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麗 宗世法：從西方社會科學到中國社會科學的反思

　　（此文發表於2013年《中國農業大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摘要] 本文以鄧正來的主要學術旨向和貢獻為基本論據，闡述如下觀點：西方社會科學，是源於西方社會又自洽於它的社會科學，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近現代以來從西方社會科學到中國社會科學的運動和制度化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明顯問題：作為群體的中國知識分子以「集體性不意識」和「前反思性接受」的方式，對西方的「現代化範式」進行「移植」，導致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範式危機，扼殺了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建構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應遵偱什麼樣的路徑，如何實現鄧正來以建構「依據中國、走向世界」為學術定位的思想，是賦予超越於學派、閱歷和研究旨趣之差別的中國知識分子「殊途同歸」的、艱辛漫長的時代使命。

　　[關鍵詞] 西方社會科學；移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

　　鄧正來先生剛去逝兩個月，一代學人之傑出代表壯年早逝，實為中國學術界的重大遺憾。作為後生晚輩，汲取其學術養料並且奮而拓展之，則為當下緊迫的事業。那麼，如何從有利於當今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宏觀視野出發來思考鄧正來的學術探索價值？鄧正來窮數十年之心力，在西方社會科學為主流的當代學術界，奮力開拓著中國學術自主與深度研究的艱巨事業，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在用他的學術心路歷程踐行著「如何從西方社會科學到中國社會科學」的時代命題。具體而言，如何理解西方社會科學？從西方社會科學到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警惕什麼樣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何以得到自主性？對如上問題的反思，就是鄧正來這頭學術「猛牛」 2從譯介西方社會科學名著到探索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自主性之新方向的重要價值所在。

　　一、西方社會科學，是源於近現代西方社會並自洽於它的一種社會科學。

　　西方社會科學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根據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演進過程所生成的西方學術範式及知識體系，並與西方近現代社會是相對自洽的建構性互動關係。也就是說，這種學科性的範式和知識體系產生之後，並不天然地具有不受任何認識序列和實踐序列限制的價值普適性或功能普適性特點，而極可能具有一種權力式的建構或固化控制的功能。

　　鄧正來認識到，知識具有一種「權力」和「管制」之「實施」的特點。他通過對知識生產機制及其所依賴的社會生活秩序之「正當性」、「可欲性」的認識和批判，開啟了反思、批判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學術之路。他指出知識作為控制工具的事實：「知識這個事物，在十八和十九世紀被視為是『啟蒙的淵源』，但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以後卻已被視為巴恩斯(Barnes)所言的那種具有『權力的淵源』的特性——即一種控制的工具，或者福柯所言的『作為權力和管制的實施的可能性』。」[ 3]3他還詳述了知識的建構性、固化性的作用：「對於人類社會秩序或結構來說，那種宣稱擁有普遍性和真理性的社會科學知識，具有著極強大的『正當性賦予』力量 4；這種社會科學知識不像客觀實證主義所宣稱的那樣只是反映的或論證性的，也不只是技術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構性的和固化性的——這種社會科學知識通過各種制度化安排而滲透和嵌入各種管制技術和人的身體之中，並成為人們形塑和建構人類社會秩序或結構的當然圖景，而由此形成的社會秩序或結構反過來又強化著它所依憑的那些知識。」[3]5鄧正來還強調：某些具有普適性的基本價值，並不意味著對其信奉和實踐的某種序列安排也一定具有普世性。「因為在任何特定時空中，基本價值序列的安排和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人們對該時空中的問題的認識為依據的，進而它們受到特定時空的限制。」[ 5]

　　進一步地，鄧正來也認同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雙重性特徵。他完全贊同布迪厄的觀點：在布迪厄看來，知識分子（或更廣義地說，是符號生產者：藝術家、作家、科學家、教授、新聞記者等等）構成了「權力和某些特權的佔有者」，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支配者。但是，考慮到他們與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佔有者的關係，他們又是被支配者。「作為支配者中間的被支配者，或者，通過與政治場域的結構對應關係，他們的位置是矛盾的，這一點可以說明為何他們的立場在有些時候表現出模稜兩可的特點。」[1]8

