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碰子：李鴻章與他的兄弟們

——李鴻章與他的兄弟們

一

在晚清的歷史上，李鴻章是與他的老師曾國藩齊名的人物，在很多時候或很多人的敘述中，曾李是不分家的。說到曾國藩就離不開李鴻章，說到李鴻章，那更不能不提曾國藩。曾國藩對於李鴻章而言，是老師也是朋友，還是夥伴。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曾國藩也就沒有李鴻章的成就與地位。

曾國藩死後，李鴻章接受了替曾國藩撰寫碑文的任務，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說:「謀國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牘私函，無一欺飾語……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復歸來，為公為私，肝腸寸裂!兄本為擬文哭之，無如一字落墨，淚寄千行……」又從千里之外送來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這樣的評價，對曾國藩來說，是非常合適的；而對李鴻章來說，也是道出他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不過，李鴻章的成長固然有其老師的影響，但他個人的聰明能幹還是主要原因。

曾李相差12歲，兩人都屬羊，但在性格上卻有極大的不同——曾國藩深沉博學穩健，李鴻章靈巧善變快捷，但是他們兩人都是極有學問、天資極高、手腕極高之人，他們都掌控著自己的軍隊，都擁有當時別人無法取代的勢力，都官位很高、影響巨大。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在外交上更突出一些，他出訪了許多國家，走了許多地方，其視野更開闊，在國際上的影響超過了其老師，晚年在清廷的地位也是無人可比。

李鴻章的發跡首先還得力於他的父親李文安，這李文安是安徽和肥人，書讀得不錯，後來與曾國藩同年考上進士，成為很好的朋友。李文安自己的本事不怎麼樣，但他眼光不錯，很會識人，他看到他的朋友曾國藩將來必有大的出息，所以就讓他的大兒子李瀚章與二兒子李鴻章都拜曾國藩為師。

李文安除這瀚章鴻章外，還有四個兒子，分別叫鶴章、蘊章、鳳章、昭慶。這樣算來，李鴻章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兄弟共六人，還有兩個姐妹。也別說曾國藩的厲害，李家只有老大老二拜了曾國藩為師，後來才有了大的作為，都當了很大的官，其他的幾個兄弟在官場上沒有什麼道道，可是在致富方面卻有兩手。所以，李家的幾兄弟，有的當官有的發財，各盡所能，各顯身手，總體上看都不是等閑之輩，當然了最為突出的還是老二鴻章，在他得勢之後，李家兄弟多多少少都沾了他的光，這在中國官本位的社會裡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二

李鴻章的大哥李瀚章，生於1821年，大鴻章2歲,小曾國藩10歲。他在1849年先是弄了個拔貢，也就是從秀才中選出了優等生，後來因他父親介紹到了北京，成了曾國藩的弟子。1851年李瀚章被分配到了湖南，在永定縣當縣官。如果沒有大的變故，他或許就這樣從基層做起，機遇好了就能一步步往上爬行，最終能弄個什麼官位，那也很難說。但是，風雲突變的時局打亂了正常的秩序，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不但讓他的老師曾國藩改變了人生的足跡，也讓這位湖南小縣官的工作有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曾國藩回到老家訓練湘軍後，就將李瀚章叫到身邊，讓他當上了湘軍後勤總管。

李瀚章在學問與官位上雖無法與其二弟鴻章相比，可他的經濟頭腦卻很厲害，特別會「抓錢」管錢，是個非常出色的管家。他在湘軍內，依靠曾老師的關照與支持，積極活絡地周旋於那些武人粗人之中，以紮實的工作作風，把個後勤部管理得滴水不漏。同時他還主動出擊去籌措資金，為湘軍提供軍費支持。他知道軍糧軍餉就是軍隊的生命，就是勝利的保障。為了替湘軍籌集軍餉，他在江西主持報銷局，到廣東興辦厘卡收稅，都頗有成效，大大地充實了曾國藩的「錢袋」。曾國藩一再表揚他的忠誠，不時以把他的優秀表現專折上奏朝廷。

由於李瀚章為湘軍立下汗馬功勞，更由於他的老師的經常表揚與上奏清廷，為他說好話，所以這小子的官運也就自然不錯，後為他一直截了當升到廣東按察使、廣東布政使、湖南巡撫、浙江巡撫、湖廣總督、四川總督、兩廣總督的位置上，成為當時清王朝地方上一個重要大員，一時間可與他的弟弟鴻章相提並論。

