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米蘭昆德拉小說解讀 (評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06-18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觀及其哲學背景　　　　我們可以從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中看到，「存在」是其不厭其煩談論的話題，建立在「存在」上的小說觀，是昆德拉小說創作的基礎。而存在這個形而上的終極命題，在西方哲學史上也經歷了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要想理解昆德拉的小說，必須首先了解其小說深深植根的哲學背景。　　　　存在是什麼？自從俄狄浦斯解開斯芬克斯之謎後，存在之謎，不知困擾著多少人為它走向了凄壯的祭壇。亞里斯多德說：「那個自古以來就發問的問題，那個現在仍然要問的問題，那個將來永遠要發問的問題，那個是我們永遠不得安寧的問題就是：存在是什麼？而這也是在問：本體是什麼？」然而這只是闡釋了存在的終極意義，並沒有解決存在的解釋問題。古希臘人說：「認識你自己。」但那時的「自我」更多的是眾神旨意的化身；到了中世紀，自我則成了上帝的法則，在神性光輝的照耀下，西方人獲得了強烈的自我感，雖然這其中不乏蒙昧；文藝復興興起後，上帝從人們心中隱去，於是迪卡爾宣稱：「我思故我在。」將自我的理性意志作為人類存在的合法前提；這似乎使我們聽到了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所提出的「思維和存在是統一的」。海德格爾說：「當你們用」存在著「這個詞的時候，顯然你們早就很熟悉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不過，雖然我們也曾相信領會了它，現在卻茫然失措了。」這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後產生的種種異化，導致了哲學家開始了對「存在」的重新思考，即對「存在」進行尋根。於是存在主義者薩特又提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於本質」。　　　　米蘭昆德拉立足於前人踏出的存在主義之路，又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從存在的本體論，而是從人類存在的現實境況出發來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來，小說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如果一個小說家，不能揭示人類存在的現實，那麼他是不堪的至少是不深刻的。小說的寫作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對存在的深思。小說考察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存在不是既成的東西，它是「人類可能性的領域，使人可能成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對於現實世界，米蘭昆德拉基本上持一種悲觀態度，他認為生活就是一個陷阱，人們未經請求就被生下來，封閉在從未選擇的軀殼裡，直至老死，一體化的世界則杜絕了人們逃遁的可能性。　　　　基於這樣的創作觀，米蘭昆德拉小說中的人物，更像是一個個為了解釋存在而存在的「實驗性編碼」，小說的情節，場景，論述，均是圍繞「存在」這一主題展開，所有的文字，只是在小說家指揮棒下作出的對主題詞演奏的音符，使昆德拉的小說始終以一種嚴肅而又戲虐的面貌出現，構成了其小說的獨特的個人風格。　　　　　　存在之輕與存在之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昆德拉小說中最為讀者熟悉，為作家贏得聲譽最多的一部小說，80年代在中國出版至今，一直被翻譯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直到前幾年才有了現在的這個書名，雖然只是一個語序的變化，卻使得書名和主題更為貼近。然而即使是改動後的譯名，仍然弱化了原名的玄意。昆德拉在一次訪談中說：「許多朋友勸我放棄《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這個書名，難道我就不能至少刪去「存在」(Being)一詞嗎？譯者在碰到這個詞時，都傾向於用更樸實些的表達予以替換：『生存』(existence)，『生活』(life),『狀況』(condition)等等。「存在並非一個具體物，因此，昆德拉認為，哈姆雷特說的」to be or not to be」絕非「活著，還是死去」的問題，而是一個形而上的追問。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所要探討的實質上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　　　　尼采認為，我們的世界是「永恆輪迴」的。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都由無數次的重複。