　　在理解了「知識」及「知識分子」之特性的同時，鄧正來還從西方社會科學及其制度化發展史的角度，闡述了如下觀點——

　　既有的西方社會科學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間有著邏輯自洽的相輔相成的關係，學科制度的最初發展是意識形態鬥爭過程中以具體知識支撐「政治安排議程」的反映。 鄧正來在深入研讀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之後，非常贊同沃勒斯坦的敏銳洞察：「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學科的分類觀念和實踐有著深厚的意識形態根源，因為意識形態遠不只是一般的世界觀，它毋寧是由人們帶著明確的政治目標而有意識地和集體地加以型構和闡釋的一種特殊的世界觀念。換言之，意識形態乃是人們在建構現實世界的過程中所始終依賴的在歷史中生產出來的一種共同的眼鏡，而正是這種眼鏡決定了人們如何認識和解釋他們的世界。」在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論戰中，自由主義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但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尚不足以對付或支配這種『常規性變化』，它還需要那些能夠反映具體政策建議的政治安排議程加以配合，而這種議程的制定又要求擁有關於現實社會的具體知識作為支撐，於是這個任務便交給了社會科學。」[ 6]6

　　鄧正來強調，支配了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學科結構演化的基本命題，即社會科學是由一系列在知識上自洽的彼此獨立的課題的「學科」(discipline)構成的，是在那些為了實現特定目的的具體社會結構中的集體創造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物。「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通過當時歐美傳統大學結構內部的分化而確立的。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制度化的進程主要發生於十九世紀的五個地區：英國、法國、日耳曼國家、義大利半島諸國和美國；此外，社會科學中許多『研究主題』和『學科』的稱謂也是在這個世紀提出的，這些稱謂主要有四個：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3]6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這三門學科，輔助於歷史學，都以「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最終變成了一種限定和設計社會變化的研究方式。正是基於以上的認識，鄧正來認為：「19世紀社會科學學科的『命名』工作及其學科化的分析單位——亦即設定知識勞動分工結構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認為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鄧正來一針見血地強調：「沃勒斯坦對於社會科學分析單位的這種『問題意識』，並非生成於他對社會科學這種分析單位的直接認識，而是生成於他對這種社會科學學科結構及其賴以存在和得以維繫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洞識。……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馬克思為什麼對新型的社會科學表示懷疑、保守主義為什麼對此更持懷疑態度的原因。」[3]8

　　總而言之，西方社會科學，是源於現代西方社會又自洽於現代西方社會的科學。「西方社會科學」之名源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之實，其「名」與其「實」有著「名符其實」的關係，西方社會科學者，西方社會發展之經驗提升、抽象者也；換而言之，西方社會科學形成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之經驗，同時又解釋之，指導之，固化之，是謂「自洽」性。

　　二、從西方社會科學到中國社會科學的「移植」機制及其嚴重問題

　　從邏輯上而言，作為「個別」概念層次的西方社會科學之學術範式和學術體系，不是作為整體抽象層次的社會科學，更不是作為另一「個別」概念上的東方或者南方的社會發展之社會科學。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就歷史現實中的發生機制而言，優先出現和發展成熟的西方社會科學，自然會先入為主地對後發出現和蹣跚學步的中國社會科學之發展具有參照、借鑒甚至成為階段性目標的意義。然而，過猶不及，當我們錯把西方社會科學等同於社會科學，直接採取「拿來主義」進行「舶來」和「移植」——把作為個別概念層次的西方社會科學，尊為整體概念層次的社會科學，並作為主流而制度化；我們便忽視了當初西方社會科學得以發生和發展的真正機理，即「西方社會科學源於西方社會經驗並自洽於西方社會發展」的理路。這樣做的機制及其危害是相當嚴重的。

　　（一）對西方社會科學進行「移植」的表現及其機制

　　中國當前的大部分社會科學，屬於「在中國」的西方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是中國知識分子在近現代救亡圖存的路徑中，在西方「現代化範式」的參照下建構的結果。以現代化範式支配的中國諸社會科學，體現了種種舶來「移植」的外發性的抽象邏輯品格，而非內生自洽的具象實踐品格。鄧正來認為這種外發「移植」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進程，「實際上是與國人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運動同時展開的，甚或是這一『知識引進運動』的一部分：它不僅表現為中國社會科學學科門類是按照西方社會科學學科結構加以確立的，其『分析單位』是經由民族發展主義的管道而從西方社會科學既有知識範式中移植來的，而且還在更深的層面上意味著西方社會科學有關學科分類和分析單位的一系列理論預設在中國學術場域的正確性。」[3]4