李瀚章的經濟細胞源遠流長，他的後代中出了幾個善於辦實業的好手。別的不說，單是清末民初中國最大的兩家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就都是他的後代創辦的。交通銀行的第一任總理是他的二兒子李經楚，中國銀行的第一任總理是他的外孫孫多森(李瀚章二女兒的二兒子)。一家人佔據了中國兩家最大的銀行的首把交椅，也這在是牛的不輕。

李家老三李鶴章書讀得不怎麼樣，沒有什麼大功名，但他也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也在湘軍和後來的淮軍中統兵打過仗，也為朝廷立下了不少戰功，但戰後別人都論功得賞，都升了官發了財，可他卻只當了一個管糧食的小官，這讓他很生氣，他一怒之下跑回了老家，開始搞起了經營，做起了買賣，賺了不少錢，開始又搞起了房地產，蓋了許多的房子，還開了鹽業與茶葉的當鋪。有了錢之後，李鶴章又造了一個擁有400多個房間的「李家樓」，還在合肥建了五進的豪宅，在安徽省的許多地方都有他的倉房與典當行。不過他不是一個扣門的人，發財之後的李鶴章為家鄉做了不少好事，又是辦學堂，又是建廟宇，還出資修府志。

李鶴章自己儘管在官場上沒有弄個道道來，但他的二兒子他李經羲後來官至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也算是給他露了臉。

老四李蘊章因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門裡短期做過事外，基本上是在安慶全力以赴置辦家業，是個安慶城裡的大財主。此人眼雖不明，心卻雪亮。據說他能兩隻手同時打算盤，要是造房子，只要背著手繞著地基走一圈，就能算出需要多少材料，需要多少工時了；要是買地，他只要到地邊走一走，就能聞出地里的「地氣」，知道那地出不出糧食。他先是開了一家鹽號，那時經營鹽業可不是一般人能幹得到的，那需要官府有人才行，這一點對他不成問題，誰讓他的兩個哥哥都是朝廷的大官呢？後來又開了當鋪、錢莊，也搞起了房地產。他買下了太平天國時期的英王府，也就是曾國藩收復安慶後的兩江總督衙門，還買了遍布全城的幾十處房子，其家業之大，即使其二哥李鴻章也望塵莫及。

老五李鳳章對政治和軍事沒有興趣，早年曾在曾國藩手下干過後勤，此後全部精力都放在做買賣上，也是個「悶聲發大財」的人，據說擁有了大半個蕪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至於他如何成為首富?佔了什麼便宜有什麼經營訣竅?卻一直無人識得廬山真面目。另外，這李鳳章雖是買賣人，但書法很不錯，我曾看到一幾張他的字卻有一種另類的風骨，當代的范曾書法中有李鳳章的味道。可能因他的家世與影響，加上他做了不少善事，他無意於官場，官府卻找他上門，不時給個這個職務那個位置，都是些榮譽性質的。比如，1892年誥授光祿大夫，1894年贈榮祿大夫。

有錢之後的李鳳章與他的三哥李鶴章一樣，也做了不少公益事情，他退居蕪湖後，時時博施廣濟，1876年廬郡發生饑荒，他先後購谷五千石，分給族戚鄰里，以賑災荒，三次災鳳章均如前賑濟。1888年廬州旱荒甚大，鳳章倡捐白米五千石歸官賑濟，捐米二千石分給族戚，籌谷萬餘石平糶各鄉鎮。就是1899年山東黃河堤決，他聞知後也捐萬金助賑。

三

李文安最小的兒子，也就是老六名叫李昭慶，為什麼其他五位哥哥最後一字都是「章」，而獨他沒有呢？別人都是講究輩的人，他怎麼就亂了呢？這一點我還沒有看到解釋，但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則讀書人李文安不會這樣隨意給兒子弄個名字。《廬州府志》一書上說李昭慶:「少通經史,博學能文,持躬端正,文章得雄直氣。」由此可證，這老六也是個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他父親對這個小兒子很是器重，也很是喜愛，曾寫詩誇他:「小時誠了了,長大豈不佳?」對他寄予厚望。

