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 論中國的國家利益系列（二）【中國政治社會的內在訴求與應戰】

往期文章：

在第一部分我們扼要地從三個方面論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以及現代狀況對於我國的挑戰：

一個是現代性問題引發的現代世界政治的危機；二是未來的政治國家的弱化趨勢；三是冷戰解體後的美國霸權主義以及後霸權時代的問題。

這些都是從世界政治的角度展開的，可以說是我們考察中國的國家利益問題的外部環境。尤其最近的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來討論我國的國家顯得尤為迫切。

下面，本文著重分析我國政治社會的內在訴求，以及由此凸顯出來的我國國家利益這一重大問題。

壹

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

「中國」古已有之，但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傳統意義的中國並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它曾經是或被稱之為中華帝國。

這個老大的帝國曾經像羅馬帝國那樣強盛過，並且出現過數度的輝煌，且不說「鬱郁乎文哉」的周朝，秦、漢、唐、宋、明，即便是大清王朝，也只是在晚期在與西方世界的碰撞衝突中趨於衰敗。

但無論怎麼說，過去的中國不是西方政治理論中所指陳的那種只是在西方現代社會隨著商業、科技、法制等要素的完善而與民族政治共同體結合在一起的民族國家形態。

關於何為民族國家，是一個在理論上一直存在著重大分歧的問題，儘管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它們爭論的要點大多在於民族國家的起源、本質、結構和歷史形態等問題上，但如下幾點還是大致取得了基本的共識：

二是民族國家擁有一定的土地，由一個或多個民族構成，並通過一定的歷史時間凝聚在一起，也就是說，民族國家具有種族、土地和時間三要素。

三是民族國家基本分享著共同的文化，它們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通過文化精神的紐帶而聯繫在一起，具有文化上的認同。

從上述幾個基本方面來說，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它只是在19世紀末開始出現政治上的訴求，而在20世紀才逐漸形成，但發育並不完善。

具體點說，我們的民族國家只是在晚清的君主立憲中出現雛形，但不幸夭折，中華民國的建立，可以說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形態，中華民國是中國也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形態的現代國家。

至於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回顧中國的政治歷史可以看出，從民族國家的構成要素來說，我們傳統意義的中國概念，主要的是一個文化共同體。

作為政治共同體，儘管我們也具有種族、地域和時間等，但支撐它們的是一個外殼易變、核心單一的王朝制度，作為主權國家的政治共同體，以及它的法律制度、公民權利與義務、控制權力的合法性等等，在傳統中國一直闕如。

而這恰恰是現代國家最國家的東西所在。我們知道，西方現代社會的國際秩序和國內政制，是以國家主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無論是君主主權、議會主權或人民主權，主權是構成一個國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歐洲國家中的所謂民族，並不是單純通過種族紐帶、民族精神凝聚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而是通過主權凝聚起來的。當然，在民族國家的建立、鞏固、成長乃至衰亡中，種族的血緣聯繫、共同文化的精神認同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是在與西方列強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但由於我們在歷史時間上屬於20世紀以來的後發國家。因此，其政治訴求與西方社會15世紀以來民族國家的塑造有著重大的不同，其主權國家的政治形態與老歐洲的主權國家形態是明顯不同的。

首先，由於幾乎所有後發國家都或多或少地遭受了殖民主義的苦難，所以民族主義構成了第三波民族國家的主要動力，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成為這些民族國家的政治基礎。

第二，就整個世界政治狀況來看，20世紀的世界政治已經進入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和憲政主義時代，特別是出現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政治勢力的全面競爭與對抗。

因此，第三波的民族國家在形態上必然被納入上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分化之中，由此而來的政黨政治和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民族國家的政治標識，也就是說，政黨政治與主權政治疊合在一起。

第三，20世紀的世界經濟，特別是後半葉的世界經濟已經進入新的階段，為了融入這個新經濟的潮流之中，後發民族國家的經濟形態快速而混亂地經歷了土地改革、工業化、信息化等各種形態，並且正艱難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以擺脫依賴資本主義的困境。

從上述幾個方面來看，中國的近一個世紀的現代國家的塑造過程，儘管具有我們的政治特色，如民國時代孫中山、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和新中國毛澤東、鄧小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

但仍沒有擺脫作為第三波後發國家建立自己的現代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有關民族主義、政黨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嚴峻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現代國家還遠沒有有效地建立起來，只是有了一個開始，道路還很漫長。