　　鄧正來用「建構/被建構」、「集體性不意識」、「前反思性接受」等詞來概括中國知識分子把西方社會科學當作社會科學時的一些表現特徵。「建構/被建構」是用來描述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雙重性特點的。「由於社會科學對於中國來講基本上是一舶來的知識，因此無論是對這種知識的認識還是關於這種知識的學術制度（尤其是評價制度）都在相當的程度上是陌生的」[1]13，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從一開始就是社會科學的被建構者；同時，他們也具有生產知識等建構性的特性，這種集「被建構與建構者」雙重性特性於一體的同一性，在某種程度上規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生產和再生產社會科學知識的「路徑依賴」品格。然而，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知識界卻對上述「建構者/被建構者」的關係表現出了某種「集體性不意識」。這種「集體性不意識」，被鄧正來稱為中國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在未經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經由思想和運動而形成的學科制度化安排作為一種當然的東西接受下來，而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在中國的社會科學中只能見到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安排的不斷強化和擴展，然而卻至今依舊不見對這些知識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根本原因！尤為重要的是，由於經濟資源投置方向的扭曲以及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各門學科中的知識行動者在為分配或爭奪資源而宣稱各自學科知識的有效性和真理性的過程中，更是強化了這種學科結構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制度安排的正當性。」[3]4-5再如，他也認為，我們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下就把西方十九世紀社會科學作為分析單位的「國家」也作為研究和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分析單位」，實際上這是以一個偽問題為前提而化約出來的研究單位：「它假定存在著一些同質性的空間，百每一空間都構成了一個主要通過諸多平行過程而運行的自律系統。」而實際上真實世界中並不存在這樣一種抽象的獨立的社會，只存在具有特定時空規定性的具體社會。可見，知識分子們「前反思性接受」地以抽象的「國家」為研究單位，是非科學的，也是極其粗暴的、不切實際的。

　　（二）對西方社會科學「移植」的嚴重後果

　　首先，學術「現代化範式」的支配，形成了「思想框架」的切割和固化作用，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範式危機。關於西方知識「思想框架」的問題，鄧正來將它稱之為「現代化框架」。他強調：「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那些以『傳統與現代』兩分觀及『傳統必然走向現代』的進化觀為思想支援的各種現代化理論，原本是西方學者對西方社會在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前後階段的思考，但當它被用以解釋非西方的發展問題並為非西方學者接受時，這種思想和理論也就擺脫了其發生學意義上的限制，而成了一種較為普適的關於各種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思想框架』。[ 7]7建立在這種「思想框架」之內的、以現代化範式支配的中國的諸社會科學，呈現出了總體性的範式危機而非技術層次的危機。鄧正來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書中，以建國後中國法學為例，以對法學中四種不同甚或存有衝突的理論模式的深入探究得出結論，認為「以這些理論模式為代表的中國法學之所以無力引領中國法制的發展，實是因為它們都受一種『現代化範式』的支配，而這種『範式』不僅間接地為中國法律發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圖景』，而且還致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並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與此同時，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現代化範式』因無力解釋和解決由其自身的作用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最終導致中國法學總體性的『范失』危機……」[ 8]6

　　其次，這種「移植性」，還造成了知識分子對西方理論批判力的喪失以及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並滋生助長了把「共謀」關係遮隱起來的「消聲之幕」等嚴重的知識分子生態場域問題。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毫無批判的接受，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示範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正是在這種暴力性示範下，中國知識分子毫無批判地從西方引進理論，便被視為合理的甚或正當的。再者，這種實踐還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有關中國發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亦即依著西方的既有理論對這些研究做『語境化』或『路徑化』的處理，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帶上了西方知識示範的烙印。」如上這種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性不意識」地對西方社會科學知識進行「前反思性接受」的暴力性示範和烙印，使作為整體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理論批判力的致命性喪失；並且，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情勢還直接導致了一種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即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以西方流行社會科學知識及其範式為指導目標，用來調節科研行動的原則、方向，並以之為享受和消遣。另一方面，先天地具有「建構/被建構」雙重性特點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其生態場域與「地氣」的脫離，於是便滋生助長了把「共謀」關係遮隱起來的「消聲之幕」等嚴重的生態場域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生態場域的形成，因為並不是真正依賴於基於根底的、中國人民大眾的經驗實踐——中國社會科學成長發展所要的真正的養料和路徑，因此很難正本清源地找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安身立命之本，便只能胡亂地找尋各種憑藉，從而滋生助長了一些嚴重問題。比如，鄧正來談及中國知識界的「共謀」關係。除了指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經濟社會或者西方社會科學等外部場域之間的「共謀」關係之外，更指的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各種「操作」或「玩弄」中國學術制度安排（諸如考試製度、職稱評定製度、項目分配安排、學科評價體系，等等）之腐敗實踐之間的「共謀」關係。那麼，之所以這種「共謀」關係得以存在發展，鄧正來認為是因為有一張具有結構性意義的「消聲之幕」的存在，它由具有中國當下社會印記的「人情世故」、「利益分配」或「權錢關係」等非學術因素編織而成，憑靠各種「學術」制度安排為支撐，表現為各種「操作」或「玩弄」中國學術制度的「非正式規則」，並且能使得廣大具有「日常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們因懼怕相應的「學術」制度之懲罰而「集體性失語」。 [4]8-10

