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的歷史與美學

06-18

作者=郭宏安

來源=《中華讀書報》

一

1960年1月4日，一輛汽車駛過桑斯，朝著巴黎飛奔。車上四個人，米謝爾·伽利瑪駕車，加繆坐在旁邊，後邊是伽利瑪的妻子和女兒。他們從阿維農附近的盧爾馬蘭啟程，盧爾馬蘭是一個只有600個居民的小村子，加繆最近在那兒用諾貝爾獎金買了房子。他們沿著七號公路，六號公路，轉五號公路，由南而北，途徑奧蘭季，夜宿馬孔，在桑斯草草吃了中飯，然後繼續趕路。過了桑斯24公里，路經維爾布勒萬小鎮，眼看就要進入巴黎大區了。突然，汽車撞在了一棵懸鈴木上，又反彈到另一棵樹上，解體了，殘骸散落在半徑150米的田野上，時鐘停在13點54分上。加繆當場斃命，伽利瑪送到醫院，五天後不治身亡，兩個女人安然無恙。在散落一地的殘骸中，人們發現了加繆的黑色皮包，裡面裝著他的護照，日記，尼採的書《快樂的知識》，加了評註的《奧塞羅》，還有一本未完成的、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的手稿，就是後來由他的女兒整理出版的小說《第一個人》。當地來了一位醫生，巧得很，也姓加繆。天不假年，只給了一位天才作家46年的時間，不讓人們看到這位精神導師的龍鍾老態，彷彿只允許他以直率的目光、運動員般的身姿、略帶憂鬱的冷酷的面容出現在世人面前，一支關心人類命運、追求個人自由、不以調侃、愉悅、娛樂為務的筆就這樣折斷了。荒誕啊，荒誕！五號公路的那一段平坦而筆直，9米寬，三車道，當時幾乎沒有車輛通過，只不過剛剛下了一場毛毛雨，路面有些濕滑而已。加繆一向不喜歡速度，他曾說過：「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死於車禍更愚蠢的了。」伽利瑪的車是一種大功率、十分結實的車，可是不久前，車子的修理工卻說：「這部車是一座墳墓。」真是一語成讖！可憐他那寡言的母親，一直住在阿爾及爾的里昂街上，聽到加繆的死訊，只說了一句話：「他太年輕了。」

二

一個人面臨死亡，會回顧他一生所走過的道路；如果他是作家一類的人物，還會把他的思考落在紙上。加繆死於非命，而且非常年輕，在他對死亡還沒有準備的時候，陰陽的界限瞬間跨過。我們不可能知道他對他的一生究竟有什麼想法，幸虧他在1954年為他的第一本書《反與正》寫了一篇序。《反與正》，薄薄的，只有5篇隨筆，1937年在阿爾及爾出版，加繆當年24歲，剛剛邁入文壇，而且是在遼遠的阿爾及利亞。一棵稚嫩的小苗，在遠離巴黎的地方破土了。這篇序隨1958年再版的《反與正》發表。《〈反與正〉序》說明為什麼這本隨筆集在加繆思想發展的軌跡上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其意義在於，如他1953年10月30日給勒內·夏爾的信中所說：「是的，忘記童年時代是不可能的。然而，有時候應該離開它，至少表面上。做一個男子漢，被迫做一個男子漢，有時候容忍許多人，這有多難！巧的是，我最近也在考慮在阿爾及爾的時光，考慮我的童年。我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在骯髒的海灘上長大。我們游泳，稍遠一些，就是純凈的大海了。對我來說，生活是艱難的，但我大部分時間裡深深地感到幸福。」近海是骯髒的，然而遠處是乾淨的，那裡有純潔的水。近海到遠海，是一種超越；貧窮然而幸福，這是加繆畢生堅守的信念。「因為在一個藝術家的一生中總有需要作總結的時候，他接近他自己的中心，然後力圖堅持。」在加繆的一生中，這個「需要作總結」的時間來得未免早了些，然而，他畢竟總結了，他接近了自己的中心；他畢竟堅持了，誰知道這是不是冥冥中註定了的事呢？《反與正》初版印量極少，讀者求之若渴，甚至有人認為，這本小書包含了他「寫過的最好的東西」。但是加繆始終拒絕再版，理由是文章寫得「笨拙」。可是，20年後，《反與正》竟然再版了，他不得不寫了這篇長序。這篇序明確地指出了加繆思想的源頭，這個源頭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美與歷史的博弈。

