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納粹宣傳及其群體心理學分析

作者：楊光來源：山東大學學報 男，山東蓬萊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世界歷史、亞太國際關係和德國史。 國內學者在有關德國現代史和納粹運動的研究中，對納粹宣傳的背景、內容、手段和性質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論述，但多從屬於其他主題，專題性論述尚少。①西方學界對納粹宣傳的研究較為充分，視角和方法亦多樣化。②在此基礎上，本文主要從宣傳思想、宣傳內容、宣傳運作三方面探討早期納粹宣傳（1919-1933），並進行群體心理學分析。對納粹宣傳進行群體心理學分析，其認識論與方法論如西方新弗洛伊德主義創始人弗洛姆所言：「除了解產生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之外，還有一個人性的問題需要探討」。這促使我們關注作為現代人性格結構動力因素的心理因素。對心理因素的重視並不排斥其他因素。納粹宣傳有一個心理學的問題，但心理因素受社會政治經濟因素制約；納粹宣傳是一個經濟的和政治的問題，但它對德國民眾的控制必須從心理基礎來理解。 納粹宣傳思想的形成有較為豐富的認知資源。政治實踐為納粹思想提供了極為直觀的素材，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戰。一戰期間，各國為自己的「正義性」大造輿論，渲染民族主義，肆意「妖魔化」敵國。如英國的戰時宣傳把德國人描繪成「無論如何要加以消滅的、野蠻又可怕的敵人」[2](第67頁)。英國的宣傳模式、宣傳人員的高素質，都遠勝於德國。納粹黨對此感觸頗深。希特勒認為德國一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宣傳上的失敗，他不僅對英國的宣傳極為欽佩，對這一教訓也念念不忘。 20世紀早期正處在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第一長波的波峰。[3]民主化以人權平等和擴大參與等主張不斷消解以血統、神意、天意等為基礎的舊政治權威，使之合法性來源發生轉移。其重大結果之一就是群眾走到歷史舞台的前沿，成為現代政治權威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時人對群眾的崛起早有敏感認知。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在19世紀末就指出，「現代至高無上的力量，即群體的力量」出現了。自此，「群體的勢力便成為無可匹敵的力量，而且它的聲勢還會不斷壯大。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4](第6頁)。認識群眾並掌握這一力量，隨之成為歷史性要求。納粹黨對群眾政治運動及爭取群眾的政治宣傳有深刻體認。希特勒在維也納流浪期間，就注意觀察奧地利各政黨的活動。他讚揚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認識到大規模宣傳的價值」，「是真正善於啟發其選區群眾的大師」。[5](第111頁)他還十分崇拜維也納市長、基督教社會黨領袖卡爾·盧格博士，認為他「了解現代社會問題和宣傳與口才在左右群眾時的重要性」。[6](第39頁) 納粹黨在早期沒有正規宣傳部，但有專人負責宣傳工作。從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等人先後負責宣傳工作。1925年，納粹黨重建。在新納粹黨組織機構中，專門設立了宣傳部。在同期出籠的《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就「戰爭宣傳」與「宣傳和組織」作了專門論述。早期納粹宣傳思想亦初步成型。戈培爾指出：「宣傳是實用藝術，是達到奪取整個權力目的的手段」，[7](第60頁)納粹宣傳即服務於納粹黨奪權目的的手段。其使命則是招致信徒。希特勒說，「宣傳的使命，就是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夠接受新主義，以造就將來組織的時候所必需的分子。