛教藝術文化。西夏還將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幾分光輝。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將自己強悍的民族精神和別具一格的文化讓這座佛教建築顯得更加光輝燦爛。

李徳明死後，李元昊繼位，他就是西夏的開國之君。李元昊為了使党項族的各個部落團結起來，增加軍事力量，就在民族內部採取了許多提高民族意識的措施。他去除唐朝、宋朝時對党項族的賜姓，改姓氏為嵬名，嚴令「國中襲用胡禮」，官民一律禿髮、耳垂重環、「改大漢之衣冠」，確定民族服飾、簡化襲用唐宋禮儀、音樂和典章制度、訂立官吏制度、創製國書、設立蕃學等措施。這些措施對党項族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各個部落都團結起來，整個党項族也就更加強大了。

党項族原本是以放牧、狩獵為生的民族，但元昊十分注重引進漢族的農業生產技術，開始發展種植業，農業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基本擺脫了放牧、狩獵的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主要內容。元昊為了改造農業生產環境，大興水利，並親自主持修建了從青銅峽的引水工程。世人為了歌頌他的功績，把這項引水工程定名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元昊見國家富強、兵強馬壯、人民富足，就感覺到稱帝的時機已經成熟，便開始為稱帝做起了準備。他把興州升為興慶府，並在城內大興土木，建設宮殿。1038年，元昊在遼國的支持下稱帝，國號大夏。因為大夏國在宋朝的西面，中原文化中把大夏也成為西夏。元昊十分推崇漢族的政治制度，並應用到自己的國家。官制的設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御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地方行政編製分州、縣兩級，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國防要地有時也設郡、府。稱帝後，元昊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地位，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認他的皇帝稱號。這種請求當然沒有得到宋朝統治者的批准，於是宋朝與西夏發起了戰爭。此時，西夏正處於上升時期，軍心穩定，戰士們各個在戰場上英勇無畏，在戰鬥中佔據著明顯的優勢。西夏的部隊在1041年1042年與宋朝的兩次交戰中都大獲全勝，在好水川和三川口相大敗宋軍。面對強大的西夏軍隊，宋朝統治者無奈之下只得答應了承認元昊為夏國皇帝的要求。

西夏統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強大武裝力量，與北宋和遼國發生過大小戰爭無數次。即使在金國滅掉遼和北宋後，西夏卻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鑒於西夏的軍事實力，金國也輕易不敢向其發動進攻。西夏在全盛時期，疆域十分廣大，東臨黃河，西至玉門關，南接蕭關，北抵大漠。隨著西夏國實力的不斷增長，使當時的中國版圖形成了宋、遼(金)、西夏三足鼎立的態勢。

西夏的開國皇帝元昊在位10年，他在宮廷的權力鬥爭中被自己的親生太子寧令哥刺死。但是，寧令哥並沒有如願登上帝位。他的叛逆行為致使滿朝文武及全國的百姓都對他十分不滿。寧令哥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帝位由年僅1周歲的小皇子繼承。由於皇帝年幼無知，無法親政，朝政由皇太后藏氏把持。西夏建國後的48年是國家的建設時期，這一時期西夏大力發展軍隊，開疆闊土。加上西夏的前幾位君主都比較勤政愛民，因此，國力蒸蒸日上。之後，西夏進入了穩定的發展時期，持續了將近100年的時間。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繼位。他是西夏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統治長達54年。李仁孝強吸收漢民族的文化、教育，提倡儒學，推行漢文。在這54年中，他把西夏的繁榮推向了歷史的高峰期。

西夏仁宗李仁孝死後，西夏結束了長達百年的繁榮發展時期，走向了由盛轉衰的下坡路。從繼任的帝王開始，西夏就受到了外來軍隊的猛烈進攻。這時，成吉思汗已經統一了蒙古各部落，組織了一支兵強馬壯、戰備充足的部隊。為了擴大自己的版圖，他必然就會向周邊的西夏發起進攻，而仁宗李仁孝的死正給成吉思汗提供攻了攻打西夏的契機。1205年，西夏與蒙古發生了第一次的正面衝突，從此兩國戰爭不斷。

在戰爭的中早早期，由於蒙古軍隊長途跋涉而來，雙方互有進退，可以說西夏還是處於上風的地位的，成吉思汗在攻城時也受傷後來不治而死。但是，這種勝利不但沒能使西夏擺脫蒙古軍隊的進攻，而且使戰爭更為激烈。成吉思汗死後，他的繼任者以及蒙古將士們都對西夏充滿了仇恨，發誓要為成吉思汗報仇，在戰爭中表現更為英勇。1227年，蒙古的繼任統治者殺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xiàn），西夏從此滅亡了。西夏共建國190年，從元昊算起經歷了10位帝王，最終消失在歷史深處。西夏的人民在亡國後也紛紛逃到其他地區避難，在長期的生活中與那裡的人們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党項族也被歷史塵封了。

西夏失敗的原因有很多：西夏的後期在短短的20幾年中就更換了5位皇帝。統治階層內部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了國家的盛衰；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統治危機，上層社會內部矛盾開始激化致使國力迅速衰退；不能有效的阻止蒙古大軍的進攻。在西夏襄宗和神宗時，與金國發生了激烈的戰爭衝突，致使軍隊的戰鬥力下降等。

在蒙古大軍進攻西夏之前，西夏統治者沒有做任何準備。他們生活在長期的穩定、安逸中，早已經忘記了前幾任皇帝征戰沙場的往事。隨著社會的安定，統治階級和上層社會慢慢開始變得腐朽墮落。而且那時的西夏社會大行漢風，人們嚮往做那些風流倜儻的儒家雅士，不願意在征戰沙場。因此，在西夏的部隊中，將帥人才出現了斷層，軍隊戒備鬆懈，兵不習戰，軍事素質下降。

西夏在戰爭中還犯了戰略性錯誤。為了得到部分領土，西夏的統治者與蒙古軍隊結盟，一同攻打金國，卻忽略了金國滅亡後就會使自己單獨面對蒙古軍隊，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在對金戰爭中過多地消耗了許多戰鬥力。當蒙古滅金後，很快就撕破了與西夏的戰時同盟協定，轉而向其發動進攻。西夏沒有外援的支持，不能利用外部力量牽制蒙古的軍隊，失敗也在所難免。在與蒙古軍隊作戰時，西夏又犯下了嚴重的指揮錯誤。他們分散兵力，堅守城池，不能互相救助，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完全陷入了被動境地。蒙古大軍憑藉著自己的優勢對西夏的城池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西夏劍

「紅妝擁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風。螺旋鍩鍔波起脊，白蛟雙挾三蛟龍。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這首詩是蘇東坡得到一把西夏劍後，興奮之餘命晁補之做的讚美西夏劍的詩歌。詩中的「拔鞘」指的就是西夏劍的劍鞘，這把劍鋒利的達到了吹毛即斷的地步。

西夏劍在兵器中號稱舉世無雙，在宋朝時與蜀錦、定磁、浙漆等並稱為天下第一。就連堂堂的宋欽宗都十分喜愛西夏劍，常常把它帶在身邊把玩。戍守邊疆的大臣也以從皇帝那裡獲得西夏劍作為最高規格的賞賜。由此可見西夏劍的犀利與名貴。

由製造精良，鋒利無比的西夏劍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煉技術非同一般，在當時處於頂尖水平。西夏劍只是先進的冶煉技術的一個代表，西夏的其他兵器也都製造得十分精良。史書記載，西夏甲胄「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人」。 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殘片製作精細，薄厚均勻，孔眼劃一，有的外表有鎏金。 西夏的神臂弓「以糜為身，檀為銷，鐵為槍鐙，銅為機，麻索系扎絲為弦」，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殺傷力很高。

西夏冶煉技術的大發展與党項族的民族特徵有著重要的關係。西夏是一個在戰馬上打天下的國家，並保留著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習慣。西夏最強盛時，達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與周邊的許多國家都有過長期、激烈的戰爭，比如對宋戰爭、對遼戰爭、對金戰爭、對元戰爭，以及對一些周邊小國的領土擴張，如對吐蕃的侵犯。戰爭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為後盾的。一把得心應手的鋒利兵器可以幫助士兵在那個冷兵器時代取得勝利，一把低質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戰鬥中斃命。因此，西夏國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並最大限度的減少傷亡，就對兵器的製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戰爭的需要外，西夏的農業發展也使政府大力地發展冶煉技術。西夏朝建國後，種植業生產已經遠遠超過了党項傳統的畜牧業和狩獵所帶來的價值，人們的生活主要靠農業生產來提供。這兩點原因帶來了西夏的冶煉技術的大發展。

西夏的冶煉技術主要用於兩方面：一是用於製造皇室、貴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製造兵器以及農業生產工具。

在製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國王專門設置了「文思院」，用來「掌造金銀犀玉，金彩繪素，以供輿輦冊寶之用」。因此，西夏金銀器造型輕巧，外表光瑩，厚薄均勻，做工精細。 西夏金器的鑄造有「生金熔鑄」、「熟再熔」、「熟打為器」等多種工藝。《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載有「生金熔鑄：生金末一兩耗減一字。生金有碎石圓珠一兩耗減二字」，「熟再熔一番為熟板金時：上等一兩耗減二字。次等一兩耗減三字」，「熟打為器：百兩中耗減二錢」等冶煉技術。西夏的黃金拉絲工藝水平很高，文獻記載，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黃金拉成絲，織到毛、絲、棉織物中去。金屬拉絲是技術性極高的工藝，十分複雜，這充分顯示出西夏金銀鑄造的技術和工藝。

