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轉形理論的反批判

☆節選自丁堡駿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程》

第五章第四節

前面我們已經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是馬克思在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中第一次系統地予以闡述的。這一理論的重要性，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界往往被低估了。很多人都只從數學形式上去認識它，把它看作是一個「轉形」的數學計算問題。事實遠不是那麼簡單。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結構來看，轉形問題是馬克思從純粹形式的剩餘價值生產研究，向具體說明現象形態的利潤、利息和地租形式過度的一個關節點。沒有這個中間環節，人們便無從了解利潤、利息和地租。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著作《剩餘價值理論》一開篇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餘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餘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餘價值。由此必然會產生哪些理論謬誤，這將在第三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那裡要分析以利潤形式出現的剩餘價值所採取的完全轉化了的形式。」[1] 事實上，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缺少抽象力，他們不能夠從利潤、利息和地租這樣一些剩餘價值的具體形式中抽象出剩餘價值這個一般範疇；另一方面他們更不能從作為一般範疇的剩餘價值，運用轉化的方法從剩餘價值這個本質關係去說明利潤、利息和地租等具體範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於其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他們的超歷史觀點根本無法正確理解這一理論。資產階級經濟學還在其發展的古典階段，就發生了圍繞李嘉圖價值理論所展開的論戰。這場論戰的最終結果是李嘉圖學派的解體，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讓位於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平均利潤規律和價值規律的表面矛盾就是導致李嘉圖學派解體的兩個重要矛盾之一。在《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以前，關於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問題的論戰，主要是起因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於馬克思剽竊洛貝爾圖斯的議論。為了證明馬克思成果的獨創性，恩格斯用馬克思未發表的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進行挑戰。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在《批判》手稿中已經解決了這個矛盾。現在，離《資本論》第三卷出版還有幾個月，那些願意相信馬克思剽竊洛貝爾圖斯的人，如果能夠事先說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是怎樣解決這一矛盾的，那麼，我們就願意繼續奉陪他們探討馬克思的剽竊問題。恩格斯強調等到《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了，「洛貝爾圖斯這個經濟學家，就用不著再提了」[2]。為迎接恩格斯的這一挑戰，各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紛紛粉墨登場加入討論者隊伍。這些人包括威·萊克西斯、康拉德·施米特、彼·法爾曼、尤利烏斯·沃爾弗、阿基爾·洛里亞、喬治·斯蒂貝林、韋爾納·桑巴特等都參加了討論。恩格斯及時地肯定了威·萊克西斯、康拉德·施米特、彼·法爾曼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威·萊克西斯，恩格斯肯定他問題「已經含糊地、膚淺地，然而大體上正確地被提出來了」。恩格斯評價說「象作者這樣沾沾自喜地以『庸俗經濟學家』自居的人能達到這一點，實際上已經出乎我們的意料」。對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肯定他「多少懂得從《資本論》的前兩卷中得出各種進一步的結論。……這是屬於他的榮譽。」恩格斯指出，「施米特在問題已經臨近解決的時候走上了這條岔路」。 恩格斯也肯定了彼·法爾曼「實際上已經接觸到了問題的關鍵」。法爾曼事實上已經描述出了商品按新的價格出售，一部分商品出售價格高於其價值，另一部分商品出售價格低於其價值，就全社會來看總價格和總價值相等。並且法爾曼認為特殊部門的商品出售價格對價值的偏離是一種「干擾」，這種「干擾」並不否定價值規律。法爾曼的不足是，他並沒有把這種競爭的結果用科學的價值規律予以說明。因為在這裡還有許多中間環節需要具體地予以系統地闡述，而法爾曼不正確地將價格偏離價值看作是一種「干擾」，導致他無法正確認識馬克思的分析。恩格斯還指出了尤利烏斯·沃爾弗、喬治·斯蒂貝林等人的淺薄錯誤。恩格斯把分析批判的重點，放到了義大利經濟學家阿基爾·洛里亞的理論上。阿基爾·洛里亞偽造和歪曲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並將其竊為己有，同時攻擊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否定了價值理論，是「科學上的自殺行為」。如果說近代和現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和薩繆爾森等以瘋狂攻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著稱，那麼，洛里亞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攻擊就是這種攻擊的最原始形式。

