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講義八

第八講 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在談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前，我們得先給知識分子下一個稍微精確一點的定義，問題是，這種企圖有點吃力不討好！因為「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它必須放在一定的語境里才能清晰化。這語境，包括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至於語言學本身的限制——比如「知識」一詞本身的模糊性與曖昧性，我們尚沒有考慮在內。這一切，都導致對「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精確時的難度。

1、「知識分子」的詞源

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最早來源於19世紀的俄國。當初指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身屬上流社會階層，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識背景、對俄國封建專制制度的落後、醜惡與不合理持強烈批判意識並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一個知識群體。

這一淵源，導致《簡明不列顛全書》對「知識分子」定義如下：「19 世紀末期俄國的知識分子，是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受現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響，經常對國家落後狀況產生不滿，知識分子由於對社會、政治思想有強烈興趣，而沙皇政權的專制**和殘殘酷鎮壓機構使他們感到沮喪，於是在法律界、醫務界、教育界、工程技術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軍官。.......這個階層為20世紀早期俄國革命運動奠定了領導基礎。」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個來源跟1894年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有關。德雷福斯上尉遭遇不公，引起了左拉、雨果等在內的一批具有正義感與社會良知的人士的義憤，他們站出來為德雷福斯辯護，於1898年1月23發表了一篇《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因而被他們的敵對者蔑視地稱為「知識分子」。從法國的源頭來看，知識分子一詞一開始是貶義的。他們浪漫、自由，受過教育，擁有理想與熱情，個人生活上可能不修邊幅、不拘小節，喜歡在公眾場合高談闊論，以社會良知為自己的擔當，批判社會，謳歌光明，大都左傾。比如雨果，1861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後，他曾發表著名的抗議信，信中直接把自己的國家罵作搶盜：「有兩個強盜，一個叫英吉利，另一個叫法蘭西，野蠻地焚毀了這一東方藝術的瑰寶……」。我們一般的意識，都只看到雨果對中國的友情與同情，卻很少有人看到，法國這個「搶盜政府」對知識分子們的寬容。中國歷史上也有對外戰爭，比如隋唐遠征高麗的事兒，但是從沒有聽說中國哪一個知識人站在他國的立場上說話的，有的只是基於勞民傷財勸諫中國皇帝的所謂愛國愛民的忠貞之舉。中國只出了一個為李陵投降匈奴說話的司馬遷，還被皇上給閹了。當然大家會說，19世紀都是外國欺負我們，中國當然不會出現雨果那樣的咒罵自己的國家替他國鼓與吁的角色。好，這樣解釋，恰好能給我們一個面子。但是私下裡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也許這就是中國知識人與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區別？歷史不能假設，如果19世紀中國大門不被西方人叩開，而是中國繼續敲打周邊國家大門，那麼，中國的文化土壤里會不會出現雨果式的視政府為強盜的文人？

2、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概念界

著名的知識分子研究專家愛德華·希爾斯（E.Shils），把知識分子定義為任一社會中頗為頻繁地運用一般抽象符號去表達他們對人、社會、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

路易斯·科塞更明確宣稱，大學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美藉阿拉伯裔文化批評家艾德華·薩依德的界定：「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信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分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與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或無意違犯這些標準的行為。」

福柯的概念：「知識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過他在自己研究領域的分析，對那些自說自話的規則質疑，去打擾人們的精神習慣、他們行事與思想的方式，去驅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來的東西，去重新檢驗那些規則和體制，在這一重新質疑的基礎上（他在其中完成作為知識分子的特殊任務），去參與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薩特舉例說明：當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進行核試驗研究時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而當他在反對核戰爭的請願書上簽名時就是一個知識分子。

馬克斯·韋伯（M.Weber）的界定最小氣：知識分子僅限於那些因為赫然成就而被譽為「文化瑰寶」的人，他們是社會群體的精神領袖。

說了這麼多，小結一下，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其實就兩個意思。第一，一定的專業知識。否則說話沒有權威。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也可以在田間地頭髮表高論，批評政府，甚至學雨果，罵政府是搶盜，但是這批評與咒罵缺少身價，更不會傳播開來，因而影響力幾乎沒有。第二，擁有公共關懷。知識分子由於自己的專業，更由於自己的智慧與理智，在其它領域，有前瞻性的認識，他的認識，超脫其狹隘的專業，超脫社會，指向未來，基於跨越國界與球界。

3．中國對於知識分子的界定。

《新華詞典》云：「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這一界定，讓人感覺到在中國，當知識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兒，只要您是腦力勞動者，比如炒股票的，買彩票的，都可混進知識分子的隊伍之中. 再說了，腦力勞動本身就是一個模糊概念，你說司機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至於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趨向似乎是文憑和學歷代表了文化水平，這就沒譜了，「博士生象條狗，碩士生滿街走」已是我們的特殊國情。賣茶葉蛋的大嫂都能擁有一張高自考文憑，如果說政府規定凡是擺地攤的都得有一張高學歷文憑的話，或者說，只要她願意她就可以來張文憑！一句話，咱給知識分子定的門檻太低了。老實講，門檻太低，咱越沒面子。因為門檻低，咱知識分子就多。知識分子多，咱整個社會的智商卻不高，真不好意思！

