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定都哲學

　　長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響所及，導致日後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詩作里用「長安」來指代北京城。選擇長安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顯的一個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軍事關塞而言，長安周邊東有潼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四座關口控制著進出長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難攻。就地理而言，長安有一個安全的地形。

　　當然，洛陽在唐朝中後期的崛起也有賴於它四通八達的交通優勢，只是，這兩座城市雙雙在唐朝末年衰落，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的輝煌也隨之戛然而止。

　　安全還是糧食？

　　長安城不是一座。歷史上有兩座長安城。漢朝的第一長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長安才坐落於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當時不叫長安，而叫「大興城」。

　　隋文帝楊堅定都長安，有一個很現實的政治考慮。楊堅的力量建立在「關隴集團」之上。所謂關隴集團，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際。當時一代梟雄高歡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國，宇文泰走投無路，裹挾北方六鎮的余卒，西入關中，建立一個關隴軍事集團。這個集團以關中為根本，東向和高家爭奪天下，歷經險阻最後終於獲勝。楊堅也是關隴集團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奪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還是關隴集團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楊堅當然就不敢隨便離開關中，只能定都長？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兒子隋煬帝的時候，起了變化。他離開了關中，讓人造了一個新首都洛陽，又派人挖了一條大運河。按照傳統史書的說法，隋煬帝修建大運河就是為了更好地荒淫無恥。但這個說法難以讓人相信，隋煬帝所作所為的背後，其實有著一種理想主義的矯情。他試圖把帝國凝結為牢固的整體，所以他才會選擇位於帝國中央的洛陽為新首都，並用一條運河把帝國連為一體。

　　理想主義向來害死人，大隋朝滅亡了。隋帝國的崩潰主要原因當然還是窮兵黷武濫用民力。但是背後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煬帝營造洛陽後，遠離了關中，也就疏離了自己的力量源頭，因此招致覆滅。

　　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鑒，李淵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但這樣一來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糧食。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光靠關中一帶不足以供給，唐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按說隋煬帝的大運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事情不那麼簡單。

　　以江南糧食為例，它們要送到長安，需要走兩千多里的路程。其中真正的問題就在洛陽和陝州中間這段路上。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

　　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李世民統治時期，政府規模很小，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到了唐高宗時代，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最後竟然弄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欠收，李治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李治他們還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髮，狼狽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倒下了許多餓殍。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相對於長安，洛陽最大的優勢就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往方便。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他開始提升洛陽的地位，將它正式定為東都，營建洛陽宮殿，稱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確定。到了武則天時期，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將洛陽定為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越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呆在洛陽，很少再回長安。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洛陽也在武則天手裡迎來了黃金時代，此後它再沒有過這樣的輝煌日子。

　　兩都的末日

　　武則天垮台後，韋後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義正言辭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摺勸諫，奏摺里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後則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上說，韋後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但是從全國戰略布局看，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頭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唐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滅勃律，屠石堡。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則走向衰落。它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安史之亂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結束所謂的中古時代。這倒不單單因為它的破壞性。它確實破壞了整個北方的經濟，更將兩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氣候的改變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他們發現唐朝的氣候要比今天高几度，而且要濕潤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國的氣候開始變冷，游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致持續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興起，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歷史就是一部運河爭奪史。能控制住運河，能保持住漕運，帝國就能倖存，否則就會崩潰。長安還能苟延殘喘，至於洛陽，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如今的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梁。隨後，中國的東西大動脈就此變成了南北大動脈，這個格局一直持續到了清朝。

　　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猶豫，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因為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日漸寒冷的氣候、凋敝的西北、東北方敵人的崛起，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長安也再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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