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時魯迅的文學和學術貢獻價值更凸顯

「國學熱」與魯迅文學和學術貢獻的價值判斷

.何希凡（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一、由冷轉熱的「國學」與唯古是崇的價值標準

在世紀之交的「國學」熱潮來到之前，極少有人將魯迅與「國學」聯繫起來討論，因為「國學」問題在那時是一個已沉寂了數十年之久的冷門話題。雖然自晚清維新運動以來，「國學」就曾為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興味盎然地言說，但質疑的聲音總是不絕於耳，質疑的焦點不在於「國學」本身，蓋因「國學」是一個賦予了「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特定內涵卻又未能得到有效正名的學術概念。曾被尊為「國學大師」的錢穆先生早就感到使用「國學」一詞的尷尬，他曾在其頗有影響的《國學概論》一書的「弁言」中說：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1]

現代學人曹聚仁先生當年在和一位青年談及「國學」問題時，也曾深感「國學」一詞在使用上的不便，認為一定要稱「國學」，其含義應當是「中國學術」：

假如朱熹或是程氏兄弟活了過來，問他們：「什麼是國學？」他們也一定答不出來。「國學」，乃是外來語，並非國產。日本人原有「支那學」、「漢學」這樣的名詞，因此，十九世紀後期，留學日本歸來的學人，譯之為「國學」，也就是「中國學術」之意……「國學」這名詞，仔細考核起來，頗有毛病，因此有人稱之為「國粹」，章太炎師稱之為「國故」，他的《國故論衡》，便是談中國學術的專著。[2]3

在這些富有代表性的質疑中，其要害在於概念命名的不周延性。如果按照曹聚仁先生的理解，「國學」也就是「中國學術」之意，那麼將「中國學術」完全等同於「中國固有學術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其內涵與外延之間顯然存在著邏輯問題。在較之古代社會更為完備、分工更細的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系統中，當人們把「國學」界定在中國固有學術文化這個所指性極強的範疇時，它在主觀上賦予了某些特定學術範疇以不可動搖的優選地位的同時，也人為地將不屬於這個特定範疇，但實際上同樣在中國學術文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學術研究及其成果生硬地排擠到了邊緣和無名地位，這就極易導致現代中國學術文化內部整體感的失衡與破裂，而且極其嚴峻地凸顯和加劇了各學科之間原本不應該產生的矛盾和對立。隨著「新儒學」在20世紀末葉中國大陸特定的文化需求中以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姿態從海外歸來，以清算和審判「五四」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為旨歸而走上了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思潮大舞台，並在應對全球化發展趨勢的現實策略中為中國現代文化注入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性質。於是，與這種現實文化氣候有著天然默契且僅僅涵蓋了中國固有學術的「國學」便由沉寂走向了熱鬧。當代傳媒也曾開足馬力為「國學」的「全民化」理想推波助瀾，與此同時，一大群新被打造的「國學明星」以指點江山的氣度書寫了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的速成風景和急就章。「國學」既熱，「國學」命名從誕生伊始就一直存在的周延性問題也就成了一個不容再有質疑、再加討論的問題，「國學」特指中國固有學術文化成為一種壓倒性的聲音，倘有不同意見者，很容易被目為「不知學問為何物的妄人」[3]，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一再以定論的口吻對「國學」的既有內涵作出了鄭重的強調：

什麼是國學呢？簡單地說，「國」就是中國，「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傳統文化就是「國學」。[4]1

儘管季羨林先生別有眼光地從空間範圍指出「中國文化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但他卻在縱向發展上強硬地將中國現當代文化擋在了「中國的學問」的大門之外，並對可能有的質疑予以毫不客氣的調侃：

舊版《辭源》上說：國學，一國之固有學術也。話雖簡短樸實，然而卻說到了點子上，七八十年以來，這個名詞已為大家所接受，除了「腦袋裡有一隻鳥」的人（借用德國現成的話），大概不會再就這個名詞吹毛求疵。[5]3

既有強勢的文化氣候支撐，又有學術泰斗的定調，「國學」原本存在的正名問題就成了多此一舉的饒舌，「國學熱」也就實際上成了鍾情於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的人們睥睨百家的文化獨奏。人們在反撥西方話語霸權化傾向的同時，也把中國傳統文化現時化，遂使唯古獨崇的霸權化傾向在中國現代文化格局中得到凸顯。

