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一個好選題

什麼是一個好選題

LIULIANGHUA

選題的評價標準一般有兩個：一是理論意義，有知識貢獻；二是實踐意義，能為改進教育實踐提供借鑒。不過，這兩個標準對初學者的選題幾乎沒有實際的意義，或者說，這兩個標準很難給初學者的選題帶來實際的幫助。

研究者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是：如何保證自己的選題不僅是有意義的（包含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而且是可行的（有可行的研究思路和可論證的資料）？

研究者需要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哲學研究的和實證研究的選題標準有哪些差異，而在實證研究之內，實驗研究和調查研究的選題標準與歷史研究的選題標準有哪些差異？

一、哲學研究的選題標準

哲學研究中的好選題一般有三個特點：它是一個「以小見大」的問題；它有自己的概念框架或理論視角；它在歷史中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第一，這是一個「小中見大」、「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問題。選題並非越小越好。好的選題總是「小問題，大精神」。反過來說，研究者雖然只是選擇了一個小問題（小處著手），但是，這個小問題可以引出一個「大是大非」的關鍵問題或大事件（大處著眼）。解決了這個關鍵問題，其他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它有自己的研究視角，包括概念框架、思維框架或理論基礎。概念框架意味著有一個關鍵概念，且有一個與之對立的關鍵概念。這兩個關鍵概念一起引出相應的教育爭議或教育衝突。比如，有研究者立足於「新制度教育學」和「舊制度教育學」這一對概念去分析教育制度的生成與變革[1]；有研究者立足於「參與者知識觀」和「旁觀者知識觀」這一對概念去研究教學方式的變革[2]；有研究者立足於「天下體系」和「國際體系」這一對概念去研究世界政治的方向[3]；有研究者立足於「德性倫理學」和「規範倫理學」這一對概念去研究人的可能生活[4]，等等。

某些出色的選題雖然沒有既對立又統一的概念框架，但它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框架或理論基礎。比如，有研究者從「否定之否定」的思維框架去分析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發生[5]；有研究者從「哲學解釋學」的理論視角去分析「理解與教育」的關係[6]；有研究者從「文化學」的理論視角分析教育學的文化性格。[7]另外，有些概念框架本身就隱含了相應的理論視角。比如，「新制度教育學」和「舊制度教育學」這個概念框架的背後就隱含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視角。

第三，它在歷史中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爭議」至少有三個含義：一是歷史中已經出現了相關的資料和證據，研究者因而可以獲得大量的歷史資料來論證自己的問題。這是「有爭議」的最重要的好處。二是它在歷史中是一個曾經被一再提出討論的問題，也因此，它是一個歷史中出現過的「真問題」。三是它隱含了作者贊成什麼或反對什麼的某個立場。

二、實驗研究或調查研究的選題標準

出色的實驗研究或調查研究的選題一般有三個特點：它不僅提出了某種假設和關係，其變數具有可操作性或可檢測性，而且，必須具有巧妙的研究設計。三者之間，巧妙的研究設計尤其顯得重要。

第一，它有明確的假設，或者說，它隱含了某種因果關係或相關關係。實驗研究主要考察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其選題一般顯示為「A對B的影響」，比如，「自學輔導教學對初中生數學學習成績和學習興趣的影響」。調查研究主要考察變數之間的相關關係，其選題一般顯示為「A與B的相關性」，比如「擔任班幹部對小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

第二，其變數是具體的、可操作的、可「變」的行為或心理。實驗研究的自變數必須是某種具體的、可操作的、可「變」的行為或心理因素。比如，「班主任的性格對小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的實驗研究」就是不恰當的選題，因為「班主任的性格」幾乎是不可改變的因素。可將「班主任的性格」改換為「班主任的管理風格」或「班級風氣」。又如，「素質教育對小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的實驗研究」也是不恰當的選題，因為，「素質教育」雖然是一個可改變或變革的因素，但它不具有可操作性。可將「素質教育」進一步轉換為類似「校本課程開發」或「學生社團」等更具體的實驗因子。在考察因果關係的調查研究中，其自變數雖然不必是具體的「變革」措施，但它必須是可觀察或可檢測的行為或心理。比如，「班主任對小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的調查研究」就顯得不恰當，因為「班主任」不具有可檢測性。可將「班主任」進一步轉換為類似「班主任的性格」或「班主任的管理方式」等具體的、可觀測的或可操作的行為或心理。