所以宣傳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為自己的主義去招致信徒」，而無須顧慮信徒的道德品質與智能。為此，「宣傳必須進行在組織的前面，而且必須廣徵人才，作為組織的成立基礎」。[5](第319-320頁)宣傳應著力爭取群眾。希特勒宣稱：「宣傳不應以知識分子為對象，而應以群眾為對象。」[5](第107頁)戈培爾也說：「宣傳自身並沒有任何基本的方法。但它有一個目標，在政治中這一個目標總是圍繞著一點而轉變：征服群眾。」[7](第47頁) 納粹運動興起之際，關於群眾問題的論述已經頗多。這為納粹宣傳思想的充實與體系化提供了認知資源。在這方面，勒龐關於群體心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影響亦大。〖ZW(〗希特勒或其他納粹黨人是否讀過勒龐的著作，尚無定論。勒龐的《烏合之眾》出版於1895年，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有研究者如RobertEdwinHerzstein認為納粹宣傳思想受勒龐影響（TheWarthatHitlerWon〖WT6BZ〗），此論合乎時代狀況. 勒龐認為，群體的特點是它受「群體精神統一律的支配」，即群體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個集體心理」。[4](第16頁)這就是所謂從眾心理。群體成員因群體的數量優勢感到無窮的力量，形成「法不責眾」觀念，失去責任感。群體中的情感和行動則具有傳染性。 群體的感情低劣。衝動、易變、急躁使群體易受各種刺激的影響，難以統治。他們聽命於暗示，不受理性影響，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極端輕信的狀態。群體只進行簡單的形象思維，並「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且「很少對主觀和客觀加以區分」。[4](第29頁)群體的感情簡單而誇張，很容易被極端感情所打動。有鑒於此，勒龐指出：「希望感動群體的演說家，必須出言不遜，信誓旦旦。誇大其辭、言之鑿鑿、不斷重複、絕對不以說理的方式證明任何事情——這些都是公眾集會上的演說家慣用的論說技巧。」[4](第36頁)群體對各種外部意見、想法和信念只做簡單化處理。他們對於自身強大力量的意識，則賦予其偏執專橫的性質。群體絕不接受不同意見，以致「在公眾集會上，演說者哪怕做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的叫罵。在一片噓聲和驅逐聲中，演說者很快就會敗下陣來」[4](第39頁)。感情的專橫和偏執使群體只敬畏並聽命於強權，而視仁慈為軟弱可欺。群體的觀念、推理與想像力水平也十分低下。群體只能接受簡單明了的觀念。為此，需要把觀念改造得通俗易懂，只注重其實際效果而不考慮其固有價值。群體不理解邏輯論證，不會推理或只會錯誤地推理，也不受推理過程的影響。群眾的想像力活躍而敏感，但形象化。影響群眾想像力的關鍵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引起注意的方式。納粹黨對上述內容頗有共識。戈培爾指出：「選民的絕大多數始終是愚蠢、粗魯、盲目的。他們很容易被蠱惑者和政客所矇騙。」[8](第150頁)希特勒鄙視群眾的抽象思維能力，認為他們不做冷靜客觀的思考，而只憑情感的好惡決定其行為，掌握群眾的關鍵在於從情感上打動他們。他說：「每一種宣傳必須是通俗易懂的，也是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要將宣傳的知識水平，根據那些想要注意但又知識程度低淺的人們所能接受的能力加以調整。做宣傳時，純知識層面的標準愈低，就愈能掌握更多的群眾。」[5](第108頁)納粹宣傳亦無視道德理性。戈培爾講：「客觀性與宣傳沒有任何關係，宣傳和事實沒有任何關係。」[7](第50頁)希特勒則露骨表白，對群眾進行宣傳時，「彌天謊言往往有某種可信的力量，因為一個國家的廣大群眾常常比自覺或自願更加容易地腐蝕在他們感情的深淵中，因此在他們純樸的思想上，在大謊言和小謊言之間他們更容易成為前者的犧牲品，因為他們自己時常在小事上說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想杜撰大的謊言，他們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夠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被查明之後」[5](第196-199頁)。