一、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分析所進行的龐巴維克式的攻擊

洛里亞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瘋狂地攻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分析。他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價值範疇是非現實的。他指出「任何一個稍有點理智的經濟學家都不會，而且將來也不會去研究這樣一種價值，商品既不按照它來出售，也不能按照它來出售」。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不放棄價值是比例於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但他以生產價格理論否定價值理論。他硬說當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說明商品交換時，馬克思只是以相反的形式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論點：作為商品出售依據的價值，不是比例於商品中耗費的勞動！他的意思是說，馬克思的生產價格已經原則上不同於價值了。我們知道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論述道，雖然個別價格會偏離個別價值，但全部商品的總價格始終和它們的總價值一致，或者說始終和商品總量中包含的勞動量一致。但洛里亞認為，馬克思的這種辯護也無濟於事。洛里亞的理由是，價值既然不外是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相交換的比例，而比例數又是無法加總的，所以，總價值這個觀念本身就是荒謬的。

總之，洛里亞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從商品交換中得出兩種商品相等，只是因為這兩種商品裡面包含有一個質和量上相同的要素，即同樣大的人類勞動量。但是，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又極其莊重地否定了自己的這個論點。在第三卷中馬克思已經承認商品交換不是按照商品裡面所包含的勞動量的比例，而是按照另外一種比例來進行。於是他大喊大叫：「什麼時候見過這樣十足的謬論，這樣重大的理論破產？什麼時候見過這樣大吹大擂的、這樣莊重的科學的自殺行為？」[3]

繼洛里亞之後，龐巴維克（Eugen von Bǒhm-Bawerk,1851-1914 ）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又一個瘋狂地攻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問題的人。在1884年《資本與利息》一書中，龐巴維克用第六篇第三章整章的篇幅批判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所闡述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當《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以後，他又於1896年出版了《馬克思體系的終結》的長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是，證明「馬克思的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平均利潤率和生產價格理論同價值論是不可調和的。」具體論證有以下幾個環節：

首先，龐巴維克認為價值規律的任務就是要揭示現實中觀察到的物的關係。馬克思在第一卷里也是用1件上衣等於20碼麻布來說明這種關係，現在馬克思否定了這種看法，轉而用總價值等於總生產價格說明價值規律，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總價值等於總生產價格，這種總的相等，無助於說明單個商品的交換關係。

其次，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在第三卷里為了說明價值規律支配價格運動，卻嚴重忽視了自己的矛盾。他一方面主張，除供求波動以外，勞動消耗是調節商品交換比例的惟一因素。另一方面又認為，勞動消耗不變，由於生產過程縮短，資本構成發生變化，價格也會發生變動。這種自相矛盾表明，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用看成是勞動單獨支配交換比例。

第三，龐巴維克認為，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原始狀態」中從未起支配作用，因為利潤率平均化在馬克思看來有兩個前提：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占支配地位；二是競爭有效地表現出它的平均化作用。恰恰在馬克思認為人價值規律占支配地位的「原始狀態」的社會中，這兩個前提條件也同時具備。

此外，龐巴維克還根據他所誤解的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檢驗」勞動量是否是商品交換比例的唯一基礎。他的結論當然是否定的。龐巴維克總的結論是，「馬克思的體系同事實毫不相干，它的體系建立在比形式辯證法還不穩固的基礎上」[4]

保羅·薩繆爾森（1915——2010）是當代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家，於1970 年獲得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一生髮表了多篇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批判的論文，其中影響較大的是1970 年收錄在《全國科學院會議論文集》9 月號上的《馬克思的「價值」向競爭「價格」的「轉化」——放棄和替換的過程》，和1971 年發表在《經濟學文獻雜誌》6 月號上的《理解馬克思的剝削概念：馬克思的價值與競爭價格間所謂轉化問題的概述》。這兩篇文章在總思維邏輯上，都是採用割裂價值體系和生產價格體系之間的內在聯繫的辦法，選擇接受生產價格體系而放棄價值體系來否定馬克思的轉形分析。以1970 年的文章為例，薩繆爾森假定a0＝［a0j］是獲取生產部門n 的產品的勞動直接投入的行向量；a＝［aij］是里昂惕夫矩陣，矩陣中的要素表示生產部門j 的產出的產品投入；m=［mi］表示為滿足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成本的最低生存產品需求列向量。薩繆爾森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所闡述的「價值」表示為行向量，π ＝［πi］則有下式：