加繆在這篇序中說，每一個藝術家都「在他的內心深處保留著一眼唯一的泉水，在其一生中滋潤著他之所是和他之所說」，「對於我，我知道我的泉水在《反與正》之中，在這個交織著貧窮和光明的世界之中，我曾長期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其回憶仍然對我保持著兩種相互對立的危險，這危險威脅著每一個藝術家，那就是怨恨和滿足」。對於「貧窮」，加繆沒有「怨恨」，對於「光明」，加繆從不「滿足」，這兩種相互對立的「危險」，乃是加繆畢生避之惟恐不及的陷阱：因為沒有怨恨，加繆義無返顧地投入每日的生活；因為從不滿足，加繆時時刻刻地捍衛個人的自由；他是一位感到幸福的西緒福斯。這眼滋潤著他的一生的泉水是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動的根本的、原初的動力，這種動力的名稱叫做知識分子的「良心」。由於這種良心，他可以在斯德哥爾摩面對一位阿拉伯激進分子說：「我一直譴責恐怖，我也譴責盲目地發生在阿爾及爾街頭的恐怖主義，有朝一日它會危及我的母親或我的家庭。我相信正義，但是我在捍衛正義之前要捍衛我的母親。」有人指責加繆，說他居然把母親置於正義之前，但是，試想一個人能夠不顧母親的安危而奢談正義，他的正義不成了虛偽嗎？連母親都不愛的正義還是正義嗎？加繆的話是一個有良心的人的話，這是他內心最隱秘處的呼喊，而說出這樣的話是需要勇氣的，這種勇氣非有良心者不辦。

《〈反與正〉序》開宗明義，首先說的是「貧窮」，他說：「貧窮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一種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著它的財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的確，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加繆一直是貧窮的。幼年的加繆，家裡甚至沒有一張寫字的桌子。然而，貧窮使他懂得了「自由」，他說過：「我不是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學到自由的，我是在貧窮中學到的。」加繆並不讚美甚至炫耀貧窮，他只是不怨天尤人，也不仇恨財富，不嫉妒別人的富有，不把貧窮當做享受生活追求幸福的障礙……如此而已。「在非洲，大海和陽光不費分文；障礙反倒在於偏見或愚蠢」；加繆免於偏見和愚蠢的折磨，一是在於他的親人，他的家庭幾乎什麼都缺，卻什麼也不羨慕；二是他「忙於感覺，無暇夢及其它」，一句話，「貧窮並不一定意味著羨慕」，他沒有時間浪費在觀察、覬覦、甚至掠奪他人的財富上，所以，當他在巴黎看見「很豪華的生活」時，他產生的是「疏遠」中的一絲「憐憫」。在他看來，窘迫和快樂並不總是對立的，他說：「我從來也不能沉醉於人們所說的室內生活（它常常與內心生活相反）；所謂的資產者的幸福使我厭倦，使我害怕。」加繆在17歲的時候，患上了肺結核，這在當時幾乎是一種不治之症，這種疾病使他「恐懼和失望」，卻沒有使他「悲傷」，最後竟幫助他形成了一種「心靈的自由」，避免了「怨恨之心」，從而更加熱情地投入到靈與肉的狂歡之中。他的苦難，他的快樂，都來源於他所生活的世界，所以他說：「我生活在窘迫之中，生活在某種快樂之中。」改變生活，是的，但不要改變他生活的「世界」，這就是說，生活是人可以決定的，但是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苦難使他不能認為「陽光下和歷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陽光告訴他「歷史不就是一切」。歷史的具體表現是政治、政府、政黨以及他們從事的活動，例如戰爭，因此，歷史常常但是沒有權力干預個人的生活。我們常說歷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人的生活可以自外於歷史的限制，就是說，試圖以歷史的名義限制人的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希臘人是個幸福的民族，他們沒有歷史」（《筆記Ⅰ》）。他在《普羅米修斯在地獄》中說：「歷史是一片貧瘠的土地，連歐石南也不長。然而今天的人還是選擇了歷史，他不能也不該離開它；但是，他不是讓歷史為自己服務，反而日益成為它的奴隸。」人類創造歷史，人類賦予歷史以某種意義，人類也在歷史的演進中實現或摧毀某種價值，但是，人類往往不能駕馭歷史，反而成為他的奴隸或成為某些人假歷史之名成一己之私的工具。加繆並非一概地否定或反對歷史，他否定或反對的是崇拜甚至神化歷史的歷史決定論，即人不能違背歷史的所謂目的。他問道：「我們會有力量讓歐石南再生嗎？」他用歐石南這種野花象徵人的鮮活的生命。他呼喚「正義之子」，「他們恰恰知道沒有盲目的正義，知道歷史沒有眼睛，因此必須拋棄它的正義，儘可能地代之以精神孕育的正義」。加繆認為，未來的日子「可能摧毀」他的一切，恰恰沒有摧毀他對生活的「無節制的慾望」。「未來的日子」可能就是歷史的種種表現，如暴政、戰爭等，而「無節制的慾望」卻「在《反與正》的最陰鬱的篇章中爆發出來」。