《辭海》對知識分子的界定更讓人不好意思：「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王小波可能最先感覺到害羞，他說：「我們國家總以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為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我在美國留學時，和老美交流過，他們認為工程師、牙醫之類的人，只能算是專業人員，不算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在大學或者研究部門供職，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

南開大學博導葛荃也不好意思的表示: 「在西方學術界，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由來已久，而且一般都認為批判精神和終極關懷是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兩個條件。人類社會的整體命運和人的普遍利益，這是他們藉以建立其全部價值體系的前提！」

余英時先生跟著不好意思：今日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的一切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實現。當然，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們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但是，如果一個有知識的人全部的興趣始終局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知識分子除了獻身專業以外，還必須具備一種關懷精神，關懷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超越個人私利之上的。」

4、知識分子皮毛問題

《辭海》對知識分子界定後，附著這樣一句：「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分屬和依附不同的階級......」

這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到底有皮沒？若有，在何方？若無，皮子不存，毛將附焉？

中西方知識界大都承認「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提出知識分子「自由漂移」論的卡爾·曼海姆（K.Mannheim）是這樣論述的：「知識分子是沒有或幾乎沒有根的階層，對這個階層來說，任何階級或等級地位都不能明白無誤地橫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屬於任何階級的。」

5、總結語：知識分子應有的特性

我認為，知識分子其碼應擁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啟蒙性。

其次是批判性。

西方第一個反動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當屬雅典的蘇格拉底。當然蘇格拉底自稱自己是國家的牛虻，主要任務就是叮－責備和鼓勵。而蘇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稱職的牛虻－他所身處的雅典，實行的是令現代人都不可思議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問題都有公民全體討論，然後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表決通過。問題是這麼一種民主，竟然遭到了蘇格拉底的批評，他說：「要想得到正確的判斷，要根據知識，而不應根據多數」！在當時，蘇格拉底這話可是夠反動的，但是二千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發現蘇格拉底的話居然有驚人的智慧。他的觀點與當代管理學中的木桶理論－一隻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決於最長的那塊木板，而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很相近：一個多數決定少數的社會，只能是多數盲眾統治少數精英！當然我這裡無意爭論蘇格拉底的對錯，我只想說的是，蘇格拉底的反動很是可愛！

蘇格拉底死得也很可愛，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齡的老哲學家，被控犯有「不敬國神」、「別立新神」和「敗壞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審判。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以一貫的從容為自己辯護，重申自己的哲學觀點，其後，參加審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決，以281票表決蘇格拉底有罪。根據雅典法律，在判決有罪之後，原告和被告雙方各提出一種刑罰，再由法官表決用哪一種。原告提出死刑　，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蘇格拉底表示誠心認錯並提出一種較輕的刑罰，比如放逐，那本來是很容易被法官們採納通過的。但是蘇格拉底拒不認罪，只是在朋友們的請求與但保下，才提出以三十個錢幣的罰款作為刑罰，並表示他願意為真理獻身，結果，第二次表決以360票通過了死刑判決。在死囚牢里，蘇格拉底在朋友們的眼皮下，從容飲鴆而死。蘇格拉底是一個稱職的牛虻，終於獲得了好多人的討厭，正如他自己所說「就象一個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樣，寧願聽安托尼的話，把這隻牛虻踩死」。這隻牛虻從容的背負著自己的反動哲學，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恆！

再次是顛覆性，所謂的顛覆性，拿龍應台的精神來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作最大的『顛覆』，作最紅的蘋果核心裡的一條『蛀蟲』。龍應台的這種顛覆，有點類似余傑。既批評體制，又不想置身於體制之外。這是一種體制內顛覆吧。還有一種是體制外顛覆，典型代表是老莊。如果說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是執政黨的話，那麼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遠的在野派。相對於儒家的一本正經和嚴肅來講，道家就象絕頂聰明又淘氣的孩子。儒家仁啊愛啊羅嗦不清，老莊卻在一旁不時的搗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知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臣。莊子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總之，有點哪壺不開提那壺的搗亂勁兒！

但是道家的這種體制外顛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遠是站在路邊說話，甚至是鑽到深山老林里說話的。第二，他的顛覆是一種清高，一種自保，甚至是一種逃避。到了魏晉時代，以嵇康為代表的士人還在作顛覆，但是永遠沒有超出老莊的高度。比如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言：「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鉤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己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而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總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間人！與其說是顛覆，還不如說是不合作，頂多是消解，是一種泥漿戰術——為了把別人拉進泥坑裡，自己先跳進泥坑，拉不下來，也要往正統身上蹭點泥漿的，與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文人痞子化，開山鼻祖並不是小王朔，倒應了孔子那句話：其由來漸矣！

也許，正是由於中國知識界內部與外部的顛覆始終沒有超出老莊的高度，所以中國知識界最後才會走進「萬馬齊喑」的死胡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