西夏煉銅和銅器製造技術相當先進。除了冶煉青銅、紅銅外，還冶煉黃銅。黃銅的冶煉比青銅、紅銅要複雜，所以不論是宋、遼，還是西夏，只在文獻中有黃銅生產方法的記錄，黃銅器實物發現極少。《文海》載「融銅撒葯為鍮（tōu）也」。古人說的「鍮」 是銅與鋅的化合物，即黃銅。《文海》中的撒葯應是指加入鋅，說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煉黃銅技術。西夏銅器的製造，分打制和鑄造兩種工藝。《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規定，銅「為種種打事則一兩中可耗減三錢」，「為種種鑄事則一兩中可耗減二錢」。但是在具體製造過程中僅僅靠打制和鑄造兩種工藝是很難完成一件優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銅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勻稱，線條流暢，是西夏藝術品中的珍品。製作它，需集冶煉、模具雕塑、澆鑄、焊接、拋光和鎏金等工藝於一體，工藝十分複雜。

在製造兵器及農具方面，冶煉技術和方法也多有記載。由於兵器的製造量非常大，用於冶煉的普通坩堝爐效率低下，不能滿足要求。西夏人採用了中原先進的豎爐。這樣就更適宜於大規模的生產，提高了煉鐵效率。史書記載，西夏甲胄「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

西夏的農具品種繁多，製作精良。1980年，在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農具有犁、鋤、鐮、钁、杴、耙頭等，還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鍋、鑿、釜、剪刀、燈、勺、鏟、臼、杵和斧等。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極為複雜的冶煉技術，如出土的鐵鍋的製造工藝比現在的製造工藝還要複雜、考究。

通過古代的文獻記載和現代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煉工藝已經出現了鍛、鑄、焊接、拋光、切削、鑽孔、拉絲、鑲嵌、鏤刻和鎏金等各種先進工藝技術，不僅不比中原地區落後，在個別方面甚至更為先進。

除了在冶煉時使用的先進工藝外，一些附屬的先進工具也幾經投入到冶煉生產中使用，鼓風設備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時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為《鍛造圖》的壁畫。壁畫中有三個人正在冶煉，其中有兩人在吹打燒紅了的金屬，另一人則坐在一個墩子上，推拉著一個風箱樣子的工具。這個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風機。它不僅提高了鍛造速度，也提高了鍛造質量。西夏工匠在鍛造中所用的鼓風設備已不是韋囊鼓風，而是風箱鼓風，這樣可以保持爐膛內所需的高溫。煤炭的廣泛應用給西夏的冶煉技術帶來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西北地區是重要的產煤地區，而西夏國所處的位置就在產煤帶上。煤用之於冶煉較其他燃料更加省時，也能夠帶來更多的熱量，更容易提高爐溫。

1986年的一天，在內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紅慶鄉，幾個農民正準備收工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個人在挖土的時候手中的鐵鍬突然被什麼堅硬的東西震了一下，他以為是散落在田間的磚頭石塊，就沒在意，繼續挖起土來。可是，他並沒有挖出想像中的磚頭石塊，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東西。旁邊的村民們紛紛聚攏了過來，仔細的辨認起來。一個人突然興奮的喊了起來，這不是瓷器嗎？

於是，他們趕忙把從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報告給了當地的文物部門。考古人員接到消息後馬上帶著工具來到了那裡。經過考古人員的細心挖掘，發現這裡是一處收藏瓷器的地窖。這座地窖為一個圓形土坑，距地表約１米，直徑達３米，裡面堆滿了瓷器的殘片。經過專家鑒定，這個地窖是西夏時挖掘的，裡面的瓷器也是珍貴的西夏瓷器。從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麼危急的情況，才把自己的寶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隊員們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殘片時，發現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這個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勁挺拔，小口，口外有較寬的邊唇，似蘑菇狀，束頸，斜肩，深腹，平底。胎為淺棕黃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進行花紋裝飾，腹部為兩個對稱的花形開光，內飾花紋主題為折枝牡丹花，以零亂的牡丹葉子填空，下腹部刻畫一鹿紋。鹿回首做驚吼狀，且口吐雲霧。近底處及底部均未施釉。這個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與與宋朝的經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細看卻又有著許多宋朝經瓶沒有的特徵。考古學家們在翻閱了大量資料之後，確定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經瓶，是盛酒的器具。那麼西夏的瓷瓶怎麼會埋到蒙古去呢?這是因為西夏國最強盛時進行了大規模的武力擴張，內蒙古的不少地區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酒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發達，所釀的酒均屬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為難危難的情況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來。北宋陸遊在《秋波媚》中稱讚西夏美酒「憑高酹酒、此興悠哉」。

西夏的釀酒歷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項族的祖先羌族時期。羌族是更為古老的一個少數民族，生活在一望無際的青藏高原上。由於地廣人稀和氣候寒冷，羌族人靠飲酒來驅除寂寞、抗拒嚴寒。此外，他們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們在草原上以游牧為生，雖然不種植農作物，種植業處於未開展的狀態，沒有五穀，可是卻學會了造酒。雖然沒有中原地區的糧食作物作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給他們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麥。《舊唐書》上就記載著羌族人「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為酒」的事情。這也是我國北方用麥造酒的最早的記錄。

羌族的一支發展為党項後，承襲了祖先的造酒工藝。党項內遷為西夏國的造酒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內遷後，出現了農耕和農業生產，党項人得到了許多糧食作物 ，這就為改進造酒工藝、增加酒的品種提供了契機。同時，隨著對外的文化交流的擴大，党項開始接收了中原地區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藝。這些都使得党項的造酒技術大大進步，酒類的品種也開始多了起來。

西夏建國後，釀酒業更是的到了長足的發展。那時，他們已經開始從游牧生活定居下來，農業生產成為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作物品種和產量都顯著增加，為釀酒業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傳統的釀酒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統治時期，西夏的經濟、國力都達到了頂峰，釀酒業也隨之而達到最為繁榮的時期。統治者為了保證他們特殊的釀造技藝不外傳，還專門設置了「酒務」機構並制定了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釀酒作坊、發展釀造業。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詳細規定了酒的生產與管理制度：必須在官府批准並頒發許可證之後才可以釀酒，否則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輕重視私釀酒的數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員罰馬兩匹，平民判處３個月徒刑；超過百斤的，不論官民一律判處６個月徒刑。

在西夏時期開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釀酒圖》壁畫，這幅畫向後人詳細的講述了釀酒的工具、過程、原料等信息。畫面中央是一個熱氣騰騰的灶台，上面是層層疊疊的方形器物。一位婦女身穿淺色的長袍，左臂卷著袖子，拿著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燒火。灶台裡面的火很旺，後面的煙囪冒著滾滾的煙。另一位婦女穿著深色的對襟大領長袍，拿著一個陶器站在灶台旁回頭看著燒火的婦女，似乎在向她詢問什麼。灶台的左面放置著酒壺、貯酒槽、木桶等工具。從這兩個釀酒人的性別、裝束來看，這應該是西夏家庭釀酒時的一個場景。由此可見，那時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榮，家庭也已經掌握了釀酒技術。

酒成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們好喝酒，而且常常飲酒取樂。西夏境內酒樓、酒館很多，這也是都城興慶府的一個特色。每當遇到什麼節日或是高興的事情，西夏人無論男女老少，都會開懷暢飲。余闕所著的《青陽先生文集》就記載了西夏飲酒的盛況，說党項人性格質直尚義，平時相處雖然是異姓但好像姻親一樣。逢年過節，人們相互拜訪，互致問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齡輩份而不論官爵高低。祝壽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娛自樂。喝醉後與鄉鄰親戚互相道別，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統治階級或貴族中，還流行著邊飲酒邊談國事的習慣。據《西夏書事》記載，「元昊謀攻延，悉令諸侯酋豪於賀蘭山坡與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髏中共飲之」，就是說元昊在採取重大的軍事活動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摻和這人血的酒，以示決心。

西夏人除了高興時喝酒，在祭祀、盟誓儀式中要飲酒，在與仇敵和解時也要飲酒。西夏有著濃重的祭祀傳統，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釋奠先聖先師。無論是祭奠哪一類神鬼，都要準備豐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記載：有「神跡」的牛馬死後，要派一官巫，於「三司內領取三兩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糧一斗……以祭祀」。僅僅祭祀一頭神畜就要耗費一斗酒，可見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還是西夏人對外戰爭的一件隱形武器。他們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點，給他們送去精心釀製的許多美酒，引誘他們叛變宋、遼，投奔西夏。戰士們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來犒賞。宋朝大臣李綱總結西夏人特別能戰鬥的經驗時說：「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由此可見，酒是西夏部隊取得勝利的一個法寶。

西夏提倡飲酒，喝醉了人們又經常做出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比如偷盜。西夏的統治者對這種情況考慮的十分周全，這也許就是他們雖好酒，卻不會因醉酒而誤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規定，對那些酒後鬧事的人不會予以重罰，酒醉時牽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財物，只要酒醒後送還就可以了，牲畜或財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狀。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後仍不把牲畜和財物歸還，就要被判處偷竊罪了。

西夏的星曜崇拜

與許多古代民族一樣，西夏人對於電閃雷鳴、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於是，他們便認為在人的力量之外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在掌管著人間萬物的運行、掌管著人的生老病死。他們發現世間的一切都是在變化的，而只有天上的太陽、月亮、星星每天都按著固定的時間、地點出現，很少會出現變化。於是，西夏人就認為這些天體是永恆的，在控制著人的命運。一旦這些天體出現了變化，他們就認為會有什麼大事要發生，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壞事。但是，這些都是他們無法預料的。為了使天下太平安定，為了自己不受傷害，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祭祀天上的太陽、星星等。

