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過去、現在和未來

民族主義：過去、現在和未來 ——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時間:2009-10-09 20:29網路來源:www.csscipaper.com 發布者:權威論文 點擊:142次民族主義：過去、現在和未來 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一書的啟迪 【英文標題】Nationalism: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nlightenment From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02BLS005） 【作 者】葉江/沈惠本文來源於政治學論文網 全文免費閱讀：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politicalscience/theory/10081.html【內容提要】通過解讀西方著名學者安東尼·史密斯的著作《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概括性地考察民族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演變情況。在比較其他民族主義研究範式的基礎上，史密斯認為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民族主義的起源，能更好地把握民族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並指出不應從現代化和全球主義的力量中，而應在族裔共同體與族裔類型的歷史與文化中找尋民族主義的力量與軔性。因此，作為世界政治中一支強大的力量，全球化遠遠沒有導致廢棄民族主義，甚至可能在事實上還加強了它。史密斯的論說被稱之為「族群－象徵主義」，它對我們認識民族主義的持久影響是有相當幫助的。但是，民族主義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事物，即便是史密斯的族群－象徵主義理論也只是在某一特定領域、特定時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釋力。對此，應該對當代西方其他民族主義理論，如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理論，也要繼續保持學術上的興趣，並且在對民族主義的研究工作中，堅持比較客觀的理性分析方法和治學態度，避免研究工作的簡單化和情緒化。 【摘 要 題】國家理論 【英文摘要】Through a study of the book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and History By Antony Smith,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West, this paper briefly investigat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nationalism. Smith" s theory, which is called「symbolism of national groups」, will considerab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ermanent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But as nationalism is an all - embracing phenomenon, even Smith" s theory of「symbolism of national groups」 is capable of explaining things only within a particular area,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spaee, and under given assumpt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academic interest in other e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ike modernism and post- modernism. Moreover, we must continue to employ objective and reasonable analytical methods and adopt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aeademie attitude in our research on nationalism. 【關 鍵 詞】民族主義/族群－象徵主義/全球化nationalism/「symbolism of national groups」/ globalizatian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08）01-0043-（06）當代西方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史密斯曾經說道：「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運動，至少從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以來，就一直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支強大力量」，時至今日，民族和民族主義成為「全球化世界中無處不在的力量」。[1](序P5，P192) 然而，根據柏林的考證和判斷，「奇怪的是，沒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預料到它會在未來扮演遠為重要的角色」。