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思想對藏族倫理思想的影響研究

在藏學研究領域，漢藏之間的相互交往關係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問題，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作為思想文化交流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的倫理思想的相互影響的研究卻比較薄弱。為此，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儒家倫理思想對藏族倫理思想的影響研究》以少數民族倫理思想研究的新視野，對藏民族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情況進行了較為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藏族傳統社會接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前提與基礎　　藏族文化與漢族文化之間彼此吸取、相互為用的雙向互動關係不僅有著深厚的地緣、人種、語言、族源等方面的底蘊，還有著二者之間的共通性、內在需求和可供借鑒性基礎。在中原地區建立起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不僅有著深厚的文化、強大的軍事實力、雄厚的經濟實力，還有著歷代中央政府針對藏族地區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宗教特點而採取不同於內地的特殊政策以及儒家倫理的普世性傾向，等等，都成為吸引藏民族嚮往並主動與中原文化靠攏的重要因素。而藏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兼融並包特性，也使得藏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能夠主動地、不斷地汲取中原地區的儒家文化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的精髓。　 古代藏漢民族的遷徙雜居與儒家倫理思想在藏族地區的傳播　　歷史上，藏漢民族人口有過幾次大的相互遷徙與融入。很多深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的具有專門知識的漢人及漢族婦女，在藏區的長期生活中，將儒家文化及其倫理思想帶入了藏區，並在那裡生根成長。而很多生活在漢族地區的藏族，也不僅自然地接受了儒家倫理思想，而且還注意用儒家倫理思想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比如，歸附於中原王朝的論弓仁在中原生活長達24年之久。其子孫也在漢地「練達武經」，「通明吏職」，「讀經頌禮」，「吟詩作文」，幾乎成了完全意義上的漢地子弟。 漢藏高層政治交往與儒家倫理　　從唐代起，漢藏之間的高層交往頻繁起來。在這種包括聯姻、談和、朝貢以及接受朝廷封任等多渠道多種形式的高層政治交往中，儒家文化及其倫理思想對藏族高層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吐蕃的三十六制中的「告身」制度，就直接來源於漢地；而吐蕃制定的吐蕃律例，也直接參照了《唐律》。而在這些律例中，可以很輕易地看到很多儒家倫理思想影響的痕迹，如規定人們敦親敬上，孝順父母，非禮勿行，言行忠信等。在漢藏交往中，中央王朝也經常派「飽學之士」作為使臣到吐蕃去。這些從小熟讀儒家經典、知書達禮的使臣在吐蕃的言傳身教和中央朝廷的種種努力，大大地推動了儒家思想在藏區的傳播與發展。 漢藏和親促進儒家倫理思想在藏區的傳播　　深受儒家倫理思想熏陶的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聯姻，金城公主出嫁吐蕃等，是儒家倫理思想通過漢藏高層的和親得到深入傳播的典範。研究認為，自文成公主去了吐蕃後，吐蕃社會便將孝敬父母即「敬老」視為非常重要的道德之一。據藏族古籍《拔協》記載，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後，「便倡興七日祭。」研究成果顯示，漢藏民族的互相聯姻，事實上更多地出現在民間。通過兩個民族之間的這種婚姻關係，不僅將儒家倫理思想直接帶到了藏族地區，將儒家的家庭倫理觀等直接地植入到漢藏聯姻家庭之中，而且還對藏族社會產生了持久和深厚的影響，並逐漸成為其民族心理的一部分。 漢藏經濟交流與儒家倫理思想的傳播和影響　　在漢藏經濟交往中，茶馬互市、絹馬貿易以及朝貢等不僅是藏族與漢族之間進行經濟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在這樣的交流與接觸中，漢族的一些倫理綱常、價值取向、審美觀念、生活習俗、文字語言、文學藝術等也就逐漸為藏民族所接受，即所謂「夷風為之丕變」。 古代藏族教育中的儒家倫理　　漢文史籍如新舊《唐書》、《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唐會要》以及藏文史籍《漢藏史集》等對儒家倫理思想在藏族教育中的影響都有記載。在唐朝時期，吐蕃「遣酋豪子弟入學，請入國學，以習詩書」是藏族儒學教育的開端。這種儒學教育後來深入到藏區。宋代藏區的蕃學教育中有許多反映儒家倫理思想的內容。據《摘文堂集》卷四記載：進士黃庭瞻在西寧州興辦蕃學，「蕃族子弟，甚有能書漢字，通誦《孝經》，漸習《論語》，皆知向方慕，化革獷俗。」