不僅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家否定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而且，國外一批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同情者也否定轉形的歷史過程。森島通夫也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矛盾，不贊成恩格斯所講的歷史轉形分析。[5] 米克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必完全跟恩格斯一致。[6] 恩格斯的觀點從方法論的角度而不是從歷史的角度也受到貝特海（Bettelheim）、以馬利（Emamanuel）和澳賽澤和巴利波(Balibar)的批駁。[7]

洛里亞是龐巴維克的先驅，他奠定了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分析的龐巴維克式攻擊的理論範式基礎。龐巴維克繼承了洛里亞批判的主要方法和觀點。一方面由於龐巴維克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著名代表人物，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為基礎，批判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分析，代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流傾向；另一方面，它對馬克思的攻擊也帶有極強的感情色彩，因此，龐巴維克的攻擊就更具有典型意義。薩繆爾森更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家，他在價值論上信奉的是龐巴維克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在階級立場上，更是代表當代國家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因此，他毫不隱晦地稱自己是當代的「龐巴維克」。但是，薩繆爾森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所謂「里昂惕夫和斯拉法時代」的批判，與洛里亞和龐巴維克的批判相比，除了在數學方法上的誤用和錯用以外，再沒有增加任何新內容。總結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問題的批判和攻擊，如果去掉一些枝節問題，其基本邏輯要點不外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否認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經濟範疇，而將其說成是一種從未得到貫徹的理論上的「虛構」，或最多也只能說是一種「假說」；否定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歷史上存在由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的過程。第二，用《資本論》第三卷所闡述的生產價格否定《資本論》第一卷所闡述的價值。斷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闡述的生產價格理論宣告了馬克思「科學的自殺行為」。

二、龐巴維克式的攻擊只是去掉價值轉而寫上價格的庸俗故事的故伎重演

（一）龐巴維克式的攻擊採用的是一套主觀的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思想方法

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馬克思的科學巨著《資本論》第一卷於1867年出版。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第一次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社會體系所賴以旋轉的軸心——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關係給予了透徹而又精闢的分析。隨著《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階級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而資產階級面對《資本論》則是極其恐懼，他們最初採取的策略是，用「緘默抵制」的辦法企圖置馬克思主義於死地。當這種「緘默抵制」的辦法失敗後，資產階級便要求他們的思想家能夠提出新的理論，用以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邊際效用價值論便是資產階級御用思想家向資產階級所奉獻的一種經濟理論。上面所提到的向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發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洛里亞、龐巴維克到薩繆爾森，他們都是邊際效用價值論的狂熱的鼓吹者或倡導者。他們堅持價值範疇是消費者的主觀判斷，強調價值是比例關係，而反對客觀的勞動價值範疇的存在。既然價值僅僅是比例關係，價值便不能進行加總，因此他們反對總價值概念。

洛里亞認為，「價值不外是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相交換的比例，所以單是商品的總價值這個觀念，就已經是荒謬的」。對此恩格斯指出，「要是這樣，兩個商品互相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值，就純粹是一種偶然的，從外部飛到商品上面來的東西，可能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例如100千克小麥，一種場合可以和1盎司黃金交換，另一種場合又可以和100盎司黃金交換，這樣出現了不確定的交換比例。按洛里亞的邏輯，「不管兩個商品按什麼比例互相交換，這個比例就是它們的價值」。100千克小麥的價值可以是1盎司黃金，也可以是100盎司黃金。因此，價值和價格是等同的。每一個商品有多少種價格，就有多少種價值。這樣荒唐的結論並不能使庸俗經濟學家感到不安，因為他們可以從供求價值論中找到根據：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決定的。

洛里亞似乎在供求價值論中找到了避難所，在那裡，他也能夠「自圓其說」了！但是，供求價值論最怕的就是追究供求平衡的情況。資本主義經濟的通常情況是供求不一致，但是，如果我們從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來看，需求和供給的不一致會有互相抵消的趨勢，因此最終結果是供求一致。這樣，我們可以將一個國家現有的全部商品平均分成兩半，一半代表需求，同樣另一半代表供給。假定每一半商品所代表的價格和價值都是10 000億元。則商品的總價格和總價值相等，都等於20 000億元。這裡並沒有洛里亞所說的「總價值就是荒謬」的這種情況。因為，如果洛里亞仍然要堅持說20 000億元總價值是荒謬的，那麼，我們就同樣也可以說20 000億元總價格也是荒謬的，因此根本不存在洛里亞所說的20 000億元總價值是荒謬的，而20 000億元總價格就不是荒謬的。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拒絕勞動價值論，拒絕一般勞動時間是價值的實體，仍然陷於價值是比例關係而不能加總的陳腐教條之中，價值總量之謎和資本總量之謎仍是困擾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難題。究其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拒絕勞動價值論而認為價值是一種比例關係、是一種主觀心理範疇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二）價值規律作用形式變化的歷史分析