我們的生活是能夠被預演的，有朝一日，我們的生活會按照我們經歷過的方式再現，而前者中反覆還將無限重複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們就會向耶穌一樣被釘在永恆色十字架上，無法承受的重負將會沉沉的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然而，這個世界存在的基礎恰恰是輪迴的不存在，生活無法預演，我們既不能把它與我們以前的生活相比較，也無法使他完美之後再來度過，生命之流只能在偶然性的大地上泛濫，人們肆意的生活，獲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可是，重就真的悲慘，輕就真的美麗嗎？　　　　托馬斯正是這一問題的代詢人。他是一個離異多年的外科醫生，擁有眾多的情人，生活風流而快活。然而特里莎的闖入打破了他的自由，托馬斯一直在愛戀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間徘徊選擇。特雷莎之於他，既非情人，也非妻子，而是一個「被放在樹脂深覆的籃子里，順水漂到他的床第之岸的嬰兒。離婚以後的托馬斯是愉快自在的，婚姻對他來說是一種責任的束縛，阻礙了他體會生命的快感，在無數的」性友誼「中，他獲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輕。特雷莎無疑是這種生活的終結者，她緊緊握住托馬斯的手使他感到了久違的生命的責任並體會到了其中的美好，可是他又不願意放棄多年來的「自由」。對於托馬斯來說，獨居還是與特雷莎結合，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問題，而是關涉到他對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一向輕鬆的他在六個偶然事件的推動下，選擇了「非如此不可」。　　　　七年之後特雷莎的出走，將托馬斯重又置於自由之身，使其身上的重負突然間釋放，甚至感到悲傷過後的美好，托馬斯嗅到了溫馨的生命之輕。可是，隨之而來的沉重卻將他徹底擊倒，他已經學會了感受別人的痛苦，他終於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從前虛無縹緲的生命了。他回到了布拉格，追回了特雷莎，也追回了存在的重量。　　如果說托馬斯不斷地在輕與重之間遊走抉擇，特雷莎也嘗試著去接受託馬斯的存在哲學。當她無法忍受託馬斯有一次在肉體上的背叛，她開始了向輕的試探，和一個工程師發生了關係，可是這次行為只給她帶來了更深的痛苦，更重的負擔，認真是特雷莎的行為方式，認真讓她陷入痛苦的絕境，雖然她努力從行為到精神上向自己的愛人托馬斯靠近，然而她最終還是失敗了，她永遠背負沉重的負擔，而這沉重恰恰也是對托馬斯的一種吸引。　　　　輕重選擇的對立與兩難，構成了人類的一個基本存在境況，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在這個哲學命題上找到印證，它與善惡無關，究竟是選擇青海是選擇重，昆德拉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只是提出了這個問題並給與了闡釋。在一個極限悖繆的時代，輕與重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追求意義，選擇承擔，並不一定就能收到預期的沉重感，反而常常導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但是，這輕鬆之中不也包含著生命的沉重嗎？　　　　靈與肉的衝突　　　　肉體與靈魂，使人類得以存在的兩種基本形式，人類總是理想化地希望自己的靈肉統一，以把握一個更為真實可感的自我，然而，昆德拉卻以一個特定的性愛情境，揭示出靈與肉的分離，使人類再次陷入對自我的無把握之中。　　　　托馬斯與特里莎彼此相愛，可是看待靈與肉的態度卻不一樣：托馬斯認為,愛情與性是互不相干的，愛情不會使人產生性交的慾望，卻會引起同眠共枕的慾望。在他看來，使愛從屬於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靈與肉在托馬斯身上自覺的分離著，他一邊深愛著特麗莎，一邊又和不同的女人做愛，他在愛情上是忠貞的，在行為上卻是放蕩的。　　　　特雷莎則要求靈與肉絕對的統一。特雷莎有一個外表美麗而內心粗俗的母親，她一直在向特雷莎灌輸一個觀念，特雷莎你與其他人沒有區別，你和其他人的身體都是一樣的，你沒有什麼好隱藏的。特雷莎的母親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著在房間里行走，這令特雷莎感到羞愧和惱怒。特雷莎的一生，就是在於這種觀念抗爭，她認為人與人是不一樣的，靈魂決定了這種個性，否定了肉體的差異，也就否定了靈魂的差異。她帶著這種抗爭，來到了托馬斯身邊，尋求救贖，她向他表明她是獨一無二的，可是托馬斯卻把它混入了其他的女人，對她們的身體施以同樣的愛撫，把她又扔回了原來的世界。特雷莎的「嫉妒」成為她沉重的痛苦，直到死才得以擺脫，而這種痛苦正源於特雷莎對靈與肉絕對的要求。　　　　靈與肉的衝突顯示了人類對把握自我的無能為力，作為人存在的一個基本範疇，它突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悖論，即人不願再靈肉分離中生活，卻只能以靈肉的妥協與調和謀得現實的安適。昆德拉藉此對現代社會所導致的人行分裂和異化進行了批判。　　　　　　政治與媚俗　　　　「媚俗」（Kithcs)是昆德拉作品中的響詞，在一次與作家埃爾格雷勃里的談話中，昆德拉將「Kithcs」闡釋為「已講過一千次的美」，「意味著故作多情的集體謊言」，在昆德拉的筆下，媚俗已並非對每一類任何某個特定情景的描繪，也並非僅僅限於藝術，它已成了政治，社會，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成了人類共同生存狀態的一個指稱。　　　　