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家的人文關懷

「一個冷漠的表情，就可能對別人造成傷害」

我印象最深的是樓宇烈先生的慈眉善目，頗有佛相。2007年春季某天，我在北大學習。第一次聽樓先生講課，十分驚訝，別的教授都是按照提綱講課，老先生卻並不按照常規授課，而是正坐面人，即席回答學生提出的各類問題，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

課堂上的樓先生，一身唐裝，帶點兒浙江口音，娓娓道來，有濃郁的書卷氣，臉上總是掛著謙遜的微笑。先生精研佛學和中國經典哲學名著，從西方文化到東方文化，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視野開闊，非常獨特，並能旁徵博引，融匯儒釋道三家之學，那種對中國文化深重的感情，舉手投足之間表現得淋漓盡致，讓人很受感染。

樓先生上課，總愛帶著紫砂壺。他說話特別有神韻，語速很慢，慢卻穩妥，有條不紊，頗有聽夫子論道，如坐春風的感覺。常常有這樣的事情：別人跟樓先生說話，或者請教問題，顛三倒四說了一大堆，攪得人發暈。樓先生一直耐心靜聽，面無表情，簡直像走了神。可等別人一說完，樓先生立即應道：「呵呵……你剛才提的問題……」第一個，第二個，……再繁瑣的問題，也被樓先生梳理清了，分門別類給予答覆。對我來說，樓先生的可敬，並不僅僅在於他的知識學問，他的名譽地位，而在於他的慈悲。更重要的是，先生不拘於成見，不看重虛名，重視哲學佛學應用於生活中的修養，倡導體悟先哲的精神內蘊，這些尤其與我所追求的具有精神主體的生命之學產生共鳴。他有一次在課上說：「一個冷漠的表情，就可能對別人造成傷害。」樓先生的課堂永遠是開放著的，吸引了北大校外眾多的旁聽者，聽眾自然良莠不齊。其中有個旁聽生，來自陝西，總愛問這問那，聽者也不禁心煩。這倒不是因為他問的問題過於淺薄，而是他一上來總愛問三個問題，而且每次都是喜歡念《人民日報》什麼的，浪費別人的時間，讓人忍俊不禁。然而，樓先生總是耐心回答，針對他那些離奇的問題，並不當眾拒絕，而是說：「你提的這個問題，呵呵，我不好回答……」樓先生對人的包容，我在旁邊見了，心生懺悔。從他那充滿智慧的臉龐上，我覺察到了他那顆積極入世的豁達心靈。樓先生就是這樣，委婉作答，順應自性，連著兩堂課下來而不間斷，真是平時修養所致。他精通道家、釋家和儒家等諸家學問，可謂傳統學問集大成者，於性情的自然流露之中道出傳統文化的神韻。樓先生常說：「能說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其人情練達，世事洞明，悲智圓融，而毫無老年人常有的板滯和僵硬。

禪宗學者邢東風與樓先生有過交往，他在一篇文章里記錄了先生的小事，可以窺測到先生的性情。文中提到：「到樓先生家拜訪，有時候是有事，更多的時候則是請教，雖然名曰請教，可是憑自己那點可憐的知識水平。遠不足成其為樓先生的談話對手，所以常有無話找話的時候。那時樓先生擔任北大哲學系的副主任，工作相當繁忙，我去他家無疑會耽誤他的時間，可是他總是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冬天他會端來一杯熱茶，夏天他會給我一杯冷飲，自己坐在他書桌對面的長沙發上，經常提出一些幼稚可笑的問題，可樓先生從不因為我的淺薄而顯得不耐煩，而總是平等相待，循循善誘，使人在輕鬆祥和的氣氛中化解疑問、獲得新知。樓先生的藏書很多，在他那間不大的工作間里，四壁擺滿了書，而且從地面一直堆到屋頂，房子的中間也有書架。另外還有寫字檯和電腦。這樣使得他那本來不大的書房就顯得更為狹窄，以至於他自己找書也很不便。儘管如此，他經常給我看他的藏書，看的時候他往往一邊找書一邊介紹各書的特點，有時還主動把自己從國外帶回的珍稀資料借給我用。我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有一部分資料就是從樓先生處借來的，從中受到不少啟發。」由此可以看出，樓先生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待人和善，不擺架子，不爭名利，不支配他人，不網羅勢力，堅持操守，不與人糾紛，屬於舊時代培養出來的典型的知識分子。而這樣的性格在現代社會並非很難吃得開，原因在於樓先生思想圓融待人和善，受到很多人的尊敬。

