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文人從政的悲劇

汪精衛是一個悲劇的政治人物。他的悲劇性，部分的源於一個軍事化時代的文人的處境，部分的源於他自身的弱點。清朝末年，汪精衛以一個青年憂國知識分子，憑藉書報宣傳與自我犧牲精神，一躍登上中國政治高峰。然而，他真正活躍在中國高層政治的時代，卻是中國政治日益走向軍事化的時代。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新軍閥，從「北伐」戰爭到新軍閥混戰、第一次國共戰爭、再到抗日戰爭。民國時期的中國，充斥著各種形式的戰爭。可以說，戰爭塑造了民國史，塑造了民國時期的政治。汪精衛以一個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且從未真正掌握過軍隊的文人，投身政治，適逢中國經歷空前嚴酷的戰爭、軍事化和國家社會重組的時代。汪懷抱以文人羈勒武力的政治理想，始終未能成功，又謀力挽狂瀾，出而和談，拯救東亞於戰火之中，可嘆毫無實力，既脫離黨和國家，又不見重於日人，終至身敗名裂。　　汪精衛一生以文人、書生自詡。他在政治活動中，也帶有許多文人的特徵。首先，汪的性情浪漫，富於理想，對生活常抱有「美」與「詩」的感覺。他以「革命」登上歷史舞台，一生以革命黨人自居。從他獄中詩作對於自我犧牲的熱烈讚頌中，不難體會到他本人的浪漫性格。事實上，革命在社會政治變革之外的另一個涵義，就是人生意義的發揚，是生命的抒情。知識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革命作家蔣光慈就曾說過：「浪漫派嗎?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革命就是藝術，真正的詩人不能不感覺到自己與革命具有共同點。詩人——羅曼蒂克更要比其他人能領略革命些!羅曼蒂克的心靈，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範圍之外，要求與全宇宙合而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懷抱越無邊際些，則它越能捉住詩人的心靈，因為詩人的心靈所要求的，是偉大的，有趣的，具有羅曼性的東西。……惟真正的羅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靈，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將來。」汪精衛自始至終都保持著這種革命者的激情，保持著對人生的杜鵑啼血式的浪漫想像。在他的詩中也反覆出現「杜鵑」的意象：　　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偶聞獄卒道一二，未能詳也，詩以寄感之一)　　秋色陌頭寒，幽思無端。西風來易去時難。一夜杜鵑啼不住，血滿關山。(浪淘沙·紅葉)　　果然火德耀南華，一變嵐光作紫霞。四萬萬人心盡赤，定教開作自由花。(南嶽道中杜鵑花盛開，為作一絕句)　　昏啼到曉恨無涯，啼遍春城十萬家。血淚已枯心尚赤，更教開作斷腸花。(杜鵑花)　　杜鵑是悼亡的儀式。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這種嘔心瀝血的人生想像，將政治化為了生命的抒情。柳亞子曾說過，舊南社的代表人物是汪精衛，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廖仲愷。「汪先生是詩的，廖先生卻是散文的」。此言專為回應曹聚仁《紀念南社》一文。因曹文中說：近十年來的中國政治，是陳英士派的「武治」和南社派的「文治」。南社的缺點就只是「詩的」。南社的文學運動，自始至終不能走出浪漫主義一步。「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有革命的情緒而無革命的技術，在破壞上盡了相當的力，在建設上顯不出過人的本領來」，例如汪精衛，他在同盟會裡，在南社裡，都是「第一等角色」，然而「政治的手腕卻不行」，這便是「以詩看待政治的過錯」。 其次，汪精衛的政治行動方式，也帶有典型的文人特徵。他長於激勵感發，短於韜晦謀略。政治手段以宣傳鼓動為主，從未獲得可以真正依靠的軍事基礎。汪早年在日本就以立憲派論敵和革命派宣傳家揚名，無論以《民報》主筆與《新民叢報》論戰，還是在新加坡主持革命派喉舌《中興日報》，汪都能以滔滔雄辯，為革命派大張旗鼓。