　　自然，作為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或曰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特指的既有「國學」由冷轉熱的本身，它對於推動現代中國文化的繁榮發展，對於強化和提升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質，對於全球化發展中的民族文化堅守，對於救正文化消費主義惡性膨脹中無聊的精神狂歡，乃至對於開掘具有現代生命力的古代傳統文化資源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因此，「國學」的真正熱起來無疑也是中國文化走向復興的重要標誌之一。但是，中國現代社會的學術文化繁榮不應當僅僅是涵蓋「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的「國學」的獨家繁榮，而應當是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整體格局的多元興盛與繁榮。當既有「國學」成為一種帶有學術霸權意味的價值評判標準時，當「國學熱」成為人們的一種時尚趨從時，「國學熱」就實際上隱含著一種復古的衝動和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幾十年來不斷有學者對既有「國學」的命名作出質疑、補充、修正，但「國學」作為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的定位至今尚未發生實質性的動搖。在筆者的有限涉獵中，如果說在「國學」熱起來之前的數十年間，人們對「國學」正名的自覺還更多停留在即時性的感性層面，而自90年代以來至少有兩次針對既有「國學」的不周延性問題所作出的修正、拓展、完善，則體現了世紀之交的中國學者站在對中華民族學術整體把握的高度，重新清理、界定「國學」這個在與「西學」的區別和對立中建立起來的學術概念的理性思考。1998年11月30日，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在接受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龍協濤先生採訪時，針對既有「國學」只更多地涵蓋了古代的經史子集的情況而提出了「新國學」的觀點。他指出，中華大文化還有經史子集之外的「載體」——這就是《紅樓夢》。[6]84-92應該說，周汝昌先生的「新國學」說對於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整體性把握是極具建設性意義的，但因仍然將「國學」界定在中國古代文化範疇，除了為研治中國古代學術文化提供了一種新的觀照視界以外，其對既有「國學」命名並無更大的突破和超越。而以更為開放的民族學術的獨立意識致力於重建民族學術的整體觀念，並提出了旨在打通古今學術分野的「新國學」構想的是王富仁先生。從2005年1月起，《社會科學戰線》連續三期刊載了他長達近15萬字的論文《「新國學」論綱》。該文的意義不僅在於在充分尊重和接納既有「國學」的前提下，提出了將國學延伸至現當代的觀念，而且更在於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建民族學術的整體觀念，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學者對新世紀民族學術文化發展前景的熱忱情懷。然而，這種深沉執著的努力要變成重建民族學術整體觀念的現實，至少在一個較長時期還難免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期待。雖然王富仁先生的「新國學」構想已在他所主持的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和《新國學研究》專輯上開始付諸實踐，《「新國學」論綱》的發表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一些著名學者也曾先後撰文呼應並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但這種呼應只更多局限於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的同道，不僅遠未形成在重建民族學術整體觀念意義上的諸學科同仁的學術共識與合力，而且即使一些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的學者也仍然在現實文化氣候和既有「國學」的慣性作用下，不願意觸及與「國學」相關的敏感話題。可見，人們對「國學」正名意識的高度自覺實在還暫時難以與既有「國學」觀念的強大歷史慣性抗衡，因此，在「國學熱」中形成的唯古是崇傾向至今還是一種頗具現實影響力的價值評判標準。

