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論文》的價值

「伯修在詞垣，當王、李詞章盛行之日，獨與同館黃昭素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實自伯修發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論文》是針對如何正確學習古人而提出的一篇文論著作，為明末公安「三袁」中的長兄袁宗道所作。從題目來看，《論文》應該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有著廣闊的內涵，精深的內容和透徹的說理；然而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論文》並沒有提出重大的理論創見，無法成為一篇舉足輕重的論著，更不可能跟陸機的《文賦》和劉勰的《文心雕龍》並提而浩然屹立於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成為後人推崇倍至的典範。可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小視《論文》，忽視它對古代文學理論的豐富，對古代文論史得以延綿不斷地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哪怕是對這種作用認識不充分也是有愧於歷史的。畢竟《論文》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對引導當時文風脫離前後七子擬古不化的風潮、重新步入正軌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而且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和論述，即使是在現在，也是很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論文》將矛頭直接指向當時的文壇盟主李夢陽，它的問世，標誌著公安三袁向復古模擬之風正式宣戰，也標誌著煊赫一時的公安派開始形成。 《論文》分為上、下兩篇，共計1300字左右，是兩篇不長的小文章，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相互照應，可以稱為姊妹篇的典範。上下兩篇有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如何在復古的問題上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真正美文。上篇著重闡述「辭達」，論述的是語言上、表達上的問題；下篇重點闡述「有識」，論述的是內容上、思想上的問題。上篇是破，反對擬古之風；下篇是立，主張有「識」有「意」才能創作出好的文章來。上篇是說「辭」要表達作者的「意」，有「識」決定；下篇是說作者的「意」和「識」能夠創造出真正的「辭」。總的說來，上下兩篇共同闡發了這樣一個主題：作者的思想和見解，文章的內容和主題才是重點，表達上的詞句和形式是相對次要的東西，繼承古人的遺產時要注意區分輕重，不能擬古不化。 袁宗道（字伯修，號石浦，1560－1600）在《論文》中提出了一些較有深度的觀點，很值得我們重視。 首先，袁宗道認為「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提出了因時而變的文學進化論，主張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文學自身的發展。這是針對當時復古派後不如前、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學退化思想的反駁，是對前後七子盲目復古、擬古創作的否定。李夢陽認為「漢後無文，唐後無詩」（《列朝詩集小傳·李夢陽副使》）；李攀龍也鼓吹「文自西京、詩至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明史·李攀龍傳》）。復古派將漢後文、唐後詩貶得一錢不值，而袁宗道卻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都有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不能厚古薄今。伯修提出這個觀點是很有膽識的，它將批判的矛頭公然對準了以李夢陽為首的前後七子，不僅否定了王世貞的「東京之文弱」、「六朝之文浮」、「唐之文庸」、「宋之文陋」、「元無文」（《藝苑卮言》）的論述，更重要的是，撇開事件本身，它闡釋了文因時變的進化論觀點，為我們研究古代文學提供了規律性的總結。 既然文學是不斷進化發展的，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那明代同樣也應該有屬於自己的特點，而不能照搬古人的成果，否則明代就失去了它所存在的必要和意義。李夢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明史·文苑傳》），認為秦漢文、盛唐詩才是最好的，已經給時人創作提供了很好的榜樣，文人只需模仿他們就能寫出流傳千古的佳作。袁宗道對此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論斷，同時佐以信服的論據，「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子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氏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在《左》也。至於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像《左傳》、《史記》這樣的巨著都不是模仿而來的，而今人卻打算通過模擬它們來寫出好的作品來，不是很愚蠢的想法嗎？伯修還提到，歷史上有名的文人從來都沒有刻意擬古的想法和創作，而今人卻想「撏扯古文，奄為己有」，同樣是大錯特錯的荒謬行為。