1907年，汪隨孫中山到星洲(新加坡)、安南、香港等地，「組織同盟會分會百餘處」，並為革命宣傳、籌款。為避人耳目，同盟會支部均以演說社、書報社名目活動，汪是演講的「台柱」。當他還未到場時，全場已座無虛席。當他踏上講台時，「滿堂即鴉雀無聲」，「每逢講至精彩熱烈處，掌聲如雷而起。」還有人說：「汪君之演說，題目既簇新，而事事頗得肯綮，因此極得聽眾信仰，謂南洋華僑之覺醒，實出於汪君之力，亦不為誣也。」胡漢民回憶汪精衛在新加坡的演講時也說：「聽者任其擒縱，餘二十年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1928年《國聞周報》上曾有署名「客觀」的作者說：「有深知汪之為人者雲，汪氏特長在煽動，一小時之講演，引得群眾感情激昂，幾若有捨身從彼之慨。……然考其實際，則辦事初無十分調理，即使今日之所是，明日又從而非之，他日又變。」再次，中國的文人往往鄙視政治，而又對政治懷有不可遏制的熱情，這一點，在汪身上表現的十分突出。汪既以政治為救國手段，為實現理想的途徑，又將政治視為權力鬥爭，不時標榜自己清高自重和不甘以政治自污的心情。參加了汪偽政府的雷鳴，在為汪精衛所做傳記中，反覆強調了汪對文學的熱愛和對於政治的厭倦，說汪精衛若生活在一個清明盛世，發揮其全部才華於文學生涯，或將能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大放異彩，「可是中國需要先生的政治領導，更甚於其私人生活的文學經營。」這種解釋很符合汪的自我想像。儘管投身政治，汪精衛卻很少積極的肯定政治本身的價值，而常常表現出對於政治的刻意疏離，認為政治是污穢的，追逐權力是骯髒的。他一生依賴「革命」話語，以「革命黨」而非「政治家」自居，將投身政治解釋為一種為了救國救民而讓渡自我、甚至犧牲自我的行為。他在民國初年離開政治十年，二十年代重返政壇之後，曾對吳稚暉說：「自去年以來，如蛆蟲之浮沉於糞窖中，忽忽不知旦暮」。可見彼時汪對政治的厭惡之情。他的詩中有「終留玉潔冰清在，自與嫣紅奼紫殊」，「如此獨醒還獨醉，幾生修得到芙蓉」等句子，流露出遺世獨立、清高自賞的情緒。1926年3月，他在「三·二○」事件中受到打擊，「病中」讀陶淵明詩，「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間舊墨痕」，發出「人生何處不籠樊」的感慨。1934年5月，曾加入改組派的楊玉清去巴黎留學前，請汪精衛寫格言，汪立刻提筆寫下《易傳》中的句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 汪精衛一生動輒稱病辭職，公開標榜「合則留，不合則去」的處世態度，恥於承認自己的權力慾望。1929年6月，汪精衛在法期間，曾在致王懋功的一封密函中說：「十八年來，國柄皆為武人所挾持，所謂文人，在實際上，不過為武人之幫閑，……弟亦文人，所自覺比較其他文人乾淨些者，則弟始終保持『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精神，當其與武人共事時，盡心合作，及覺其不能共事，則決然捨去，決不受其羈麋。例如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蔣公並未驅弟，弟去之後，其挽留懇切之函，至今尚盈於篋笥，然弟則捨去不顧。又如十六年九月中，桂方李、白諸公，未嘗不擁弟，然弟發覺其潛與譚、程等台謀倒唐，擅專軍事，則弟又捨去不顧。此弟之比較其他文人戀棧阿附、甘為傀儡者，略為乾淨些也。」這種「文人」認同和對政治的矛盾心情，使汪在政治鬥爭中將行將卻，動輒去國離職，有害於紮實的經營培植自身的實力，從而影響了其在政治鬥爭中的能力。　　最後，汪精衛的性格，也帶有顯著的舊式文人特徵。他多情、脆弱，而易衝動，不乏捨生忘死的勇氣，但缺少強韌的意志和圓融折衝的智慧。汪為人多情，春花秋月、孤松衰草、風雨山河，凡觸目之景，無不感懷而傷情，但多情常會使人忘我而衝動，為情緒所控制，喪失清醒、冷靜的判斷力。汪在曾仲鳴死後，悲憤至極，公開發表《舉一個例》，引述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記錄質問蔣介石，為什麼蔣能求和而他不能。這種為宣洩個人憤怒而公然泄露國家機密、破壞抗戰利益的行為，就是感傷之情不能收攝而使個人悲憤情緒控制了政治決策的表現。擔當大事者，需要有強韌的功夫，能百折不撓。汪則恰恰相反。他的性情悲苦而脆弱，一遇挫折就悲觀失望，缺乏堅忍不拔的意志和從容努力的決心。