《反與正》的五篇隨筆，幾乎都是陰鬱的，然而在陰鬱的背景上，有幾抹亮色，悲傷和快樂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在《是與否之間》中，一個人回到了故鄉，在一間摩爾人的咖啡館裡，他看到，「在一片大榕樹間，有天空」。我們發現，這個人就是加繆。他感到，「在貧窮中有孤獨，一種給每一件事物以價值的孤獨」。雖然貧窮，但是「在財富的某種程度上，天空本身和布滿星星的夜似乎是一種自然的財富。在等級的底部，天空重獲它的全部含義：一種無價的恩惠」。「在匱乏的某種程度上，希望和失望似乎都沒有根據，全部的生活歸結為一個形象」，什麼形象？童年的形象，從這種形象中，人們「汲取關於愛和貧窮的教誨」。在《反與正》中，作者說：「我是誰？我能做什麼？我只能投入這枝葉和陽光的遊戲之中。化作一片光，我的香煙在其中燃燒；化作一股溫柔和激情，它們在空氣中呼吸。倘若我想認識我自己，那就是在這光的深處；倘若我想理解和享受這種交出了世界的奧秘的滋味，那就是我在宇宙的深處所發現的我自己，也就是說，我自己就是使我從環境中解脫出來的這種極度的感動。」陽光似乎可以「捏碎」，雨把大海「打濕了」，空氣終於「能喝了」，太陽在天上「爬了一步」，白晝重新「上路了」（《重返蒂巴薩》），等等，如果他不是處於物我兩忘的境地，如果他不是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的感受中，他怎麼可以有如此具體的、細微的、富有質感的經驗？此時此刻，他的「全部王國在這世界上」。他說，陰影，炎熱，寒冷，在世界的這些正與反之間，他「不願選擇」，他「不喜歡人們選擇」。在《西緒福斯神話》的篇首，加繆引了古希臘詩人品達羅斯的兩句詩：「我的靈魂啊，勿求永生，窮盡一切可能的領域吧！」這兩句詩是《西緒福斯神話》的核心，也是加繆思想的核心，「說到底，問題在於如何指明這種對生活的酷愛和這種隱秘的絕望之間的聯繫」。