後來，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壯大，西夏人開始接受一些外來的思想。12世紀時，西夏人在翻譯漢文和藏文的佛經的過程中，認識、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觀星術，並結合本民族的一些風俗習慣逐漸發展成為民間廣泛流傳的星曜（yào）崇拜。在藏於俄羅斯的西夏文獻書籍中，《種咒王蔭大孔雀經》、《九曜供養典》、《聖星母中道法事供養典》、《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都說明了西夏星曜崇拜的盛行和舉行法事活動的具體過程。西夏的朝廷專門設有觀測天象的機構「史卜司」，由精通星曜之術的術師負責。這些人自稱能看懂天上星相的變化，可以預測出人間的吉凶，並且能夠憑藉自身修行得來的法力幫助那些被災難、禍事籠罩的人們走出困境。西夏統治者為了使統治世世代代的傳下去，就大興土木，修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星曜崇拜的場所。

專家從對西夏文獻的研究中發現，西夏的星曜崇拜就是對星宮和黃道星宮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所崇拜的星曜有11個：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印度神話傳說中流傳下來的紫炁（qì）神、月勃神、羅喉神、計都神。

西夏人認為羅喉神、計都神是兩顆會帶來禍事的星星，每當他們出現時，就會遮蓋太陽或月亮的光芒，也就預示著將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月勃星也是一顆災星，是由土星多餘的氣體演化而來，一旦出現就會給人帶來災難和不幸。在印度神話中，羅喉神和計都神星曾是一個神因為受到懲罰而一分為二的。這個神偷盜了不死葯，被日神和月神告發，天神毗濕奴對他的行為十分憤怒，一氣之下就把他劈成了兩半。這兩部分並沒有消亡，而是形成了兩個獨立的星體，即羅喉神和計都神。他們便以製造日食和月食的形式報復告密的日神、月神。

與之相反，他們認為紫炁星是一顆福星，是由木星多餘的氣體演化而來，出現的時候會帶來吉祥、幸福。

西夏的統治者為了攘除災星帶來的災難，並祈求福星帶來祥兆，每年都要在規模較大的佛寺中舉行盛大的法事活動。為了表現虔誠，他們一般都把舉行法事的壇城修建的十分富麗堂皇，壇城的中心繪有熾盛光佛，四周繪有星曜、護佑諸神、鬼怪和惡魔。在壇城準備好之後，統治者及術師就會選擇一個吉利的日子向星曜神靈獻上各種各樣的供奉。在舉行法事時，術師就會扮演佛的角色，手持法器向各處派遣天神來搜捕各方惡魔，並命令他們把捕獲的惡魔驅趕到壇城的西南角予以處死。同時，術師還會依仗著佛的法力，消除災星帶來災難和不幸，並向福星祈求幸福。

做過這些法事之後，西夏人慌亂的心就會安定下來。他們相信，那些四處遊盪的惡魔已經被處死了，而災星帶來的或即將帶來的災難也消除了，從此天下太平。

在發現的西夏時期的許多星曜崇拜圖中，西夏人把每一個星曜都賦予了人的形象。圖的正中心通常是人間佛的本源的阿彌陀佛或手持法囧輪的熾盛光佛，形象十分高大。日神和月神在佛上方的雲彩上面，其他的星曜分別侍奉在佛的兩邊。

日神在眾星曜中處於最為重要的位置，代表著光明和陽性。日神往往是以帝王或大臣的形象，頭冠上飾有太陽的象徵——三足烏。月神代表黑暗和陰性，通常都是手托繪有玉兔的圓盤的皇后形象。在我國的傳說中，圓盤代表著月亮，玉兔在上面煉製長生不老葯。

土星在星曜諸神中也有著重要的位置。土星代表的是大地，因此以黃色為主，在印度神話里，土星的形象是一位穿著寬大的袍服的老者，拄著長杖，手持象徵法力的印信，他頭飾上面的公牛就是土星的象徵。金星的形象與佛經中描繪的十分相似，是一位穿黃色衣裙，彈奏著琵琶的女子。木星是掌管訴訟、大赦、懲罰的神靈，可以保護國家免受鬼怪的侵擾。因此，他以官吏的形出現，旁邊還有象徵著懲罰的粗木棍和斬頭台。火星是主管雷霆的神，對內執掌官府，對外統領軍隊，他的形象也與佛經中描繪的極為相似，是一名手持利劍和敵人的頭顱的武士。水星是一位手持書卷的女性，頭冠上有猴形的飾物。

在星曜崇拜圖中還有黃道12星宮。這些黃道星宮與古希臘對黃道星宮的描繪十分相近，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很大。

神秘王國西夏的九大歷史謎團

1．西夏立國時間有多久？

　　自元昊1032年建都稱帝至最後一位皇帝目見1226年投降蒙古，西夏王國屹立了195年，其間共有10位皇帝臨朝聽政。

　　西夏是以党項羌人為統治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與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相比，我們就會發現——西夏是歷時最長的！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權存在了171年，算得上是長的了。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或者幾年，或者幾十年，像走馬燈似的，都只能是歷史的匆匆過客。女真貴族建立的金朝，入主中原後，經歷了120年。元世祖建立的元朝，只有98年。如果把成吉思汗創建的蒙古汗國連在一起，總共才163年。歷史上國運長久的，一個是契丹，遼政權存在了210年，另一個是滿清，立國275年。但我們如果把西夏從夏州政權「雖未稱國而王其土」時算起，那麼它存在了347年。

2．党項人的由來？

　　西夏人不同於党項人，因為西夏是一個党項人居統治地位的多民族國家，國內不止有党項人，也有漢人、吐蕃人、回鶻人等，例如皇帝秉常與乾順時期的大小梁太后就是漢人。

　　党項人是羌族的一個分支，所以又稱党項羌。也有人說党項人源於鮮卑族，這個說法並不可靠，多半是因為鮮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權，党項人為了美化祖先，所以故意攀附皇族，其實兩者並無源屬關係。

　　羌族是個古老的民族，在上古時代就居於西北地區。党項人是羌族中較晚興起的一支，在南北朝末期才嶄露頭角。他們最初興起於青藏高原，以放牧為生。唐朝時，同處青藏高原的吐蕃族逐漸強盛起來，開始不斷攻擊党項各部，党項人不堪其擾，便向唐朝請求內遷。唐玄宗將他們安置在慶州（今甘肅慶陽一帶），並派兵駐守管轄。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政府撤回了沿邊軍隊，於是吐蕃趁勢奪取了西域各地。党項人沒有了唐王朝的保護，散居在鹽州和慶州一帶，由於與吐蕃鄰接，他們還經常和吐蕃一起聯合騷擾唐邊界。唐代宗時期，在郭子儀的建議下，代宗將党項人遷到銀州與夏州一帶。通過這兩次大遷徙，党項人終於得到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他們在此休養生息，力量不斷壯大，終於在兩百多年後建立了西夏政權。

　　3．婦女能頂半邊天

　　西夏有獨立的女兵部隊，叫「麻魁」，她們身體強壯，也與男兵一樣深入戰爭的第一線。同時期的北宋沒有女兵，但他們對西夏的女兵並不手軟，宋軍斬殺西夏女兵也可報軍功。

　　西夏的幾位皇太后也特別能打。諒祚的母親沒藏太后曾多次指揮大的戰役，乾順的母親梁太后也是一個能征善戰的女統帥。乾順即位之初，北宋看到乾順只是一個七八歲的孩童，以為可以一舉掃平西夏，於是率領十萬大軍，分五路浩浩蕩蕩進攻西夏。在梁太后的指揮下，西夏成功地將宋軍遏止在西夏統治中心以外。其實無論輸贏，這些皇后們身先士卒的勇氣都是可嘉的。

　　4．愛到深處可以死

　　党項人的感情濃烈，他們表達愛情的方式也很激烈。當青年男女相愛到感情極深的時候，他們不是舉行婚禮，而是奇怪地跑到山上一齊自殺，認為這才是「男女之樂」。家裡人也不悲傷，把他們的屍體找到後，用綵綢包好，外層再用氈裹扎，殺牛設祭。然後立一個數丈高的木架，將二人的屍體放在上面，傳為飛升上天。男女兩方家族在下面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5．有仇必報

　　党項人愛得深，也恨得切，如果和別人結下了梁子，那這個仇是非報不可的。在大仇未報之前，他們蓬頭垢面，不穿鞋子不吃肉，表示不殺仇人就不過正常人的生活。但党項社會有一種傳統習慣——不趁人之危。仇家如果有凶喪之事，就會停止攻伐。如果因為自己勢力弱小，不能報仇，就動員家中婦女到仇家去放火，焚燒對方的房屋。党項人把與女人鬥毆視為不吉祥的徵兆，所以，仇家任婦女放火，而自己人都要躲避開。漢族有「有仇不報非丈夫」的俗語，西夏諺語里說：「吃十袋美果也得報仇，有十個女兒不算有後」，意思大概一樣。

　　雙方仇怨如能和解，則要舉行一種儀式：將雞血、狗血等兌入酒中，雙方同飲，並發誓說：「若復報仇，谷麥無收，男女禿癲，六畜疫死，毒蛇入帳。西夏是個多民族國家，這個習俗也並非只是党項人獨有，漢、回鶻、吐蕃人長期居於此地可能也會被同化。