桑巴特把「價值規律理解為思想上、邏輯上的事實，而不是經驗上的事實。」施米特把價值規律看作是為說明實際交換過程而提出的科學假說，他還進一步宣稱「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內的價值規律是一種虛構，即使是理論上必要的虛構」。洛里亞等否認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商品按價值出售的一個歷史時期。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價值規律認識上的種種錯誤觀點，恩格斯明確指出：無論桑巴特還是施米特和最拙劣的庸俗經濟學家洛里亞，都沒有充分注意到：「這裡所涉及的，不僅是純粹的邏輯過程，而且是歷史過程和對這個過程加以說明的思想反映，是對這個過程的內部聯繫的邏輯研究。」[8]

恩格斯通過對大量歷史資料的分析，補充論證了馬克思的如下理論觀點：「把商品價值看作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歷史上先於生產價格，是完全恰當的。」[9]

1.簡單商品生產——商品按價值出售——時代的存在

恩格斯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談起。在原始公社內部，生產者自己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生產者消費自己的產品。最初的、極其少量的產品交換髮生在原始公社之間，兩個公社用自己的剩餘產品進行交換。通過這種交換，產品轉化為商品。產品在兩個公社之間轉化為商品，由於反作用兩個公社內部產品也就轉化為商品。這個過程導致原始公社解體，分解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團。家庭集團的生產也基本是自給自足的，他們只用較少量的剩餘產品和外界交換。恩格斯描述了，在德國直到19世紀初期，一個家庭向其他家庭交換的也只是少量的手工業生產物品。恩格斯寫道：「中世紀的農民相當準確地知道，要製造他換來的物品，需要多少勞動時間。…農民和賣東西給他的人本身都是勞動者，交換的物品也是他們各人自己的產品。他們在生產這些產品時耗費了什麼呢？勞動，並且只是勞動。…在這裡，不僅花在這些產品上的勞動時間對互相交換的產品量的數量規定來說是唯一合適的尺度；在這裡，也根本不可能有別的尺度」[10]。可見，歷史上自從有商品交換的時期開始，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價值規律就起作用。

從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一點出發，全部商品生產，以及價值規律的各個方面藉以發揮作用的多種多樣的關係發展起來了，這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已經作了概括。恩格斯認為，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原理，在金屬貨幣產生並發揮作用以前都是很清楚地被商品生產者所認識。但是，「最重要和最關鍵的進步，是向金屬貨幣的過渡。但是這種過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後果：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一事實，從此在商品交換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來了。…貨幣在人民大眾的觀念中開始代表絕對價值了。」[11]通過這些論證，恩格斯雄辯地證明了：「只要經濟規律起作用，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對於整個簡單商品生產時期是普遍適用的，也就是說，直到簡單商品生產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出現而發生變化之前是普遍適用的。」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看，恩格斯說明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也許是五千年；在巴比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也許是六千年；因此，價值規律已經在長達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時期內起支配作用。」[12]

2.利潤率平均化和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歷史過程

恩格斯不僅證明了存在一個簡單商品生產時期，而且還運用大量的經濟史資料證明了，存在馬克思關於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邏輯論證背後的歷史過程。

首先，恩格斯考察了商業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及其對價格形成機制的調節。恩格斯指出，中世紀的商人像他們所有同時代的人一樣，本質上都是共同體的成員。這種共同體就是按照馬爾克公社的原則建立的商業公會。在這裡，商品的質量、出售和收購的價格等等，都是商定的，從而利潤率對所有成員都是均等的。不過，這種由商會共同行動導致的平均利潤率，只是在本商會或在本「民族」的範圍內才有效。至於不同的商會或「民族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則是以相反的方式通過競爭來實現的」。因此，不論是由商會內部的共同行動造成的，還是由商會之間或單個商人之間的競爭導致的，平均利潤率都只是出現在國際貿易和批發商業中。這樣一來，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在國內單個生產者之間進行的零售貿易中，商品平均說來是按照價值出售的，但在國際貿易中，由於上面所說的理由，通常都不是如此。……生產價格適用於國際貿易和批發商業，但在城市零售貿易中，價格的形成則是由完全不同的利潤率來調節的。」[13]這樣，恩格斯就證明了，在商業中已經形成了相等的利潤率。