　　　二、遭遇「國學大師」與魯迅學術成就的有限確認

儘管自晚清以來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發展已有了明顯的現代化趨勢，但中國文化和文學真正成為一種現代格局和現代氣象卻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緊密相連的。隨著中國現代社會對學術專業分工的細化，隨著中國現代學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關注，也有賴於現代高等教育的文學教育之功和現代文化媒體的傳播之功，中國現當代文學已發展成為中國人文科學的一門不可或缺的重要學科。正像仍然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整體格局中發揮著至關重要作用的中國固有學術文化一樣，不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偉大的文化創造中存在著怎樣的失誤和缺陷，不論你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否有著自己的學科歷練和學科熱情，只要你超越了排他性的學術文化立場和狹隘的學科關懷，你就不會人為忽視甚至低估中國現當代文學對於現代中華民族文化整體發展的意義。然而，當人們在「國學熱」中把中國固有學術文化作為惟一的價值評判標準時，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受到的現實影響就成為不可小覷的學術氣候。作為「五四」的精神領袖、中國現代文學偉大工程奠基者的魯迅，自然也就因其對傳統文化有過激烈的批判，並在20世紀中國社會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而被作為「國學」的異類。他終其一生對於中國現代文化、文學的卓越建樹也難以被納入「國學家」劃定的「中國文化」、「中國學術」範疇，他的那些即使是屬於「中國固有文化」範疇而成就斐然的學術成果，也因其與「五四」的激進主張脫不了干係而不為「國學家」所關注。有學者注意到，在「國學熱」的影響下，當「國學大師」的自詡和被封贈已幾近泛化的程度，直到90年代末「還沒有人稱魯迅為『國學大師』」，這位學者還十分細心地發現，在悄然興起的「國學熱」中，各種以「國學」名義的「叢書」、「文庫」、「經典」「相競張揚」，而「魯迅似乎都沒有排上隊」，好不容易「僅在某教育出版社一套35卷本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中」發現了魯迅的名字，但其結果「是與吳宓、吳梅、陳師曾合編一卷，算是沾了一點邊」。於是開始為魯迅鳴不平：「如果按不久前在一則圖書廣告里所見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國學宗師燦若星辰』的標準，魯迅是一位真正的『國學大師』，比起現在有些受封的學者來更當之無愧！閱讀古籍之多不是許多『學者』能比，根柢之深厚益不待言，諸如在文字語言學、校讎學、文學、經學、史學、金石考古學、地理學、美術等方面的精博便很難有人企及」，而「因授課需要而撰寫的《中國小說史略》，令胡適這位以考據中國白話小說著稱的並非『同路人』也衷心讚賞」，「單是他在古文、舊體詩和書法等方面的造詣，也為現在許多受封的『大師』所難望其項背」。因其言之鑿鑿，這位學者底氣十足地呼籲：「魯迅乃是一位名副其實且具有超常意義的國學大師，選編一本《魯迅國學論文集》不僅具有非常特色，而且必將會嘉惠今天的讀者」。[7]可是，在此後的十餘年間，這種呼籲至今並未見其成效，除了有在網路上製造一些評選「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的事件，讓魯迅繼續接受毀譽褒貶以外，魯迅的「國學大師」地位不僅未能得到權威性認可，就連其在「國學」坐標中的定位也還是一樁懸案。其實，在這種身置中國現代社會而唯固有學術文化是尊的文化生存語境中，魯迅是不是「國學大師」、能否被認定為「國學大師」也許並不重要，因為從古代到現代，並非是僅靠評選幾個「國學大師」就能撐起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的大廈。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魯迅遭遇「國學大師」並非是一個偶然性的事件，其所隱含的價值取捨將給新世紀的魯迅研究帶來諸多現實性的困擾，使我們越來越難以真正抵達魯迅文化和文學創造的意識底蘊。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研究所遭遇的困境也深刻地反映出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的現實境遇，反映出共同參與中華民族學術文化整體格局建構的各學科之間的不平等、不和諧。

　　由於既有「國學」近百年來的歷史慣性和心理滲透，也由於「國學熱」所形成的現實文化影響，不論是人為抹殺魯迅在「國學」中的地位，還是竭力為魯迅爭「國學」地位，人們所秉持的還是「中國固有學術」這個既定標準。長期以來人們都較少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即作為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偉大工程的草創者、奠基者，魯迅夠不夠「國學大師」的既定標準是一回事，而魯迅的學術文化勞作和文學創造行為是不是在按照這個既定標準追求則又是另外一回事。在魯迅遭遇「國學大師」的過程中，人們總是更多著眼於作為學問家的魯迅，而且更多是研治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魯迅。為魯迅爭「國學」地位者言必稱《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漢文學史綱要》、《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等「純」學術著作以及他搜集輯錄校勘古籍的功力和成就，但並不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等立於現代世界，關注現代中國文化、文學、人生的學術論文納入魯迅的學術貢獻，更少提及魯迅對外國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學史的借鑒譯介等堪稱學問家的勞作。而抹殺魯迅「國學」地位者則又主要從其著述的多寡、潛心學術時間的久暫去與自己認可的「國學大師」比較高低，尤為甚者，僅僅因為魯迅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有過激烈但不無分析性的批評，而置魯迅煌煌的學術實績於不顧，斷言魯迅夠不上「國學大師」水準。總之，對魯迅的價值衡估多在學術一隅，對魯迅學術貢獻的確認都在「國學」一途，至於魯迅在其他諸方面更為卓越的貢獻，在「國學」特定的意義空間里是無關宏旨的。在這樣的現實困擾中，研究現代文學家、思想家的魯迅不如研究與古代文化有著學術聯繫的魯迅更契合「國學熱」的特定內涵；關注魯迅所作出的無人替代的貢獻，不如關注魯迅可能存在而人人都可能存在的局限更能滿足文化消費主義語境中人們的消費慾望；闡發魯迅對於現代中華民族的意義不如在懸揣中揭發魯迅的幾條隱私更有轟動效應。