可是人的命運往往並不是自己一人能控制的,他後來的命運的確不佳,仗打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但官沒當上最後命也丟了。其父去世的時候他剛20歲,天下正大亂,他的大哥、二哥、三哥或辦團練,或在外當官,他就在家侍奉老母。不久廬州府被太平軍蕩平,他的家鄉被洗劫,他們兄弟只好陪著老母逃往江西,投靠在曾國藩幕府中的大哥李瀚章,從此兄弟幾個都先後聚集在老曾的麾下。 1862年夏天,李瀚章奉命去廣東辦理厘金的時候,也正是李鴻章率領淮軍初抵上海,實施「以滬平吳」戰略的時候。

李瀚章原計劃是帶著小弟一同前往廣東的,他們先一起到了上海,準備從上海乘船去廣州。這時瀚章鴻章與昭慶三兄弟在上海碰了面，哥仨商量對策，老大主張小弟弟隨他南下，可老二要求小弟留在上海，跟隨他，為他做事，因為他眼下正需要得力幹將。就這樣，李昭慶沒有走，他成為他二哥淮軍中的一員戰將。不久他又奉二哥之命前往老家安徽招兵。在湘軍攻打天京之戰時，他負責專防守無為州城。後來在與江浙一帶的太平軍交戰中,守常熟,打嘉興,他都參與了前線的指揮作戰；戰事稍停,他也跟三李鶴章一樣,得不到特別的獎賞。因為李鴻章為了避嫌,不便為自己的弟弟請賞,寧可獎勵別人。這樣李昭慶勞而無功,力氣都白費了,自也是對二哥有一肚子的氣。

打完太平軍，北方又起了捻軍，曾國藩先去鎮壓，結果失利，之後朝廷又派李鴻章的淮軍前往。李昭慶在曾國藩與他二哥去圍攻捻軍時都是先鋒官，他在戰場上又立下不少戰功，成為獨擋一方的猛將。這期間，他已有了獨立編製的武毅軍和馬隊共萬把人,整天賓士在湖北、安徽、山東、河南廣大的區域內,與捻軍往返周旋,不得休息。每次鏖戰，李昭慶「匹馬斫陣,所向無前,雖盛暑寒冬,與士卒同勞苦」,也許就在那時已落下了病根。很不巧的是,那捻軍首賴文光原先已是李昭慶的瓮中之鱉,可是在追趕了數百里後,賴文光跑到了揚州,卻被留守揚州的吳毓蘭部活捉了,功勞就是人家的了,到頭來仍是「事不奏功」。年年辛苦不少,戰後論功,只得了一個記名鹽運使,而且並無實授,只是個空銜而已，他當然悶悶不樂,向二哥堅決要求回家去,弄得二哥毫無辦法，只好隨他而去。

1872年5月，李昭慶有事到京城去，可病情發作，吐血不止。已是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得知情況後馬上將其小弟接到天津，並找來名醫為其治療，但數月之後，仍「咳嗽日夜不絕聲,先痰後血,血盡則痰,濃晦膠粘,醫謂肺腎兩經先絕」，最後因吐痰不出,手足俱動,哽咽氣絕,年方38歲。據說他去世前還在生二哥的氣，李鴻章去看他,他把頭轉到床裡面去,不高興理他。 不過民間對李昭慶之死卻另有說法：說李昭慶因為長得身高馬大,一表人才,非常英俊,到北京後進宮獲慈禧召見,被留在宮中宴遊數日,有人認為他得到「老佛爺」的寵幸，由此引起滿朝文武背後議論紛。曾國藩得知此事後就責問李鴻章，而李鴻章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就害死了他的小弟。但是這件事顯然不值推敲——曾國藩於1872年3月去在南京去世了，而李昭慶進京是在同年的5月，一個死去的人怎麼會責問李鴻章呢？或許是民間出於對「弱者」李昭慶的同情，因為他沒有沾他二哥多少光。在李家六兄弟中，老大老二都當大官，老三老四老五都發大財，而唯老六，相比之下卻差了許多，年紀輕輕就離開了人世。

但李昭慶的後代卻很興旺，他有四個兒子四個女兒。因為他二哥直到40歲還沒有兒子，故他的大兒子李經方過繼給李鴻章當兒子，後來成為外交官，並跟隨李鴻章到了日本，參與《馬關條約》的簽訂。另一個兒子過繼給李鳳章。四個女兒都嫁得很風光，婆家都是有錢有勢的主。