其次，以商業一般利潤率作為出發點，恩格斯考察了商業利潤率如何影響和調節產業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在分析了商業利潤率平均化之後，恩格斯進一步考察了商人資本向產業的滲透。商人以包買商身份出現，使商人成為超過其利潤以上的剩餘價值的佔有者。當包買商僱傭小紡織業者為自己生產時，他就已經打破了只能是生產者出售自己產品這一傳統限制。換言之，包買商的出現，已經初步改變了商品交換的交換關係，即由原來的小商品生產者出售自己的產品，變為由資本所有者出售資本的產品。商人之所以承擔包買商的業務，是因為這樣做，他可以獲得更大的利潤。但是，這樣一來，引起了他的競爭者們的效仿，這些競爭者們也會逐漸成為包買商，這時，個別包買商的額外利潤就又變成了普通利潤。在所有的人的資本已經增加的情況下，利潤率的均等再一次形成了。

包買商，直接導致了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從而使產業開始從屬於資本。由於採用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方式從事商品生產的包買商比較於普通的包買商的生產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所生產的商品也就更便宜，賣的也更便宜，且能獲得更高的利潤。這又引起他的競爭者們的效仿，因此，使得工場手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得到推廣。這樣，已有的商業利潤率就又實現了平均化。這種平均化過程，正如恩格斯所說：它「仍然是一張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以它為標準，超額的產業剩餘價值都會被毫不留情地砍掉。」[14]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機器的採用，生產規模迅速擴大。原來弱小的資本生產者由為單個商人或某些顧客生產，變成為面向商業界生產。此時，資本生產者地位就發生了改變，從原來對商人的從屬地位，變為主導地位。機器大工業通過它的不斷革命的生產方式，使商品的生產費用越降越低，並且無情地排擠掉以往的一切生產方式。機器生產通過超低的價格，把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的小生產和城市手工業生產排擠掉。結束了自然經濟和簡單商品生產。這樣，工業資本不但使商業成為它的奴僕，而且還徹底戰勝了一切形式的小生產。這就掃除了資本發展的絕大部分障礙，並使工業取得應有的支配地位。機器大工業的發展，使商品不只是當作生產者的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由於不同部門資本之間的競爭，機器大生產還使不同商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利潤率平均化為一個一般的利潤率。這樣，對整個交換來說，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過程就大致完成了。

恩格斯關於價值規律在長達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歷史時期內起支配作用的考證，有力地駁斥了龐巴維克式沒有簡單商品經濟，沒有商品按價值出售歷史時期的荒謬說法。恩格斯運用經濟史資料證明了資本主義機器工業，排擠了以往以任何形式存在的落後的生產方式，完成了商品從按價值出售，向按生產價格出售的歷史轉化。這一分析有力地回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要求用數學公式來概括歷史轉形的責難。

（三）薩繆爾森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不過是庸俗經濟學的故伎重演

資產階級經濟學由於階級利益不承認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生產方式。表現在對價值規律的認識上，把價值規律描述為一個不能變化的規律。由於資產階級的視野所限，他們面對本質形態的價值和現象形態的生產價格，他們本能地接受現象形態的生產價格，而拒絕接受更深刻的本質形態的價值。因而，要麼是把價值說成是沒有發生作用的理論虛構，要麼是根本不承認有價值規律。

在《資本論》第3卷第10章結尾，馬克思為我們留下了一段不朽的文字：

「生產價格包含著平均利潤。我們把它叫做生產價格，——實際上這就是亞·斯密所說的『自然價格』，李嘉圖所說的『生產價格』、『生產費用』，重農學派所說的『必要價格』，不過他們誰也沒有說明生產價格同價值的區別，——因為從長期來看生產價格是供給的條件，是每個特殊生產部門商品再生產的條件。我們也理解了，為什麼那些反對商品價值由勞動時間，由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的經濟學家，總是把生產價格說成是市場價格圍繞著發生波動的中心。他們所以會這樣做，因為生產價格是商品價值的一個已經完全表面化的、而且乍看起來是沒有概念的形式，是在競爭中表現的形式，因而是存在於庸俗資本家的意識中，也就是存在於庸俗經濟學家的意識中的形式。」[15]

