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性格歷史：最初的俠義尚武，後來的懦弱麻木

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先秦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其差別之大，令人驚訝。

從「尚武精神」到「婦女態」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先後出現吳王闔閭、越王勾踐兩位霸主。再如，楚國以軍事立國，舉國上下有一種喜征戰、重成敗的尚武習俗。楚康王即位後，五年沒有率師出征，就認為自己是莫大的失職，死後無臉見祖宗。同樣，秦國在戰國時期的爭霸戰爭中一直處於優勢，這也與其長期以來形成的尚武習俗分不開。

那時，人民對於勇武之士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相反，懦弱、膽怯遭人鄙夷。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俠客遍地，武士橫行。至夏商周三代，雖已強調禮樂教化，卻仍然重視武備。講求文武並重，即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射、御」就是旨在培養保衛國土的武備之才。

然而，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在信中卻這樣寫道：「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清初思想家顏元曾痛罵道：「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望眼欲穿、苦心孤詣地等著權力的臨幸。

顏元說：「衣冠文士羞於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深切地述說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並認為中國人變文弱的病根就是「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

從「俠客」到「罪民」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史記·刺客列傳》里記載了好多刺客俠士的事迹，其中，專諸、聶政、豫讓、荊軻，「四大刺客」尤為著名，他們的信條無不是「士為知己者死」，以視死如歸的氣魄和撼動山河的壯舉，讓自己的俠義之名萬古流芳。

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魚腹藏劍、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代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的官僚，遊走於黑白兩道，失掉了「俠義」的原則本質，變得市儈和功利。

從「剛健清新」到「形如槁木」

被封建統治階級做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初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

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主制，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後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秦漢以下，雖然在世俗層面，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我期許，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鍊鋼成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稱得上偉大，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

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乾涸萎縮、奄奄一息了。

雖然明清曾出現過「萬曆中興」「康乾盛世」，但社會僵化已病入骨髓。德國著名哲學家赫爾德，說道：「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

中國人最早的性格改變要從秦朝說起。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歷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進入春秋末期，此時中原社會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

商鞅變法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商鞅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之為「虎狼之國」。但最終還是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皇權的產生，給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後果。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制體制抑制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制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

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徵。

從「雍容大氣」到「內斂文弱」

凡是唐代的事物，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唐人喜歡畫駿馬、蒼鷹和牡丹；宋代的文人畫家卻偏愛畫梅蘭竹菊，它們獨處山中，低調含蓄，幽冷寂寞。唐朝有壯麗無比的詩句：「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而北宋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讀起來是那麼的凄涼。

究其原因，在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恐懼。以兵變奪得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被自己的部將所推翻，開國不久，他便以「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在制度的方方面面限制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趙匡胤還頒布了禁止武器的法令。可笑到，連民間祭祀、社戲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記給文臣套上轡頭。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把宰相大權分割成幾塊：兵權交給樞密院，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三司」專管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諸如此類等等。

在專制集權的方向上，繼秦朝之後，宋朝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這種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馳騁疆場為榮。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時光送走。宋人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宋朝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皇位的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陷入危機。雖然宋代社會發展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從「失魂落魄」到「卑污暴戾」

如果說宋朝使國民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麼元朝則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在元代，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置疑：「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有學者曾說：「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的人民，並且凌辱和消磨了他們自己的靈魂。」

自古華夏和蠻夷的族群之別很強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南宋軍隊雖稱軟弱，但也湧現了眾多錚錚鐵骨。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5年；常州之戰，數千守軍戰鬥至死，只餘六人，反背相柱，殺敵多人方壯烈殉國；揚州之圍，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城中糧盡，有自食其子以堅持者」。

數十年的抗元戰爭，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屠戮。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後，已無中華」。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國的脊樑已被打斷，中華精神也已經滅絕。

及至明朝，國民性又開始染上了「流氓氣」。其上層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蔓延迅速，擁有極強的生命力。

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開國初的詔書中曾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

明朝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豬羊牢牢關在裡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因此，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

士人想做隱士的自由首次在明朝被剝奪。朱元璋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拇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砍頭示眾），籍沒（登記並沒收家產）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人格的空間。

明朝統治，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於江山穩定的因素，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繫，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對內則是全面社會控制。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違規，便「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

《水滸傳》人物的卑污、暴戾是元明時代中國人性格的真實寫照。

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奴性」

1793年，正值清朝乾隆年間，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戛爾尼，徹底打破了萊布尼茨、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像。

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今天的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而在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膽小、冷漠、自私、麻木和殘酷的。

他們的記錄中寫道：「中國普通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在這樣的國度里，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個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們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

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人人自稱「奴才」，個個猶如行屍走肉。

雍正皇帝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yú）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彷彿者。」

反思

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

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都有過試圖改造中國人思想的理論和實踐。但改造了一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似乎變化甚微。

2011年在佛山，一名叫小悅悅的兩歲女孩相繼被兩車碾壓，7分鐘內，18名路人路過但都視而不見，漠然而去。最終，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

不同制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在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壞的制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

來源：張宏傑/著《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