四

大致說完那些兄弟之後，還是要回過頭來重點說說李鴻章，他不但是他們李家的主角，也是中國晚清時代的主角。

李鴻章的一生可謂豐富多采，既順暢又坎坷，既得到了很高的地位很大的榮譽，又受到了很大很多的非議，在以往數十年的教科書中，他基本是一個被否定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在我學歷史和我教歷史的日子裡，一提到李鴻章，人們馬上把他同賣國賊、劊子手、甚至是大漢奸等名稱劃等號。最近幾年，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人們越來越理性地看待歷史上的事件與人物，對包括曾國藩與李鴻章這樣的所謂「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客觀的評價，那種一味謾罵式的說法基本不見了，代之更多的則是清醒的公正的看法。

當下的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在說「夢」，說中國夢，說國家的夢與個人的夢，在我看來，李鴻章一生就在做著一個大夢，那個夢就是強國之夢。這個夢在他的晚年，特別是通過與外國打交道漸多之後，變得愈來愈強烈。只有理解了他的夢，或者說在他的這個大夢有前提下，才可真正去理解他這個人的所作所為，才可以看到他的苦心、努力、掙扎、無奈與無助。舍此之外，都難走進他的內心世界。

李鴻章的人生歷程可以分那幾個階段：

從老家到北京讀書交友、特別是拜曾國藩為師應為第一階段。

這時候他心智早已成熟，在家鄉苦讀了很多書，加之他天資甚高、悟性又好，故到了京城之後又得名師指點，他如魚得水，進步神速。後來他在一首組詩《入都》中曾有兩句概述了那時的經歷或收穫：「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有他老爹的引導推介，尤其是有他曾老師那桿大旗在樹著，他以其天生之靈活與聰明，自然是結交了雲集於北京的許多名人要人，這一點他的確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京師有道人」，當然首指曾國藩了，這位「有道人」早就入了他父親李文安的法眼，心下明白曾氏是雄才大略，將來並非池中之物，必有大的作為，跟上這位湖南來的老曾，就肯定有了保障。

當年，李文安帶著李鴻章去拜見曾國藩，讓曾對其兒子進行教誨和照顧時，曾國藩正患肺病，暫居城南報國寺養病，閑暇之餘常與經學家劉傳瑩等坐而論道。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的棲居所，住在這裡，曾國藩有意感覺一下顧炎武曾經的氣場。曾國藩一直有著大儒之風，面對內憂外患，他常常以顧亭林自喻。曾國藩畢生所考慮的，是在亂世之中，在西方文化與科技的強烈衝擊下，如何推動有著千年歷史的儒學向前發展。後來，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一學，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而這些精深的義理與教悔，特別是曾國藩身上不怒自威的氣度，都深深感染著年輕的李鴻章。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正因為曾氏的教導與影響，才讓李鴻章迅速成長起來。

李鴻章的人生第二階段應在他參與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如果說在京城跟隨曾氏讀書，聽他講話，那還只是感受到理論與書本上的東西的話，那麼到了戰爭中他則在具體的實際中不斷磨練，他由原來的自負狂妄或急躁而漸漸變得沉穩冷靜起來。曾氏與他都是讀書人，可人生跟他們開了一個玩笑，時局逼著他們以書生之身投入到殘暴的戰爭之中。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從失敗中重新站起來，再總結再戰鬥，以百折不撓之精神去完成一種歷史的使命，這是曾氏的責任，也是他的責任。作為秘書兼高級幕僚的李鴻章，並不是一味聽從老師的安排，他起初的性格決定了他有話就說，不管是什麼人，他都敢於直言不諱。湘軍高層多為湖南人，而他一個安徽人在裡面，多多少少是受著一點排擠的，曾國藩不說什麼，可他手下的一些人對李氏還是多有不滿。