宣傳絕不能客觀，更不能承認對手的任何觀點，對之做絲毫讓步。宣傳需要譏諷敵人，更需將之「妖魔化」。這有助於利用人們對恐怖的逆反情緒與敵人鬥爭。宣傳不僅要有激烈的內容，以嚇退那些怯弱且性格不堅定的人，而且還需伴以暴力恐怖行為。恐怖的價值在於不僅能來恫嚇人們，而且可以爭取追隨者。後來成為納粹廣播負責人的奧根·哈達莫夫斯基曾明言：「宣傳與分等級的使用暴力必須用巧妙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使用。它們絕不相互排斥，使用暴力是宣傳的一部分。」[8](第16頁) 勒龐認為，形象、詞語、套話、幻覺是影響群體意見和信念的直接因素。「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極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各種極不相同的潛意識中的抱負及其實現的希望，全被它們集於一身。」[4](第85頁)群體往往處在幻覺的影響下，他們充滿幻想，「像趨光的昆蟲一樣，本能地轉向那些迎合他們需要的巧舌如簧者」。[4](第91頁)納粹宣傳者認為，言辭對群眾感情的影響比報刊文字更具力量。希特勒說：「在歷史上推動最偉大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力量，從遠古時候起，一直是說話的神奇力量，而且也僅僅是說話的神奇力量。」[6](第39-40頁)只有演說家才能將群眾中蘊藏的情感力量激發出來。戈培爾宣稱：「革命不是由偉大的作家產生的，而是由偉大的演說家產生的。」[7](第47頁) 勒龐將斷言、重複和傳染視為領袖說服、動員群體的重要手段。斷言必須簡潔有力且不斷重複才能發揮威力，影響群眾的觀念。「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作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4](第103頁)得到有效重複的斷言能夠消除異議，並形成流行意見，是為「傳染」的啟動。傳染的威力迫使個人接受某些意見和感情模式。當時流行於工人階級中的學說，被勒龐視為斷言、重複和傳染的成果。納粹宣傳亦要求以簡單易懂的方式重複表達。希特勒指出：「群眾對於（宣傳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領悟能力低但遺忘性高，從這個事實來看，每一種有效的宣傳只能局限在很少的幾個要點，並以簡短的標語形式表達，一直如此運用到確定任何人也都能夠知道含意。若把這些基本原則犧牲而想要多方面發揮，就將造成宣傳功效整個都散失掉。這是因為群眾對過多供應的材料，既無法加以消化也記不住。」[5](第108頁) 弗洛伊德曾言，勒龐的「問題意識」「使他的見識即使只從經驗層面看，也沒有人敢於斷然否認其價值」。[4](中譯者序第9頁)但勒龐群體心理學分析的許多內容並未得到實驗心理學的充分支持，且偏見亦多。如何理解許多偏見、非理性的內容被納粹宣傳驚人地大量套用，仍需要對納粹宣傳之心理因素做深入探討。 弗洛姆的群體心理分析認為，人類活動取決於兩種心理需要：一是與同類交往以逃避孤獨，一是需求自由以發展個性。但是，「擺脫了既保護人又限制人的前個人主義社會的枷鎖的現代人，並沒有獲得能使他的個人自我得以實現，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潛力得以發揮這一意義上的積極自由。自由給人帶來了獨立和理性，但同時又使人陷於孤獨、充滿憂慮、軟弱無力。這種孤獨是人所難於忍受的。擺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負擔，重新去依賴、屈從他人；二是進一步去爭取建立尊重個性、把人置於至高無上地位這一基礎上的積極自由」[1](第11-12頁)。 實際上，逃避自由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異化」人的結果。進入20世紀，高度集中的壟斷資本使許多人在經濟上失去了自主性，感到孤獨、無助和不安全。