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慧之11：孝悌忠信

胡立根原創

孝悌忠信，中華文化的顯著特色與文化難題

談中華文化，最不缺事例的是孝悌忠信。

「孝」的故事如著名的「二十四孝」，其中如孔子弟子曾參事母至孝的「嚙指痛心」，漢文帝劉恆的侍奉母親的「親嘗湯藥」，漢代董永的「賣身葬父」。

「悌」的故事，如「泰伯採藥」，講的是殷朝時候一個叫泰伯的為了讓位給弟弟而逃到深山採藥的故事；「庚袞侍疫」，講的是，晉朝時候一個叫庚袞的男子，親自侍候得了瘟疫的弟弟的故事。

「忠」的故事，那就太多了，像比乾死爭，蘇武牧羊，岳母刺字，文天祥的寧死不降等等。

「信」的故事也有不少。如「朱暉許堪」的故事，講的是東漢一個叫朱暉的太學生，與同鄉張堪結為忘年交，張堪說要將妻兒託付給朱暉照顧，朱暉因為覺得責任重大，並未當即答應，後來張堪死了，朱暉卻一直周濟張堪的妻兒。再如「季札掛劍」，講的是春秋時吳國公子季札，出使魯國去拜會徐君，徐君不僅為公子季札的氣質所征服，也被公子季札的腰間佩劍所吸引，不時流露出羨慕的眼神。季札暗想等完成使命回來，一定要將此劍送給徐君。不料等他完成使命返回，徐君卻已去世，季子來到徐君的墓旁，悲戚地將那把長劍掛在了徐君墓旁的樹上。算是完成了心中對徐君的承諾。

孝悌忠信，尤其是孝和忠，是中華傳統文化最顯著的特色，也是傳統文化中最遭詬病的觀念。所以，列舉孝悌忠信的故事不難，對孝悌忠信的概念字面意思的理解難度也並不大，難點在於怎麼理解其精神實質？難點在於弄明白它為什麼會招來如此多的詬病？它到底有沒有價值？有什麼樣的價值？

在《家國天下》一章，我們曾經提到，中國文化是一種特別重視家的文化，而這種「家的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有其特別的政治功能，因為，中國文化的發展路徑是以家的關係功能和倫理為范型，推行於國又推行於天的路徑。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曾指出，我們的祖先在告別氏族組織而成立國家的時候，走的是一條「維新」的路線，我們並沒有消滅血緣氏族關係，而是將其帶入國家的範疇，以家的精神來組織國，從而形成了「家庭——家族——國家」一體化的組織結構。所以，我們的「國」叫做「國家」。《周易大傳》上就說，「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在中國人眼中，父母與君王，兄姐與上級、妻室與同僚、弟妹與下級、子女與百姓，一一對應。在我們這裡，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可以以道德精神一以貫之——在家為孝，在國為忠，忠臣先是孝子，孝子應作忠臣。《孟子公孫丑》中引景丑的話說「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孝悌忠信」就是這種「由家而國」的思維路徑形成的具體的倫理規範。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就曾指出，「中國終古不變的憲法的『精神』是『家庭的精神』」。中國的「家庭的基礎也是『憲法』的基礎」 。「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家庭的關係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

而真正使「孝悌忠信」成為人們的日常倫理規範的，無疑是孔子。作為思想家的孔子，在哲學思考上，他是相對貧弱的，所以本質上，他不好稱為哲學家，他更多的是一位倫理學家，或者叫倫理哲學家。但是孔子，除了是倫理學家之外，他還應該是一位政治學家，因為，他的理論思想的本質，不在個體生命的質量的提升，而在於個體在社會中的價值顯現。儒家後來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修身的目的，不在自身的境界的提升，而在治國平天下。