李鴻章當時最怕面對的一個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為人狂傲，天分極高，目中無人。在曾國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稱呼他人從來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對曾國藩，也以曾氏的大號「滌生」稱呼。有一次，曾國藩與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種文字遊戲，將各人的姓名列入詩中，自得其樂。曾國藩先出上聯:「季子自鳴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巧妙地將「左季高」三字嵌入聯中。誰想左宗棠馬上對出的下聯卻是:「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將「曾國藩」大名三字納入了。以字相稱，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卻直呼其名，就有點不恭了。因為是遊戲，曾國藩也不好說什麼。左宗棠對曾國藩尚且如此，而對新來的後生李鴻章就可想而知了。在這樣的局面中，肯定會受很多窩囊氣。或許兩人的的梁子就是這個時候結下的，在後來的日子裡，兩人雖都是朝中重臣，可意見總是和，你說海防重要，我說邊疆更重要。曾氏去世後，左帶兵收復了新疆，一時間聲望高於李。

李鴻章對左法宗棠有幾分懼意，因他年歲比自己大，學問厲害，反應特快，與他爭鬥得不到半點好處，可對湘軍的其他人，年輕力盛的李鴻章卻並不買帳。有一次，曾氏主持會議之餘，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飯閑聊，話題轉到安徽人身上。曾國藩手下的一員大將彭玉麟因為其父親早年在合肥一帶做過小吏，期間頗不得志，所以吃飯進就帶頭說安徽人的不好之處，跟隨的一幫湖南人在言語之中對安徽人有些譏笑的成分。李鴻章雖奮力辯白，但孤掌難鳴，一直處於劣勢。他忍無可忍，惱羞成怒，竟然動了粗，一拳打向彭玉麟。彭玉麟也忍不住還擊，兩人摟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還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拚命拉架，才沒有引起大事端。

儘管湘軍中的一些人對李鴻章這個安徽人有那麼一點地域是的排擠，但他的才幹得到了包括曾國藩在內的湘軍將領的一致公認，無論是奏稿還是批示，他都寫得條理清晰，嚴絲合縫，讓曾國藩省了不少心。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彌補了曾國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緩」，沉穩厚重，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反應快捷，每有大計，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李鴻章在此期間為曾國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國藩幾次戰敗後，給朝廷上了一封奏摺，給自己請罪，說自己「屢戰屢敗」。寫完之後，交給李鴻章看，李鴻章改「屢戰屢敗」為「屢敗屢戰」，結果，朝廷不僅沒有怪罪曾國藩，而且還大大地表彰了曾國藩一番。曾國藩曾經考慮將湘軍轉移到四川，以避開太平軍鋒芒。李鴻章就不贊成，李鴻章在分析形勢之後，主張曾國藩堅守長江一帶，決不退卻，耗去太平軍銳氣之後，給予打擊。從後來的情況看，李鴻章的這些謀略都堪稱正確。曾國藩感嘆李鴻章有過人之處:「將來建樹非凡，或青出於藍，亦未可知。」

所以，這一階段，李鴻章也算是為他的老師出了大力立了大功，他自己也從中得到了很好的鍛練與提高，為他以後獨立擔當大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階段應是他獨立擔當淮軍及在洋務運動的表現，這一時期是他更為成熟與眼界更為開闊的時期，也是他與其曾老師並駕齊驅、甚至在對外認識上超過其老師的階段。有了在湘軍的歷練，李鴻章的各方面都得提以提升，他知道如何帶兵打仗了，也懂得如何去駕馭和管理軍隊了，所以他訓練了一支屬於自己的部隊，基本組成人員都是以安徽人為主，他著力培養了一批來自家鄉的骨幹，如後來赫赫有名的劉銘傳與丁汝昌等都是他的得力幹將，也都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後期，他在上海就開始與洋人接觸，領教了洋槍洋炮的威力，自此他對西方的船堅炮利有了真實的感受，並從此堅信中國也只有走那條道路才是唯一的同出路，他崇尚洋物，並不滿足於簡單的購買，他還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辦近代的軍工企業，生產出全新軍用物資來。為此，他開辦了影響巨大的江南製造局，同時也在其他地方興辦了許多近代廠礦。在接受歐風美雨熏陶的時候，他固然的思想的深處格守著中國的傳統文化，或者以其為主導，但他並不像張之洞那樣過份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比其他清廷的官員更有開放的意識與主動嚮往西方的傾向，這一點也是他區別於其他官員的重要方面。在1872年曾國藩去世之後，李鴻章就是公認的漢人在朝中的代表性人物，人們多以李忠堂稱之。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他人生的後期，他走出國門，眼界進一步開闊，但在國內他又不得承擔著收拾殘局的重任。他欲有所為而又無能為力，他在努力挽救大清將要滅亡的命運，他想做一個中興之功臣，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成為徒勞的掙扎，最後自己弄了個身敗名裂。在這一時期，他在與洋人打交道日漸增多之後，骨子裡自覺不自覺地就有些懼怕洋人，所以在中法戰爭中，在中國軍隊取得勝利之際，他卻急令停戰簽約，導致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他一手創建的北洋水師，本是亞洲最強的海軍，擁有世界上先進的艦隊，可一場甲午戰爭，堂堂的大中國竟敗在了小日本的手中，他又不得不去赴東洋與人家談判。面對屈辱的條約，他也曾抵抗過不滿過，也想拒簽，但伊滕博文製造了一場槍擊事件卻讓他魂不守舍，徹底失去了退路，加之混蛋腐敗的朝廷的意思，所以他只好在那條約上籤了字，由此他也被看成是國家的罪人，他的聲望一落千丈，回到國內他一度曾不敢出門。緊接著八國聯軍來了，那個更加屈辱的《辛丑條約》還是由他來簽字，這時他離去世已經沒有多少時日了。至此，他的人生也該划上一個句號。