三、「純」學術的眼光切斷了魯迅學術與文學的生命關係

與當今的「國學熱」語境形成鮮明對照，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一個較長時期，中國的魯迅研究也許更看重魯迅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價值，而對魯迅的學術貢獻的關注力度可能相對薄弱一些，即使涉及到他的學術著作，也主要不是從「純」學術角度切入研究的。陳平原先生曾在90年代初針對「國學熱」到來之前的魯迅研究現狀指出：「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洗滌，思想家和文學家的魯迅如日中天，而學問家的魯迅則相對暗淡多了。這與現代中國人對文學的推崇和對學術的輕視有關，也與魯迅的研究計劃沒能真正完成，完整著述甚少有關。」[8]1738這個判斷絕非沒有道理，但我認為即使在那「半個世紀的風雨洗滌」中，輕視魯迅的學術貢獻固然有失偏頗，而更多凸顯魯迅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地位，則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魯迅自身的整體生命價值呈現所決定的。自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以來，「學術飆升、思想退位」已成為人們難以迴避的現實。當文化消費主義把文學逼到了邊緣、逼到了「彌散」狀態的時候，「國學熱」又反過來讓人們更為推崇學術，輕視思想和文學，「為學術而學術」、「著書只為稻粱謀」再一次成為中國學者行之有效的現實人生追求，至於學者理應具有的人間關懷恐怕早已成為褪色的羽毛。看來，同是「現代中國人」，「對文學的推崇和對學術的輕視」，或反過來對學術的推崇和對文學的輕視，人們的評判標準都是可以隨著文化語境的變化而變化的。然而，文化語境的變化並不意味著魯迅自身的變化。儘管在魯迅去世後，在他的一些老朋友如蔡元培、周作人等人的悼念性評價中總是先學術後創作，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學術成就起碼不比文學創作遜色」[8]1738。我們自然不應該在學術和文學之間厚此薄彼，更不應該忽視和低估魯迅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傑出貢獻，但就魯迅整體生命的兩個重要側面的實際價值彰顯而言，它們並非是可以平分秋色，等量齊觀的。倘若沒有古代小說史研究和諸多古籍的輯校鉤沉，魯迅的學術地位無疑是難以確立的，但即使如此，僅憑《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朝花夕拾》、《野草》和全部雜文，魯迅照樣無愧宗師巨匠；但如果沒有了魯迅偉大的文學貢獻，他即使在現有學術成就基礎上完成了他至死沒有完成的全部學術抱負，也只能是在周樹人的意義上止步於一個著作等身、更加令人崇仰的學問家，而這樣的學問家也並非在整體意義上無人可以替代，因為中國也許並不缺乏研究固有文化的學問家，不是曾有人說過「20世紀的中國，國學宗師燦若星辰」嗎？然而，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在魯迅的意義上所能抵達的生命高度，他所獨步的境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卻不僅是無人企及的，也是不可簡單複製的。老朋友蔡元培和胞弟周作人對魯迅自然是知根知底，但那些悼念性的文字難免更多個人即時性的感性因素，不能完全代替對魯迅生命真相的理性判斷。就魯迅終其一生的人生追求而言，他主要選擇了文學的道路而沒有主要選擇政治的或學術的道路已是不爭的事實。雖然他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貢獻不可低估，但正如陳平原先生所言，「相對於同時代的大學問家如王國維等，魯迅對學術的『忠誠』顯然不夠。」[8]1738他的學術活動主要聯繫著在他一生中並不佔太大比例的教學生涯，上海十年他更是很少顧及學術研究，曾經有過的關於撰寫中國字體變遷史，「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的具體設想和切實規劃，也只能成為他久難釋懷的遺憾。[9]117但對於魯迅本人而言，他寧肯遺憾，也還是毅然選擇了在他看來更有價值意義的雜文寫作，而且異常清醒自覺地以「雜文家」存在於文壇。王富仁先生在分析周氏兄弟主要選擇了文學道路而沒有主要選擇政治的或學術的道路的原因時指出：「因為他們真正關切的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和精神關係的問題，而文學藝術則是能夠觸及、表現乃至影響這種關係的改變的最有效的文體形式，是社會文化的最重要的傳播方式之一。」[10]87-109不可否認，就是今天在「國學熱」所形成的流行價值標準中，魯迅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貢獻也遠未得到有效的確認，但相比之下，在「國學」的價值視野中，昔日「如日中天」的思想家、文學家的魯迅則又顯得相對暗淡多了。僅僅因為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魯迅自身的價值彰顯和人們曾經對此並非皆屬不合理的意義開掘，不僅魯迅的學術實績要大打折扣，而且作為他主要人生選擇的文學道路以及由此而作出的至今無人與之比肩的偉大的文學貢獻，也因其不合「國學家」獨鍾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的胃口而受到不應有的輕視、遮蔽甚至壓抑。文化語境的改變使得作為魯迅整體生命的價值呈現總在非此即彼的人為取捨切割之中。