換言之，「沒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響力的思想家預見到民族主義的未來——畢竟沒人明確地談論過」。這種狀況令人不可思議，因為「於其他方面如此敏銳的社會思想家，於民族主義卻如此遲鈍、言不及義」。概而言之，「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至少值得更廣泛深刻地探討」。[2] 按照法國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所主張的「長時段」來觀察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同時，我們今天對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研究，也恰恰是布羅代爾所津津樂道的「問題」史學的一個方面：民族和民族主義作為歷史航線上的問題，到底是如何發生、發展而其結局又會如何呢？而安東尼·史密斯的著作《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3] 為我們的考察提供了極佳的路線圖和十分有益的啟迪。一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所涵蓋的內容的廣泛性和多側面性決定了對其進行全面而準確的界定十分困難，也決定了目前學術界對其所進行的詮釋的多元性，以致學者們對民族主義的定義眾說紛紜。英國著名的民族主義研究者埃里·凱杜里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學說，它「認為人類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這些民族由於某些可以證實的特性而能被人認識，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4](P1) 或者說，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認為人類自然地分成不同的稱之為「民族」的人類群體，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須是政治組織的嚴格單位。英國民族主義經典作家厄內斯特·蓋爾納則認為，「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它作為一種情緒或者運動，可以用這個原則作最恰當的界定」，[5](P1) 而「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其深厚的基礎。[6]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當代現實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和奠基人漢斯·摩根索認為，民族主義的內涵有傳統和當代之分，它們的共同點都在於把國家作為政治效忠和政治行動的基準。不同在於前者將國家作為奮鬥的終點；後者則將國家作為實現政治目標的起點，「它是一種世俗化的宗教，它對人的本性和命運的解釋以及它拯救全人類的救世主式的誓言都是普遍適用的」。[7](P411)史密斯綜合其他人的看法，根據民族主義促進民族利益的主要目標是民族自治、統一和認同，給出了一個指導性的定義：「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有必要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3](P10) 而從「民族主義」的詞義來說，他認為有八種用法：民族特點或民族特性；用以專指民族的術語、成語或特徵；忠於某一民族並維護其利益的一種感情；熱望本民族獨立和統一的一種態度；使這樣的熱望體現於組織形式中的一種政治綱領；以工業國有化為基礎的一種社會主義形式；一種鼓吹某些民族為上帝的選民的學說；歷史上民族形成的整個過程。[8](P89)(轉載請註明網路來源: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一般認為，民族主義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產生的。當然，不同的學者所給出民族主義產生的時間稍有差異。例如，凱杜里認為，民族主義在19世紀產生於歐洲；安德森和吉登斯都認為是18世紀末；霍布斯鮑姆認為是19世紀末；而蓋爾納和史密斯則認為是19世紀初。不管爭論如何，法國大革命及隨後的拿破崙戰爭被公認為現代民族主義產生的一個轉折點，「拿破崙戰爭開始了國家外交政策和戰爭的時代；也就是說，國家眾多的公民對國家權力和國家政策的認同取代了對王朝利益的認同」。[7]（(P145)至於民族主義為何產生或民族主義的起源問題，學者們更是見仁見智②。凱杜里從思想史與政治史兩個方面探討民族主義現象，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學說：這一學說講述了一系列有關人類、社會和政治的相互聯繫的思想觀點。促成其發展和完善的因素，一是法國大革命；此外，則是在思想領域中發生的另一場革命，用作者的原話：「如果說民族主義學說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逐漸流行開來的話，那麼，這不僅是哲學家們的辯論所帶來的結果，而且是那些賦予這些哲學問題直接和明顯的意義的事件所帶來的結果。」[4](P2) 蓋爾納通過檢驗我們已經或正在經歷的三種社會形態，即前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結果是工業社會符合這一民族主義原則，或「那些條件碰巧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條件相同」。[5](P164) 由此推出民族主義產生和流行的條件，即同質性、識字和沒有個性特徵。安德森則詳細地探討了民族主義起源的文化根源和具體的根源。史密斯主張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民族主義的起源，認為其成功有賴於特殊的文化和歷史環境，所以，「我們不是從現代化和全球主義的力量中，而是在族裔共同體與族裔類型的歷史與文化中找尋民族主義的力量與軔性。」