五

但是，也就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老佛爺」念他對大清有功，特批准他出去散散心，順便考察一下西方列強的情況，這樣他有機會出訪歐美許多國家，他是西方人在他們本土看到的最大的一位中國官員。從1896年3月28日他乘船離開上海，到同年10月3日回到天津，他在歷時190天里，經過四大洲，橫渡三大洋，水陸行程達九萬里，出訪了包括俄羅斯、德國、荷蘭、法國、英國、比利時、英國、美國、加拿大八個國家。他的到來也曾引起過那些國家的一時轟動，包括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美國總統格利夫蘭、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等要人都會見過他，都舉行過隆重的儀式給予他熱烈的歡迎。俄羅斯的總理大臣維特曾回憶說：李鴻章是「卓越的政治家。

他與已退職的前德國宰相俾斯麥的談話，最能透視出他內心的世界。他問俾：「怎樣才能在中國進行改革？」俾說：對中國的情況我不了解，我不敢斷言。李又說：在我們那裡，政府國家都有給我製造困難、製造障礙的，我不知怎麼辦？俾說：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層完全站在你的這一方，有許多事情你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這樣，那你就無能為力了。任何臣子都很難反抗統治者的意願。在這個對話中可以看出李鴻章內心的糾結，他是想改革的，可又深知有人會反對他。俾斯麥的告誡也可看出同在專制體制下生存的人，不管他多麼的英明，都難掙脫那體制的局限。李鴻章何曾有過反朝廷的想法？他不會那樣做，也不敢那樣做，他的曾老師沒有這樣做過，他豈可這樣呢？況且，在他的晚年，早就不復當年曾氏打下天京後的勢力與威望了。他想在體制內進行改革，但不可能突破體制的束縛。

李鴻章考察歐美八大國家，親眼看到了人家的強大，看到了人家的富國強兵，可他看到了人家的民主與自由的制度了嗎？他感受到了天賦人權的思想了嗎？我看這一點，他或許有些感受，但又不能說出。他在考察期間，也曾發表過演講，在一次演講中，他大聲呼籲：「五洲列國，變法者興，因循者殆！」所以，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他回國後正趕上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他也曾慨然以「維新同志」自許。變法失敗後，清政府下令追殺康梁餘黨，那時他正任兩廣總督，他卻敢說「我決不做刀斧手」的硬氣話，這也實在是難能可貴，至少表明他骨子裡是同情維新志士的，與保守的僵死的滿清王朝的一些官員相比，他還是清醒的。

李鴻章兄弟與曾國藩兄弟有點相似之處，哥弟兄都多，也是有的當大官，有的發大財，基本上都弄了個功名，都在鄉里有了臉面，都在中國晚清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曾家是靠曾國藩這桿大旗，李家是靠李鴻章這桿大旗，一個在家中是老大，一個在家中列老二。他們都榮極一時，延及後代。但就家教的嚴正與厚重來看，曾家強過李家。曾氏獨家的家訓，不僅智惠及其後人，也結中國社會的讀書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曾家後人中多出官員與學者專家，李家後人中搞實業與金融者為多，這也看出曾國藩與李鴻章本人的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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