而在考察相關關係的調查研究中，其自變數不必是可「改變」的。比如，在「無名指食指的比例與文理科思維的相關性的調查研究」中，無名指和食指的比例雖然也稱為「自變數」，但這裡的「變」並非指某個人的手指比例是可「改變」的，而是指這個人和那個人的手指比例是一個「變數」。就某個特定的人而言，他的手指比例主要屬於遺傳因素，幾乎是不可改變的。

雖然並非所有實驗研究和調查研究的自變數都是可「改變」的，但其因變數必須是可改變的和可檢測的。比如，在「班主任的管理方式對青少年性格的影響的實驗研究」或「班主任的管理方式對青少年性格的影響的調查研究」中，「青少年性格」尤其是高中生、大學生的性格已經比較穩定，不大可能因班主任的管理方式而發生改變。

第三，它有一個「巧妙」的研究設計。研究設計是否巧妙，主要看它是否能夠保證實驗研究或調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為了提高實驗研究或調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需要選擇研究的情境，創造研究的環境，控制無關變數。如果沒有巧妙的研究設計，即便研究者提出了一個不錯的「研究假設」，也很難使這個研究假設獲得有效的、可信的驗證。比如，研究者有一個假設：「好榜樣的宣傳可以促進親社會行為，但是，過度的榜樣宣傳反而會降低親社會行為」。可是，如何設計或創設一個實驗情境，以便使這個假設得到可信而有效的驗證，就是值得研究者慎重考慮的問題。

三、歷史研究的選題標準

實證研究主要包括實驗研究、調查研究和歷史研究。其中，歷史研究主要包括歷史的考據研究（對歷史事實的懷疑和考證）、歷史的解釋研究（對歷史文本的注釋或解釋）、歷史的敘事研究（對戰爭、改革、個人成長等歷史事件的敘述）。

歷史研究雖然也可以視為實證研究，但其選題特點和研究方式不同於實驗研究和調查研究。出色的歷史研究至少具備以下一個或幾個特點。

第一，它更正了有關歷史文本或歷史事件的誤解。該研究直接指向他人的相關研究，刻意更正他人的相關誤解。或者，該研究直接面對原作者和原文本身的隱微的意圖，從文本的表面繞到文本的背後，指證那些隱藏在文本背後的原作者的真實意圖。比如，有人從盧梭的《論科學和藝術》文本表面的背後，解釋出「盧梭的意圖」。[8]有人從盧梭的《愛彌兒》文本表面的背後，揭示出盧梭的寫作對象是立法家的教育而並非一般大眾的教育。[9]

第二，它採用了類似「知識考古學」或「譜系學」的方式，從零散的文本或話語的背後找到了一以貫之的線索。比如，有人從中國11世紀的文教領域的「話語衝突」中尋找出一條「意志的衝突」的脈絡：以「天理」壓制「人慾」並由此引發話語衝突的悲劇。[10]

第三，它敘述或評介了陌生的、新異的材料，提供了域外或古典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新視野。比如，有人根據新的材料，澄清了有關美國「八年研究」的一些誤解。[11]有人根據德國批判教育學諸流派的代表人物對批判的不同理解，將批判教育學分為不同的類型並歸納其基本主張。[12]

[1] 詳見：康永久．教育制度的生成與變革——新制度教育學論綱[D]．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1．

[2] 詳見：高慎英．論學習方式的轉變及其知識假設[D]．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2．

[3] 詳見：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 詳見：趙汀陽．論可能生活：一種關於幸福和公正的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3．

[5] 詳見：楊林．杜威教育思想的三次轉變[D]．廣州：華南師範大學，2011．

[6] 詳見：金生鈜．理解與教育[D]．北京師範大學，1993．

[7] 詳見：石中英．教育學的文化性格[D]，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7．

[8] 詳見：施特勞斯．盧梭的意圖[C]//劉小楓．蘇格拉底問題與現代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69-100．

[9] 詳見：劉小楓．《愛彌兒》如何「論教育」[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1）：126-146．

[10] 周勇．知識、教化與慾望——中國十一世紀的教育話語[D]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2．周勇．教育空間中的話語衝突與悲劇——中國十一世紀的經驗[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11] 有關「八年研究」的批評與誤解，詳見：楊捷．重構中學與大學的關係[D]．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6：8-9．楊捷．重構中學與大學的關係[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59-168．

[12] 詳見：彭正梅．解放的教育：德國批判教育學研究[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