在20-30年代，德國民眾特別是下層中產階級，在「君主和國家」的失敗和傾覆及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心理上和經濟上變得雙重匱乏。殘酷的現實摧毀了他們原有的首創精神和勇氣，使其指望通過個人努力而成功的希望破滅，信念動搖，這些處於無助與無望困境的「德國的數百萬人民，渴望放棄自由的程度，不亞於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他們非但不要自由，而且想方設法逃避自由」[1](第16頁)。 對逃避自由的現象，弗洛姆用「權威主義性格」（施虐—受虐待狂性格）做了心理學分析。他認為：「正是這種性格結構使納粹的意識形態具有最強大的號召力。」[1](第217頁)西方「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威爾海姆·賴希在用性經濟的性格結構心理學解釋法西斯主義時亦指出：「正是人的畏懼自由的權威主義性格結構，使希特勒的宣傳獲得了根基。」[9](第35頁)「施虐—受虐待狂者的主要特徵體現在對待權威的態度上。他仰慕權威，願意屈從於權威，但同時又渴望自己成為權威，迫使他人屈從於他。」[1](第217頁)「虐待狂旨在以不受限制的權力，多少帶有破壞性的方式支配另一個人；受虐狂旨在將自我消融於一種壓倒一切的強權之中，以分享其威力和榮耀。」[1](第289頁)在一戰後的動蕩歲月中，渴望權威以結束混亂是德國民眾普遍的心理需求。觀察德國輿論可見一斑。《法蘭克福報》要求結束「議會黨團的混亂局面」；《德意志報》則宣稱「人民深深渴望著領導和權威」。許多人認為專制手段是解決德國難題的好辦法，並「象宗教迷信那樣渴望有一位神奇人物式的領袖，由他來拯救這個多災多難的世道」。[10](第35頁)希特勒正是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1923年10月，一位參加希特勒演說集會的婦女說道，「每一個人，在當前與經濟災難同時發生的心靈苦難中，都在尋求支持，並且將從一個不會使她感到失望的人身上找到這種支持，因此，我們能理解為什麼他一出現就引起強烈的感情……」[11](第118頁)。從心理學角度看，實如有論者所言，「希特勒的竄起與其說是個人精彩無比的演技發揮，不如說是那個時代德國人內心無比的脆弱」[2](第61頁)。 勒龐亦曾論及群眾對權威的態度：「群體喜歡的英雄，永遠像個凱撒。他的權杖吸引著他們，他的權力威懾著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群眾隨時會反抗軟弱可欺者，對強權低聲下氣」[4](第40頁)。納粹宣傳者深諳此道。戈培爾說：「除了想要個象樣的統治，人民什麼也不想要。」人民對於他「無異於石頭對雕塑家。領袖和群眾有點象畫家和顏料。」[1](第291-292頁)希特勒也認為，群眾需要「強者的勝利和弱者的消滅及無條件投降」，「熱愛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1](第289頁)從宣傳角度出發，他把演說者以其優勢打垮聽眾意志作為宣傳之要義，認為「具有一種盛氣凌人的使徒性格的出眾演說才能」更容易地爭取群眾。而進行這種演說的最佳時間則是群眾意志力最弱的晚上。這一時間，群眾「更易於屈從於一個更強意志的支配力」，很容易對聽眾施加肉體疲勞術以使他們接受暗示。[1](第290頁)希特勒還對從眾心理做了分析：一個強大團體會對因孤獨而恐懼的與會者「產生一種增強和鼓舞信心的效果」，一個參加群眾集會的人，發現「周圍成千上萬儘是和他抱有相同信心的人」，「他自己就會順從於我們所說的集體暗示的魔術般影響」。[1](第291頁)納粹宣傳實際上也發揮了復興德國民眾心理的作用。許多德國民眾正是藉助投身納粹運動，扮演了虐待狂和受虐狂的雙重角色，既滿足服從權威的渴望，也實現了支配弱者的要求。 「權威主義性格」也適用於解釋納粹宣傳施動者的心理。納粹宣傳施動者也是「渴望權力的虐待狂」。弗洛姆指出：「這種渴望乃是希特勒與德國群眾、他的政敵的關係的特徵，對德國群眾他以虐待狂的方式予以蔑視和『熱愛』；對他的政敵們，他則顯示了那些破壞性因素，而這是他的虐待狂的重要組成部分。」[1](第289頁)戈培爾現身說法，解釋了施虐狂對施虐對象的依賴。「有時人被一種深刻的憂鬱支配著，只有他再次面對群眾，他才能克服這種憂鬱。人民是我們權力的源泉。」