樓先生的課類似一種「雜談」，他講述先秦諸子學說，談佛教對於醫治現代人精神上的病症和痛苦的裨益，談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論慧能的識心見性思想，說民族文化的弘揚與復興，言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智慧解脫，講「中國的品格」，談禪悟的認識論意義，談樹立自覺的文化主體意識，談大國崛起的文化準備和文化自覺，說佛教「空」的哲學，談21世紀的中國文化建構，活潑生動很受歡迎。更讓人敬重的是，樓先生雖是高齡名家，幾十年來卻總在教學第一線。在國內的大學裡，總有那麼一些人出名陞官以後，便以各種理由不上課，或者只是象徵性地上一點，讓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很是掃興。樓先生官大名也夠大。可是始終堅持課堂教學，對比之下，就顯得難能可貴了。我的師父——台灣前來北大哲學系讀博的聖玄法師，是樓先生的博士生，她私下對我說：「（樓老師）他一連兩個小時講下去，中間也不休息，精神這麼充沛，思維那麼清晰，真是讓人感嘆！」

如今已近78歲高齡的樓先生，是當代著名的佛教學者，已經成了北大哲學系和宗教學系的元老級人物。他教學幾十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倡導復興中華文化。讓先生十分憂慮的是，面對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強勢文化，他一直思考樹立「自覺的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從青年時代起迄今半個多世紀以來，從不懈怠，傾注了對傳統文化的關心。在物慾泛濫的今天，哲學這塊聖潔的土地似乎很少有人真心投入，但樓先生卻樂在其中。他說：「哲學是智慧之學，它可以訓練人的思維，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辦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方法對頭，則事半功倍。哲學包含兩個層面：理論層面和方法層面。這兩個層面完美的結合就形成了人的智慧。」30多年的哲學實踐，樓先生著作甚豐。

樓先生榮銜頗多，參加的社會活動也很多，備受各方尊重，可你平時與他交接，從沒見到他多麼高調和張揚。聽頭銜明明炙手可熱，觀其人，卻到底只是溫和的一介學人，不溫不火，遺世而獨立。這個人，一點兒沒有「性格」，卻溫暖潤人。讓人禁不住要驚嘆：老先生是怎麼做到的？

「人生有這麼一段經歷也好」

樓先生是浙江省嵊縣人，1934年12月10日生於杭州，自幼在上海長大。江南的秀山麗水造就了他那顆洞察人間世事的敏銳心靈。雖然母親在樓先生五歲不到的時候就去世了，但是在他幼小的心靈里並沒有留下任何陰影。回憶幼年成長的經歷，樓先生感受更多的是平淡中的溫馨，「開始的時候，家裡面兄弟姐妹多啊，我父親娶了繼母也沒有領到家裡面來，在外居住。都是我的一個大媽，照顧我的生活。再加上當時家庭情況比較好，每個人都有一個保姆，那樣長大的。後來，家庭條件慢慢不好了，繼母也過來跟我們一起住了，我的繼母非常的好，我父親也不怎麼管我們，讓我們自由成長。」

提到樓先生的興趣，他說那還是從中學裡面培養起來，小學朦朦朧朧，更喜歡的還是文學方面，自己還寫點小的故事，中學以後對數理化和文學，都有比較大的興趣。早期的教育使他愛上古典詩歌、散文，甚至自然科學，相比一些偏材生，他的營養比較全面，興趣廣泛，肯學肯鑽，使他博學多聞，知古通今。當時到了高中要選的時候，他什麼都放不下。文學藝術也放不下，數理化也放不下。數理化的成績在班級的名次比較靠前。按照他的話說：「我20歲以前，什麼都喜歡，覺得一切都很有意思，想來想去最終選擇了哲學，因為哲學是學中之學。」當他看到書上說「哲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總結」後，十分興奮，這下好，都有了，於是就報考了哲學系。考上了以後沒有辜負樓先生的期待。當時北大哲學系，一年級的時候，每周都有一次講座，講最前端的自然科學，這極大滿足了樓先生旺盛的求知慾。