[1](序P4) 在這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史密斯本人早年是『現代主義』民族理論大師蓋爾納的博士生，在其治學過程中受到其師的很大影響，比如他並不完全否認現代民族的市民或公民性以及政治性，同時也對『原始主義』民族理論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但是在闡述民族的本質特性及其歷史性方面，史密斯很有一些『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治學精神，他堅持自己的研究結論而與其師終身倡導的『現代主義』民族理論分道揚鑣乃至分庭抗禮。」[9]最後，在當代西方對民族主義研究中主要存在四種範式，即原生主義、永存主義、現代主義和族群—象徵主義（當然，可能還存在後現代主義等其他研究方法）。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現代主義」和「族群—象徵主義」。④ 史密斯是「族群—象徵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他代表人物還有約翰·哈金森、阿德里安·哈斯廷斯和約翰·阿姆斯特朗等。概括起來，史密斯認為持「族群—象徵主義」的學者中間具有一些共同的關照，即揚棄現代主義的完全精英導向的分析特點；通過長時段對社會和文化模式進行分析；在族群的框架中分析民族和民族主義的興起；關注集體激情與依念問題；重視研究族群和民族認同的公眾的、道德的和情感的維度，因此能夠抓住集體文化認同的持續性和轉變性。總之，與其他範式形成對照的是，「歷史族群—象徵主義特彆強調主觀因素在族群延續、民族形成和民族主義影響中的作用」，換言之，「給予主觀的因素如記憶、價值、情感、神話和象徵等以更多的重視，並且由此尋求進入並理解族群和民族主義的『內在世界』」。[3](P59)二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在確定現代世界的面貌方面，沒有哪個政治學說能比民族主義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10](P1) 民族主義自從近代產生以來，就深刻地影響著世界，包括世界格局、國際秩序和世界衝突等。[11] 有學者提出，「對國際關係理論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個如此邊緣性問題」。[12](P233)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邊緣的問題卻對近現代的國際關係史產生巨大的影響，也對人類的生死存亡起作用。僅以一戰為例：這場源於民族主義的世界大戰就導致超過1500萬人喪失生命，而同樣與民族主義有緊密關係的二戰則造成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殺戮，以致最終動用最為先進的乃至可以將整個人類消滅的核武器。正因如此，伯林甚至希望「這種意識形態也許根本就不應該誕生」。[2] 即便如此，民族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民族主義依然還在延續著塑造現代世界乃至現代人類心靈的歷史。按照目前流行的現代主義學派提倡的「民族主義歷史觀」，民族主義從18世紀的最後25年開始發生，接著從1810年到19世紀20年代，間歇性擴散並開始在歐洲的其他地方落腳。隨後由1848年歐洲革命掀起的民族主義第一次浪潮促成德、意的統一，並由此導致19世紀最後30年，民族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在東北歐的迅速發展。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在亞洲或非洲開始散布；直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民族主義的衝擊幾乎遍布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當代民族主義的復興則是在20世紀最後10年發生的事情了。[3](P92～93) 霍布斯鮑姆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兩百多年的民族主義歷史大致劃分為五個階段：「革命的年代」的民族主義（1789～1848）、「自由主義世紀」的民族主義（1830～1870）、民族主義轉型時期（1870～1918）、民族主義最高峰（1918～1950）和20世紀晚期的民族主義。總之，根據現代主義的民族主義歷史觀，「在第一個孕育的階段產生了一個浪漫的高潮，這一高潮引導出1871年之後大國的進攻性民族主義，接著產生出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和民族主義的消散」。到今天，「民族主義已經變得落伍了。它已經失去其原先的造就國家和組織經濟的功能，並且已經成為一種『失去的夢境的替代品』」。[3](P93，P97)史密斯對以上現代主義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雖然承認，「現代主義堅持把現代世界的民族類型與過去的集體文化認同區分開來是正確的」。但是卻指出，「我們卻應該注意不要在這些『前現代群體』和『現代民族』之間划出太大的斷裂，也不要像霍布斯鮑姆那樣預先否定前現代群體和現代民族之間的任何延續性」，更不要簡單地宣告民族主義的終結。通過詳細考查族群、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演化過程，史密斯總結道，「這樣的過程從1848年革命通過種族的民族主義時代，到1945年之後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乃至直到最近的族群民族主義到處開花」。而且，這樣的過程和運動呈現出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亦即這些運動的意識形態新穎；族群基礎對現代民族十分重要；以及強調族群和民族的內在世界等。