到了元、明、清時期，不僅藏族貴族子弟入中央官學學習更為普遍，而且在藏區設立的地方官學如甘青藏區官學、西寧衛學等也充斥著濃郁的儒家文化及其倫理思想。 儒學典籍及其反映儒家倫理思想的漢族著作在藏族地區的傳播　　自唐代以來儒學典籍和包含儒家文化及其倫理思想的著作在藏族地區有著較為廣泛的傳播。如唐代時有《毛詩》、《左傳》、《尚書》等典籍傳入藏區。據《賢者喜宴》記載，赤松德贊登基後就曾對大臣提到過這些「漢地經典」，並指出其先祖就是受這些「屬民安樂之法」的影響才得以治理天下的。到了明朝，儒家學術思想更是以較大規模傳入藏族地區。如在明朝就有數次向藏區傳入《周易》、《尚書》、《毛詩》、《小學》等漢文書籍。通過對八、九世紀的《禮儀問答寫卷》以及十三世紀《薩迦格言》等藏文經典著作的研究，亦可以看出這些著作中浸透著相當濃郁的儒家倫理思想。 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在漢藏佛教交流中的體現　　儒家倫理體系是建立在心性這一本體之上的，其心性又是人生而具有的，即所謂的「性本善」。漢地佛教特別是禪宗吸取了儒家這一倫理思想，倡導佛性本有，眾生本具佛性，成佛只須「觀心」。這一獨具儒家特色的成佛觀念也對藏傳佛教各宗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入藏傳法的漢地高僧中，主要是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至深的禪宗一派，這無論從《賢者喜宴》所詳細記錄的漢僧與印度僧人的辯論內容，還是從敦煌出土文獻中所披露的信息來看，都得到了證實。具有濃郁儒家倫理思想的漢地禪宗派在與藏族佛教界的長期交往中，其內涵的儒家倫理觀念對藏族僧俗民眾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漢藏交往過程中藏民族對儒家倫理思想的體認　　在漢藏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尤其是藏族僧俗貴族在與中原政權的長期交往過程中，慢慢地接受了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這種隸屬政治關係，並在對這種政治關係的認識基礎上，感受和接受了由此產生的君臣關係，進而不斷加深對這種君臣關係的認識，從而獲得對這種關係的倫理層面的體認，並在思想意識深處，將自己與中央皇帝、將地方政權與中央政權混為一體。這種用制度和情感交織成無法分割的宗法關係，不僅是中央和地方政治隸屬關係的表徵，也是儒家君臣倫理關係的具體展現。而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在歷史上形成的這種密切的君臣關係則是依據儒家禮儀倫理進行具體維繫的，由此，儒家的這種禮儀倫理思想也銘刻在了藏民族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傳統之中，即或在一般的藏族民眾中「亦知漢人禮節」。這些，可以從新舊《唐書》、《漢藏史籍》等許多漢藏史料中尋到蹤影。 儒家大一統思想對藏民族的浸潤和影響　　研究認為，藏民族雖然世代生息在雪域高原，但一直與中原王朝政權和人民保持著密切聯繫，他們不僅逐漸地融入到了以漢民族為凝聚核心的大一統的國家之中，而且，在與漢民族的長期交往中，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和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也慢慢地深入到藏族人民的心靈之中，與藏民族自己的倫理思想融合在一起，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而逐漸成為藏民族自身的倫理要求和道德準則，成為他們自覺選擇的價值取向。近代時，藏族人民在與祖國各民族人民一起共同抗擊外敵入侵的鬥爭中，更是切身地感受到由這種大一統思想所帶來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形成的巨大力量。因此，在祖國處於危難的時刻，廣大藏族同胞能夠發出「誓傾心向內，同謀五族幸福」的誓言。 研究認為，綜上所述，儒家文化及其倫理思想之所以會受到藏族同胞的關注、學習、運用，並吸收其為自己文化及其倫理思想的一部分，主要基於以下原因：是儒家倫理的普世性傾向所帶來的一種必然結果；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張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結果；是儒家文化本身的親和力傾向對藏民族產生的強大吸引力的結果；是中央王朝為了維護其統治，憑藉統治權力，利用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教育等各種途徑和手段，向藏民族進行灌輸和滲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結果；是藏民族在其文明發展過程中，自身向中原文化靠攏的結果；是漢族民眾在與藏族民眾長期的民間交往過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倫理思想直接在民間產生影響的結果。 (課題負責人：余仕麟；課題組成員：劉俊哲、李元光、魏新春)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哲學（項目編號03BZX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