6．不止是游牧　　党項人最初是個游牧民族，但在隋唐時代與漢族融合之後，也學習漢族的農業種植技術，開始開鑿水渠，種植水稻、小麥、豆類等多種作物。據《宋史》記載，西夏大安七年，北宋五路大軍伐夏。十一月，大軍攻到靈州（今寧夏靈武市）城下，靈州城周全是冬灌後的稻田，一片泥濘。宋軍只好駐紮在田埂上。西夏軍決開水渠，水漫大宋軍營，宋軍凍死者不計其數，八萬七千宋軍潰散下來的只有一萬三千人。這足以說明西夏水稻的種植面積之大。　　西夏國內並沒有鐵礦，但其鑄劍水平卻在中原地區之上。夏國劍被譽為「天下第一劍」，在兵器中舉世無雙，連宋朝的皇帝都以佩戴西夏劍為榮。西夏還出產良弓強駑，其強駑可將宋軍的盔甲射穿。　　西夏境內的鹽州和靈州一帶，盛產青鹽。青鹽以稍帶青綠色而得名，品質純凈，比內地白鹽更優。鹽是西夏與宋、遼、金進行官方貿易，換取糧食的主要產品，也是西夏的重要財源之一。但宋朝為保證內地鹽的專賣利益，嚴禁價賤味甘的青鹽內銷。李繼遷叛宋自立後，北宋政府為了從經濟上制裁繼遷，下令禁鹽。後來元昊在連打了幾個勝仗之後，與宋簽訂的合約中就要求宋朝允許他們每年向宋朝內地傾銷十萬石青鹽。　　造紙術早在漢代就已經發明了，至北宋時期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但西夏的造紙術卻並非學自中原，而來自敦煌。西夏立國之前，先攻打下來原屬唐朝後又屬回鶻的敦煌地區。敦煌存放了大量的前代文化典籍，其中就記載了紙的製作流程，西夏正是從這些典籍中學會了造紙術。聰明的西夏人不但學以致用，而且結合本民族特色，對造紙術進行了改進。中原地區造紙的原料主要是木材，但西夏處於西北，木料和木本纖維比較缺乏，棉花的產量卻很大，所以他們更多的是用麻布與棉花造紙。西夏人在造紙的過程中還使用了多種添加劑，如澱粉、滑石粉、黃柏汁等，可以節約纖維材料，並增加紙的不透明度及平滑度，還可以防蛀。　　7．西夏被誰滅的？　　使西夏王國走向滅亡的是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鐵騎。自公元1203年至1226年，成吉思汗先後對西夏發動了六次進攻，且來勢一次比一次兇猛。西夏皇帝率領全國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保衛戰，最終因彈盡糧絕且遭遇強烈地震而無奈投降。　　蒙古鐵騎雖然最終攻破了西夏，但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兵將死傷無數，成吉思汗本人也在伐夏過程中死去。所以蒙古兵佔領了西夏都城後，屠城以泄憤。而且元朝作為宋、遼、夏、金的後朝，僅修了《宋史》、《遼史》、《金史》，卻不給西夏修史，也可見仇恨之深。

8．党項人的歸宿　　党項人在抗蒙戰爭中的殊死鬥爭令蒙古統治者心存餘悸，為了防止他們捲土重來，蒙古統治者下令將党項人分散遷往各地，以分化他們的民族情感。於是，党項人紛紛離開故土，流散各地。在與其他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党項人被逐漸同化，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當然，民族消亡也並不是值得遺憾的事，他們本就來源於中華民族，現在百川歸海，又重新融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近年來，隨著西夏學研究的深入，在河南、河北、安徽、陝西、寧夏等地陸續發現了西夏遺民，從家族譜牒上可以證實他們確是西夏後裔，但因為幾百年來與其他民族的融合，從他們身上已經找不出西夏人的文化印跡。　　現在在四川西北部有北川、茂縣、汶川三個羌族自治縣，也就是2008年5月12日發生地震的區域，這一帶的羌族人與党項人之間可能有更近的血緣和文化承襲性。西夏滅亡後，有一支人數較多的党項人為了躲避蒙古人的屠殺集體逃亡到這裡，定居下來。雖然相對獨立，但幾百年間，他們也已經被其他民族同化，他們並沒有本民族的文字，他們所說的羌語是否就是党項人所說的語言，還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9．文字　　西夏的開國皇帝元昊在建國之初請大臣野利仁榮創製了一套文字，用以記載党項人自己的語言，元昊以國書的形式昭告全國，規定西夏國內的所有文件都要用西夏字書寫。　　在統治者的提倡下，西夏字得到了極大的繁榮與廣泛的使用。從使用的對象看，已經出土的西夏文物表明，西夏字不但被用在國家的藝文誥牒上，也用在普通老百姓之間所立的契約及私人信件上。從使用時間看，西夏字直到西夏滅亡五百年後的明朝中後期，還有党項的後裔在使用。　　西夏字是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的，分單純字和合體字兩大類，合體字占絕大多數。合體字中，與漢字會意字類似的會意合成字和與漢字形聲字類似的音意合成字最多，是西夏造字的主要方法。如用西夏字「（水）」的一部分和「（土）」，合成西夏文「（泥）」字；讀音為「（吃）」的西夏文的一部分+西夏文「（做）」字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讀音為吃，意為工匠）」字。西夏字筆劃較多，撇、捺等斜筆尤多，這也是它的一個主要特點。西夏字看起來與漢字極為相似，但六千個西夏字並沒有一個完全和漢字相同。　　其實在漢字的基礎上造字並不是西夏的首創，契丹、女真的文字也是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的，但契丹和女真的文字隨著他們民族的消亡現在已經變成了無人可識的死文字，而西夏字至今還可以破譯。這是因為西夏人曾經編了一部漢夏對譯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如今這本字典已成為西夏歷史研究的一把金鑰匙。

探索神秘的西夏腹地

西夏，我國歷史上一個沒有列入正史卻曾輝煌一時的神秘王朝，在其邊城黑水城被發現之前，猶如一部無字天書，掩埋在西北的獵獵風沙之下。1908～1909年，以科茲洛夫為首的俄國「探險隊」在黑水城遺址發掘出大量西夏文物，值此文獻珍寶出土百年之際，我們特別請教了致力於西夏文明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教授詳解這一歷史之謎，追隨專家的腳步深入大漠，在第一距離內觸摸黑水蒼涼之軀。

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有一座倍受世人矚目的古城遺址——黑水城，蒙古語稱它為「哈拉浩特」，譯為黑城。這座曾經繁榮輝煌的城市如今雖輪廓完整，卻已是人去城空，頹垣斷壁，滿目荒涼，它那蒼老的身軀似乎在向世人訴說著大自然的變化和歷史的變遷。

額濟納旗出土的兩萬多枚居延漢簡和8000多件、冊黑水城西夏文獻，確立了它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這裡作為北方沙塵暴的主要發源地，其極為惡劣的自然環境，更加令人矚目。

大漠殘城：黑水河岸胡楊黃

雖然30多年過去了，但1976年我第一次到黑水城進行科考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當時，中蘇關係日漸緊張，地處黑水流域的酒泉、額濟納旗處於一級戰備狀態。在乘車去酒泉的路上，隔一段路就能看到一些全副武裝的士兵。到達酒泉後，才知道還需要到額濟納旗的黑水城辦理「護照」，幸好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我和其他工作人員順利拿到了「護照」。

當年，從酒泉到額濟納旗一周只通一趟班車，也就是說，到了額濟納旗，要麼當天返回，要麼必須在沙漠小城逗留一周。備足了乾糧後，我們便從酒泉出發了。從酒泉到額濟納旗，需穿越一片無人區，我們所乘坐的汽車行駛在顛簸的土路上，大半天也沒遇到一輛車，車窗外是一片荒漠戈壁，茫茫天地，黃藍之間，只餘一道弧線，感覺自己彷彿來到了天邊。

到了額濟納旗，黑水城已遙遙在望，雖說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但也可以說是幾乎無路可走，因為當時幾乎無人到黑水城去，而且，所經地區全部為荒漠戈壁，依靠人力根本寸步難行。不過，在當時緊張的局勢下，要找到代步車輛又非常困難。想到我們不遠萬里來到額濟納旗，彷彿伸手就可以觸摸到黑水城，卻因為沒有車輛運送而無功返還，內心失望至極。好在有當地政府的支持，在他們的努力下，情況出現了轉機，政府為我們解決了車輛問題，並安排給我們一個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的司機。

汽車開始向黑水城進發。穿行在一兩人高的「紅柳包」之間，我們彷彿為一座座墳冢所環繞，我甚至完全失去了方向感。過不多久，我的眼前突然開闊起來，遠處是一片為黃沙所半掩的連綿城牆，我興奮得不能自已，那就是我期盼已久的黑水城。

黑水城座落在世界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的北部，位於東經101度08分，北緯41度46分。過去的巴丹吉林沙漠所在地並非像今天這樣乾旱，因為它的腹地流淌著一條生命之水——黑水。黑水，是一條內陸河，源自甘肅河西走廊南側的祁連山。祁連山主峰冷龍嶺海拔4000多米，有巨大的冰川，冰雪融化後穿行於深澗峽谷，集合細流，匯成滾滾黑水。黑水自張掖浩浩蕩蕩、逶迤千里北流入戈壁懷抱，又分成東西兩支，一稱東河，一稱西河，蜿蜒北去，最後形成了煙波浩淼的內陸湖——居延海。

這一帶雖乾旱少雨，但黑水河所經途中，浸潤萬物，形成水草豐美的綠洲。黑水兩岸或寬或狹的綠洲上，生長著大片高大的胡楊。作為胡楊的故鄉，至今這裡仍然擁有我國最壯觀的胡楊林。

胡楊是第三紀殘餘的古老樹種，具有極強的生命力。一棵胡楊樹上可長出3種葉狀，即楓葉、楊葉和柳葉，所以胡楊又叫「三葉樹」。由於生長期漫長，加上風沙和乾旱的影響，胡楊樹造型奇特、詭異，博得了「胡楊生能300年不死，死能300年不倒，倒能300年不朽」的贊語。這種生存於沙漠綠洲中的植物枝繁葉茂，樹冠碩大，樹身奇偉，每年秋季霜後，胡楊葉片由碧綠變為金黃，陽光下隨風搖擺，漫天金色，輝煌奪目。