[3](113，P122～123) 毫無疑問，史密斯這樣的分析對深入理解民族主義是有幫助的，儘管似有過於強調民族主義的族群基礎的傾向。三關於「民族主義的未來」這樣一個大問題，西方學者們根據自己的研究，給出了各自獨特的見解。其中，按照霍布斯鮑姆的說法，民族主義在經歷17世紀的童年期、18世紀的青年期、19和20世紀的壯年期後，現在正進入其老年：「雖然民族主義是一種不可能避得掉的歷史力量，但它的確不復具有全盛時期那種呼風喚雨的神效」，「未來的世界歷史絕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歷史，不管這裡的民族主義指的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甚至語言上的。」[13](P202，P223) 而且，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是，「民族或民族主義的確已過了其鼎盛時期。黑格爾說，智慧女神的貓頭鷹在黃昏時飛出。如今它正環飛於民族與民族主義周圍，這顯然是個吉兆」。[13](P224) 真實情況如何呢？史密斯認為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事實上，我們所面臨的至少是三種不同的主張和相應的爭論。第一種與『民族—國家』及其是否會即將消亡還是會長期存在有關，第二種聚焦於『民族認同』的轉化和可能產生的碎片化，而第三種則集中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否會衰弱和被取代的可能。」[3](P128) 這些問題則正是史密斯在《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一書中加以詳細討論的。首先，針對民族一國家主要功能的消失或縮減以及全球化的影響，史密斯經過分析認為，「無論如何，民族的國家所獲取的新功能卻大部分地補償了這種侵蝕，這些新功能的獲得是為了民族的特性及公民的福利」。[3](P128，P130) 以歐洲聯盟為例，時空壓縮以及對更大的政治單位和文化空間的需求並未創造出歐洲共同的神話和象徵，與之相反，「與這種即使是虛構的但卻生動而真實的民族國家家庭比較，歐洲的『文化家庭』看上去是如此空洞蒼白和瘦骨嶙峋」。[1](P165～166) 況且，「歐洲的統一方針意味著通過民族的國家及其制度來實現，這再一次地賦予了國家更多的合法性和權威」。[3](P132) 由此怎能推斷民族——國家的終結呢？其次，關於「民族認同」轉化和碎片化的問題。移民、難民和尋求避難者們極大地衝擊著傳統的民族認同，不少學者對此憂心忡忡，甚至發問：「我們是誰？」[14] 但實際上，「有關民族的文化統一及其單一的、即使是遙遠的族群起源從來就沒有確定性」，這意味著，「『民族認同』始終是被每一代人重新解釋和重新塑造的」。其結果，「現代民族可能有多面性，並且異族通婚比例的提高，也可能促進產生我們在不久的過去中所從未見到過的文化上更為混合的人民」，「但是許多所涉及的國家依然保持它們長時間的主導族群，並且，在大城市之外，主導的族群依然維持他們本土的、儘管也在變化的文化、記憶、象徵和起源的神話」。[3](P133，P135)最後，關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否會解體的問題。儘管霍布斯鮑姆承認，民族主義曾經是「一種帶動歷史變革的力量」，但因時易勢已成明日黃花，至多只能成為未來歷史的配角。而史密斯則認為：「種族民族主義取代了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成為全世界社會運動和政治理想的基礎和語言。」換言之，在可預見的將來，「民族主義仍具有強大威力」，這是因為「民族主義遠不止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與其他現代信仰體系不同，權威不僅僅存在於民族的普遍意識中，而且存在於此民族或彼民族的特有形象和特性之中。民族主義使這種形象和特性變成了絕對性的東西。因此，民族主義的成功有賴於特殊的文化和歷史環境」。總之，「那種認為民族主義不久將被替代、民族即將被超越的預測是愚蠢的」。[1](序P1～6，P192)除了上述爭論之外，「後民族」社會理論也對民族主義的未來提出了質疑。這一「後民族的」社會的設想，是「建立在不斷地包容和侵蝕民族文化和認同世界主義全球文化正在興起的論點基礎之上」的。[3](P138) 而且，這種論點具有兩種形式，一是強調大眾消費主義以稀釋民族文化的差異；二是以全球文化觀點超越民族的文化。史密斯對此分析道：對於前者，「與接受西方的技術和傳媒，包括接受英語同時出現的卻是，許多民族的國家中的精英們則在接受全球消費主義時，尋求培育他們自己的文化習慣、信仰和風格，並且為民族文化的自治而奮鬥，從而反抗文化帝國主義」；就後者而言，「無疑，我們正在經歷大眾傳播在形式、範圍和深度上的巨大變化」，「但是，這一切是否達到了產生新的全球文化的程度？」現實告訴我們，「不論科學的還是折中的全球文化形式都不能得到大眾的回應、都沒有耐久性」。[3](P138，P140，P142)在批判的基礎上，史密斯提出自己的觀點，「全球化遠遠沒有導致廢棄民族主義，甚至可能在事實上還加強了它。」[3](P142) 具體論證如下：首先，全球化以三種形式導致「民族主義的國際化」，其結果，「實際上促進了民族主義的傳播並且鼓勵民族成為更有參與性和更為獨特的群體」；其次，文化和族群的象徵資源的不平衡分布刺激了民族之間持續的比擬、競爭與效法，「由於全世界族群的數量巨大，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21世紀初民族主義的持續存在和不斷擴散的現象」；最後，民族的神聖基礎帶來「民族認同持久的把持力和民族的持久力」。史密斯認為民族的四個方面的基本範疇即共同體、領土、歷史和命運，它們過去被視為、而且現在還繼續被視為是「神聖的」，由此構造的「神聖基礎」雖然也不是靜止不變的，但是，「只要民族的神聖基礎持續著，並且世俗的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還沒有破壞對群體的歷史和命運的主要信仰，那麼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公共文化和政治宗教的民族主義就必然會持續興盛，民族的認同也將繼續為當代世界秩序提供基礎構塊」。