[1](第292頁)納粹宣傳施動者渴望獲得權力支配他人，並因此而具有活力，得到心理滿足。正是在此意義上，弗洛姆說「權威主義性格」的實質是「虐待狂和受虐狂衝動的同時並存。……虐待狂和受虐狂這兩種傾向之產生，都是由於隔絕的個人無力保持孤獨而需要克服這種孤獨的共生共存關係」[1](第289頁)。納粹宣傳施動者的性格結構，最集中而典型地體現了宣傳受眾各自獨特的人格結構。受眾很容易對施動者宣傳的內容產生共鳴，並追隨施動者。由此，不難理解納粹宣傳何以會招致那麼多的狂熱信徒。誠如有論者所言：「在法西斯主義上升階段，某些基本說法只不過是為了宣傳或其追隨者的自我欺騙而已。……追隨者某種程度的自我欺騙或領袖們對追隨者進行某種程度的欺騙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即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12](第84頁) 納粹宣傳思想體現於宣傳內容，並貫徹於宣傳運作。內含民族復仇和對外擴張的極端民族主義是納粹宣傳的重要內容，「凡爾賽的恥辱和平是德國人苦難和仇恨的淵藪」[13](第10頁)成為其不朽的話題。法國則被「妖魔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納粹黨鼓吹要建立「大德意志帝國」。希特勒宣稱，新帝國不只是恢復1914年的德國疆界，而且要「擴大空間，開拓世界。必要時使用刀劍，開闢道路。在爭取生存的鬥爭中取得勝利！」[14](第113頁)魏瑪共和國和議會民主制被視為德國民族不幸的禍根，而「惟有根本肅清德國現行之全部制度，始有挽救之道」[15](第274頁)。 在納粹種族理論中，猶太人被看作劣等民族，現代文明的病源，人類文明的破壞者，應該被淘汰和滅絕。納粹黨還要求猶太人單獨為1918年德國戰敗及其後果負責。在納粹宣傳中，反猶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緊密相連，「二十五點綱領」要求「反對國內外猶太人的唯物主義精神」[15](第109頁)。在納粹黨看來，猶太人種下的禍根中最壞的，就是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國家，必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運動，乃至將之從德國政治、社會生活中清除出去。 民族主義憤恨體現了心理學上所謂的「投射作用」：「原先的中產階級成員不是意識到他們這個階級的經濟和社會命運如何，而是自覺地從民族的角度考慮自己的命運。民族的失敗和凡爾賽和約都變成一種象徵，人們把真正的挫敗——社會的挫敗——轉移到那上面去了。」[16](第181頁)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宣傳也利用了群體的道德觀。勒龐指出，如果把「捨己為人、自我犧牲、不計名利、獻身精神和對平等的渴望」算作「道德」的內容，則「群體經常會表現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4](第41、42頁)在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感召下，宣傳受眾不以自己的暴行為不道德，反視其為無私奉獻的美德而自覺崇高。但問題在於，「哪裡存在著一個凌駕於一切的共同目標，哪裡就沒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規則的容身之地」。納粹宣傳的危害性結果，便如西方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說，是「從集體主義的立場出發而產生的不容忍和殘酷地鎮壓異己，完全不顧個人的生命和幸福」。[17](第143頁)不僅如此，這還導致任何對德國、納粹運動的攻擊和誹謗宣傳反過來強化了那些本不認同納粹黨的人對它的忠誠。 領袖原則和絕對權威也是納粹宣傳的重要內容。領袖原則不僅指最高領袖的個人獨裁，也指處於各種領導地位的所謂精英們可以按領袖原則在權力所及的一切領域行事。它是一種所謂絕對責任和絕對權威無條件相結合的制度。「二十五點綱領」要求「建立帝國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央政治國會及其一切機構擁有絕對權威」[15](第108頁)。