又常常表現出強烈的僥倖心理，見到機會就躍躍欲試，因而政治主張以「多變」著稱。這種脆弱性格和僥倖的心理，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中，最容易使人喪失立場而迷失方向。 參加過1930年擴大會議的張知本說：「汪精衛聰明有餘，但穩重不足。有一次在保和殿開會，汪擔任主席，南京飛機投彈，汪竟抓了皮包就跑。其實他只需宣布『現在停止開會』就好了，但他慌張的什麼都顧不得，我想起來還覺得好笑。」又說：「戴季陶氏曾經批評胡漢民欠一個『厚』字，汪精衛欠一個『重』字，也就是說胡太刻薄，汪太輕浮，我覺得這批評非常深刻。」胡漢民是汪精衛早年摯友，後因政見不合結怨。當胡被蔣拘禁後，汪竟在香港《南華日報》撰寫《哼，也有今天》一文，加以諷刺，張知本說：「我覺得此種幸災樂禍的態度，未免胸襟過窄，有失政治家之氣度。」《國聞周報》一署名「客觀」的記者，曾評論汪精衛，說他「胸無城府，以書生驟躋高位，又好談兵，輕燥實所不免。」又說：「時人譽蔣為英雄，汪乃欲以一書生羈勒武人，以口舌筆墨取蔣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敗也」。　　左舜生晚年曾評價汪精衛說：「大抵汪之為人，富感情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然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汪精衛是一個生長在國家危亡、文化斷裂時代的讀書人。他一生不能忘情於政治，這種體驗，其實是中國很多憂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中，曾論述梁啟超為何與中國五十年腐惡政治不能絕緣，說：「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又說：「此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汪精衛嘗言，其「革命之決心」所由起，起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目睹芸芸眾生辛苦憔悴，為人踐踏，無異於牛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憂之中不能自拔。憂憤鬱結，「以成革命之決心。」一個生逢亂世而又生性敏感的知識分子，將個人生命中的抑鬱感傷與國家興亡、民生疾苦聯繫起來，由此獲得生命意義的充實與發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於他投身政治的救國動機，我們是可以不懷疑的。 然而，人是複雜的，政治更是複雜的。汪精衛有理想，有擔當，也有缺點。梁啟超在《新民說·論私德》一文中，曾慨嘆「革命」本身對於「革命者」人格的戕害。因為「革命」是要以絕少數人與佔據絕對優勢的社會力量相抗衡，為了勝利而不做無謂的犧牲，「則時或不得不用詭秘之道，時或不得不為偏激之行」，其中「根性薄弱」者，必隨流而沉沒。因此一個本來「極樸實光明」的青年投身革命之後，不出幾年就可變成一個「刻薄寡恩、機械百出」的人。其起初一念的愛國心，絕對是純潔的，以後就不過是假借「愛國」之名「足以炫人」罷了。投身革命如此，投身政治亦然。汪精衛無疑是梁啟超所說的「根性薄弱」之人。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多情、衝動、好名、僥倖、偏執等等缺點。這些缺點在殘酷的政治鬥爭環境中，不斷被激發，為他最終的傾覆埋下了伏筆。汪精衛有救國的願望，也有鮮明的黨派立場與「階級」立場。在他對中共的恐懼中，包含著對社會革命的恐懼，和對蘊藏在整個中國底層社會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恐懼。而這偉大的力量，才是中國能走過戰爭，走向和平，走向汪也為之嚮往的獨立自由國家所依靠的真正的力量。汪精衛作為一個政治家，與此龐大的歷史力量背道而馳。奔走一生，既找不到與軍隊結合的方式，又找不到與民眾結合的方式，復將最後之希望，寄託於幾個日本軍閥政客的「覺悟」之上，而最終落下了其悲劇人生的帷幕。（李志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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