[3](P144，P147，P150～151)四史密斯的《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一書從多種學科角度「對與民族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概念如民族、族群、民族認同、族群認同、民族的國家等進行了頗為系統的考察，並在此基礎上概括性地闡釋以作者為主要代表人物的族群—象徵主義民族主義理論觀點」。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史密斯及其『族群—象徵主義』民族理論認為，民族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決定了民族和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歷史作用」。而且，「正是由於強調民族的族群基礎，『族群—象徵主義』理論還反對『現代主義』理論對民族的政治性和國家性的過分重視，雖然並不反對民族具有這方面的特徵然而，誠如哈斯所言，「民族主義是只大象，研究者是個瞎子，每個研究者只能摸到『民族主義』大象的一部分」，[15] 任何理論只是在某一特定領域、特定時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釋力。對此，我們應該銘記。事實上，民族主義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事物，一種理論不能窮儘其所有方面，儘管學者們可能有這種願望。所以，「族群—象徵主義」理論受到不同學者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學者為此進行了細緻的考查，總結出六條對「族群—象徵主義」的批評：1.概念的混亂；2.低估了現代民族與早期族群共同體的區別；3.在前現代無法談及民族和民族主義；4.低估了族群認同的易變性和適應性；5.現代民族認同和過去的文化物質之間的關係值得懷疑；6.對族群意識形成的過程分析具有誤導性。[10](P183～189) 不管這些批評是否都正確，我們在閱讀史密斯的《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時還是應該不時地想想這些批評，以便能更好地把握作者的理論。在當代中國大陸，由於建國之後官方不再使用「民族主義」而改用「愛國主義」一詞，[16](P70) 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對民族主義的研究被有意無意忽視。自然地，我國在很長時期內對民族主義的認識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例如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對民族主義的解釋是：「地主、資產階級思想在民族關係上的反映，是他們觀察、處理民族問題的指導原則、綱領和政策。」該詞條列舉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有：「把民族分為『優等』和『劣等』，認為只有所謂『優等』民族才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者」；「極力抹殺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以民族矛盾掩蓋階級種族矛盾，不惜犧牲本民族工人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奉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分裂的政策」。這種認識與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當代情況相去甚遠。所幸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許多學者對民族思想和民族主義問題進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但是，與當代西方的相關學術研究相比，國內的民族主義問題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史密斯的《民族主義》一書的啟迪不僅僅在於幫助我們了解當代西方學術界關於民族主義學術研究的深度，而且還在於能幫助我們比較全面地認識民族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演變，其中特別是對民族主義的階級性問題、現代性問題以及民族主義的未來前景問題等會因此而有更為深入和全面的認識。注釋：① 兩種理論的詳細區分，參見葉江《當代西方的兩種民族理論》，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② 有關民族主義起源的一些深入分析，可參見葉江、沈惠平：《西方民族主義興起的思想背景探析》，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收稿日期：2007-05-14 【參考文獻】[1] 安東尼·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M].龔維斌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2] 以賽亞·伯林．論民族主義[J].戰略與管理，2001,(4).[3] 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M].葉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 埃里·凱杜里．民族主義[M].張明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5] 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M].韓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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