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興：如何利用好中國戰略機遇期

　　這是在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聯合召開的2013年上半年國際形勢研討會上的發言。（2013年6月7日）

　　主辦方給我出的題目，是如何看待中國戰略機遇期。

　　我不是研究國際戰略的，只是最近因為工作原因，接觸了一些國際戰略的學者，特別是美國研究中美關係和地緣政治的學者，所以斗膽在這個本來不容我置喙的地方說幾句。在座的都是專家，就我是混進來的，好像一桌子西餐，混進一個窩頭，不過，現在好像時髦這種混搭。

　　究竟如何個戰略機遇期，我想不必多說，自然會有很多的理由，這些理由，也是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我想說的，其實是如何用智慧來充分利用好這個戰略機遇，中國老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想把這個標題改成，如何用好中國的戰略機遇期。

　　我認為，要從歷史來看戰略機遇期的來之不易。

　　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受到外來侵略非常多，國力走下坡路，被稱作「睡獅」、「東亞病夫」。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國才逐漸站起來，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當然，現在思想理論界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也提出了新中國建立以後的諸多的問題，這些是可以討論的。但不是今天討論的話題。

　　無論中國究竟國力如何，都常常有一種以我為中心的想法。

　　例如，我們叫中國，把外國曾經都叫做蠻夷之邦，例如，我們曾經說世界人民心向北京，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都是無稽之談，但是，當時很多人是深信不疑的。

　　現在我們知道，中國真的成為了世界上數老二並且朝著老大的目標邁進，這不是吹牛。如果我們不看數據，只看外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是可以真正體會到這一點的。

　　這一點來之不易。

　　我們有60多年的和平發展期，沒有全面的戰爭狀態，儘管內部折騰不少，但是，畢竟還是在非戰爭狀態下。

　　我們及時調整了許多非正常狀態。對外如對美關係，對日關係，對蘇俄關係，大體上是化干戈為玉帛。

　　對內則是停止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著眼點放在經濟上。變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發揮民營經濟的作用。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也有了巨大的轉變。

　　簡單的說，這個戰略機遇期，來源於不斷的調整。或者說，改革。

　　沒有對外對內的不斷調整和改革，不會有今天這樣一個呈現在世界面前的中國。

　　那麼，怎麼樣利用好這稍瞬即逝的戰略機遇期呢？

　　我認為，還是需要不斷地調整。當然，調整是一個中性詞，有時可以調整對了，有時，調整也許就錯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是不斷調整的，但是不能說都是對的。我不久前到美國，見了二十幾位美國一流的中美問題專家，包括貝德、李侃如、藍普頓、黎安友、麥克法誇爾、傅士卓、傅高義等等，好幾個人都說，看不懂中國現在的許多做法。

　　看不懂，就會心生疑慮，有了疑慮，就會產生摩擦和矛盾。

　　所以，我站在一個地緣政治研究的局外人的角度，講幾點外行話。

　　第一，要調整好中國的國際形象。

　　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成吉思汗，還沒有過對外擴張的歷史，也就是說，中國是個溫順的大國，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國際形象現在越來越差呢？在我們的周邊，在世界上，中國成為相對比較孤立的國家。為什麼呢？人口多、搶資源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是，我認為，還是和我們與世界主流社會的話語體系太不一致是重要原因。

　　其實，不論是不是用「普世價值」這個詞，人類社會一定有很多是共通的東西。記得前年駐華大使洪博培離任時，曾經接受我的採訪，他說到，中美兩國價值觀不同。我當時提出異議，我說，中美兩國價值觀很多是相同的，例如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富裕，例如尊敬長者，愛護孩童，例如熱愛祖國，尊重歷史等等。