在這裡，馬克思一方面講到，在經濟思想史上像亞·斯密、大衛·李嘉圖這樣傑出的古典經濟學家，他們不能區別價值和生產價格，他們能夠看到和接受生產價格概念，而不能說明生產價格和價值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馬克思又揭露了庸俗經濟學家的淺薄：他們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內在聯繫和本質。「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於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當作教義來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因此，庸俗經濟學由於其本質是代表資本家階級的利益露骨地為資產階級辯護，它必然一方面系統化和公式化地接受生產價格這個商品價值的表面化的、似乎是沒有概念的形式，另一方面卻又強烈地反對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規律。換言之，馬克思早已預見到，庸俗經濟學家一定會用橡皮擦掉經濟關係體系中的價值範疇，轉而寫上完全表面化的、沒有概念的生產價格範疇。

薩繆爾森（1970年）的文章正是沿著如下的邏輯展開的：首先，割裂價值和生產價格範疇，將它們二者看成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並將它們數學化為兩個方程，並千方百計地使價值的方程式和生產價格的方程式能夠獨立求解。然後，通過肯定價格方程而否定價值方程。可見，薩繆爾森所做的不過像馬克思所預言的接受完全表面化的、沒有概念的生產價格範疇，而否定價值範疇。薩繆爾森的新鮮之處就是依據現代矩陣代數學的數學語言，包裝了價值範疇和生產價格範疇。薩繆爾森所謂的價格方程中的r要解「n級多項式方程」，而價值方程中的s只需解線性方程等等，不過是使用數學語言宣傳將價值範疇和生產價格範疇對立起來的陳舊觀念。薩繆爾森從來沒有打算去尋找這些範疇之間內在聯繫和發展關係。事實上，馬克思對轉化問題的闡述是他的辨證法發展思想的集中體現。薩繆爾森腦子裡充滿拜物教的世俗偏見，他隨意用一個庸俗資本家的生意經中（因而也是存在於庸俗經濟學家頭腦中）的利息率（或增值率）r解釋所謂的價格體系。馬克思曾經的深刻地指出：「在這裡，真正困難的問題是：利潤到一般利潤率的這種平均化是怎樣進行的，因為這種平均化顯然是結果，而不可能是起點。」[16]事實是，價格方程以及其中的利潤率r是從價值方程以及其中的剩餘價值率s轉化而來的。這一點是薩繆爾森以及許多像薩繆爾森這樣當代庸俗經濟學家至今也不能理解的。因此，薩繆爾森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所謂「里昂惕夫和斯拉法時代」的批判，具體說就是通過抹去經濟體系中的價值轉而寫上價格，非但沒有否定馬克思的轉形學說，恰恰相反，薩繆爾森的這些表演，不過是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預見的庸俗經濟學家古老的擦橡皮故事的一個現代腳本，薩繆爾森充當了這齣戲劇中的丑角！

三、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龐巴維克式攻擊的現實意義

回擊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進行的龐巴維克式攻擊，對於我們面向21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使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上都取得了可喜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是隨著對外開放過程的推進，在引進國外先進的科技成果、先進的管理經驗過程中，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某些方面也就乘虛而入，干擾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就經濟學而論，目前我們國內某些經濟學者，他們不去深入研究和宣傳運用科學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是憑藉自己所了解的概念條條的膚淺認識，盲目斷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價值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概念，否定價值規律的客觀現實性。他們不了解勞動價值論是系統的價值——價格理論；他們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只是一種價值理論，而不是一種價格理論。並且按照他們想當然的理解，斷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作為價值決定是一元論，但是，價格論就不能僅僅用這種一元的勞動價值論來解釋。這些同志同樣也沒有認真地、系統地了解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他們不知道西方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價值論。更不知道邊際效用價值論是資產階級提出的。用來取代和對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他們一廂情願地相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研究經濟過程的本質，而西方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則研究經濟的運行過程，因而二者並不矛盾，完全可以統一和綜合到一個理論體系中。他們在這樣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無知的情況下，盲目地將兩個體系的價值論綜合起來，形成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新綜合體系。