現時代中國的國家問題

　　圖片來源：搜狐讀書

本文所謂的現時代，指的是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來的歷史時期，特別是指21世紀行將展開的一個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可以說是十分短暫的關鍵時期。

總的來說，我國現時代的國家問題首先要面對和處理兩個政治傳統，一個是舊傳統，一個是新傳統。

所謂舊傳統指的中國近5000年文明古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政治倫理的傳統；所謂新傳統指的是20世紀這100年形成的國共兩個政黨的政治文化傳統，特別是共產黨建國與治理國家的政黨政治傳統。

一般說來，舊傳統留給我們的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和禮儀道德方面的內容，雖然很多人近期在做有關古典中國儒家政治制度方面的挖掘工作，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目前或近代以來的國家問題，從根本性上說，是一個有關現代國家的建設問題。

且不說新傳統的政治革命已經對舊的社會政治制度給予了摧毀性打擊，即便是就政體形態來說，舊的王朝政治也與已經處於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現代國家的主題不相接洽。

我認為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舊傳統不能從根本性的國家制度方面給予我們充分的支撐，它只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補充性資源。

新傳統屬於現代國家的主題，這是它有別於老傳統的地方，因此也是我們現時代國家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指出，新傳統所訴求和已經建立起來的是一個與世界政治秩序相恰切的政治國家，基於民族國家之上的主權成為這個政治實體的標誌。

首先，它是一個共和國，而不是王朝；其次，它頒布了自己的憲法，具有一套國家制度上的運作結構和國家行政人員；有國家名義下的議會、司法和軍隊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標誌，儘管按照薩托利的觀點，有憲法不等於有憲政，新傳統的國家形態與當今的民主憲政制度的國家還有相當的距離，但畢竟新傳統開始了一種屬於現代國家的政治形態。

也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我們說新傳統存在著重大的問題，雖然它訴求的是民族國家，但這個中國幾千年未有的國家主權觀念，對於逐漸步入世界秩序（無論的主動還是被動）的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新傳統中的兩個政權雖然建立起國家形態，但國家權力、國家利益和國家認同等屬於現代國家的本質性的東西，並沒有佔據應有的地位，國家不是被軍閥政治所閹割，就是被政黨政治所取代，真正的國家權威及其正當性並沒有獲得人民的廣泛認同。

應該指出，現代國家在西方的演變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從早期的君主專制國家，到立憲制議會國家，再到所謂的人民主權國家，直到現今的自由民主國家，其演變過程是曲折的，也走了很多彎路。

但無論怎麼說，現代國家必須具備如下三個內容：一是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二是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三是國際秩序中的主權原則。

對照西方的現代國家觀念，我們看到，中國的現代國家之路在新傳統中並沒有獲得卓有成效的落實，特別是在前兩個方面，即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和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方面，中國近100年的現代國家建設積累甚少，每每從新起步。

因此，在對於國家的治理和與世界秩序的關聯中，我國的國家主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屢受質疑，即近蛻變為一個徒有空名的外交辭令。

究其原因，在什麼是現代國家，什麼是國家利益這個根本問題上，新傳統一直存在著兩個重大的問題。一個是民族主義的問題，一個是政黨政治的問題。

民族國家不等於民族主義，特別是不等於極端的民族主義，雖然作為後發國家，民族利益和民族認同的凸顯具有重大的價值與意義。

但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與世界政治體系的關係中，如何審慎地處理民族主義的問題，積極地建立一個通過民主主義、共和主義和憲政主義加以整合起來的自由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這是一個關係長遠的問題。

在這方面新傳統並沒有什麼建設，甚至埋下了禍亂的種子，列寧、威爾遜、孫中山的民族自決權理論值得反省，而蘇聯的解體更是為我們敲起了警鐘。

現代國家不等於政黨國家，而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憲政國家，但新傳統的最大問題是實際上建立起一個政黨政治的國家，以黨代國，以黨代政，把政黨利益高舉到國家利益之上，這樣現代國家就成為（國民黨）所謂「黨國」的遮羞布。

本來政黨政治是現代國家政治的一種必要的運作形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關鍵的問題在於政黨只能是國家中一個或一些階層或團體的利益代表者，它不能高於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是一個獨立的超越於所有黨派和階級的公共利益的總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但現代的人民主權理論，乃至後來的人民專政的理論，把國家的法權主體取消了，所謂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然而人民是什麼呢？存在的只是現實的一個一個的公民個體，人民由它的先鋒隊——政黨來代表。

