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出版史·大陸篇

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39

我之前已經講過張愛玲的上海出版史，一直講到她1952年離開大陸。現在我想談談上世紀80年代以來，她的作品在國內的出版情況。我們可把事情分為幾個階段，當中也反映了國內版權問題的演變過程。

李開弟代理大陸版權

自上世紀50年代起，張愛玲的名字在國內沉寂多年，要到80年代中期，她的作品才正式回歸。1984年，《讀書》和《收穫》兩本雜誌同時發表了柯靈的《遙寄張愛玲》，《收穫》更是重刊了《傾城之戀》。1985年，上海書店將舊版《傳奇》影印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翌年又把它重排發行，這是內地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張愛玲作品。當時張愛玲並沒有授權出版。

當初，國內認識張愛玲的人還很少，比如作家阿城在多年後便這樣回憶：「記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穫》雜誌，見到《傾城之戀》，讀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龍卧虎之地，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裡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驚人。心下慚愧自己當年剛發了一篇小說，這張愛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90年代初，張愛玲找了她姑丈李開弟擔任內地的版權代理人，所得版稅都留給她姑姑、姑丈。張愛玲料想大陸的版稅不會太多，幾千字幾毛錢，加起來其實也只有一千幾百塊。她當時還有「文革」陰影，不敢給兩位老人家太多錢，怕會惹禍，覺得版稅這數目便剛好了。

1992年，李開弟分別授權浙江文藝出版社和安徽文藝出版社發行張愛玲的書，一套四卷本的《張愛玲文集》便是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據當時安徽文藝的總編輯回憶，最初只是把張愛玲當作一個冷門作者來做，起印只有三千冊，後來就火起來了，不斷加印，盜版商也拚命盜版。安徽文藝大概賣了一二十萬冊，盜版的可能是他們的幾倍。這不是一件容易處理的問題。張愛玲姑姑去世後，李開弟也年事已高，不久便向張愛玲請辭，不再代理大陸的版權了。

當年一位編輯劉曉雲，曾幫過李開弟不少忙，比如陪同他諮詢法律專家等。張愛玲為表謝意，1995年便寫了一封答謝信給劉曉雲，還隨信送上一個小錢包，但信和錢包未及寄出，她自己便去世了———後來遺物送到我家，一直也沒有人發覺，到2009年才巧合地被我「出土」，再經馬家輝與陳子善穿針引線，終於寄到劉曉雲手中。這也算是張愛玲大陸出版史上一段小小的傳奇。

盜版狂潮

張愛玲1995年逝世後，她的遺產由我父母親(宋淇、宋鄺文美)繼承。1996年，我爸爸、媽媽跟台灣皇冠出版社簽了一份「委任授權書」，正式委任皇冠為張愛玲作品的全球獨家總代理，這自然也涵蓋了中國大陸。皇冠是台灣公司，不能在內地直接發行張愛玲的書，便需要找一家內地出版社負責。

自1997年起，皇冠曾先後授權花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期限為兩年。那時候，市場已充斥著大量的張愛玲盜印書。雖然版權擁有人是我媽媽(當時我爸爸已去世)，但她年紀大，身體不好，根本沒能力管這些事。皇冠既授權國內出版社，若要追究盜版，也應該由他們負責，因為他們才是大陸被侵權的機構。但由於某些原因(比如不想惹麻煩、太花工夫等)，結果沒有人提出訴訟。既然無人追究，盜版便越來越多。2003年我到北京公幹，在王府井書店裡面，發現有一整個柜子的張愛玲的書，出版社居然超過30家，當然絕大部分是侵權的。

花城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授權期限過後，由於盜版太嚴重，卻沒有人處理，結果皇冠考慮了三年，直到2003年，才正式授權給哈爾濱出版社。就這樣，國內市場出現了一段「真空期」———即三年間沒有任何出版社再獲得授權，但盜版卻絡繹不絕。為什麼要等三年呢？因為皇冠要部署「清空」國內的一切盜版，才重新向大陸出版社授權。2003年9月，皇冠的社長平鑫濤發表《版權聲明》，申明除哈爾濱出版社外，「所有未經授權或授權早已期滿之張愛玲著作版本均屬非法之盜印版」，並表明對那些仍然盜印的出版社，採取司法行動。