樓先生1955年畢業於上海浦光中學；同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本科；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本科畢業。當時的北大，因為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哲學系都調整到北大哲學系裡了。從「舊社會」來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都還在，哲學系裡的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賀麟、洪謙、鄭昕、張岱年、任繼愈、任華等人都還在站講台，圖書館藏書國內第一，樓先生求知若渴，如魚得水。當時，師生關係還是比較好的，學生也不像現在這麼多。大學最後一年，要搞科學上的「大躍進」，樓先生所在年級的任務就是編寫一本中國現代哲學史。大家覺得他是個做資料的，就讓他跑檔案館，跑舊書店找書，樓先生收集了大量當時被禁的資料，尤其是近代的，很可惜這麼全的資料「文革」時下落不明。在踏入學術殿堂之初，就有機會親近先哲，感悟學術，並受到純正學術路數的熏陶和浸染，這為樓先生以後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基石。樓先生生性沉靜寡言，獨好讀書，學到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這不能不說與樓先生欲探求中國哲學的博大精深、幽情壯採的心靈有緊密聯繫吧！

與那時代的人一樣，樓先生經歷了「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等全國性政治運動。1964年到1966年，先是參加兩期「四清」工作隊，在北京通縣雙橋，後來又到門頭溝。期間沒法讀書，「四清」還沒結束，接著就回來參加「文革」，下放到「五七」幹校。從1966年到1976年，整整「文革」十年，就只是參加運動，看不上書，整天批判自我檢討什麼的，那個時候無法看書，每個人都必須全身心地投入，不參與也不行。在「五七」幹校除了勞動以外，樓先生就讀馬列著作和《毛選》，讀這些東西，沒有別的東西。當問及是否抵制意識形態的「改造」時，樓先生說：「當時不排斥，你可以從裡面學它的思維方式和根本理論。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都是不好的，馬克思主義講辯證法是對的，只不過我們在運用中間出了問題。《毛選》大部分都是指導實踐的，碰到什麼問題寫什麼。當時就在這種理論下，取得了革命成果。有許多東西，一定有它自己的合理性。」期間，他去過工廠，到過農村，但是談起這些，他沒有絲毫怨憤之色，反而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社會實踐機會。對於「文革」十年，樓先生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經歷。他說：「我不去埋怨，這有什麼好埋怨的呢？人生也不容易得到這個體驗，過來了就好嘛，能夠過來就是幸運。就是一筆人生的財富。總的來說，人生有這麼一段經歷也好。我除了沒有當過兵以外，都做過。在田裡插秧呀，割稻呀，修堤壩呀，修水庫呀，到工廠裡面去搬運鐵塊呀，去燒爐子呀，去煤礦里挖煤呀，我都干過。」他認為，每個學生不僅要念「有字之書」，更應該去念「無字之書」，所謂的「無字之書」就是社會實踐，在實踐過程中了解當今社會的現狀，結合自己學習的書本知識，進行思考，這對於學生們將會有很大的啟發。

「30歲要有一個成果」

樓先生1960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以後就留在了北大工作，除了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以外，還要搞研究。從1960年到1964年之間，樓先生集中關注的問題是魏晉玄學。漢末，由於農民起義的衝擊及地主階級中一些盜名竊譽的欺世之士的敗壞，儒家名教思想出現了危機。於是解決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就成為魏晉玄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玄學是對《老子 》、《莊子 》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產生於魏晉，是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哲學、文化思潮。魏晉玄學指魏晉時期以老莊（或三玄）思想為骨架，從兩漢繁瑣的經學解放出來，企圖調和「自然」與「名教」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思潮。它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本末有無」問題，即用思辨的方法討論關於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的問題，也就是說，它以一種遠離「事物」與「事務」的形式來討論事物存在根據的本體論形而上學的問題。它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企圖使中國哲學在老莊思想基礎上建構把儒道兩大家結合起來極有意義的哲學嘗試。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孔子依然是最高的「聖人」。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

樓先生認為，近代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活躍、交鋒最頻繁的時期之一，另外兩個是先秦、魏晉。如果從中間的魏晉入手就能更好的理解其他兩個時期。