　　更為嚴重的是：對西方社會科學的中國化「移植」，也以「佔位」的方式扼殺了中國社會科學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並起到了無益於社會的作用。因為這些學術制度在中國的移植只會引發與這些制度原本旨在達到的目的相違背的結果。以社會科學的生成和對社會缺乏整體有效的認知為例：社會科學作為一門學科之所以在19世紀下半葉得到發展，主要是把當時的一些社會改革組織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裡加以制度化的結果。這種逐漸在大學中實現的專業式學科結構，「不僅人為地分割了有關社會現實的知識，而且也經由這些學科知識的人為而從根本上切割了杜會現實……經濟學家堅持研究市場的運行機制；政治學家只關注政府的正當性；而社會學家則著重研究那個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所忽略的『新興』社會——文化領域。」[3]6鄧正來還以「消費者權利」法學研究為個案，對中國法學研究中「中國」的缺位所形成的無益甚至不利作用進行分析：「一方面，中國法學對於關乎人之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消費者權利』保護這個現實問題並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另一方面，有限的相關討論也都帶有嚴重的『都市化趨向』和『部門法學科趨向』，以西方法律中的概念或法條來『裁量』或『量度』中國『消費者權利』問題上的具體現實。」[5]125這意味著在「消費者權利」法學研究中，作為研究出發點和思考根據的「中國」，也即賦予法學邏輯以生命力的中國農民乃至中國人民大眾的具體現實的生活經驗，完全消逝了。於是，我們看到了一種逆向發展的情勢：一方面是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違法行為之法律越來越完善，一方面是相關的違法犯罪活動非但沒有減少，而且還呈現出了日益猖獗之勢。

　　總之， 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缺失，根本上在於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不明同異」地進行總體性「移植」，造成知識發生學意義上的知識生成機制之邏輯錯誤。

　　三、「依據中國、走向世界」，建構主體性中國社會科學

　　中國社會科學，無疑與在中國這個人多資源少的傳統東方發展中國家實際上發生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同時，也與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舶來」特性密切相關；前者是一種基於現實關懷的實體之建構，後者則是一種基於學理關懷的研究範式或解釋模式之主張。毋庸置疑，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國現代化尤其是改革開放進程時，譯介並採用現成的西方社會科學之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等研究範式及其成果去研究中國實際上發生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很重要的學理意義，尤其是為解釋和認識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視角，這都是西方社會科學之對於中國社會科學所具有的可能的正面意義。鄧正來非常贊同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洞見或透識隱藏於深處的棘手問題是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這一變化具有決定意義……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實際上人們很難再意識到這些舊的問題。」 9維特根斯坦所述的「思維方式」與「研究範式」類似，僅從對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的借鑒和參考意義上來講，西方社會科學的大量引進，為中國學者提供了對中國的經驗材料進行學理分析的方法、概念、理論和觀點。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自洽於西方歷史和社會經驗的西方社會科學本身是科學的，對它的大量譯介和借鑒工作也是不無禆益的。

　　然而，問題出在：作為整體的中國社會科學在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進程中，對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現代化研究範式形成了「移植品格」，從而造成了如上所述的嚴重問題。那麼，面對此種情勢，怎麼辦？