至於哈爾濱出版社發行的張愛玲作品，基本上只是把皇冠2001出版的14本精裝版《張愛玲典藏全集》複印過來，唯一不同是沒有《秧歌》和《赤地之戀》。後來，授權哈爾濱出版社的期限到了，皇冠便另找一間出版社合作。皇冠找的出版社不單是負責發行、印書，最重要是能幫忙維權，結果選中了新經典出版公司。為什麼新經典會願意幫忙呢？一來是他們還簽了三毛、瓊瑤等皇冠旗下的作者，跟皇冠有較密切的利益關係；另外是新經典會覺得這是牽涉幾千萬的生意，願意花工夫去做。新經典處理張愛玲維權的事辦得很好，後來村上春樹、加西亞·馬爾克斯等都與新經典簽約。

皇冠打官司

2005年，皇冠打了第一場維權官司，起訴某出版社侵權，要求它停止出版、發行張愛玲作品，並賠償經濟損失。被告的出版社曾對張愛玲遺囑的合法性、遺囑執行人等提出質疑，但我們在法庭上提出了有力的反證。歷經一審二審，法院最後判皇冠勝訴。

據2006年6月1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所述，「宋淇、宋鄺文美依據張愛玲的遺囑，取得了張愛玲作品著作權中的財產權。皇冠文化公司依據其與宋淇、宋鄺文美的授權書，取得了張愛玲作品的專有出版權。」而被控的出版社「未經皇冠文化公司許可，擅自出版、發行了張愛玲作品的圖書，其行為侵犯了皇冠文化公司對張愛玲作品的專有出版權，應當承擔停止侵權、賠償經濟損失的民事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但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所以當我們贏了第一場官司，之後再有同類訴訟，法院也會按照之前的先例判決，我們的勝算會非常高，這無疑對侵權者起了很大的阻嚇。

之後，皇冠再陸續控告其他侵權的出版社，其間對手提出了不少荒誕的「質疑」，這反映了在版權問題上，中國司法還是處於起步階段。例如2007年9月，11家出版社在《中國新聞出版報》發表聯合聲明，指皇冠拿來作證的張愛玲遺囑是「失效」的，理由是：根據張愛玲的信和她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一篇文章，張愛玲立遺囑時並未得到林式同的同意，所以她沒有拿去登記，因此這份遺囑是「失效」的。但事實上，洛杉磯法院早已確認了林式同作為她遺囑執行人的身份，而他也確實執行了遺囑上列明的各項任務，這已經證明了遺囑在法律上絕對有效。斷章取義地單憑某封信或某篇文的一句話來挑戰法律，根本是不可能的。

被控的出版社大概無計可施，居然質疑皇冠沒有把張愛玲遺囑的正本呈上法庭。事實上，張愛玲的遺囑正本會永久存放在洛杉磯法院(正如我爸爸媽媽的遺囑會永久存放在香港法院一樣)，只要是經法院核實的遺囑副本，已經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又何需正本呢？更有些情況是，被控的出版社就是偏偏不肯認罪，那麼方法很簡單，皇冠只要到書店裡搜集那家出版社的盜版張愛玲書籍，然後呈上法庭一對質，他們便無話可說了。

結果，當然是一律由皇冠勝訴。但法院判的賠償金額不是統一的，有些出版社只要賠大概一萬幾千左右，有的卻要賠償40萬。為什麼呢？那要看皇冠是否能證明到他們侵權的程度以及他們有否說謊。例如某家出版社當庭辯稱只印了1000本，只有700本流入市場，可能只賠幾千元。但如果皇冠能夠找到一個發行商，證明那家出版社的進貨記錄有1200冊，那麼法院便會因為他們作偽證而提高罰款。

又例如某出版社曾主動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審讀處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備案，報告自己響應「掃黃打非」運動已停止印刷、發行，並收回已經發行的盜版圖書，但皇冠後來卻提出證據，顯示那家出版社即使在備案後，其實還繼續印行那批盜版書，這又構成多種偽證罪，罰款自然更重。