黑水流域，在6500萬年前的白堊紀，雨量充沛，河湖遍地，森林密布，恐龍等大型爬行動物悠然活動其間。後來，這裡的環境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喜馬拉雅山隆起，擋住了印度洋吹來的暖濕氣流，這裡日趨乾旱化、沙漠化，原有的大量森林、草原、河湖逐漸消失，只剩下一條額濟納河（即黑水）及兩岸的綠洲。如今，由於全球氣候變暖，黑水流域的氣候也越來越惡劣，其年蒸發量超過4000毫米，降水量卻不足37毫米。

一項科研成果表明，額濟納旗地區的沙漠、戈壁、河流、湖泊出現過一系列巨大變遷。在距今7500年前，黑河末端三角洲上的居延澤，面積有700多平方公里。距今2500年前，居延澤西北出現了另一個內陸湖——蘇泊淖爾。蘇泊淖爾形成後的1300多年，即西夏時期，其以西地區又出現了另一個內陸湖——嘎順淖爾。後來，居延澤進水量越來越小，因為居延澤西邊的一些巨大沙壠，在強勁西北風的作用下，逐漸東移，堵塞原來的河道，黑水便改道向北流入地勢低洼的蘇泊淖爾和嘎順淖爾盆地。明朝初年以後，居延澤完全停止進水，逐漸乾涸，只剩下西端一個有泉水補給的小湖泊——金絲淖爾（天鵝湖）。

同時，人類活動也是造成生態惡化的原因之一。額濟納河上遊人口增加，大量開發農田，興修水壩，截水灌溉，致使下瀉水量減少，黑水流程縮短，嘎順淖爾於1961年乾涸，1992年，蘇泊淖爾也成為乾涸的盆地。環境的惡化，又使胡楊林面積銳減，建國初期，胡楊林面積為70多萬畝，近年只剩30多萬畝。整片死去多年的胡楊樹形成了獨特的怪樹林，或枝椏仰天，或俯身頷首，或束身直立，或枝杈交錯，或如枯骨，或如靈怪，恐怖陰森，望去觸目驚心。

黑河流域的惡劣環境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2002年後實施黑河分水方案，增加註入額濟納旗的黑水水量，蘇泊淖爾開始進水，2008年，當我再次到黑水流域考察時，發現蘇泊淖爾已有38平方公里的水面。

居延硝煙：漢風唐韻馬蹄飛

黑水一帶的綠洲，水草肥美，便於畜牧，為游牧民族所鍾愛。中國北方草原上最早強大起來的游牧民族為匈奴。秦末漢初，東至東北，西到西域，南抵長城，北至貝加爾湖，到處都是匈奴的游牧族群。史籍中出現的居延部和休屠部，就是居住在黑水—居延一帶的匈奴人。

漢武帝時，因國力強盛，中央政府進行了多次反擊匈奴的戰爭，黑水一帶成為軍事要塞。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部從甘肅慶陽出發，越過陰山西端，穿越千里戈壁，到達居延地區，迫使居延至祁連山地區的匈奴部落投降，使漢朝得以在河西走廊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

後來，匈奴襲擊居延西南的酒泉。為保衛河西走廊，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漢朝向居延地區派出18萬戍邊軍卒，設置居延、休屠二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武帝任命大將路博德為居延強弩都尉，令其修築城防，建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所設縣的城池，並指派駐居此地的大量軍民，既防守邊塞，又屯田生產，共創「居延糧倉」。這大概是黑水綠洲地區最早的農業開發。

東漢時期，朝廷還曾在居延設置西海郡，居延都尉府所在地成為郡守官衙，至今這裡依然可見星羅棋布的漢代烽燧、城鄣遺址。

1930年至1931年，中國和瑞典學者組成了科學考察團到西北考察，考察團成員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等在漢長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城堡、甲渠第四燧瞭望台和肩水金關的關城等地發現了11000餘枚漢代木簡，被稱為「居延漢簡」。1931年5月，這批珍貴漢簡運抵北平，立即引起學術界震驚。但從此這批漢簡就踏上了漫長的奔波之旅，1937年，抗戰爆發，漢簡經上海輾轉運至香港，又到美國，20世紀50年代，又運到台灣。

1972年至1976年，中國考古隊又在居延地區發掘出土19637枚漢簡，其中有紀年的漢簡就達1222枚。這些漢簡，上起西漢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下達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歷時160年。內容涉及官吏任免升遷、邊塞、軍紀、奉廩等公文，以及信函、名籍、勛狀、公文底稿、買賣和借貸契約等，都是居延地區歷史的真實記錄，對研究漢代的政治、經濟、軍事、邊防、法律、民族、宗教等，均有極高的價值。

南北朝時期，北周統一北方，武帝宇文邕於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在居延地區設置了軍事機構「同城戍」，駐地在今「大同城」遺址。

隋唐時期，對大同城有過維修和擴建。在繁榮昌盛的唐代，居延地區進入相對發展時期。大同城位於今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達來庫布鎮東南19公里處，坐西向東，有內外兩道城牆，歷經1400多年的風雨飄搖後，已是城垣殘破，孤寂落寞。我每次抵臨此地，都有無限滄桑悲愴之感，彷彿聽得到古代邊塞詩人的吟歌，正穿越千年風沙，回蕩在蒼茫黃沙間。

西夏風物：邊城古韻黑水長

有宋一代，黑水—居延地區屬西夏管轄。西夏是党項羌建立的王朝。党項族原生活在四川西北部和青海東南一帶，後北移至甘肅東部、寧夏、陝西北部一帶。五代十國時期，党項族勢力擴展到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黑水流域在其勢力範圍之內。

黑水流域是河西走廊北部的屏障。因此，西夏於黑水河畔建置新城，作為西夏十二監軍司之一黑水鎮燕軍司的治所，稱為黑水城。黑水城東北是居延澤，依河望海，雖處戈壁大漠之中，卻是農牧兩旺之鄉。

黑水城在西夏屬中等城市，並未發生過重大事件，少為世人矚目。然而1908—1909年以科茲洛夫為首的俄國探險隊，在黑水城遺址的重大發現卻使這裡名聲大振。他們在西城外一座佛塔內發現了8000多編號的西夏文獻和大量文物。這一發現使史料奇缺的西夏歷史陡增豐富的資料，將西夏邊城黑水城的面貌清晰地展現出來。

從這一點來說，我認為黑水城是幸運的，因為包括西夏首都中興府在內很多地區的情況至今仍模糊不清，這就像一個人，在搞不清自己的來歷、身世時，勢必會感到無所歸屬的痛苦。

根據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獻，依稀可見當時的西夏已與統治中原的宋朝一樣，建立了完備的封建社會體系，在軍制、婚俗方面尤其別具特色。

建立西夏的党項族「俗尚武力」，民風強悍，民多耐寒暑，忍饑渴，善於戰鬥。早在黃巢起義時，党項首領拓拔思恭便「糾合夷夏兵數萬」入援，一度攻入長安。拓拔思恭之弟拓拔思忠在東渭橋（今長安縣東北）作戰，橋面上有鐵鶴，思忠一箭射去，箭簇竟沒入鶴羽中。而抗宋的党項首領李繼遷更善騎射，曾與10餘隨從出獵，林中發現一老虎後，於樹上引弓放箭，一發而中虎眼。

不僅西夏的男子勇武善戰，有些女子也不讓鬚眉。據《天盛律令》有關條目記載，寨婦是當時西夏守城士兵的一種，她們應從屬於男子，並由所屬男子送往城壘，若不送至，當「依法受杖，勿及服勞役。屬者男人因不送寨婦，打十杖」。

西夏實行全民男丁皆兵的軍事制度，大部分士兵不脫離生產，平日勞作，「有事則舉國皆來」。西夏的基層軍事組織是「軍抄」和「溜」，其中，軍抄是西夏軍隊的最小細胞，對西夏社會有著深刻影響。

西夏的軍抄遠比國家規定複雜得多，一件西夏文軍抄文書，內記6個軍抄，其中第一抄正軍（地位較高）的首領叫梁吉祥盛，抄內有輔主（輔助正軍者）9人，另3抄中，有正軍1人，輔主分別為2人、2人、4人。

由於西夏後期戰亂頻仍，因此軍隊士卒多老邁，戰鬥力很弱，這一點文書中也有透露。6個軍抄中，有兩抄的正軍分別為77歲和97歲的老人，是已應註銷的軍抄了。而第一抄的正軍首領梁吉祥盛，其年齡就已66歲，其餘3抄，其正軍首領年齡分別為49歲、45歲、32歲，6抄的平均年齡為48歲，無30歲以下者，可見當時的戰鬥力已經十分衰弱。

在西夏軍隊的整個編製中，騎兵最為主要，騎兵號稱「鐵鷂子」，遇平原曠野作戰時，倏忽百里，往來如飛，十分驍勇。西夏的步兵叫「步跋子」，其中士兵多從山間部落徵集，能上下山坡，出入溪澗，輕足善走，常于山谷險要處發揮突襲作用。

党項族的婚俗極其發展過程也頗有特色。《隋書?党項傳》記載：「淫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為甚。」而《舊唐書》中的記載更為詳盡：「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淫穢烝褻，諸夷中最為甚，然不婚同姓。」

其實，這是漢族史學家用封建眼光對保留著原始婚俗習慣的党項人的偏頗看法。隋唐之際，党項族尚處於原始社會末期，還保留著群婚之殘餘。但這種婚俗各民族都曾經歷過。党項族遷入西北，特別是西夏政權建立後，隨著社會發展，婚姻形式開始以封建包辦、買賣婚姻為主，家庭以一夫一妻及多妻的家庭為主，但姑舅表婚盛行。