「空同不知，篇篇模擬」，自然不會寫出好的文章來。 需要指出的是，袁宗道在評判李夢陽的詩文創作時，並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而是採取辨正的觀點，既批判了他復古中的錯誤思想，同時也看到了他的可取的一面。袁宗道本來是以李夢陽的對立面性質站出來的，卻仍然可以冷靜地看到對面的可采之處，這是很難能可貴的。「空同諸文，尚多己意，經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這種評說是很有道理的。李夢陽的《代劾宦官狀書》、《答黃子書》、《與何子書》、《答周子書》等作品，都不是簡單的擬古之作，其中包涵了一定的思想內容和作者的真實感情的。而且，李夢陽也曾在《駁何氏論文書》中鮮明地提出「以我之情，述今之事」，他的《游廬山記》就是一篇很不錯的遊記文章。所以，袁宗道所作的論述並非是針對某一個人而是就事論事，為的是有益於文章，而不是搞人身攻擊。這也是《論文》為人稱道的一個因素。 袁宗道的《論文》理論主要是針對李夢陽的追隨者和模仿者，他們將李夢陽復古理論中的錯誤部分發揮到極端，「後之文人，遂視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即大怒，罵為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正是後人這種極端的仿古、擬古之風，將為文之道引入歧途，這也正是袁宗道作《論文》的動因之一。而「後之文人」中最為突出的便是李攀龍，他將這種刻意擬古的理論推向了極至。在李攀龍看來，文章要「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甚至鼓吹「視古修辭，寧失諸理「（《送王元美序》）。這就背離了他挽救明代文學危機的原意,使文學又陷入了另一個歧途。 前面已經提到過，袁宗道並不反對復古，他跟七子的區別主要在於復古的方法上。伯修認為，復古的目的並不是復古本身，而是通過復古，學習古人的精華，為我所用，並有所創新，將自己的真情實感表達出來，從而寫出好的文章來。伯修在《論文》向我們透露了這樣一個觀點，就是，復古未嘗不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好事，前人的成果值得而且應當為我們所繼承和發展。只是前後七子的做法太過了，以至於到後來發展為專門吸收古人的糟粕，將古人的奇奧之詞奉若經典。而韓柳的古文運動則恰恰相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袁宗道在《論文》中所闡釋的一些思想觀點及其目的和實踐，也與韓愈相類似，從這種意義上說，袁宗道的理論和言行也未嘗不是一種「復古」，他們都是利用了古人的寫真情實感，區別只是一個反對浮靡之風，一個批判奇奧之辭。 其次，在闡明了如何正確看待前人作品之後，袁宗道又引入了如何正確繼承古人精華、古為今用、從而寫出有真情實感的好文章的話題。上篇中伯修借孔子「辭達而已」之語，將「達不達」看作「文不文之辨」。所以，學習古文，應該將重點放在「辭達」上，而不是古人的遣詞造句上。「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這裡的「意」即李攀龍的「理」，「字句」也就是李攀龍的「辭」，因此，這段論述可以看作是對李攀龍「視古修辭，寧失諸理」觀點的根本否定。 袁伯修在《論文》中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意」、「理」在為文創作中的重要性。他還說「理充於腹，而文隨之」，所以學古要學本，而不是學標，要「從學生理，從理生文」，「理」是為文的第一要義，這才是學古的所在，全文收尾於此，主旨已現，恰到好處。有了這層闡述，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擬古之風「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文章是用來書寫自己思想的，胸中既然無識，而又勉強為詩，那當然只好求救於老祖宗，字模句仿，以至於「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於曳白」，對古人作品的刻意模擬，以此來掩飾內心的空虛和無知，正是時人「無識」的表現。 有「識」才有寫文章的必要性，才有寫出好文章的可能性。《論文》倡導寫自己的真實情感，「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而當時的諸生，卻像戲場中人，強笑強哭，假借模擬，無一絲真情實感。既然沒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要為文好了，這也沒什麼，可是書生卻出於功利的目的勉強為文，伯修說他們「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真是痛快淋漓。 袁宗道在《論文》中提出的「意」、「理、「識」等概念，大體上就等於現在所說的內容。在詩文創作的實踐中，以袁宗道為代表的三袁兄弟創作了大量表達自己感情的詩文、遊記，可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對打擊前後七子、掃除擬古之風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袁宗道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將《論文》中多次闡發的「內容」片面地理解為作者的感情，而忽視了文章文以載道的社會功用，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三袁的詩文多為山水小品，表現自己的閒情逸緻，這無形之中就將文章變成了一種擺設，成為文人消遣的一種娛樂方式。袁宏道也坦白承認自己「詩中無一憂民字」。缺乏深厚的社會意義，格局不大，後來更趨向於追求生活中的情趣，玩物喪志，沒有創作出與《論文》說闡發的理論相稱的詩文，導致《論文》空有理論，而無實踐支撐，這也是袁宗道的復古運動不能取得像韓柳古文運動那樣的成就的原因之一，也是《論文》無法跟《文賦》、《文心雕龍》相併提的一個重要因素。 