先秦諸子各家研究的都比較多，但是魏晉時候儒道思想的結合，再加上外來的佛教的一些影響，這一段思想比較豐富。那時，學術界對魏晉玄學的研究還不是很深。從那時起樓先生始終認為，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是人類永恆的問題，因為在人類社會，總要解決個體的性情與社會規範的要求，怎麼樣才能解決好？那麼，玄學恰恰就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樓先生就很感興趣。畢業留校後不久，樓先生遇到了一個寶貴的機遇，進入了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國哲學史》編寫組。他被分配整理資料，守著那麼大一個書庫，可以看到從古到今的很多經典文獻，於是便開始著手魏晉玄學的研究了。但他發現，玄學家的資料都沒有好好整理，非常散亂。於是就考慮如果從正始玄學第一位的王弼入手，通過典籍的整理校釋，那麼可以給自己的哲學史研究打下一個好的基礎，而且他大學時靠旁聽加自學，掌握了一些傳統的音韻訓詁的小學功夫，以及版本、目錄、校勘這些現代文獻學知識，這些都是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礎，因此也想在王弼身上做系統的實踐。這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前輩的肯定，到1963年，《王弼集校釋》完成了初稿。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意義重大，後來他也要求他的學生須從原典入手，最好能夠點校注釋一本古書，哪怕是一篇古文，這個對自己的訓練有很好的作用。

由於精力的原因，樓先生當時也就想通過研究王弼這個人物，延伸到魏晉玄學。於是就想著把這個資料整理一下，讓後人也有個繼續研究的基礎。1964年樓先生恰好是30歲，當時他就想，30歲要有一個成果，這是當時的一個願望。《王弼集校釋》的初稿基本完成了，這給了他一個碩果。當然，那時沒有出版，也是幸運的。因為，當時又有新資料的發現。所以，「文革」結束後樓先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訂《王弼集》。當時，運動不斷，實在無法安心做學問。而在1964年到1976年，「四清」和「文革」整整耽誤了12年的時間，這期間無法讀書。在江西鯉魚洲下放時除了99%的「毛選」、1%的「馬列」，就只能讀《新華字典》了。不過社會的「無字之書」讀了不少，也有益處。等到1976年「文革」一結束，1978年恢復正常，樓先生再也不敢怠慢，就立即著手來修改《王弼集校釋》。修訂大概用了一年多時間，新的資料都補充進去了，1979年交稿，1980年就公開出版了。本來樓先生還想繼續研究下去，還想整理郭象的東西，當時有這個想法。但是因為後來其他更為迫切的研究而中斷，這其中包括佛教資料的整理和近代哲學的研究。

樓先生整理的《王弼集校釋》，把魏晉著名玄學家王弼的現存全部作品做了校勘、注釋，是目前研究魏晉玄學和王弼思想的必備書。先生認為，魏晉玄學對中國傳統哲學理論模式和思維方法的形成起著某種承上啟下的作用，乃至對整個傳統文學藝術精神的形成也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他在論文《玄學與中國傳統哲學》中深入地探討了這方面的問題，「玄學的『自然合理』論，確立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理論形態；玄學的『忘言得意』論則構成了中國傳統哲學中最主要的思維方式之一。」而另一篇論文《袁宏與東晉玄學》則拓寬和充實了東晉玄學的研究內容。他把玄學的「得意忘言」視為中國文化根本的思維特徵，在學術研究中注重把握古典文獻的內在精神，而不是停留在語言文字的表面。

質疑「當代新儒家」

60年代初，中國港台一批知名學者感嘆於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國人在文化意識上的漂泊無根，奮起疾呼復興中華傳統文化。他們口宣筆述，大力闡發中華傳統文化，主要是宋明性理學和儒家倫理的豐富內涵及其現代意義，其影響延續至今，被學術界稱之為「當代新儒家」。

80年代初期，港台新儒家的思想開始傳進大陸中國。這些港台新儒家老說是第三代新儒家，他們追啊追到熊十力，就為止了。對此，樓先生就存疑。作為新儒家的標準應該是什麼？作為新儒家的標準就因為它吸收了新的東西，來充實了儒家。宋明的新儒家它的特點是吸收佛道，港台新儒家標誌應該是吸收了西方的哲學思想，那麼吸收西方哲學思想充實到儒家的近代學者開始是誰呢？當然是康有為。所以，樓先生就著手整理康有為的著作，僅對康有為的著作進行了整理和彙編就達七種：《論語注》、《孟子微·禮運注》、《長興學記·桂學答問·萬木草堂口說》、《康子內外篇》、《春秋董氏學》、《諸天講》、《康南海自編年譜》。