孔子倫理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但「仁」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種精神，作為一種精神，他必須有具體的外在的倫理規範，這種倫理規範，就是忠恕，就是「孝悌忠信」。所以「孝悌忠信」是孔子思想核心「仁」的必然表現，在孔子看來它們也是「行政」的必然要求。所以，孝悌忠信，自然是《論語》中非常重要的道德規範，在《論語》中有非常多的論述，但都是散處於各篇章。《論語》全文，「仁」字出現109次，「孝」字出現19次，忠字出現18次，「悌」出現5次，「信」出現38次。「孝」與「忠」出現頻率相當，「信」的出現頻率很高，這其中「信」當「確實」之類的副詞2次，表「相信」11次，其餘25次，主要是表「誠實不欺」「信任」。其實，「相信」的含義本身也包含有誠實不欺和信任的意思。而「誠實不欺」和「信任」裡面，就有許多「忠」的成分。所以，「信」和「忠」可以互相參看。

「孝悌忠信」在儒家思想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孝悌忠信」是仁的根本。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也是政治的根本：「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孔門認為「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就是為政，當齊景公問政，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信就是政治。當子貢問怎麼為政，孔子將「信」擺在第一位，所謂「民無信不立」。孝悌忠信，「孝」是核心，「忠」是目的。孔門倡導「孝悌忠信」， 是從仁的基本思想出發，更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正因為這樣，孔子將實踐「孝悌忠信」當做學生學業修習的核心：「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他遠是其次：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以，孔子的孝悌忠信，與其說其倫理思想，不如說是其政治思想。

《論語》還對「孝悌忠信」提出了具體規範、要求。對於「孝」，似乎有這麼幾條原則：一是以「禮」為基本原則，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二是「敬」重於「養」，養是動物的要求，敬才是人的規範。三是要做到有敬愛和悅的臉色。四是父為子隱。前三點似乎沒有大的問題，第四點可能引來詬病，尤其是在法治社會的今天，在倡導大義滅親的今天，遇到了尷尬。關於「悌、信、忠」具體規範說的不是太多，在孝悌忠信中，孝是首要的，孝做到了，其他就不是太難。

後來《孝經》將孔子的這一思想加以了具體的闡發。《孝經》假託孔子與曾子的對話，相傳為孔子所作，肯定應該不是孔子所作，曾子所作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孝經》的主要內容是基本符合孔子的孝的觀念的。全書以孝為修身治國之本，倡導孝的目的，不在家，而在國，「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你要在社會立足，孝是關鍵。孝，幾乎是整個社會倫理體系的一個生髮點，「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統治者倡導孝的目的，在「化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精神文明建設：「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這些都是孔子思想的具體解釋而已。

「孝」是歷朝歷代治國的核心理念。

「孝」作為中國歷史上治國的核心理念，始於漢朝。"以孝治天下"是漢代統治的典型政治特徵。最著名的是漢文帝，首先是他躬行孝道，漢文帝侍奉母親的「親嘗湯藥」是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他甚至因為成全孝道而廢止酷刑，「緹縈救父」的故事，就是講的這件事。當時有個正直的讀書人叫淳于意，不願與腐敗的官僚為伍而辭官行醫，但一次治病時得罪了一位權貴，權貴告他誤診害死人命。按當時的法律，淳于意當判「肉刑」，即要或臉上刺字，或割去鼻子，或砍去一隻腳。這時淳于意的小女兒淳于緹縈到長安，託人寫了一封奏章解救父親。奏章中說淳于緹縈情願給官府沒收為奴婢，替父親贖罪，以讓父親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奏章寫得情真意切，十分動人。漢文帝被勇敢的小姑娘的孝道所感動，召集大臣發布命令，廢除了殘忍的肉刑。為了強化行孝的行政手段，漢朝設置專門的"孝悌常員"掌管孝行事務， 褒獎行孝悌者，嚴懲"不孝罪"者，宣傳傑出"孝子"，並開設"察舉孝廉"選拔官吏；頒布"養老詔"；設《孝經》博士、《孝經》師推廣孝道。而且，從漢朝的第二個皇帝開始，漢朝皇帝謚號大多都有"孝"字：孝惠皇帝劉盈、孝文皇帝劉恆、孝景皇帝劉啟、孝武皇帝劉徹、孝昭皇帝劉弗陵、孝宣皇帝劉詢、孝元皇帝劉奭、孝成皇帝劉驁、孝哀皇帝劉欣、孝平皇帝劉衎。