　　鄧正來提出「依據中國、走向世界「，這是在世事急劇變化、在西方社會科學所涵蓋的「概念和語詞」大行其道的時代，對衝破既有思維習慣之藩籬的一種智慧性的挑戰。

　　面對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西化之慣習及其制度化之困境，我們有必要透徹理解從西方社會科學到中國社會科學的固有問題和其他選擇，這對當下中國學人「放下習慣衝出藩籬，開創社會科學研究新開地」的積極借鑒意義。鄧正來呼籲要捍衛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要從「唯學科化傾向」導致「肢解化的中國」的研究取向中解脫出來，要用問題導向的、綜合性的交叉學科或「無學科性」研究去解釋處於變革之中的整體性中國，[ 10]他主張：在整個世界秩序面臨轉型和重構的臨界時刻，我們必須樹立其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覺意識，進而成為「主體性的中國」，[5]9 其實質是冀望於建立起「中國社會科學本質上源於中國社會經驗並自洽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理路。

　　鄧正來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擔當發出了「震聾發聵」的歷史絕音——

　　第一，要從自主性的國內向度出發構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我們必須通過打破整體性的『社會』概念而將中國社會科學視作相對獨立於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的學術場域，並經由科學資本的增加和同日常性常識或學術性常識的決裂來增進和捍衛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 [4]11鄧正來在此想表述的，應該與如下邏輯表述不衝突：社會科學來源於各種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但又高於它們，是對它們的抽象和概括，二者不是一個層次。社會科學是概念，而各種經濟場域、社會場域、政治場域等現象是經驗，是具象，是社會真實的發生過程。第二，要從自主性的國際向度出發構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他呼籲道：「我們必須通過打破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中極其流行的『拿來主義』和『知識消費主義』傾向，而使中國社會科學知識及其制度擺脫其所具有的『移植品格』，進而顛覆這種品格所掩蓋的作為知識消費者的中國知識分子與作為知識生產者的西方學者間所存在的各種關係，並且對那些充滿了『移植品格』的社會科學知識及其制度進行反思和批判。」 [4]11

　　僅以對市民社會的研究為例：一方面要為解釋中國現代化道路提供學理的解釋模式，另一方面要以中國式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互動解釋模式對西方市民社會的模式形成批判式論辯。第三，對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機器進行批判。包括對由各種考試製度、招生制度、學籍和學籍管理制度、學科設置、學位授予制度、職稱評定製度、項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學術評價體系等構成的綜合學術制度化體系進行分析和批判。

　　鄧正來在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範式」進行批判和反思的同時，還身體力行地做出了更積極的建構性努力。他力圖以促進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轉型』或『知識革命』為學術擔當，以中國語境中的「生存性智慧」概念為主要基點，「在加強對中國進行『深度研究』的前提下探究真正『根據中國的』、關於中國和世界發展『理想圖景』的可能性」。[1]11他以大無畏的氣魄提出了「依據中國，走向世界」的學術原則，認為我們至少可以拿出三樣東西走向世界：「一是讓中國的哲學文化傳統走向世界，二是讓當下中國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以我們基於中國立場對世界秩序重構的理論建構走向世界。」[1]12雖然說鄧正來反對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的「狹隘的知識地方主義」[ 11]，但是他強調「依據中國」並「走向世界」；這裡的「依據」，是依據具有著歷史性和結構性的當下的中國，依據對當下中國經驗的深度理解；依據中國立場。 12

　　闡述至此，我們隱隱感覺到了包括鄧正來在內的、一種超越於學派之差異、經歷之有別、研究旨趣之不同的當代學人「殊途共歸」的艱辛努力：曹錦清也認為中國人研究中國，要「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為立場。」他強調，判斷中國應該如何，要以中國是如何的判斷為基礎，要尊重中國自身的經驗和歷史；要返回國情、返回歷史、返回實證；要從內向外看，由下往上看。 13溫鐵軍一直都在致力於「解構現代化」，認為西方社會科學所據以經驗的西方工業文明進程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複製的，因此不具有普適性；一直都在苦苦地追問「我們到底要什麼」， 14並且心甘情願地被人稱之為「用腳做學問的人」，持續領軍於當代知識分子新鄉村建設運動達10餘年之久。賀學峰和他的學術團隊出於對中國農村研究的反思，致力於建構對當下農村社會及其轉型過程的本土理解，他們認為，達到這一目標的主要途徑是通過深入的、人類學式的田野研究；賀雪峰本人也早在2004年提出了「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之觀點和方法，認為超過半數的中國農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制度必須適應中國基本國情，外來理論必須經過全面檢討，要分學科反省當前的農村研究；要在資源和環境、體面與尊嚴、舊文明與新文明等若干基本問題方面形成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 15至於翟玉忠，則以「道法中國」 16等為研究主題，一方面，集中疏理西方文藝復興之後隨著現代工業文明在全球範圍內的推進而從歐洲擴展到了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它集中表現為對內解放人性，對外掠奪自然；另一方面，他又卓有成效地在重新整理和解讀中國古典學術體系，集中於它的不同於西方社會科學的「重意象輕抽象、重事變輕言理、重統一輕支離」的總體特點的闡述上，冀望於當代的全球人類面臨總體性生存危機之時能從中國古典學術體系里找到「生存性智慧」。