這批「當代新儒家」學者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是可嘉的，他們的著述成果，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的研究也發生了不小的影響。然而，樓先生在肯定了這些以後就指出：

由於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有較強烈的「儒家情結」，因而不自覺地陷入了儒家文化、倫理一統或獨尊的傳統思維模式。他們不滿足於僅僅從儒家文化、倫理中汲取和發揚那些有助於現代社會文明建設的內容，不甘心於儒家文化、倫理僅僅作為「一元」的身份與現代社會的多元文化相統合。因此，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總是想著從傳統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心性學說中開發出現代「民主」理念和「科學」知識，並以此自期為「第三期儒學」的文化使命。如，「第三期儒學」、「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牟宗三先生就曾明確宣稱：「自孔、孟、荀至董仲舒，為儒學第一期，宋明儒為第二期，今則進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應為「三統並建」，即重開生命的學問以光大道統，完成民主政體建國以繼續政統，開出科學知識以建立學統。」（《重振鵝湖書院緣起》）

以上的「三統並建」說，是牟宗三先生在1948年講的，以後「當代新儒家」則強調要從傳統儒家「內聖外王」之學中，重興「內聖之學」，開出新的「外王事功」來，然其具體內容並沒有變化。這可以從1979年牟宗三先生的一次講演中得到證明。他在那次講演中說：「儒家學術第三期的發展，所應負的責任即是要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開新的外王。……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見《時代與感受》）

毫無疑問，科學與民主是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儒學也必須適應科學與民主的要求才有可能在當今社會存在下去和得以發展。然而這並不是說要從傳統儒學中去開出科學與民主來。把「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和「三統並建」作為「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說穿了就是認為儒學只要經過「當代新儒家」們的重振和發明，將把現代民主政治理念、現代科學知識和生命倫理學問都統括在內。這也就是說，儒學仍然可以去一統社會的「道統」、「政統」和「學統」。「當代新儒家」們主觀上可能並沒有「獨尊儒術」的想法，可是他們賦予「儒家第三期」「三統並建」的文化使命，則不能不在客觀上給人們以「獨尊儒術」的觀感。正因為如此，「當代新儒家」們的努力，雖然贏得了一些知識人士的回應，同時也招來了不少的批評，而對具體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也沒有發生多少實際的作用。相反，那些藉助部分儒家倫理以闡發現代企事業管理、經營之道，倒是在現代企事業文化的建設中發揮了不少的實際作用，而且不僅得到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國家的共識，更有為世界矚目的趨勢。這種反差現象是很值得人們思考的。

「為以後的佛教研究提供參考資料」

從1978年開始整理佛教資料，一直整理到80年代，樓先生早期招的研究生基本上還是中國哲學方向的。後來，人們對佛教越來越關注。於是，就轉到佛教這個方面來了。

佛教在公元一世紀左右（兩漢之際）自印度傳入中國後，至公元四世紀時（東晉南北朝）開始在社會上，特別是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到了公元七世紀至九世紀（隋唐時代），佛教形成了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論，在中華大地上生了根，開了花，結了果，達到了成熟的階段。此時，我們可以看到，從人們的日常衣食、語言，到思想、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天文、地理、醫學、算術等各個文化領域，無不滲透著佛教文化的深刻影響。佛教已與中華本土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東晉南北朝以後，離開佛教文化，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的。時至今日，佛教文化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種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現象。

作為一個中國人，認識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提高對於中國文化的自覺認識，越來越顯得必要。而要研究中國的文化不了解佛教是不行的，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就是解放以後一直到「文革」，社會對佛教沒有多大關注。因此，無論從研究我國歷史、文化、現狀的需要來說，還是從世界文化與學術交流的需要來說，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由於佛教典籍浩瀚，在我國現有條件下，一般研究者是難以置備的，即使一些公立圖書館，也不是都有力量購置的。而且，當時要找到佛教文獻很難。不要說大學裡面，包括寺廟裡面也很難。這樣，編選一部實用的，而又能較為系統地反映中國佛教發展的基本脈絡，反映中國佛教各宗派的主要理論，以及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最大的重要漢譯佛典等等的佛教資料選編就很有必要了。就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情況來看，南北朝後，尤其是宋明以後著名的思想家，幾乎無不出於佛老。不研究佛教理論，就很難寫出一部好的古代中國哲學思想史、文學史和藝術史等。中國佛教理論，各宗各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加之其論證繁瑣，文字艱澀，典籍浩翰，給研究帶來很大困難。而對佛教思想資料的系統整理，更是缺乏。不能不說是我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不足。參與編寫《中國哲學史》時，任繼愈先生給學生開佛教方面的專題課，樓先生做了助教，因此對佛教有了接觸和了解。他發現，中國整個文化史，特別是唐宋以後的，根本離不開佛學，否則文學、藝術、思想，甚至建築方面的問題都不能弄清楚，但當時很多研究著作是講外行話，停留在表面，高校甚至寺廟能找到一部佛經都困難，更別提《大藏經》了。因此，樓先生開始有選編佛教思想資料這個動議。