買賣婚姻在西夏社會中是法定的，政府對婚價有明確規定，而且婚價是婚姻能否成立的關鍵。《天盛律令》中規定：「諸人已為婚後，男父母能給婚價而不給，曰『吾不願娶媳』，則當罰所予前價，婚姻當改過，女父母當另嫁女。實無力與價，則三年婿當往出勞力，期滿，當予妻子。這裡所謂「為婚」就是「訂婚」。

至於姑舅表婚，這種婚俗在很多民族中都實行過。在我們最熟悉的著作《紅樓夢》中，伴隨在寶玉身邊的黛玉和寶釵，任何一位與寶玉成婚都是近親結合。據調查，20世紀50年代，中國差不多有一半少數民族仍不同程度地殘留有表親婚。這種婚姻雖然排斥了同姓婚姻，但仍是一種近親婚姻。

西夏社會沒有對姑舅表婚進行限制，在實際生活中甚至提倡。我在查考黑水城出土文書6342號戶籍賬時，發現戶籍第14戶有兩位女性，是婆媳關係，分別為戶主的母親和妻子，都姓龐清氏，即婆媳同姓，婆母是兒媳的姑母，戶主的岳父是其舅父。

仔細查閱出土文書中，我發現，在有婆媳關係的每兩戶中，就有一戶是姑舅表婚，這是西夏盛行姑舅表婚的真實反映。而且，西夏時期的黑水城是多民族雜居，還存在番漢通婚現象。

西夏社會存在一夫多妻現象，但並沒有出現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與中原地區一樣，西夏已經實行戶口普查制，每3年編製一次清冊。這些存留於世的戶籍文書直接反映出黑水城社會底層面貌。

在6342號戶籍賬中，我看到如下記載，此處原有79戶人家，原來的62戶146人，單身35人，後遷來17戶，男女共39人，共有220人，其中男子136人，女子84人，男女人口比為1.62：1，女性比例過低，大大超過了社會發展所容許的限度。上述單身人中男31人，女僅4人，男女差別過大。若不算這35人，男女比例為1.2：1。若按照大男大女的比例計算，則原62戶中大男61人，大女54人，比例為1.13：1。後遷來的17戶中，大男20人，大女19人，比例比為1.05：1。這79戶大男大女的性別比例就不那麼懸殊了。

佛國眾相：佛塔清音梵香杳

繁細的軍事制度和靈活的婚俗體系，呈現出一個具有獨特地域風貌的西夏社會。而對這個社會影響最為深重的因素之一就是寺廟。

黑水城是藏傳佛教影響很深的地區，城內外有佛塔總計20餘座。西城外的土塔中出土的大量文獻，絕大多數是佛教文獻，證明這裡佛教信仰之盛，黑水城應是西夏北部的佛教中心。

在黑水城遺址出土的文書中曾多次出現普渡寺，此寺兼并土地，租佃耕田，放高利貸，借貸者有党項人，也有漢人，債權人主要是党項人。根據現存契約統計，我推測，普渡寺應是當時的放貸主力之一。僅在天慶寅年（1194年），普渡寺就借出282石9斗5升糧食，而且，這只是部分契約。

寺廟所進行的高額利息借貸，受到政府法律的允許和保護，這使得貧困農戶的生存更加艱難。從黑水城人頭稅納稅量來看，農民負擔不輕。由於納稅標準不論男女，只區分大小，每個大人納稅3斗，每個小人納稅1斗半，因此，一戶四口之家（父母、兩個小孩），則需納人頭稅9斗，相當於種90畝地的雜糧稅，而西夏普通農戶根本不足90畝耕地。而且，借糧者即使暫時依靠借貸度過難關，但卻屬於提前消費，秋後還要變本加厲，收成中的相當部分要歸出貸者所有，屬於自己的糧食大打折扣，會走上更貧困的道路，從而容易引起社會動蕩。

在對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曾出土磚瓦、琉璃等建築構件，或許就是寺廟之所。現今，西夏的佛寺遺址以額濟納旗居多。

2006年，我到額濟納旗考察，在額濟納旗文物管理所所長策仁扣的陪同下，我們來到某寺廟遺址。看著在歲月風沙侵蝕下徒留一片空曠的寺廟和日漸風化斑駁的牆皮，我悵然若失，感慨萬端。一旁的策仁扣則徑直走到一處牆角，蹲在牆角挖起土來。

隨著挖掘出來的泥土越來越多，我驀然看見一幅漸漸顯露出來的佛造像壁畫，雖然原本鮮亮的顏色，已不再絢爛奪目，但那獨特的風情仍深深吸引了我。我禁不住坐到地上，埋頭研究起來。

當我意猶未盡站起來後，策仁扣又將扒出來的土推回原處，踩踏結實，做好掩蓋。由於暫時無法採取其他的保護措施，「這些寶貝只能先保存此處」。策仁扣也是一樣的感慨頗多。

原路返回時，想到途徑各處的層層黃沙下，有可能隱藏著更多珍貴的佛教文物，我不禁對我們國家璀璨的古文明肅然起敬，更加讓我對深入研究西夏歷史充滿信心。

被俄羅斯「探險隊」掠走、現藏於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的黑水城文獻無疑是打開神秘西夏國的鑰匙。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與聖彼得堡東方研究分所達成協議，合作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的文獻。經過我們10多年的努力，現在已經出版13卷，仍有多半有待續出。

儘管流失的文獻未回歸國家，但資料已在中國刊布，也算是魂歸故土，對於一直致力於西夏研究的我個人來說，也算是一個基本的告慰吧。

魂歸大漠：繁華散盡人煙斷

13世紀初，蒙古崛起於漠北，成吉思汗欲進兵中原，西夏首當其衝，而攻打西夏，黑水城又首當其衝。成吉思汗曾6次攻打西夏，兩度佔領黑水城。西夏乾定三年（1226年），蒙古軍隊攻破黑水城，翌年滅亡西夏，西夏故地歸屬蒙古。

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建立了亦集乃路，相當於現在地州一級的行政級別，在黑水城設立了總管府。「亦集乃」是「額濟納」的同音異譯字。黑水城在元代進行了大規模擴建，與此同時，移居此處的蒙古人逐漸增多，主要有朝廷委派的官員、軍人及其家屬等。不過，這裡仍有党項人，他們雖已不是主體民族，但屬色目人，還享有很高的地位。

黑水城的漢人在西夏時期就比較多，元朝建立總管府後，漢人的數量有所增加，一部分是總管府和下設機構中的官吏、差人，以及他們的眷屬子女，另一部分是從臨近的甘州路、肅州路、寧夏路遷來經商、務農、做工的普通百姓。

還有一部分居民是回回族。由於蒙古軍隊西征以及當時開放的民族政策，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各族人，來到中國，被稱為回回人。回回人也屬色目人，享有較高的地位，善於經商。城外西南角建有回回人的禮拜寺，我曾逐一考察，看到禮拜寺雖歷經600多年風雨，仍然保存完整。在附近，還有伊斯蘭人的墓地，其古迹至今可循。

當時的黑水城人口約有數千人，從商、從軍、務農者，一應俱全，可謂這一帶最繁華的城市。

元朝的統治維持了100多年後，在大規模農民起義的衝擊下，1368年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撤出元大都，退到長城以外的草原，歷史上稱為北元。元滅亡3年後，黑水城仍處於北元的統治之下。但北元初期，亦集乃路與中原的聯繫大大減少或者說基本中斷，從中原及河西走廊敗退的軍隊和官員，都雲集在這個荒漠小城，使小城不堪重負。

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征西將軍馮勝攻破黑水城，但他隨即放棄了這一地區。有的學者認為，當時明軍堵塞了黑水城以上10公里處的河道，使河水向北流去，於是綠洲逐漸退化為戈壁和沙漠，黑水遂變成死城。但也有學者認為，是明軍把投降的北元官員、軍隊及人口遷走，才使黑水空虛，成為死城。

清代明後，早年游牧到伏爾加河下游一帶的土爾扈特部蒙古族，經清政府同意，於1730年定牧於黑水河流域。1753年，清政府正式在這裡設置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特別旗，直屬中央政府管理。但是，當清朝的官員到達此處時，撲入眼帘的是一片乾枯、荒蕪，他們於是選擇在臨水之地的達來庫布設置王爺府和旗政府。

自此，黑水城徹底走向沉寂，它從此在塵封的歷史裡一直沉睡了六七百年。那潺潺流淌的黑水，五穀飄香的農田，車水馬龍的街市，人聲鼎沸的市場，晨鐘暮鼓的寺廟，朗朗讀書的學府，永遠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

一支流傳上千年的粗獷牧歌，一部掩埋在野史中的文化古卷，一個崛起於遼、宋兩個王朝間的宏偉帝國，我們對它的崛起與衰亡一向所知甚少，只有橫卧在賀蘭山下的一座座孤寂王陵，在兀自憑弔著它曾經的強大與興盛。

北宋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項首領李元昊正式稱帝，一個以獨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夏開始出現在中國西北的歷史版圖上。

在縱觀西夏歷史時，最令我驚訝的是，它以弱小的實力，在長達190年的時間內，曾先後與同時代的宋、遼、金相抗衡，創造了獨特的民族輝煌。不幸的是，它最終也沒能逃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宿命，在蒙古大軍的鐵蹄下，這個王朝連同它的輝煌與夢想，統統淹沒在歷史的煙雲中。

正史中很少有關於西夏的記載，這使西夏成為一個完全被遺忘的王朝，朦朧而神秘。今天，隨著西夏文物的不斷出土，這個古老文明暫露出冰山一角。

屠城背後的真相

大漠長煙，滄海桑田，時光用最溫柔也最殘酷的方式摩挲著歷史，無論何其強大的王朝，其興衰也彷彿只在彈指一揮間。党項族佔據的包括現在的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和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的西夏領土，倏忽間輝煌盡失，今天的銀川，就是當年西夏王朝的首府——「興慶府」，在瞬息變幻的歷史風雲中，瞭然不見當年繁盛。