三

對生活的酷愛和隱秘的絕望，這是兩種共生共存的品質，這在《婚禮集》一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婚禮集》是一本包括四篇隨筆的書，出版於1939年，其中的《蒂巴薩的婚禮》最為著名。蒂巴薩是距阿爾及爾69公里的一處古羅馬遺址，瀕臨大海，安詳寧靜，然而在陽光的照射下，天空，大海，廢墟，原野，神殿的遺迹，芳香的植物，絢爛的鮮花，熾熱的石頭，都沐浴在滾燙的熱浪里，這是一次在古羅馬的遺迹舉行的婚禮，是一次靈與肉的狂歡，是一次由狂歡復歸平靜的經驗。加繆和他的朋友們來到這裡，且看他如何描寫：「走了幾步，苦艾的氣味就嗆得我們喉嚨難受。它那灰色的絨毛蓋滿了無際的廢墟。它的精華在熱氣中蒸騰，從地上到天上瀰漫著一片慷慨的酒氣，天都為之搖晃了。我們向愛情和慾望走去。」晉人陶淵明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不是說沒有喜悅，也不是說沒有恐懼，而是說喜到了極致，懼到了極致，喜和懼都消融在自然的大和諧之中。這些「回頭浪子」早把「苦澀的哲學」拋到九霄雲外，因為「這是自然的大放縱，這是大海的大放縱，我整個兒地被抓住了」。「什麼也不能使他們與這種深厚的力量分開，這力量把它們引向事物的中心」，「中心」就是每日的生活。「一切都是簡單的，是人把事情弄複雜了。」（《是與否之間》）擯棄了一切抽象的思辨，一頭扎進有血有肉的感受，果然如加繆所說：「對我來說，用我全部的身體生活，用我全部的心作證，這就足夠了。首先是體驗蒂巴薩，然後自然會有作證和藝術品。這裡有一種自由。」但是，宇宙是什麼？世界是什麼？蒂巴薩是什麼？原來它們什麼也不是，重要的是它們和我之間「產生愛情的那種和諧與寂靜」：「大海，原野，寂靜，土地的芬芳，我周身充滿著香氣四溢的生命，我咬住了世界這枚金色的果子，心潮澎湃，感到它那甜而濃的汁液順著嘴唇流淌。」他在《重返蒂巴薩》一文中，寫下了極其動人的「回憶和感受」：「狂暴的童年，卡車轟鳴中少年的夢幻，清晨，鮮麗的姑娘，海灘，總是處於顛峰狀態的年輕的肌肉，晚上一顆十六歲的心的淡淡的焦慮，生之慾望，光榮；還有那歲歲年年總是一樣的天空，充滿了汲不盡的力量和光明，永不滿足；一連數月，一個一個地吞噬著在正午那陰鬱的時刻擺在海灘上的呈十字狀的祭品。」這是人類在進入歷史之前的狀態，加繆稱之為「無邪」。無邪的時代已經遠去了，他不再能享受「節制和秩序」所帶來的狂喜。由狂熱趨於平靜，終於，「我們又感到了孤獨，然而是在滿足之中」。《傑米拉的風》中說：「世界終究要戰勝歷史。傑米拉投向群山的巨大的石頭的呼喊，天空和寂靜，我牢牢地抓住了它們的詩意：清醒，冷漠，乃是絕望或美的真正的象徵。」的確，歷史不就是一切，換句話說，政治不就是一切，政黨不就是一切，政府不就是一切，在「一切」之外，還有生活，還有自由，還有美，還有美所意味著的東西。

四

二十年之後，故地重遊，加繆回到了蒂巴薩。他寫下了《重返蒂巴薩》，收在1954年出版的隨筆集《夏天》之中，這個集子里還有《巴旦杏樹》、《普羅米修斯在地獄》、《海倫的放逐》，等等。今天我們讀《夏天》，最突出的感受是：這本集子呈現了加繆思想源頭的另一面，即拒絕屈服於歷史的同時，在貧窮中張揚對美的追求，可以說，在加繆思想的源頭上進行著美與歷史的大博弈。他在《普羅米修斯在地獄》中指出了現代世界中人的根本特點：「今天，人類卻只需要、只關心技術。他在機器中反抗，他把藝術和藝術意味著的東西視為障礙和奴役的標誌。相反，普羅米修斯的特點在於他不能把技術和藝術分開。他認為可以同時解放肉體和精神。」因此，「在歷史的最陰暗的中心，普羅米修斯的人一面繼續他們艱難的工作，一面繼續望著大地，望著不疲倦的草。被縛的英雄在神的霹靂閃電中堅持著他對人的沉靜的信念；因此，他比岩石還要堅硬，比禿鷲還要耐心」。《海倫的放逐》發表於1948年，是一篇美的頌歌，加繆認為，希臘人的美是一種包含著「太陽的悲劇性」的「界限」：「希臘的思想總是固守著界限這一概念。它什麼都不推向極端，無論是神聖，還是理性，因為它什麼都不否定，無論是神聖，還是理性。它考慮到整體，用光明平衡黑暗。相反，我們的歐洲投入了總體的征服，它是過度的女兒。它否定美，正如它否定一切它不讚揚的東西；儘管它以不同的方式僅僅讚揚一個東西，即理性的未來王國。」總之，「我們放逐了美，而希臘人為她拿起了武器」，歐洲的黑暗與希臘的光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然和美以及美所意味的自由，是加繆義無返顧地生活的根本原因。「上帝死了，只剩下歷史和權力。很久以來，我們的哲學家的所有努力只想著如何用形勢來取代人性的概念，用偶然性的混亂的衝動和理性的無情的運動來取代古老的和諧。」文學藝術的活動也不例外：「人們在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來的歐洲文學中找不到風景。故事解釋不了先於它的自然界，也解釋不了高於它的美，於是就選擇了無視自然界和美。柏拉圖包容一切：荒謬、理性和神話；而我們的哲學家只有荒謬和理性，因為他們對剩下的一切閉上了眼睛。」歷史精神和藝術家都想重新創造世界，然而後者知道界限，前者卻否定界限，一個以自由充當激勵的動力，另一個卻走向暴政，所以，「今天所有那些為自由而戰的人們最終都是為了美而戰」。