希特勒聲稱，絕不能實行多數決定的制度，必須由一個人單獨來做出決定。他追求的「領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達的意圖」，可以修改乃至取消現行法律。[5](第449-450頁)納粹宣傳極力樹立希特勒是德國人民「救世主」的形象。領袖獨裁而又做人民之「救世主」體現了權威主義施虐—受虐狂性格。 納粹宣傳的「社會主義」別有含意。希特勒指出：「我們使用的社會主義這個名詞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毫無關係，馬克思主義是反對私有財產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則不是。」[11](第147頁)反資本主義也另有所指。希特勒對壟斷資本家解釋說，納粹黨只反對「貪婪的猶太資本」，而絕不反對「創造性的雅利安人資本」。這不僅對後者沒有實質性危害,反而有助於將群眾引入反猶太主義軌道。民族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僅限於向民眾提供衣食娛樂的社會政策，並不觸動私人財產，與經濟和政治決策無關；相反，國家通過採取福利政策，把工人爭取到民族主義方面，建立一個克服階級對立的「民眾共同體」，會為工業家帶來更大利潤。可見，民族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最多不過是後來加上的配料而已」。或如戈培爾所謂：「在我們綱領中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捉鳥的籠子。」[14](第158頁)希特勒還對「社會主義」做了民族主義的解釋。他將民族而非階級視為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宣揚將「民族」和「社會」合二而一，「民族必須置於民眾的共同體之上」。[18](第134-135頁)其結果是使「社會主義」從屬於「民族主義」。在納粹宣傳中，「社會主義」是不分階級的民族的「群眾運動」。納粹黨從1926年起也宣稱它不是一個「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大眾的政黨」。勒龐認為社會主義強大的原因即因為它是具有活力的幻想有其認識上的偏見，但納粹宣傳利用民眾對「社會主義」的幻想卻是不爭的事實。勒龐對只看效果，不顧理性，以詞語和套話影響群眾意見和信念的心理分析，在此亦找到了例證。 1925年納粹黨重建後，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先後負責宣傳工作。宣傳部門在黨的各級機構中建立起來，進行體系化運作。宣傳部自上而下發布特別指令，內容細緻到規定在群眾集會上使用的主題和口號。宣傳部還負責為各地區統一印製海報、傳單，地方活動的信息則被收集起來逐級上傳。在宣傳部的統籌指導下，納粹宣傳以複雜多樣的方式展開。 一是利用報刊及其他印刷品。1920年12月，納粹黨擁有了正式的機關報《人民觀察家報》。該報所宣傳的內容從下述評論可見一斑：「如果有人想以對敵人的仇恨作為判斷報紙的價值，那麼它就是德國最有價值的報紙。……對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罪犯、勒索者……的仇恨，沒有任何一家報紙報道得象民族社會主義黨的《人民觀察家報》那樣多。」[8](第23頁)此後，納粹黨的《衝鋒隊員》、《觀察家畫報》、《民族社會主義通訊》、《柏林工人報》、《薩克森觀察家報》、《進攻報》先後創刊。《人民觀察家報》的發行量：1929年26,715份,1930年84,511份，1931年108，746份,1932年126,622份。報紙的種類增加到121種，總發行量超過100萬份。[8](第32-33頁)傳單、海報、小冊子等也為納粹宣傳廣泛利用。在海報、招貼畫上，刺激而具有煽動性的語言與觸目驚心的圖畫交相襯托。其內容多為反猶、反共和國，美化納粹黨。如有的海報畫著一個肥胖而醜陋的小猶太人，騎坐在一個被道威斯計劃捆縛的強壯的德國人的肩膀上用鞭子抽打他，標題是「打倒金錢奴役！投民族社會主義的票!」有的畫著一隻納粹巨拳將一群猶太陰謀的代理人、銀行家、魏瑪政府官員、社會主義代理者打倒在地，標題是「打倒腐化墮落！投民族社會主義者的票！」