晉朝，李密在他的《陳情表》中就說：「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唐代實際上也是以孝治國。唐玄宗曾兩次註疏《孝經》，目前流行的孝經的主要版本，就是唐玄宗註疏本。唐代科舉考試，《孝經》是必考科目。而且唐朝對「孝」進行了繁多的法律規範，《唐律》中涉及"孝"的的內容就多達58條。

宋代更是將以孝治國推到了極致。除了皇帝"躬親孝行"之外，宋代理學家對孝進行了多種多樣闡釋，尤其到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將人的自然屬性的"孝"牢牢地桎梏於封建禮教之中，明確提出"忠孝合一"。

在明代，"孝子皇帝"朱元璋通過以身作則，躬行孝道；明成祖制有十卷之多的《孝順事實》，將孝置於百善之首。 清代世祖順治、聖祖康熙、世宗雍正都曾親自註解《孝經》。

簡單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孝」在中國的理論與政治生活中，具有多麼重要的位置，歷朝歷代，如此推行孝道，固然有敦厚綱常倫理，美化社會風氣的倫常目的，更有「由孝而忠」，維護自身統治的目的。

但是為什麼它會帶來如此多的詬病呢？主要原因在於腐儒們將孝悌忠信推到極致之後，形成的一種愚忠愚孝的觀念，比如什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什麼「割股療親」，由此帶來的哥們義氣，等等，這是「孝悌忠信」帶來的副產品。

但是必須明白，「愚忠愚孝」不是中華文化「孝悌忠信」的本質，原始的中國文化或者說真正的中國文化本身就反對「愚忠愚孝」，中國思想史源頭的思想家對此有許多的論述。即使孔子，也是反對愚忠愚孝的。翻遍《論語》，也找不到類似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論述。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常常成為人們批判的對象，其實這句話人們只看到了「臣臣、子子」，卻忽略其「君君、父父」，君君、父父，就是說你「君要像個君」，「父要像個父」。「君君」在前，「臣臣」在後；「父父」在前，「子子」在後：「君君」「父父」這才是作為臣與子「忠孝」的前提。所以，他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事君以忠的前提是君使臣以禮。事君的原則是「道」，不合道義的忠君，不是他提倡的。《孔子家語·三恕第九》記載，子貢曾問孔子：「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忠貞）乎？」孔子卻說：「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審其所從，就是要看他「從」和「忠」的什麼，合不合道義。《孔子家語》中還記載過一個「曾子挨打」的故事：曾子犯了小過，其父曾皙一怒之下用棍棒將曾子打昏了。曾子醒後問父親："剛才我犯了過錯，您老教訓我，沒傷著您吧？"說完後回房彈琴而歌，以表示他挨打後身體沒有不適。事後孔子批評道：挨父親的暴打，打死也不躲避，若果真的被打死，不是陷父親於不義嗎？這是最大的不孝。

晏子是孔子的同時代比孔子略早的人，晏子明顯反對「諛忠」，反對諂媚之類的偽忠。他從梁丘據事事順從景公，分析出其目的只在「專寵」，因此梁丘據的所謂忠，目的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真正的為了君王。他在《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於難第十九》中大膽提出「有難不死，出亡不送」的主張，真正的忠，就是要「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不掩君過」。

後來孟子、荀子發揮並發展了這一思想，齊宣王曾問孟子：「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斷然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在孟子看來，君不像君，殺之何妨！《荀子·子道》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忠孝二字涉及一個「從」的問題，從忠孝觀念說，臣與子對君與父，是應該順從的，但是許多時候，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麼該怎麼辦？荀子就提出了一條順從的基本原則，那就是道與義：「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置正義與法制於不顧的愚忠與愚孝，也正是這句話，讓許多文人士子在「忠孝」觀念的壓力之下，仍能保持獨立的品格與精神，讓忠孝不再是一種教條。

因此，今天，我們千萬不能因為腐儒們的愚忠愚孝而否定了傳統文化中「孝悌忠信」這一傳統美德，而應充分挖掘其文化價值，以正義和法製為基點，讓孝悌忠信的傳統重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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