不過，與古印加文明和瑪雅文明的神秘消失一樣，西夏文明的消失，也帶給我們無盡的遐想。從夏景帝李元昊開始，西夏共出現10位皇帝。李元昊開國之初，能征好戰，智勇過人，戎馬一生，稱雄一時。到了13世紀初，在蒙古軍隊的強勁攻勢下，西夏已是英雄末路，到了夏末帝時代，這個民族的高貴頭顱被蒙古人鋒利的馬刀齊刷刷地斬下。

據說，蒙古鐵騎對党項人所採取的屠殺政策與復仇有關。之前勢如破竹的蒙古鐵騎在征服倔強的西夏人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頑強抵抗。成吉思汗臨終前，曾叮囑部下：「殄滅無遺，以滅之、以死之。」於是，一場瘋狂的滅絕種族的復仇開始進行了。蒙古大軍血洗西夏都城，人盡滅，物盡掠，城市宮殿、國寶史典被付之一炬，賀蘭山下的皇家林苑及陵園也都毀盜殆盡。

同時，伴隨西夏政權消失的還有西夏的文字、文化和歷史，至於西夏的名字，蒙古大軍也採取了「消滅」的措施，將西夏改稱「寧夏」——意思是「安寧西夏」，這種相對含蓄的消滅方式，使我今天對寧夏的熟知遠勝於西夏。此外，蒙古軍隊還將講党項語、穿党項族服裝、行其風俗者一律殺滅，西夏文明因此戛然消亡。

那麼，西夏諸地果真全部滅亡於屠城嗎？就這個問題，西夏專家史金波教授的回答是：這只是一個方面。

他認為，蒙古鐵騎在攻下某些遇到頑強抵抗的西夏城市後的確採取了殘酷的屠城政策，但有些城市，包括西夏王城興慶府在內，卻是在某些党項高官策應下武力圍攻加誘降攻克的，由於遇到的抵抗較小，因此遭遇屠城的可能性也不大。党項之所以消亡，更重要的原因是，西夏亡國後，党項族作為非主體民族，處於弱勢地位，在逐漸被同化的過程中走向消亡，並非武力、軀體上的滅絕，而是一種文化上的退隱。

為探尋西夏滅絕的原因，尋找党項人的蹤跡，我曾輾轉來到寧夏銀川，自銀川乘車向西約30公里，來到賀蘭山東麓。在那裡，我看到的是一座座日漸風化破敗的西夏王陵，在方圓53平方公里的陵區內，分布著9座帝陵，253座陪葬墓。這些並不多見的土疙瘩和陵台四周，散落著殘磚碎瓦，是西夏王朝最後的見證。

史書記載，西夏曾建有雄偉的宮殿、寺廟，但至今已蕩然無存，僅留下斷壁殘碑和碑上日漸模糊的文字。走在交錯的碑林中，觸摸著碑文上的西夏文字，字形方整，「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因為它取材於漢字卻又完全別於漢字。模仿這些字跡筆劃，拓寫到本子上，拿回北京向同事們展示，均連呼「天書！天書！」

實際上，西夏文字現在已經不再是天書了，這是我在採訪寧夏社會科學院西夏學專家李範文教授時得知的。李教授告訴我：「經過國內幾代西夏學專家的共同努力，現在已實現了對西夏文的成功解讀，如今，國內已有數位精通西夏文的專家，並且，《夏漢字典》業已出版。」我將此採訪結果告知同事們，同事們欣喜之餘，笑罵我狡詐，之後又連呼起來，「天書！還是天書！」

在夾縫中崛起的党項族

西夏之所以神秘，與它沒有「修史」有很大關係。元朝史官修了《宋史》、《遼史》、《金史》，唯獨沒有修《西夏史》。原因是，在宋、遼、金、西夏4個政權中，西夏勢力相對較小，曾先後向其他3個政權俯首稱臣。另外，西夏的語言文字較為難懂，修西夏史具有一定難度。

雖然沒有修史，但從出土的文物資料中，我依然可見西夏那跌宕起伏的輝煌社會進程。如同華夏大地上的任何民族一樣，西夏的崛起，經歷了漫長的過程，190年的西夏史只不過是平淡之後一次瞬間絢爛到極致的釋放。

追本溯源，西夏遠祖是我國西北赫赫有名的羌族。出土的商代的甲骨文中便有關於他們的記載。發展到東漢，西夏已是有150多個部落的民族，居住在今天青海海晏縣西為中心，包括今天四川西北部和甘肅西部的廣大地區，各自逐水而居，不相統屬。西部與吐蕃相鄰，西北部是吐谷渾部落。

隋末唐初，党項羌異軍突起，逐步強大起來，佔據「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臨吐渾，有地三千餘里」。通過不斷兼并，党項羌形成了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拓拔氏等8個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大。

這時的吐蕃王朝正值強盛的松贊干布時代，在統一青藏高原後，開始對外擴張。緊鄰吐蕃而居的党項人為首要攻擊目標，強敵當前，党項人轉而向比吐蕃更強大的唐朝尋求庇護。唐朝遂准其遷至慶州一帶，而未遷走部分「皆為吐蕃役屬，更號弭葯」。

唐末，由於黃巢起義中，党項族首領拓拔思恭等率部助唐有功，被冊封為夏國公，賜姓李，並賜封其所率軍隊為定難軍，統領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今陝西米脂、靖邊等地）。

五代十國時期，軍閥割據，党項人利用藩鎮之間的矛盾和利益衝突，逐步積蓄力量，並於後周末年，控制了以夏州(今天陝西橫山西)為中心的廣大地區，成為名副其實「雖未稱國，而自王久矣」的一方割據政權。

進入北宋以後，党項人依附當時最強大的北宋政權，繼續擁有定難節度使的名號。不過，因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的宋太祖深知兵權的重要，一系列限制、消除藩鎮力量的措施逐步被提上日程，割據一方的党項人，自然也在清剿之列。公元982年，詔書放在了時任定難節度使党項人首領李繼捧的面前。按照詔書，李繼捧被迫交出祖上留下的夏、綏、銀、宥、靜五州，隨後帶領王公貴族們舉祖內遷開封任職。

這對於党項人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党項人由割據一方到成為一個獨立王國的夢想，差點胎死腹中。

但歷史並未朝著宋太祖的想像出發。宋太祖將李繼捧餋養在京城，卻漏掉了另外一條大魚，那就是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

李繼遷以葬母為名，輕易逃脫了宋人的控制，來到党項人的聚集地斤澤（今內蒙古伊克昭盟），招集舊部，積蓄力量，依附當時北方迅速強大起來的契丹遼，與北宋對抗。為取得與宋對抗的優勢，遼對李繼遷大加支持，把宗師義女嫁給李繼遷，並助予戰馬3000匹，結成同盟。

兩方勁敵使宋朝無暇顧及，於是便對李繼遷採取積極拉攏的政策，以便騰出手來專門對付契丹遼。公元997年，宋太祖病死，宋真宗即位後，立即下詔將李繼遷夢寐以求的夏、綏、銀、宥、靜五州歸還，還額外賜予李繼遷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使的頭銜。

李繼遷和他的党項人，從此在契丹遼和宋朝的夾縫中重新開啟建立獨立王國的春秋大夢。但由於不聽部下苦勸，李繼遷在接受吐蕃首領潘羅支的詐降時為重箭所傷，年僅40的他於次年一月帶著無限遺憾離開人世。

建立獨立王國的榮耀也不屬於李繼遷的兒子李德明。雖然在父親去世後他在遼宋的夾縫中，同樣以戰爭為手段，經苦心經營，確立了和遼、宋在政治、軍事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其稱帝夢想即將實現時，卻因疾病驟然而逝。

而党項人的下一任首領李元昊，在歷經了祖父、父親兩代人的奮鬥後，愈加堅定了建國信心。他繼任後立刻展開大刀闊斧的政治舉措，對內，他首先除去唐、宋王朝強加給他們的李、趙姓氏，而改稱嵬名氏；對外，則憑藉強大的武裝實力，不斷攻城略池，逐漸擁有了「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廣大疆域。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登基稱帝，党項人的千年建國夢，划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番族：稱謂背後有玄機

在對西夏建國的歷史進行系統梳理後，我曾一度認為，西夏是由党項羌中最強大的部落拓拔氏建立起來的王朝。但近來我發現一些史料中卻表明，西夏的主體民族並非來源於党項，而是出自建立北魏政權的鮮卑拓拔氏。

《遼史》中有言：「西夏本魏拓拔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金史》也記載西夏「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拓跋氏」。在元昊給宋仁宗上表時也說：「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

那麼，西夏王族拓跋氏與北魏的創建者鮮卑拓拔氏之間有何關聯？

實際上，西夏的主體民族，也可以說統治民族為「番」，音「彌」，即党項族。據歷史資料看，西夏番族的社會習俗，如衣著、髮式、婚姻、喪葬、復仇等方面都與羌系民族相近。《隋書?党項傳》中記載，番族先民在北遷之前，「織氂牛尾為屋」，「牧養氂牛、羊、豬以供食」。氂牛是青藏高原的特有動物，為生活在這裡的羌系民族所牧養。西夏番族歷來放牧氂牛，這是他們與羌系民族同系的例證。

雖然西夏的主體民族是番族（党項羌），但番族也表現出歷史上多種民族成分的融匯現象，比如，他們與鮮卑之間關係密切。西夏番族中有鮮卑的成分。在西夏文《雜字》「番姓」中有「西壁」一姓，漢文史料中也記載西夏有西壁氏。在西夏人翻譯唐代類書《書林》時，就用「西壁」譯「鮮卑」這一族稱。可見，「西壁」即「鮮卑」，鮮卑已從族稱演化為番族的一個姓氏。