首先，通過我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分析知道，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系統的價值價格理論。在簡單商品生產時期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初期，商品的出售價格以價值為基礎。因此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但是，當資本主義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資本主義部門之間的競爭尚未展開以前，商品的出售價格以市場價值為基礎，這時，價格就不是價值的貨幣表現，而是市場價值的貨幣表現了。當資本主義部門之間的競爭充分展開以後，這時，價格既不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也不是市場價值的貨幣表現，而是生產價格的貨幣表現。可見，馬克思是有系統的價值價格理論的。斷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只是一種價值理論，而不是一種價格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其次，通過我們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分析所進行的龐巴維克式的攻擊的剖析，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由於其庸俗的辯護性質所決定，他們迴避對經濟過程進行本質的分析，因而停留在對經濟過程表面聯繫的描述上，在表面聯繫上兜圈子，而不是說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天然就具有研究經濟運行的優勢。在價值理論上，他們為了替資產階級進行辯護，他們拚命地拒絕接受價值、剩餘價值這些範疇，而寧願接受已經被掩蓋起了概念本質的利潤和生產價格範疇。他們千方百計地要從利潤和生產價格範疇中將它的基礎即價值和剩餘價值切除。這就是龐巴維克式攻擊的本質所在。上面那種主張綜合勞動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價值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既不了解邊際效用價值論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也不了解它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勞動價值論鬥爭的歷史和現實，從認識深度來看顯然是十分膚淺的，也是十分錯誤的；從階級立場和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邏輯來看，是十分荒唐的。

在國內外的學者中，歷來都不乏有人提出否定轉形問題的觀點，或曰轉形偽問題。偽問題論者認為，價值轉形是不必要的，生產價格範疇是多餘的。事實上，馬克思一方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在現象形態上的利潤、利息和地租等進行抽象，形成了剩餘價值這樣一個本質的、一般範疇：另一方面，馬克思又通過對轉化形式的分析，用剩餘價值這個本質的和一般範疇對利潤、利息和地租等具體形式進行說明。如果沒有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分析，那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無法說明利潤、利息和地租等具體經濟現象範疇。馬克思說：「我的書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著重指出了…勞動的二重性（這是對事實的全部理解的基礎）；（2）研究剩餘價值時，撇開了它的特殊形態——利潤、利息、地租等等。這一點將特別在第二卷中表現出來。古典經濟學總是把特殊形態和一般形態混淆起來，所以在這種經濟學中對特殊形態的研究是亂七八糟的。」[17]

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和轉形分析的龐巴維克式攻擊，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堅持和發展的考驗，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這種理論上的挑戰既有根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挑戰，也有具體的技術路線上的挑戰。在歷史上，資產階級經濟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其代表人物挑起這種論戰，將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必然難以迴避這種論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既要在總結和指導實踐中堅持和發展，也要在同對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論戰和鬥爭中堅持和發展，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神聖使命。

注釋：

[1]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分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頁。

[2]恩格斯：《〈資本論〉第二卷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

[3]轉引自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7頁。

[4]龐巴維克：《馬克思體系的終結》，載斯威齊編：《卡爾·馬克思和他的體系的終結》，1949年英文版，第29頁，第101頁。

[5]森島通夫說：「馬克思的觀點與恩格斯形成鮮明對照。根據恩格斯觀點，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的農民了解手工業者的工作環境，而手工業者也知曉農民的狀況；因此在小獨立商品生產者的範圍內，交換中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十分清楚商品的勞動成本，因而以價值作為交換基礎是普遍現象。無論如何，非常清楚，馬克思看到只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時期（即遠超過恩格斯的獨立小農時期），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存在的前提條件）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因此，價值概念的『古典形式』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以外，在任何前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中都不可能出現。試圖從歷史角度定義一個前資本主義價值時期，對我們來說將陷入一個邏輯陷阱中。」

[6]米克：《有關轉形問題的幾個注釋》，載於《經濟雜誌》66期，1956年3月。

[7]以馬利著：《不平等交換：帝國主義貿易研究》，倫敦，1972；澳賽澤和巴利波(Balibar)著：《〈資本論〉閱讀》，倫敦，1970。

[8]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3頁。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頁。

[10]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6頁。

[11]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8頁。

[12]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9頁。

[13]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3-1024頁。

[14]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6頁。

[1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頁。

[16]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頁。

[17]《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24日）》，載《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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