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無疑是在操作方式和思維素質上具有不同特質不同要求的兩種精神勞動，但當學術研究更多面對的是文學藝術，文學創作也需要學術見解的燭照時，二者便有了彼此涵蓋的交叉地帶，尤其是當學術和文學這兩種勞動發生於同一個生命體時，它們之間的血肉聯繫更是不應該視而不見的。如果僅從「純」學術眼光去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漢文學史綱要》等文學史論著和《小說舊聞鈔》、《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嵇康集》等古籍的輯校整理，人們首先看重且突出他在輯校考據方面的深厚功力是無可厚非的，用一句今天時髦的話說，這叫「學術規範」。魯迅是非常講究這「學術規範」的，其過硬的考據功夫令同代及後世學者折服，其承繼乾嘉諸大師在輯錄周秦古籍方面所練就的「清儒家法」已早經許多學者論定。然而，魯迅的學術勞作絕非僅僅停留在這一層次。單就其小說史的研究而論，除了精深的考據功夫、超卓的史識以外，為了準確揭示中國古代小說自身演變和發展的軌跡，他既沒有直接搬用西方「文學概論」的現成理論術語，更沒有臣服於在中國歷史慣性下具有強大同化力量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標準，而是按照中國古代小說自身的文體演變和作品的實際表現力進行闡釋和評價，並據此作出了獨立的類型劃分和概念命名。其非同尋常的意義，在於凸顯了過去和現在的許多學者都難以做到的對研究對象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命名權，使現代學者的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不至於在現成的西方理論和既有古代術語的錯位性搬用中走向自身的無名和失語。陳平原先生說，「幾十年過去，塵埃落定，當初不少轟動一時的名著煙消雲散，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仍依然屹立。」[8]1750「一部學術著作，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自身的學術品格，統治學界達半個多世紀，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11]1375箇中原因，除了「純」學術意義上的輯校古籍的精細周密，「認真得有點拘謹的治學態度」以外，恐怕主要就在於超常意義上的史識和獨立駕馭古代小說類型以及由此而來的獨立命名的功力和氣度。此外，在「國學」價值標準下形成的「純」學術眼光也往往容易忽略魯迅學術研究中超群拔萃的文學感受力。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在20世紀中國學者中，同樣於中國小說研究用力甚勤且貢獻最大的胡適，他在對小說史的演變發展的總體把握上，尤其在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定位上遠遜於魯迅，主要就輸在文學修養和創作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學感受力。胡適雖然有過短暫的作家經歷，但其專長全在學問，學問中也難見其創作經驗的潤澤；魯迅雖未能終生赴全力於學問，但因其豐富的創作經驗升華為高人一等的文學感受力，其小說史研究每能一語中的，發人之所未能發。魯迅的小說史研究所形成的一些重要的評價觀念和把握尺度無疑對他的小說創作帶來過積極的影響，但只要注意到他1920年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以前，就有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葯》等「吶喊」的小說名篇問世，只要考慮到他從1920年到1923年再到1930年經由《小說史大略》到《中國小說史略》的修訂過程中，也曾伴隨著後續的《吶喊》諸篇以及整個《彷徨》集的創作過程，我們就不能忽視其小說創作對小說史研究中所需要的文學感受力的有力支持。 可見，無論前期學術生命與創作生命的互映互照，還是後期學術與創作的難以兩全，這對於一個主要選擇了文學道路而致力於關心現代中國人精神情感的魯迅的整體生命而言，都不是不可思議的。而在「國學熱」中形成的「純」學術眼光對於魯迅的實際生命追求而言，不僅是一種典型的捨本逐末，而且更是對魯迅鮮活的生命整體的粗暴切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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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湘潭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