[19](第181頁)有的畫著納粹黨人向眾多隻手發放工具，標題是「工作和麵包」。勒龐說，要影響群體的想像力，「必須對它們進行濃縮加工，它們才會形成一種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人形象。掌握了影響群眾想像力的藝術，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藝術」[4](第53頁)。海報、招貼畫以直觀的方式指引了群眾的形象思維。其效果如依安·凱爾肖所言：「這些納粹宣傳的視覺影響是十分強烈的。」[20](第41頁) 二是利用演說集會。「演說集會作為達到認同感和統一黨員情感的方式，可為大量使用群眾宣傳技術以贏得群眾支持這一目的服務。」[11](第33頁)群眾集會還是「一個人對大部分人施加真正有效影響的唯一方式」[19](第273頁)。納粹演說集會頗具特色，海報主題、音響、色彩、出入口等每個細節都得到精心安排。一次典型的夜間集會場景如下：人潮旗海，會場周圍配以描繪著圖畫或簡單有力文字的大型圖版，巨大光柱亮射天空，在莊嚴隆重甚至令人屏息的氣氛下，奏起激昂奮發懾人魂魄的瓦格納樂章，接著演說者以煽動性的演說使集會達到高潮。「這種氣氛逐漸地也感染了那些出於好奇或模糊的同情而來參加大會的人，他們被卷進大會上瀰漫的激動與狂亂的情緒中，千年至福的希望和深深的仇恨交加的漩渦中。」[11](第154頁)演說集會的吸引力在《人民觀察家報》對1932年君茨堡一次集會描述中可見一斑：「在下午，人們從各方彙集而來，或步行，或騎自行車、摩托車，或乘貨車和汽車。……演說尚未開始，大廳就被擠滿了。數千人只好站在外面。」[20](第60頁) 三是發明宣傳標識和利用現代傳媒手段。威廉·夏伊勒說：「希特勒要作藝術家沒有成功，做宣傳家卻成了一個大師。」[6](第67頁)希特勒認為納粹黨缺少一個能夠表達政治主張、打動群眾心靈的徽號，一面旗幟，一種象徵。他設計的黨旗，使「納粹黨由此有了一個任何其他政黨所不能比擬的標記」，「旗幟上帶鉤的十字彷彿具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吸引著在戰後初期混亂的年代中一直彷徨無依、生活沒有保障的下層中產階級，鼓舞著他們朝著一個新的方向採取行動」。[6](第69頁)納粹黨還是使用現代技術進行宣傳的先行者：一方面是藉助現代傳播技術：另一方面是藉助現代運輸工具。唱片、麥克風、揚聲器成為納粹宣傳所用的標準裝備。在競選活動中，納粹黨用卡車載著揚聲器四處宣傳。希特勒還租用飛機，在全德做飛行演說。 四是在宣傳中伴以暴力恐怖行為。這主要體現在衝鋒隊的活動中。希特勒指出：「衝鋒隊絕對要起政治作用：他們必須是從屬於黨的進行政治恐嚇和宣傳的工具。」[21](第114頁)他們的任務是在「一種以恐怖手段進行的持續競選中」[10](第101頁)癱瘓對手的意志。衝鋒隊整齊有序、威武雄壯的遊行，不僅對群眾產生心理壓力，而且在當時低沉的氣氛中給人以蓬勃向上的印象。曾管轄衝鋒隊的扎洛蒙說道：「一大群人表裡一致，有紀律，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出或者猜出他們不遺餘力的戰鬥意志，這種場合會給德國人造成極深刻的印象，而且對他們的心靈產生比任何文字、演說和邏輯都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的語言。」[10](第101頁)其效果在施佩爾的記述里有例證：他的母親看了一次衝鋒隊的示威遊行，「這次遊行在當時一團糟的形勢下表現出紀律性，在當時普遍感到無希望的氣氛中給人以朝氣蓬勃的印象，似乎博得了她的好感。不管怎麼說，她在甚至沒聽到過一次演說或閱讀一份小冊子的情況下參加了納粹黨」。[22](第17頁)這是典型的從眾心理。衝鋒隊打擊對手的暴力行為也具有公眾效應。1938年出版的一份德國官方文件提到，在早期，「黨的最大困難實際上在於無人注意到它」。但暴力行為促使新聞界轉變了對納粹黨的冷淡態度，此後，「資產階級和紅色報刊每日都要與納粹打交道」[8](第16-17頁)。在暴行影響下，許多人惶惶不安地投靠了衝鋒隊。奧托·施特拉塞在一次衝突後寫道：「所有那些在鬥爭後留在大廳里的人，自發地站到我們這一邊。……在短時間前，對我們還持懷疑態度的人……現在這種態度改變了。」[8](第21頁)衝鋒隊擁有力量並加以施展，參與者分享權力與榮耀，納粹暴力宣傳深刻體現了「權威主義性格」。 就宣傳本身而論，它是價值中立的。