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海嘯中的市埸法則

美國金融海嘯中的市埸法則 五嶽盟主/編輯 美國的金融海嘯己波及全球，本周全球股市大跌，中國也不可能倖免。唯有巴西阿根廷股市有所回升。這一場全球經濟衰退，在今年七月的日本東京八國高峰會上已經預測（加上中國，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亞），並一致認為是減排拯救地球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場金融危機嚴重地考驗各國政府的應對能力。面對歐美金融業中的「爛帳」銀行的倒閉風，布希政府和歐盟都提出了用納稅人的錢「救市」方案。一些人把這種政治干預經濟的方法稱之為「社會主義」，在「一球兩制」的西風壓倒東風的21世紀唱起了前言不達後語的《東方紅》。 一是美國貪婪論，二是自由經濟過時論。前者屬於道德價值觀，後者屬於體制問題。複述上面二論者，都再次歌頌了毛澤東的偉大功績。 一位退休的財經新聞工作者說：「這場金融海嘯帶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不是萬靈丹，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如今英國和美國都已經向左轉（社會主義化），把私有銀行國有化，把私營保險公司國營化或由政府大量注資入股，否則情況實在難以想像。」 又說：「我要是美國公民，我也反對用納稅人的錢來替投資銀行的「毒債」買單，因為嚴格說來，這些「毒債」都是「賭債」——這些投資銀行家或銀行股東當年"睹贏"時所拿到薪酬和所分得的花紅和優厚股息是數以千萬元計的，有沒有分給老百姓？如今輸了錢怎能要人民埋單？既然已經是爛攤子，不如讓他們關門大吉！這才是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和勝者生存的自由市場經濟。」 企業經營者的「毒債」（例如中國國營企業的貪污浪費失職的損失）由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錢「埋單」，這就是社全主義的最大錯誤。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就執行了這一條錯誤方法使中國落後世界五十年。 加拿大籍著名激進經濟學報人克蓮（Naomi Klein）抓住這一危機，在美國輿論界掀起了反對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為始祖的「芝加哥經濟學派」提倡的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以及由此興起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即由華盛頓操縱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到發生經濟危機的國家去推行「休克療法」，把企業私有化，削弱政府對市場與企業的控制等。 克蓮認為從里根總統開始一直到小布希政權，是積累式地推行「市場原教旨主義」而達到最高潮，造成今天的金融災難。她預計美國廣大群眾會在這次災難資本主義中受到極大損失，「市場原教旨主義」也會因此壽終正寢。 　　儘管克蓮不是經濟學權威，她的觀點也可能過於偏激，但她道出的世界上沒有仁慈與良性的「市場規律」可謂千真萬確。記得四分之一世紀前，美國左翼作家韓丁（William Hinton）到印度談起中國的經濟改革，他憤然說，被美國勞工階級幾百年來稱為「絞肉機」的「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提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仇視是盡人皆知的。 （韓丁是被稱為紀錄毛澤東時代農村革命的「史詩著作」《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一書的作者。） 由此得出結論說：「「市場原教旨主義」與「華盛頓共識」不但搞苦了東歐國家及拉美國家，美國送出去作惡的雞已經飛回家門，變成惡有惡報了。「市場規律」和「為富不仁」一直是狼狽為奸的」。 金融炒家索羅斯認為最新的救市方案於事無補，他主張讓這些有危機的銀行先從私人方面籌措資金，由現有股東認購新發行的附加股或出售這些附加股的認購權。如有必要才由政府出資購買它們的優先股，憑單或債券。 他認為保爾森財長提出由政府出錢來買下銀行的「毒債」（爛帳）是不對的，因為銀行的這些爛賬項目到現在還沒法理清和難以估價。 日本一些經濟評論家認為，日本垃圾回收和廢物利用的技術超人一等，在這次喻為金融九一一的華爾街風暴中，日本財界張大慧眼，抓住了撿便宜的大好機會。日本財經雜誌《磚石》最新一期指出，日本野村證券收購雷曼兄弟海外部門，以及三菱UFJ收購摩根士丹利的股權，使日本各大企業重拾走向海外的信心。 經濟戰場中不敗的智者的看法與「哭喪」文人的借題發揮永遠是對立的。核心就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分歧。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爭論己有200年歷史了。儘管冷戰結束依然不能蓋棺定論。其原因很簡單，堅持公有制論者都是不懂賺錢生存的求人「包養者」，堅持私有制論者都是在危機中賺大錢的財富創造者。道德價值觀的分歧也由索羅斯一語道破：「經濟競爭的法則不屬於道德範疇。」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油價的上漲使以生產「油老虎」出名的底特律汽車三巨頭──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公司，眼睜睜地看著在豐田的帶領下，亞洲競爭對手奪走了美國汽車市場的大量份額。