　　綜全文所述，在從西方社會科學到中國社會科學的真實發展過程中，由於西方社會科學自洽於現代化西方社會的經驗過程，簡單地對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範式進行「移植」，而不是借鑒其發生學機制形成中國社會科學的內生性實踐品格，則會出現諸多學科發展過程中的總體性危機。「依據中國，走向世界」，以真實具體實踐場域里的「事物的邏輯」代替一種學術框架範式下的「邏輯的事物」，此思維邏輯解放運動的開展，必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開創出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之自覺發展的新時代。以鄧正來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的研究擔當，當是個以百年計的、漫長的、艱巨的奮鬥過程。

　　參考文獻

　　1 何慧麗，女，1971年12月生，河南靈寶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宗世法，男，1988年9月生，山東泰安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研究生。

　　2 許繼霖. 上海學術界的「猛牛」.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鄧正來先生訃告( http://dzldnw.ias.fudan.edu.cn/s/152/t/480/b0/e4/info45284.htm )，2012-3-25.

　　4 「正當性賦予」力量指某種特定的「知識系統」不僅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以及在人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著某種支配性的力量，而且在特定的情勢中還會具有一種賦予它所解釋、認識甚或描述的對象以某種「正當性」的力量，而不論這種力量是扭曲性質的，還是固化性質的。[5]271

　　9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札記》，轉引自鄧正來. 學術自主性與中國深度研究：鄧正來自選集.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第168-169頁。

　　12 對於如何對待中西思想資源的問題，鄧正來認為「不僅可以使用西方的思想資源，而且也同樣可以使用中國的先哲思想，但是關鍵在於我們絕不能僅僅陷在幫助中國古代先哲與西方思想家進行論戰或者幫助西方思想將與中國古代先哲進行論戰的困境之中迷失了自己，亦即完全丟棄了我們自己的關於當下中國的問題意識。」[5]284

　　13 參見曹錦清. 如何研究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4 參見溫鐵軍. 解構現代化.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溫鐵軍. 我們到底要什麼.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4.

　　15 參見賀雪峰. 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16 參見翟玉忠. 道法中國.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0.

　　　 [[1]]鄧正來.學術自主性與中國深度研究：鄧正來自選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2.

　　　　[[2]]鄧正來.批判與回應——尋求中國法學的主體性.浙江社會科學, 2006(1).

　　　　[[3]]鄧正來.中國社會科學的再思考——學科與國家的迷思.南方文壇, 2000(1).

　　　　[[4]]對知識分子「契合」關係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會科學, 2004(6).

　　　　[[5]]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

　　　　[[6]]鄧正來.高等教育研究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在復旦大學的講演.文匯報,2008-12-27.

　　　　[[7]]鄧正來.全球化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轉型」.解放日報,2009-8-9.

　　White Horses not Horses,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not Social Sciences

　　He Huili Zong Shifa

　　Abstract Making a logical analogy betwee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GongSunLong』s famous theory 「White Horses not Horses」 and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not Social Sciences」, based upon Deng Zhenglai』s main academic points and contribu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position that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isn』t equal to social sciences」: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originated in and is suitable to the western society, it has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dern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 regard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equivalent to the social sciences, they show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pre-reflective acceptance」 to 「transplant」 「western modernization paradigm」, which results in the consequences of overarching paradigm crisis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utonomy. Deng Zhenglai takes the 「According to China, go to the world」 as his academic orientation, which endow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the arduous and lengthy era mission to transce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chools, experiences and research interests, to establish Chinese academic autonomy

　　Key words White horses not horses;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Transplan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ut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