1979年，在中華書局哲學編輯室的積極支持下，由任繼愈先生挂帥，樓先生主持，並與石峻、方立天、許抗生、樂壽民等一起合作，制訂了選編一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的計劃。當時的編選指導思想是：「為中國哲學史專業工作者研究或講授中國哲學史，提供一部比較系統而簡要的中國佛教思想的，為以後的佛教研究提供參考資料。同時也可供中國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專業工作者參考。」全書分為四卷，即第一卷「漢魏兩晉南北朝部分」，第二卷「隋唐五代部分」，第三卷「宋（遼金）元明清近代部分」，第四卷「佛教經論譯本選」。不了解佛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不了解中國近代佛教對社會思想界的影響，是不可能真正弄清楚中國近代哲學的，更談不上把握其理論特點了。因此，在本資料選編的近代部分，選入了梁啟超、楊度、章太炎、歐陽漸、熊十力、李石岑、梁漱溟等人的許多論佛著述，供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學者們參考。有些著名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等也是深受佛教影響的，這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由於沒有專門論佛文章，礙於本選編的入選體例，只得付諸闕如。這套由樓先生組織和主持編選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已出四卷，十冊），在推動近年來學術界對於佛教思想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等編出來後，不僅大學，連寺廟裡面也使用。到80年代的時候，國內的《大藏經》很多了。雖然這套書現在看來有很多錯誤不足，但在當時起了很多作用，許多廟宇裡面僧人看的都是這本書。當出第四卷的時候，改革開放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佛經已不是一個難得的東西。它的歷史使命完成了，樓先生的研究興趣卻轉移到佛學上來了。

「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談起傳統文化，樓先生立刻接過話說：「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誤解、曲解太多了，有些人正在親手埋葬自己的傳統文化……向西方學習，我們不但應該學他們對傳統文化的保護、繼承和發展，更應該學習那種對傳統的自尊和自信啊。而我們現在卻是懷揣珠寶，沿街乞討。國人在面對傳統文化時，缺乏自尊和自信。」在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的技術、文化完全可以實現有機的融合時，樓先生說：「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強國之器。」本和用要搞清楚，道和器也要搞清楚，而我們現在反倒顛倒過來了。人文是立本的東西，它可以讓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是成人之道。科技只是利用，是強國之器。道、器、本、用，並不矛盾。當然，我們也一定要認清主次。本與道，器與用，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抵制用現代化的東西的人，我想他是傻瓜；但是用了這些現代化的東西就變得不是我們中國人了，這就更愚蠢。」說起北京東城區每年要選派幹部到國外去掛職鍛煉的事情，樓先生說：「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文化是民族的根，畢竟是中國人，要從自己的根上發展，外來文化只能嫁接，如果根沒有了，那就變成了別人的附庸。西方人說『崛起中的中國不應該失去自我』，中國文化的根沒有了，也就沒有中國人了。」

早在90年代初期，樓先生就開始糾偏人們對於東方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的認識了。1996年12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編的《東方文化大觀》。1997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編的《東方哲學概論》。《東方文化大觀》後記里，他說：在中國，特別在青年知識界，身為一個東方人，對於東方文化的了解卻反不如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多，認真地、全面地在知識青年中介紹一下東方文化，實在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在《東方哲學概論》序言里，他指出：「當今，歐美國家的許多科學家（包括自然學家和哲學人文科學家），運用東方哲學研究現代科學問題，已作出了許多成績。八十年代初風行美國的《物理學之道》，用道家和禪宗思想來探討現代物理學上的各種問題。而用儒家、道家、佛教（主要是禪宗）理論來研究人的問題，心理學問題，認識論問題，則更是不勝枚舉。即以大家所熟知的存在主義來說，如果你對中國道家老莊思想一無了解的話，是無法把握其真諦的。這一切證明，古老的東方智慧不僅魅力猶存，而且自我調節以適應時代的生存能力。」