但鮮卑氏與舊時的鮮卑族相比，已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於他們長期與番族共同生活，已為番族同化。同時，鮮卑對番族也有影響，我查看了一份記錄西夏民族世系的西夏文書，其中有早期番族與鮮卑族結為姻親的記載。

另外，元昊為突出民族特點，也為日後稱帝做準備，一改銀州、夏州諸羌舊俗，效法鮮卑族的禿髮習俗，「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許眾共殺之」。而禿髮的大致樣式是剃掉頂發而留邊發，模樣可觀性稍差，但盡顯強悍。

党項族為西北游牧民族，有食乳肉、飲茶酒的習慣，其體貌特徵與現代北方人相似。《宋史》及相關史料記載元昊「圓面高准，身長五尺余」。元代党項人後裔余闕記載當時的党項人，均面色黎黑，善騎射，有身長至八九尺者。可見，党項人大致的特徵是：圓臉、高鼻、體壯，大多身材高大，與我們今天北方漢子的審美觀點大致相同。不過，當党項人與其他族人發生姻親關係及文化交融後，他們的習俗及相貌特徵是否有所改變呢？

隨著西夏文物越來越多地呈現於世，相信諸多問題都會得到解答。

兩個鐵血民族，一種立世情懷，公元1227年，党項人與蒙古人在歷史中疾馳而來，相遇於西北草原大漠，烽煙中馬蹄翻飛，兵戈霜濺。時至今日，成吉思汗成為傳奇，西夏卻因此而湮滅，但歷史並未中斷，西夏後裔的去向成為時下人們關注的焦點，一個個頗具爭議的話題橫空出世。那麼，曾經彪悍無比的西夏後裔今朝何在？

公元1227年寒秋時節，橫掃歐亞數十國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正欲平掃西夏，問鼎中原，相傳卻為西夏毒箭所傷，病死清水行宮。蒙古人秘不發喪，把大汗之死的仇恨記在西夏人頭上，生擒西夏末代皇帝。

自此，西夏人風流雲散，慘遭追殺的皇族後裔，一路向南而逃，回歸川西故地。另一部分西夏人則沿金川河谷來到丹巴，於水土豐美處定居。還有一部分西夏人沿著革什扎河和氂牛河西向南回，最後定居木雅。那麼，這些西夏後裔至今安在？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木雅人之謎

寧夏社科院的李範文教授曾到西川木雅做過這方面的調查，他回憶說，他在該地區進行了統計，發現此地約有一萬多木雅人。

當我問他，這些當代木雅人是否還保留西夏民族特有的語言和習俗時，李範文教授給了我肯定的回答：「是的，都有保留。他們一般在外講藏語，在家講木雅語。另外，我發現，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土著居民的語言與藏語差異較大，與木雅語也有所不同，與西夏語在發音和基本辭彙上都比較接近。根據這一點，我推測，道孚人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項原始居民弭葯人的後代。而木雅人則很可能是西夏亡國後南遷的党項遺民和當地的党項原始居民弭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們長久以來與藏民相居，已被逐漸藏化。」

另外，據李範文介紹，西夏亡國後，部分党項族人從川藏康巴地區繼續西遷，逃到了尼泊爾國。尼泊爾「夏爾巴人」中就有從康巴地區到此的西夏先民和西夏滅亡後遁入尼泊爾的西夏後裔，當地不少人仍在使用木雅語。

關於木雅，學界一向觀念不一，史金波認為，據史書記載，唐代党項族北遷時留居原地的，吐蕃人稱之為弭葯，而所謂的「弭葯」應該就是現代的「木雅」。現今，這些木雅人大多居住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縣折多山以西、雅礱江以東的木雅鄉。他們與西夏的主體民族党項在未遷入河西、隴右之前，是居住在一起的同一民族。大部分党項人北遷後，留下的弭葯族，逐漸融入藏族，在長時間融合過程中，語言、風俗發生了很大變化。至於西夏滅亡後，部分後裔是否返回木雅原地，還缺乏可靠的文獻和文物證據。

而西夏後裔殘遭追殺之說，可信度也不是很大。據史料及出土文獻記載，蒙古人在征服西夏的過程中得到了党項上層的有力協助，党項人在蒙古繼續南下滅金、亡宋的過程中，也立下了汗馬功勞，博得蒙古人的高度賞識，元世祖曾讚揚「西夏子弟多俊逸」。在人分四等的元朝社會中，党項人後裔被稱為唐兀人，屬二等色目人，地位僅次於蒙古人，有些党項人甚至官至達魯花赤（最高地方行政長官），在被如此「抬舉」的情況下，怎麼可能還予以追殺呢？

河北的自由之民

木雅之爭使西夏後裔的去向更加撲朔迷離。那麼，西夏後裔究竟身在何方呢？兩件明代珍貴文物的出現，為我的追尋活動提供了線索。

一件文物是《西夏文刻經》，儘管明代對西夏後人的史料記載稀缺，但在這幅明刊西夏文經卷中，還是透露了西夏後裔的信息。

我是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看到這件藏品的，該卷印製於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長260厘米，高17厘米，上下雙框。卷首有版畫，文中有發願刻印佛經者的人名，其中，以党項人的姓名居多。值得注意的是，人名第一個就是党項人，其官居都督，秩從二品。

從經卷文字的整齊、清晰，字體流利、純熟的情況來看，當時的西夏語還是一門生動的被純熟使用的語言。

為我提供線索的第二件藏品是《西夏文石幢》，由河北文物管理處於保定韓庄發掘出土。幢身8面都刻滿西夏文，題款所示修造時間為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這件文物也清晰地證明了不僅在明初有党項人活動的蹤跡，遲至明代中葉，即西夏滅亡後270年，仍有党項人後裔在河北保定附近居住，他們還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並集體為死者刻石立幢，這說明他們當時的生活應該處於一種相對自由的狀態，而非逃亡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河北地區西夏後裔應在「順應天時」的局勢下，代代繁衍，興家旺世，綿延至今。雖然河北之行，我未曾找到確鑿的明党項人之後，但從保定市那熙攘的人流中穿行時，我卻感到，與我擦肩而過的某個人，其血脈中或許就流淌著千年前的大漠激情。

安徽：漢化的党項後代

西夏後裔僅僅局限於藏區和河北嗎？因西夏專家史金波極其同事曾於安徽有所發現，因此離開河北後，我一路趕至安徽，去尋找党項人余闕的後代。

與明代相比，清代關於党項人的記載更加鳳毛麟角，党項人的活動似乎處於一片盲區，曾經的党項習俗、西夏語言、西夏文字……一瞬間彷彿就已銷聲匿跡。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消隱，在安徽合肥、安慶等地，繁衍至今、有具體文獻記載、有確切根據的西夏後裔一直默默存在，等待著歷史的發現，他們的先輩就是元代末期的朝廷命官余闕。

余闕為党項人，元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余闕臨危受命，任淮西宣慰副使，駐守長江下游的軍事重鎮安慶。不過，儘管余闕盡心竭力駐守安慶達6年之久，但元朝大勢已去。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義軍再次圍攻安慶，使安慶「樵餉路絕」。第二年正月初七，安慶被義軍攻破，余闕兵敗，不甘降服，遂自剄，沉於清水塘內。余闕之妻耶卜氏及其妾，也帶領一子一女投井自盡。

但另有文獻記載，余闕死後，尚留一襁褓幼子，其長大成人後，子孫不絕，居住地就是今安徽合肥等地，記載翔實、與史料相印證的《余氏宗譜》證明了這一歷史流變。

在此期間，我所看到的安徽党項人現在已屬漢族，其語言習俗與我們這些漢人毫無二致。在他們的記憶中，烽煙瀰漫的馬背生活，空闊浩渺的草原大漠，已成為影視作品和書籍文獻中的唯美再現。

皇族後裔在河南？

在對西夏後裔的尋訪過程中，西夏的皇族一直是我關注的重點之一。2000年7月，青海教師李培業及其子李積文曾自稱「西夏皇族後裔」，並至西夏王陵「祭祖」。李氏父子為自己的行為所提供的證據是家中所藏的從清高宗到民國年間的《皇族李氏家譜》等10部西夏皇族家譜，家譜表明，李培業是西夏王國末代皇帝的23代直系後裔。

不過，學界對此的回應是，所謂的「十大家譜」大部分不是中國傳統的父子相承的族譜，其中有6部是李培業之父李鴻義先生所編修，皆為抄錄、整理前人撰述，其真實性有待考證。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在安排行程時，也沒有做青海之行的規劃，而是將河南確定為重點尋訪地區。

河南洛陽新安縣李氏墳冢曾出土一方明代墓志銘，據墓志銘記載，當地李氏是西夏皇裔、元代大將李恆之後。李恆先祖姓於彌氏，實即嵬名氏，其祖父是鎮守西夏兀納剌城者，雖未記其姓名，但是「夏主之子」。具體考證顯示，鎮守西夏兀納剌城者實際上是西夏神宗，李恆是神宗之曾孫。

將墓志銘與《元史》比較，發現所述者姓名相同，墓志銘中「至世祖升副元帥」與《元史》中「世祖至元十二年以恆為左副都元帥」相合。

不過，雖然李恆當年的世系是清楚的，但自立墓志銘的1536年，至記憶可及的前上推三五代，約300年間卻無族譜可查，也無其他資料可佐證，因此，要確定當地李氏與墓志銘中李氏的關係，證據並不充足。我的此番尋蹤也仍然沒有確鑿答案。

然而，就目前狀況來看，儘管党項族作為一個族群，與契丹族、女真族一樣無可挽回地消失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並沒有完全消失，通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党項族的血液已經分流到其他民族的血管中，華夏大地上處處都有党項這一古老民族的影子。

西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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