因此，政黨成為國家的主人，現代民族國家由此一變為政黨國家。政黨成為國家內聚力的所在，成為人民認同的所在，成為合法性的所在，成為正當性的所在。

這就是政黨政治的邏輯，在中國的新傳統中，政黨要通過軍政、訓政，最後實施憲政。

由此可見，現時代中國的國家問題的關鍵，在我看來，就是在建立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中，如何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基礎之上，處理個人權利、民族利益和政黨政治的關係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片面的自由主義，與片面的民族主義，以及片面的國家主義（實質上是政黨主義），都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

我認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的國家主義」則是可以行得通的，即在一個民主憲政的複合聯邦制國家中，既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也強化作為現代國家的國家利益，並採取容納民族自治的聯邦國家形態。

這樣一種自由的國家主義理論，可以為我們解決現時代的國家問題，提供一個可資參考的理論路徑。[1]

當然，「自由的國家主義」是對現代國家的內政來說的，而在應對國際秩序的挑戰問題上，我們顯然不能再以舊傳統的王朝政治形態出現，我不贊同時下理論界對於所謂「天下觀念」和「朝貢體系」的過分迷戀，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復古，而是建立真正的現代國家。

在此，我認為作為現代的民族國家，在如何處理當今的國際政治問題方面，應該採取一種「現實的自由主義」的理論指導戰略。可以這樣說，內政是「自由的國家主義」，外交是「現實的自由主義」。

這是我有關現時代中國國家哲學的基本觀點，關於它們的具體內容以及相互關係，我在下面再進一步論述。現在，我先來談另外一個問題，即當今世界視野下的中國建設現代國家的兩難困境問題。

建設現代國家的兩難困境

我們已經指出，建設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是我們當今的時代主題和歷史使命，因為從新舊兩個政治傳統來看，有關現代國家的理論與實踐都遠沒有完成，甚至還只是剛剛開始。

正像前面所指出的，現代國家涉及國家的主權、政體、公民權利與義務、法制、民主與憲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內容，而這些在我國都很缺乏，甚至需要從零開始建設。

一個強大的憲政國家，自由的公民個體，加上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社會，這些是現時代中國國家建設的主題，也是我們為之奮鬥的內政目標，從歷史上看，它們也是西方發達的民族國家在三、五百年來所大致走過的歷程。

但是，問題在於眼前的世界格局或21世紀的國際新秩序正在經歷著一個重大的變化，正像本文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我們正處在一個世界政治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歷史時期。

而這個所謂新時代所面臨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與我們的國家主題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應該看到，西方主流社會早已經走完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階段，它們主導的世界格局正進入一個後國家的時代。

隨著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已經逐步納入一個後國家的國際新秩序中加以解決，現代民族國家的生成問題不再是國際政治中的核心問題，國際機制、國際聯盟和跨國經濟等逐漸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中心問題。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日益密切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顯然都不能脫離國際社會而單獨發展自己的國家經濟，構建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在與國際主流社會的交往中，幾乎所有的後發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兩難困境。

一方面要建設自己的現代國家，這是一個必須但又沒有時間可以從容完成的補課內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須適應國際的主導趨勢，加入世界秩序的去國家化的議題之中。

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如果能夠長期保持的話，它作為一個地區性大國的位置顯然無可爭議，甚至在今後還具備了發展成為世界大國的潛力。但也正是因為此，我們面臨的兩難困境也就格外嚴峻。

一方面，我們要構建我們的現代國家，真正地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方面為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基礎，通過國家來凝聚人民的認同，並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使中國成為與其歷史、地域、人口和文化相匹配的現代國家。

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國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勢必對現有的國際格局產生影響，與其他國家或國家聯盟發生利益衝突，因此難免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發出質疑。

因此，如何從民主政治與世界政治的雙重角度考察中國所面臨的國內與國際的問題，清醒地意識到我們所面對的兩難困境，審慎、周密地提出一個構建現代國家的內政外交的國家哲學，這是我們的頭等大事。

我認為，在內政方面，我們需要一種「自由的國家主義」哲學，而在外交方面，我們則需要一種「現實的自由主義」哲學。

前者是我們克服片面的個人主義和同樣片面的極權主義的有效途徑，後者是我們擺脫有關中國威脅論和對抗國際霸權主義的有效途徑。

伴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們已經用盡了已有的制度資源，憲政民主的現代國家建設是今後的必由之路。

中國的崛起是自由主義的與和平主義的，我們致力於和平主義的發展，但我們也反對霸權主義，並以現實主義的手段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

下次進一步論述有關中國的現代國家的國家哲學之前，本文先闡述一下現時代中國國家利益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