宣傳既可用於勸說、改變既定態度和思想，也可用於加強現存思想傾向和信念，使之更明確更集中。雖然宣傳在歷史上不斷被用於追求各種價值屬性不同的目的，但誠如納粹宣傳研究者特倫斯·考爾特所言：「由於我們的態度和行為也是理性決定的結果，所以宣傳也必須訴諸人類本性中的理性因素」[23](第2頁)。無視這一現代性要求，民主政治的發展必受危害。納粹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也是德國由民主政治走向極權主義的過程。此間早期納粹宣傳所扮演的角色毋庸贅言。真正發人深思的則是其深遠性危害。這可見於西方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對極權主義宣傳的評價：「極權主義所特有的不是宣傳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術，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裡，完全改變了宣傳的性質和效果的事實是：一切宣傳都為同一目標服務，所有宣傳工具都被協調起來朝著一個方向影響個人，並造成了特有的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質的方面都和由獨立的與相互競爭的機構為不同的目標所進行的宣傳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時事新聞的來源都被唯一一個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個僅僅說服人民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靈巧的宣傳家於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選擇來塑造人們的思想趨向，而且，連最明智的和最獨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脫這種影響，如果他們被長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來源隔絕的話。」比這種危害還要嚴峻的，則是「極權主義宣傳所引起的一種更為深遠的道德影響。它們對於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壞性的，因為它們侵蝕了一個一切道德的基礎，即對真理的認識和尊嚴」[17](第146-147頁)。 對納粹宣傳的心理學分析也提醒我們，尊重理性而不能陷於理性「崇拜」與迷信。畢竟，在政治和理性的關係上依然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對政治現象的理性認識和政治能否成為理性指導的對象）。賴希認為，在政治上表現為法西斯主義的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結構，「既不限於某些種族或民族，也不限於某些政黨，而是普遍的和國際性的」。從人的性格的角度來看，「『法西斯主義』是具有我們權威主義機器文明及其機械主義神秘生活觀的被壓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態度」[9](第三修訂增補版序言第3頁)。如此講，每個人在性格結構上都具有法西斯主義的情感和思想因素，都有某種程度的「權威主義性格」傾向。這也提醒我們，在理性之外還要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諸多非理性因素。民主的危機，乃至人自身發展的危機不是專屬於哪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每一個現代國家所面臨的。要解決這些危機，不僅要關注外在因素，還要從人類自身，從自己的心中、自己的態勢中探究原因，尋求智慧與力量。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免於成為為逃避自由而失去自我的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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