美國車在全球正被亞、歐汽車逼入絕境，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更使美國 「油老虎」的製造業雪上加霜。這是歐美強國低估走上自由經濟的中國和亞洲廉價勞力的力量。如果，中國仍龜縮在社會主義封閉受窮的長城中，象北朝鮮古巴一樣，不與世界經濟發生竟爭，歐美在減排的世紀工程中仍會安然無恙。 所以布希說，中國和印度的繁榮造成了世界經濟危機。這話是有一定根據的。聯合國專家告戒人類，21世紀的人類矛盾不再是地城種族戰爭而是生存竟爭。這生存竟爭的的能源資源受到兩大衝擊，一是減排，而是佔世界五分之一的廉價勞動力入市。科技的發展水平還不能戰勝八億中國農民開進「絞肉機」的「市場經濟」的手工勞動。 看清了這一世紀之戰的「兩軍對壘」的真實軍團的張五常，嘶叫著大罵中國《勞工法》是毀我「長城」的敗兵之法。今日大家可從看出，中國30年沒有《勞工法》的」世界大戰」，對歐美依靠能源的機械化的昂貴軍團的打擊有多大！中國2億農民工出戰歐美現代化大軍，天時地利和中國「謙虛謹慎」的外交戰略，布希執政8年，在金融海嘯中下台！如果中國繼續在毛主義紅旗飄飄，東風吹戰鼓擂關門自吹自擂八個樣板道德戲，把農民鎖在黃土地的羊圈內，吃社會主義的草，會把美帝國主義打得向中國低頭借錢嗎？ 鄧小平只用了半招自由經濟戰術，就盤迴了朝鮮和越南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今天唱《東方紅》的人的愚味比東海還深！「美國當前的危機是長期低估風險造成的，是多種強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處理起來更困難。這也是一場信心危機，」魯賓說。冷戰後，美國低估了中國印度的發展速度，發展中國家聯合的強力因素，減排時間表提前，新能源開發科技跟不上氣候變暖造成的「信心危機」，就是世界經濟危機的主因。 「美國實體經濟，包括高科技經濟基礎還是好的。」（溫總理語）所以見機「抄底」，「存錢不消費」的中國出手2000億救市。世界認為中國見機做了一樁適合中國落後水平的聰明生意。得到肯定的是美國的制度，而不是中國政治。 我們再從歷史上看，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災後，市場被認為已經失效，立法者試圖通過管制找到克服危機的辦法。緊隨其後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各種進口商品的有效稅率提高了三倍，美國出現了1929年至1933年間的「經濟大蕭條」。另一種反市場情緒的盛行，則讓歐洲一些付出了更高昂的代價：法西斯主義。前蘇聯和文革中國因政府失靈而幾近崩塌的例子就更不用多說了。儘管目前的危機十分嚴重，儘管就在去年還滋生了 「中國改革開放是否應該進行」的激烈辯論，我們更應該清醒的肯定，市場在檢驗經濟發展中的絕對權威。新國家干預主義不應該藉機復辟，自由主義不應該終結。 事實上「美國是被亞洲的流動性淹死的。」首先，運自中國和其它低成本生產國的廉價商品平抑了美國的物價。這使得密切關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美聯儲誤認為，它可以做到高增長與低通脹二者兼顧。其次，亞洲銀行共4.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與石油美元一起，向美國提供了幾乎無限的流動性。它們湧入美國國債以及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債券，壓低美國利率，推漲房地產泡沫，並為先購物後付款的消費習慣提供資金。（David Pilling）總之，既然危機已經出現，他毋寧理解為是美國金融系統長期放鬆監管造成，還不如看作是以前實施的，長期被認為是有效干預的錯誤政策造成的必然後果。根據《金融時報》社論的觀點總結：由於優質抵押貸款行業被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壟斷，次級抵押貸款迅速增長。「兩房」是由政府創立、受政府監管、實際上受到政府擔保的機構。證券化是為了繞過資本方面的要求。但它也創造出了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的金融工具。用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話來說，這些金融工具的確是「金融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顯然，進一步對現有監管體制進行研究和調整是必須的。中國在這場危機中應該學到更為生動的一課。表面上的市場失效往往在背後也有著政府失靈的因素。也許談論市場經濟，談論市場自由，並不因為它總在第一時間，更有效率的帶動經濟增長。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市場也必然是檢驗經濟是否兩性發展的唯一指標。 美國金融海嘯的法則是什麼呢？日本野村董事長渡邊賢一在收購美國海外銀行成功後興緻高昂地說：「我可是在24小時里，就把生意做大了。」不適應市場的人退出市場，讓強者佔有「世界救世主」的制高點。如果日本違背了市場規律，同樣會在下一輪危機中被淘汰出局。 美國金融海嘯的教訓是什麼？低估了中國農民工的爆發力。中國應從中學習什麼？讓中國人更大自由地掌握市場經濟！ （馮夢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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