近年來，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出現了一個了解和研究東方文化的熱潮。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在檢討歐洲（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同時，開始了對東方文化的歷史貢獻及其現代意義的深入研究。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世界文化發展趨勢的新動向。在當今信息已進入全球交通的時代，東西文化之間的交流、相互吸收和融合，已成必然之趨勢。樓先生認為，東西方文化之間有許多方面的差異，特別是某些思想觀念和方法上的差異，反映了人類文化形態的豐富性、多樣性，是不能完全用古今差異來概括的。它是由不同區域和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積澱起來的文化差異。這兩者，同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寶貴財富，它們相輔相成，互補互進，而不應當強分優劣高下，是一非一，存一去一。在樓先生看來，如果能借鑒《金剛經》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謂無上正等覺）」的思想，以平等心去認識自我、認識他我、認識自然萬物，破除各種偏見和執著，這將有助於克服自我與他我、個人與群體、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分離和對立，融自我於他我、群體和自然之中，得自我之「大解脫」。

從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受到科學與物質主義影響，現代人役於物，精神變得匱乏不安並對自然造成毀滅性的破壞。樓先生指出，科學發展要有一種倫理觀念，呼籲東西方都要重新思考人與天、人與地的關係，思考天地人三才的關係。20世紀上半個世紀接連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當時引起了世界上許多思想家的反思。許多思想家對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文化取向一度發生了疑問，出現了一股新人文主義的思潮，出現了一批嚮往東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思想家。但是，在20世紀的下半個世紀，隨著高新科技的高速發展，物對人的引誘力和支配力越來越強大，注重人倫道德的人文精神被追逐物慾的浪潮所淹沒，人文學科也由此而受到冷落。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了豐富的有關人文精神方面的理論資料和歷史實踐經驗，可資我們今日借鑒。樓先生不僅多次在不同場合呼籲加強「人文精神的培養」，而且從中國傳統文化中里提煉了獨特的觀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以人為核心，融天地萬物與人為一體，把人的倫理精神、道德情操的提升與超越放在首位。……這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著一種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現代理性精神。」「眾所周知，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高揚人本主義去衝破中世紀神本文化的牢籠，然而誠如當時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們倡導的人本主義，從中國儒、道哲學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極大的啟發和鼓舞。而當今東西方思想家注目於中國傳統哲學，恐怕主要是想以中國哲學的人文精神來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抵禦由於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而帶來的拜金主義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虛。這一方向同樣也十分值得我們重視。」

對於西方文化和科技思維的反思，樓先生近年來最為關注的兩大問題。比如，有記者問，「有些人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太講究團體精神，只講共性不講個性，使中國人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但是，中國傳統文化既然以人為本，就不能脫離和泯滅個人價值。那麼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看待個人的價值呢？」樓先生認為，長期以來，一些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對個人的尊重與個性的發展，即缺乏民主。事實絕非完全如此。民主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更是過程；民主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歷史階段是不同的。自由和民主都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和民主為前提，而不是像某些人腦子裡想像的那種單一的個人為所欲為的概念。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完美無瑕，在西方，民主也是講價錢的，你沒有錢，談何民主？康有為當年就清楚地指出了西方民主中的弊病，現在大家更明白了。其實，民主和自由要求每個人更嚴格地約束自己，達到自覺的約束。

樓先生對於科技與物慾的反思，也發人深思。他指出：「現代高科技的迅速發展，一方面固然使人類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控制和支配客觀生存環境的主動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它也並不是盡如人意的，這種控制和支配客觀環境的力量，同時也是控制和支配人類自身的一種強大的力量。高科技的精密、快速、自動，強制地把人們的生活變得緊張、機械、被動、單調乏味，乃至於使大多數人失去越來越多的個體自我本有的種種主動、能動和自由。許多人的物質生活是不斷地富裕和舒適了，然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卻十分貧乏和空虛。人類不斷地把自己變為物慾的奴隸，淪為機器、工具的奴隸，以至於找不到人生真實意義之所在。因此，現代人精神上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大概可歸結到一點：即自我的失落。其實，當我們深入一步思考的話，又不難發現，這種自我失落雖然有眾多的客觀原因，而歸根結底又是人類自己一手造成的。它是與人類對自我價值某種片面認識和追求分不開的。所以，人類如果不能從節制自己的慾望追求入手，不能從盲目逞快自己智能的迷誤中覺醒過來，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現存的、潛伏的種種社會、環境問題，也不可能真正解決自我失落的問題。」針對這種病象，樓先生認為，禪宗思想在未來科技高速發展的社會中，可能會在人們的精神世界裡發生更為廣闊的調節作用。禪宗要人們認識的自我的「本來面目」，要人們「自悟自性」，就是要人們去掉種種偏執妄想，而恢復自我的「清凈本性」。世人追樂逐欲，為名求利，自尋無窮煩惱，實可視為清凈本性的迷失，自我失落也由此而起。