西方批評家普遍認為，媚俗之於昆德拉，已經不單單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是一個審美範疇。昆德拉認為媚俗起源於「無條件認可生存」的美學理想。媚俗的人，指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斥來自這個範圍內的一切比如大糞（shit），這個每天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理現象，卻被很多人有意地迴避，人們避免談論它以及和它有關的一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第六章《偉大的進軍》就是一篇討伐媚俗的檄文，它的理論首先是從「糞便」開始的，昆德拉舉了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例子，雅可夫在二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和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共用一個廁所。英國人不滿他將廁所搞得又臭又亂，訴諸於集中營的德國軍官。然而，德國長官拒絕討論糞便的問題，雅可夫備感羞辱，以撲向電網的自戕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抗議。在昆德拉看來，人對糞便的厭惡正是一種基本的媚俗。媚俗是人類生存的一個基本情景，它無處不在，不同的媚俗有著不同的內在含義和批判向度，若果說美學媚俗意指英和傷感類作品的低級藝術情趣，那麼政治媚俗則只對既定秩序和既定思想的盲從，文化媚俗則指對多數的，流動的，大眾的價值觀念的認同，人類學媚俗則指人類在無條件的認同生命存在的前提下表現出的樂觀盲從和拒絕思考的態度。「媚俗是存在於忘卻間的中途停歇站」，因為媚俗，生命在本真與非本真之間徘徊不定，人的自由存在成了值得懷疑的東西，事物失去最初的一面，流向難以把握的虛空。　　　　政治，是昆德拉小說中人物的基本生存背景。政治媚俗，則又是昆德拉批判的一個重點，他自己親身經歷的政治迫害使他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昆德拉說：「政治並不產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運動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願望為基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美國參議院對孩子的微笑與布拉格廣場檢閱台上當權者面對遊行者的揮手都是媚俗。「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客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托馬斯和其情人薩賓娜都是媚俗的自覺抵制者。托馬斯，一個用外科手術的思維來對待人生的一生，他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反抗從眾。對於托馬斯來說，真正的困難不是抵制那個「非如此不可」，托馬斯逃離了第一次婚姻，逃離處於專制統治下的祖國，都說明了這一點，真正難的是抵抗本身，在媚俗的集權統治王國里，左右的答案都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有效。心靈的專政即是最高統治，所以昆德拉又說，媚俗的死敵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像一把刀，會劃破舞台的布景，讓我們看到藏在背後的東西。同時，媚俗也極有可能成為一個陷阱，對媚俗的抵抗也可能成為媚俗的一部分。對於托馬斯來說，當在呼籲當局釋放政治犯的生命上千字也稱為「非如此不可」的事情的時候，抵抗本身也成了一種媚俗；對於薩賓娜來說，當她的繪畫被宣傳為反共作品時，她便深深感到了西方世界對她處於深重集權災難中的祖國的憐憫，然而這種憐憫也是一種媚俗，一場西方建立在「博愛」基礎上的政治秀。於是，在眾人「同情」的目光中，薩賓娜憤然離場。　　　　而一直愛慕者薩賓娜的法國教授弗蘭茨，則是昆德拉所要批判的媚俗的集中代表。弗蘭茨是一個樂觀的夢想家，20歲時就確立了哲學教授生涯，但它並不滿足於學者的窒息生活，他「渴望與人們交往，肩並肩地步行，渴望與他們一起呼叫」，他充滿激情，喜歡旅行，也愛同眾人一起上街遊行。「我們都需要有人望著我們」，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聲援柬埔寨的「偉大進軍」。弗蘭茨活在他人的目光里，她急於向情人，向公眾，向內心中的另一個自我顯示生存的意義，期待獲得外界的讚許。他的價值認同，不是建立在對價值本身的追求上，而是為他人而活，最後當他在曼谷街頭一場無謂而偶然的鬥毆中死去時，他的死不但沒有產生悲劇意義，反而具有了某種諷刺的意味，是一個媚俗者的終結。在弗蘭茨身上，我們看到了人的有限性，人的自我失落與價值的扭曲，而這一切，正是人的媚俗可能性的一種反映。　　　　和許多小說家不同，昆德拉的小說直指現代社會人類生存的困境——以怎樣的方式存在？托馬斯，特里莎，薩賓娜以及弗蘭茨都只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個體，昆德拉只提出問題，不回答問題，在無法重演的過去和無法預定的未來，我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