《論文》所闡釋的很多問題在此之前都或多或少地被提出或論述過，比如文字如何真正表達自己的內心的話題，詩言志，詩緣情等，都是經久不衰的話題，《論文》有意無意之間對前人的這些思想都有所繼承和發展，而這些思想大都始於或盛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因此《論文》可以看作是對魏晉時期文論思想的一個繼承和發揚。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三袁大量的山水小品遊記作品創作，氣質上追求類似於魏晉風度的那種高雅、閑適，加之他們所倡導的性靈說也源自劉勰鍾嶸等人的思想，因此我們可以從三袁身上感覺到比較明顯的魏晉格調。鑒於圍繞明代復古問題所產生的秦漢派、唐宋派，都是以自己推崇的朝代命名，我們或許可以將後人約定俗成的「公安派」改稱為「魏晉派」。當然上面羅列的因素只是為我的這種想法提供了一點例證，事實上這種改稱的想法會有很多困難，最大的就是三袁他們自己就很少明確說明自己對魏晉的學習和推崇，所以，即使將公安派稱為魏晉派也只是外人的一種一廂情願而已。這只是我的一個有點幼稚的想法，如前所述，這種合理性和必要性並不是很大。 以上便是我們從《論文》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的觀點，其中對為文之道作了比較深刻的闡述。當然袁宗道的《論文》中所論述的問題不止上面這幾點，它有著較廣闊的內涵，提出了「心－口舌－文章」的文章程式，發展眼光看古今文章，正確繼承古人文學遺產，學古貴辭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學問－意見－言語」，為文重在真情流露，寫真性情，不要勉強為文，無識是擬古的根本原因，等等內容，而且論述也相當簡潔、深刻，《論文》本身就是一篇美文。《論文》所論述的諸多問題都是很有理論和現實意義的，所以，在整個文論史上，袁宗道的《論文》雖然無法跟《文賦》、《文心雕龍》相媲美，但是，它仍然包涵了比較豐富的內容、先進的理論，深刻的論證，從《論文》本身來看，它仍然是一篇很重要的論著。 我們評價一篇文論的地位，不僅要看它所創造的理論本身的價值，還要聯繫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因為有些今天看似簡單的理論，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就顯得難能可貴。《論文》就是這樣的。袁宗道創作《論文》之時，文壇上充滿了濃烈的擬古氣氛，大家所關心的是如何才能夠更好的復古，自己的作品更像古人。當時的文壇盟主李夢陽「刻意古范，鑄形宿饃，而獨守尺寸」、「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李攀龍也是「聱牙戟口」，在兩位領袖的帶動下，整個社會一片擬古之氣，「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察之，一腐套耳」。然而，「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袁宗道的《論文》便是對當時文壇霸主的蔑視，也是對當時腐敗文風的宣戰，這是很需要膽量和勇氣的。受時代的約束，文壇上很少有否定擬古之聲的背景下，大張旗鼓、旗幟鮮明地批判擬古之風的《論文》，就更顯得彌足珍貴了。所以說，「性溫而真」的袁宗道能夠寫出《論文》，充當向世俗發難的先驅，這是非常令人佩服的。這足以讓我們對《論文》多一份敬意。所以說，時代的因素限制了《論文》提出更深刻更宏大的理論體系，註定只能先打開一個缺口，然後再不斷完善。這條道路也為文學史後來的發展歷程所證明。 而這個缺口一旦打開便一發而不可收，原先雖然對王、李擬古主張頗有微詞卻沒有相袁宗道那樣的勇氣站出來反對的人都迅速聲援袁宗道，沿著《論文》所提出的話題深入下去，從而不斷豐富了《論文》所樹立起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前後七子的刻意擬古風氣，將文人的注意力逐漸引入到為文的正軌上來。在這場學術與思想的論爭中，《論文》所作出的貢獻，與其說是反對派的核心力量，不如說是起到了啟蒙的作用，它主要是重新提出注重內容等為文之道，引起時人和後生的關注，走出擬古之泥潭；至於這個思想體系的完善，則需要眾多文人的合力打造，尤其是二弟袁宏道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理論和大量成功的詩文創作，這也使得他成為後來的主將和核心。主將的貢獻固然不容忽視，然而啟蒙者的角色似乎更值得我們注意和敬佩。《論文》很好地發揮了這種啟蒙的作用，對掃除當時刻意擬古之惡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評說袁宗道，「伯修在詞垣，當王、李詞章盛行之日，獨與同館黃昭素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實自伯修發之。」當時對擬古反感的有識之士基本上都對公安派抱有同情之心，也可以這麼說，正個反對擬古的運動都是「自伯修發之」。 袁宗道的《論文》不僅對扭轉當時的文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同時對整個文學史的發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當時來看，便是前面提到的，《論文》豎起了一面旗幟，將一批持有相似主張的文人匯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經驗和為文賦詩，這便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公安派。他們的主將理所當然地是袁宏道，然而《論文》的倡導和發起作用也不容置疑。而且，袁宏道幾袁宗道也都深受哥哥袁宗道的影響，正是在他的啟發和引導之下才走上性情為文這條道路的。