你可能會問，我打贏了這許多場官司，應該已發達了。我可以告訴你，第一次勝訴我只是「慘勝」。當時那筆賠款有40萬，可是算一算律師費，用剩的大概只有1萬多。但是我在香港找律師，是我自己出錢的，那裡已經要十幾萬港幣，所以到頭來我是貼錢，但這場官司原則上還是要打的，因為提出的證據、判決結果畢竟長期有效。大陸的多番訴訟過後，我、台灣皇冠、大陸代理的出版社收的賠償金，我們三方都沒有用，只是把錢花費在張愛玲的事上。例如張愛玲5年計劃、2010年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張愛玲研討會等。我認為都用得其所。

之後，基本上有規模的出版社都聞「張」喪膽，不敢再盜印了，因為所有案例都是皇冠勝訴。

蘋果侵權

正規出版社雖然不敢再侵權，但街頭巷尾卻出現了不少劣質盜印本，顯然是一些個體戶自己動手印的。2009年4月，有朋友前往北大《小團圓》首發儀式，見校園外的書攤光明正大販賣《小團圓》盜版，每本才售人民幣15元，朋友便買一本給我留念。

這本山寨版很搞笑，讓我約略描述一下。當時只是2009年4月，但書的扉頁卻印著「第1版2009年8月」；出版社是盜用一家省級出版社；字數標明為「280千字」，但正版實際只有154千字；至於那個國際標準書號，我上網一查，原來是盜用一本叫《學會選擇學會放棄》的書。扉頁底部當然還循例印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聲明，以示清白。隨便翻一翻我自己寫的《前言》，英文的「p」字完全消失了，Stephen變了Stehen，eu-phoria變了euhoria，SpyRing變了SyRing等等，簡直不可思議。

後來，大概不會是良心發現，只是盜版市場也有很多競爭對手，於是這些個體戶盜版商也致力改善書本質素，這就湧現了一批更專業的盜印本出來。方法不外乎是掃瞄正版書，令各方面都完全一樣，包括出版社名稱和國際標準書號，一般人根本分不出真偽。我到過一間書店，滿架滿櫃都是這種專業盜印本，按公斤一捆捆地發售，令人啼笑皆非。

國內盜版張愛玲的問題，我花了好幾年才總算處理好，現在出版社侵權已近乎絕跡。誰知道還有更一塌糊塗的，那就是蘋果AppStore電子書商店，你到裡面只要付9毛9分美金(人民幣6元)，便可以下載到整套《張愛玲全集》。他們的營業方法是三七分賬，商店所有者拿七成。當然我沒有授權，也沒有人會支付版稅。

向蘋果投訴或跟他們打官司，都涉及很繁複的程序，這令我很為難。首先，因為蘋果公司在美國，但他們說AppStore是由一間歐洲盧森堡公司運作，打官司要去盧森堡。然後蘋果會要求我解釋很多問題，比如張愛玲是誰？怎麼知道這個張愛玲就是你說的張愛玲？怎麼知道這些是張愛玲的作品？你怎證明她死了？你如何成為她的合法遺產執行人呢？諸如此類。

待我證明完畢，蘋果一方會說，「好，可以接受」，然後把該商店封掉。但是第二天，那個店主便可以用別的名字重新註冊，輕輕鬆鬆又再開張。接著我又要作另一輪舉證，沒完沒了，每天早上起來就要上AppStore巡視。因為舉證責任由版權持有人負擔，不法賣家只要改頭換面便可照常營業，代價近乎零，怎麼可能禁絕呢？這個侵權問題不限於張愛玲，很多知名作家也是受害者。我認為有責任處理這個問題的應該是蘋果，而不是我。

今次談張愛玲的大陸出版史，實際是講她的盜版史。最初是百家爭鳴，幾十傢具規模的出版社公然侵權，大量印刷、發行、銷售，獲利遠比正版要多，形成了一種「盜版霸權」。之後法制漸趨成熟，剩下來的，便只有一些零星的、無名無姓的個體戶，以偷雞摸狗的方式繼續經營。到今天，最棘手的盜版商竟然來自蘋果公司，我現在也束手無策。

由實物到電子商品，由上海淪陷區到AppStore，張愛玲的出版故事反映了社會、時代的變幻。在今天的互聯網世界裡，她的作品再次淪陷，可以想像，這將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無形抗戰。

口述、供圖：宋以朗

整理：南都記者陳曉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