　　不是否定特色，但是要尊重世界上普遍認同的東西，這樣，才能在一個話語體系中對話。

　　而在樹立國家形象上，不可忽視文化的作用，而文化不是僅僅辦孔子學院、或者在紐約街頭做美國人並不喜歡的廣告這樣簡單，要用電影、戲劇、餐飲等等，去潛移默化地滲透。

　　我曾經長時間做過出版，知道我們的對外宣傳的出版是有很多問題的，從內容到翻譯，都不見得是外國人接受的東西，典型的花錢打水漂。

　　要真正調整中國的形象，還要發揮民間的作用。

　　我說的這個民間，是真正的民間，而不是官方披一件民間外衣那種。現在的老外多明白，你是官方或是民間，他一眼就看出來了。

　　而民間的特點，是穩固性強，不會因為職務變動而變化，隨性自由，容易交朋友，國家還省錢，何樂不為？最近，我家去過不少外國人，像我這樣外語不靈的人都能交上朋友。記得有一位前美駐華使館官員，到過我家兩次，都很拘謹，絕不多說一句，但因為到家裡去過，成了朋友，這次我去美國，他用星期天出來陪我，開朗了許多，說了很多話。這其實就是交了朋友的好處。

　　外國人也是人，也認朋友。

　　民間交往是樹立國家形象的一條腿，沒有這條腿，走路就會難得多！

　　第二，解決好國內問題。

　　這是我這次去美國好幾個學者提出的建議，當然，他們大都會加上一句：奧巴馬也要注意國內問題。

　　他們對中國國內問題關注的，主要是這樣幾個方面，環境問題，網路黑客問題，人權問題，當然還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聲音問題。關於最後一點，我想，他們是認為，不理性的聲音會對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美國同樣存在這個問題，政府決策受選舉和選民的影響很大。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排在第二的國家，當然也想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國內問題解決不好，會拖外交的後腿。

　　就拿國內不同聲音的糾結來說，這不是壞事，中國有各種聲音的爭吵說明了中國政治的逐步開放，但是，如果有意識地壓制一種聲音而放任另一種聲音，哪怕是極為輕微的傾斜，也會產生大的影響。

　　那句老話是怎麼說的，「針鼻大的窟窿斗大的風」。

　　第三，還是要堅持中國老祖宗教導的中庸的做法。

　　過去，毛澤東的教導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鄧小平的教導是韜光養晦；江澤民的教導是「悶聲發大財」。現在，似乎有點改變了，在很多地方表現的強硬起來。例如釣魚島、南海等地方。不是說強硬都不對，而是要對政策做整體的考量和布局。

　　美國學者見到我，都說了這樣一個話題，中國強硬起來了。他們聯繫最近的口號「中國夢」，認為這條也是中國強硬的一個標誌，一是這是軍隊一個少將寫的一本書的書名，而這本書中表達出了強國強軍的設想，在就是中國夢被他們看作是中國走強國之路的一個口號。

　　美國人當然不對，憑什麼只許你強不許我強？但是，面對一個強勁對手時，口口聲聲說，我要強我要強我要超過你，是不是也不對呢？悶聲發大財不好嗎？

　　所以，我認為，還是要低調，可以不那麼韜光養晦，但是也不要有一飛衝天的架勢，去嚇唬別人。

　　別人已經警惕地看著中國了。

　　第四，要建立真正的民間智庫。

　　據說，美國有1000多家智庫，中國有400多家，排在第二。

　　中美兩國制度不同，智庫的形態也不同。美國有旋轉門制度，民間和官方是輪換的，中國則不同，民間沒有這樣的機會。但是正因為如此，民間和官方的話語體系大為不同。這種不同，可以產生碰撞和裂變，產生新的觀點和新的思路。可惜的是，中國至今沒有真正意義的研究國際政治的民間智庫。有的只是披著民間外衣的官方機構。不是說官方機構不重要，而是各有各的用處。

　　前不久，美國學者到我家吃飯，問道這樣一個問題：你對美國有什麼擔憂，我說，對美國學者倒是有擔憂，他們在中國不接觸民間，圍著政府轉，也許得到很多情況是不全面的。現在想，也許我強詞奪理了，美國人要找民間智庫，沒有，他到哪裡找呢？

　　我認為，政府應當允許和扶植民間智庫的存在，用民間力量來為利用好戰略機遇期添上一份力量。

　　我的話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