蒂巴薩是古羅馬遺址，但是，加繆願意把它看成希臘遺址，他在那裡找到了美，那美是界限，是節制，是平衡，是希臘人的核心價值，加繆將此作為他的思想的源頭。《重返蒂巴薩》是加繆故地重遊的記錄和思考。他「逃離了歐洲的黑夜，逃離了人間的寒冬」，來到了阿爾及爾，來到了蒂巴薩，重溫他「生活過」的日子。然而，今非昔比，「廢墟已被圍上了鐵絲網，人們只能從被特許的入口進去」，他「發現了那阻隔在熾熱的廢墟和鐵絲網之間的距離和歲月」。熾熱的廢墟意味著「美的景色」，鐵絲網代表著「暴政，戰爭，警察，反抗的時代」。泥濘的蒂巴薩依然遮不住往日的「美、豐富、青春」，可是，「在大火熊熊的照射下，世界頓時現出了它的皺紋和創傷，舊的和新的」。世界和他，「一下子老了」，我們聽到加繆這樣低聲傾訴，彷彿看見他的眼眶內有淚水在打轉。加繆說：「當人們一旦有機會強烈地愛過，就將畢生去追尋那種熱情和那種光明。放棄美，放棄與美相連的官能幸福，專一地為不幸效勞，這要求一種我所缺乏的崇高。」這種「崇高」正是歷史強迫人們做出的樣子。美離不開人的渴望，正義也離不開人的自由，「孤立的美最後要變成丑，孤獨的正義最後要變成壓迫。誰想為一方效勞而排斥另一方，就將不為任何人效勞，也不為自己效勞，最終將為雙倍的不義效勞。有朝一日，由於過分的僵硬，將不再有什麼東西引起人們的讚歎，一切都不足為奇，生活就要重新開始。那將是流放的時代，生命乾枯的時代，靈魂死滅的時代」。但是，他終於「重新發現了過去的美和一片年輕的天空」，明白了在「瘋狂肆虐的那些年裡」，他從未放棄過這段使他從不絕望的「回憶」，清楚「蒂巴薩的廢墟比我們的工地和瓦礫都年輕」。他進入了蒂巴薩這座「庇護所和避風港」，他又「認出了寂靜造成的難於察覺的聲音」：「鳥兒的持續的低音，懸崖下大海清而短促的呻吟，樹的顫動，圓助的盲目的歌唱，苦艾的摩擦，倏忽即逝的蜥蜴。我聽見了這一切，我也在傾聽我身上湧起的幸福的波濤。」但是，這個世界同時存在著「令人振奮的東西」和「令人沮喪的東西」，他學會了「用白線和黑線打同一根綳得要斷的繩子」，因為要「放棄存在的一部分，他就必須放棄存在，也就必須放棄生活或者直接的愛」：「我不能否定我生於其中的光明，但是我也不願拒絕這個時代的奴役。」「是的，有美，也有屈辱。無論做起來多麼難，我願永不背叛任何一方。」於是，「在隆冬，我終於知道了，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美與歷史，是相互對立的，又是同處於一個統一體之中，這個統一體就是人。

1945年，加繆在《筆記Ⅱ》中寫道：「為什麼我是一個藝術家而不是哲學家？因為我是根據詞而不是概念來思維的。」詞是精神的血肉，概念是現實的骨架，這就是加繆為什麼要用「唯一的泉水」來形容他的思想的原點，用宋代朱熹的一句詩來說，就是：「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活水是詞，是美，是具體的生活的感受，而不是概念，不是歷史，不是抽象的哲學的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