《論文》中所論述的問題極為二弟三弟重視，他們認真研究和思考，並且不斷發展創新，公安派後來的很多論述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論文》中找到淵源。尤其是袁宏道倡言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主張，完全可以看作是對哥哥《論文》中「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論述的抽象與理論化。而這也為後來的竟陵派所沿用。這樣一直推演下去，清初袁枚通過對前人思想的總結而創造出的「性靈說」，同樣不能排除《論文》的影響。關於抒發個人真性情的論述只是《論文》的貢獻之一，除此之外，《論文》還提出了許多思想，無論是對文學史還是對後世之人都產生了不小的作用。所以說，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論文》的旨向，就會發現其中的耐人尋味之處很是不少。 無論從理論分析還是看現實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論文》都是很值得認真研究的，按理說，應該有很多人圍繞著《論文》搞研究、發文章才對，然而事實卻並不如人願。為什麼呢？我想大概除了它篇幅較短，字數較少，無法充分展開、進行透徹的說理和信服的論證以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首先，明朝在歷史上的位置使得它只能充當一個多產卻相對平庸的時代。明代以前，中國已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先秦、秦、漢、唐、宋，等時期都創造了盛極一時的文章樣式，而且將所有普通的文學體裁和取材範圍基本上都挖掘出來了，使得後人很少有用武之地。漢避先秦而創大賦，唐避漢而創詩，宋避唐而創詞，元避宋創曲，那宋避元又可以創什麼呢？可以選擇的餘地已經很少了。這就使得明代文人只能沿著古人的路子走，不可能再有重大的文學創新，而且古代燦爛多樣的文化都值得繼承和發展，可是明代文人要想超越前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這便註定了明朝只能是多產卻又比較平庸的命運。《論文》所樹立的的一面旗幟便是這多產中的一產，當然也逃脫不了這種命運。所以，後人研究時與其將精力放在《論文》上，還不如去專心研究前代文論。 其次，就是《論文》在闡釋自己的主張時，確實很多觀念都來自對前人遺產的繼承和發展，袁宗道雖然結合當時的時代特徵做了新的解釋，但是，畢竟根還在古人那裡。下面就讓我們粗略分析一下。《論文》上開篇就說「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這說得還是外在的文章與內在的思想之間的矛盾。這早已為前人多次論述。陸機在《文賦》中提出「物－意－文」三者之間的關係，認為創作便是力求構思、醞釀出與外物相稱的「意」，并力求以恰當的文辭加以表達。這是很困難的，總感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蘇軾說「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於手者乎？」（《答謝民師書》）。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作了另一番表述：「情以物興」、「物以情觀」、「辭以情發」，提出了「物－情－辭」的說法。此其一。 其二，袁宗道《論文》中的一些其他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前人的借鑒。它的「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繼承了「詩緣情」中表達思想感情的一方面，同時又有所發展，加入了自己「率真性情」的理解，寫文章要「信意信手寫出」；「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其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等論述，若往前看，可以上溯到毛詩序中關於「詩言志」的闡述，稍晚一些時候，陸機在《文賦》中說「瞻萬物而思紛」、「喜柔條於芳春，悲落葉於勁秋」以及「詩緣情而綺靡」，鍾嶸在《詩品序》中也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口。」論述的主題其實都差不多，雖然袁宗道的《論文》更加形象了許多，創新的東西並不是很多。 袁宗道在《論文》中提出了好幾個觀點，對傳統有繼承關係的也不止這兩點，這裡只是舉例說明而已。當然我並不是否定繼承前人成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起面我還談到過對這種有別於王、李的復古行為的贊同；我只是認為袁宗道的《論文》順著前人的路子走，頂多只是將它發展深入，一般不會有理論首創性的意義和成就大。 當然，除了上面的因素之外，還有一些次要因素，比如政治上的專制，貴族的愛好與提倡，等等，這裡不再詳細闡述。 以上便是我對袁宗道《論文》自身的理論價值以及它在文學史、文論史上的地位和價值的一點認識。從整體上來看，《論文》雖然沒有達到《文心雕龍》那樣的成就和地位，但它仍然提出了一些有創新性的見解，對糾正當時的擬古文風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對後來文學文論史的發展也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我認為，袁宗道的《論文》是文學史上不容輕視的一份財產，值得我們認真繼承；而我們後人很多都對這篇重要的文章研究不多，對它的意義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所以這種情況應該引起大家的注意，還袁宗道的《論文》以正確合理的文學文論史評價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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