樓先生還十分關注傳統文化的學習、批判繼承和古為今用的問題。樓先生在分析當今世界人類生存環境危機的原因時說：人類過度地向自然索取，進行破壞性、掠奪性的開發，以及大量有害的生產、生活廢棄物的污染。因此把對自然的破壞性、掠奪性開發，改變為計劃性、保護性開發，加強對有害生產、生活廢棄物的積極治理，是可能取得改善當前人類生存環境的一定效果的。但是，這遠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追根究蒂，造成當今世界人類生存環境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人們對自己慾望的無限度放縱和追求。為此，他陸續發表一些論文，如《儒家「節慾觀」的現代意義》、《儒家修養論今說》、《佛教與現代人的精神修養》等，闡發儒家在自我修養方面總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諸如：「反求諸己」、「改過遷善」、「見賢思齊」、 「懲忿窒欲」、「慎獨」、「反省」、「主敬」等等，以及儒家倫理中強調的「不違天時」、「節用」、「御欲」，討伐「暴殄天物」等思想是很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不僅在學術界受到好評，而且在社會上也產生了一定的反響，為發掘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2009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國的品格》一書。這是樓先生第一本面向公眾的著作，是中國文化的一次全景展示，作者把儒、釋、道、醫、藝等傳統文化核心內容的主要觀點、歷史起源、發展過程和現實意義都講得清清楚楚。他感嘆說：「一個國家、民族的品格，是其文化的外化。近百年來，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在借用西方的思維方式來看待我們的傳統文化，這使很多人心中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了本來的面貌。」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國正在和平崛起，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保持自己的從容與獨立？這就脫不開作為支撐的中國文化。有感於此，樓先生從「三玄」、「四書」、「五經」入手，深入闡發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此書一出版，讀者好評如潮。

如何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並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和根本精神？樓先生認為，只有從這些源頭性的典籍入手，我們才能夠慢慢地對中國本有的文化的精神，有一個重新的體悟和認識。即大概可以用「三、四、五」這三個數字來加以概括，說簡單點就是「三玄」、「四書」、「五經」。「三玄」是指《老子》《莊子》《周易》。「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的是《周易》、《三禮》、《書經》、《詩經》，還有《春秋》（三傳）。樓先生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了解這幾本書，那麼也就很難去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反過來，即使是了解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將它們統攝到這幾本書里去，那麼也把握不住中國文化的根本理論基礎和核心價值觀念。所以，這幾本書統領了整個中國文化，是我們把握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讀書。

當今世界格局正處於一個重構的進程中，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重新崛起之後，中國文化怎樣得到世界的認可？國學如何彰顯它在中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樓先生認為，現在就是要有對自己傳統文化的一種自信。如何建立起這種自信來？要對傳統文化的一種認同，還要有一種尊重。只有認同和尊重，才能有一種自信。從現在世界發展的整個趨勢來講，中國從西方近百年文化衝擊中得到了實惠，也受到了很多災難，應該說，這兩個方面都有。那麼現在怎樣繼續受到實惠同時消除那些弊病，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東西方文化很好地結合起來。這個方面樓先生認為中國人這種任務是很重的，因為真正能夠領悟中國文化精髓的，應該是中國人自己。對西方文化研究再透徹，也是有所隔膜的，那麼，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精髓，這責任只有中國人來承擔，不能去靠別人。在這方面，中國人只有把現代化植根到本土文化中間去，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如果連自己傳統都忽視甚至要排斥它的話，別人不可能尊重你。

（原刊載《傳記文學》2012年第3期，「中國思想肖像」欄目之一作者法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