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徽州：為什麼是徽州？

歷史變革： 公元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徽州隸江南路轉運使建康府路安撫使。　　公元1131年（高宗紹興元年），隸江南東路轉運使。　　公元1277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徽州升徽州路，轄縣不變，隸江浙等處行中書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即江浙行省），治杭州路。　　公元1295年（元成宗年貞元年），升婺源縣為州。徽州路領縣五，即歙、黟、休寧、祁門、績溪；州一，即婺源。　　公元1356年（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小明王韓林兒升朱元璋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徽州路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　　公元1357年（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七月，改徽州路為興安府，仍領縣五、州一。　　公元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改興安府為徽州府。　　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降婺源州為縣，徽州府仍領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績溪、婺源、祁門。　　公元1645年（清世祖順治二年），改南直隸省為江南省。徽州府改隸江南承宣布政使司，仍領縣六。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江南左承宣布政使司改為安徽布政使司（取安慶、徽州二府之名）安徽省成立。　　1912年（民國元年）一月，廢府留縣，原領縣直屬安徽省。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為方便「剿共」，把婺源縣劃屬江西省，婺源民風與江西有異，不願脫離安徽，民間遂掀起聲勢浩大、持續二十個月的「婺源回皖」運動。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由於婺源人民的持續抗爭和徽州其它縣人民的強烈要求，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劃歸江西省的婺源縣被重新劃回安徽省。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在解放戰爭中，國民政府安徽省政府一度遷省會於屯溪。 1949年，由於解放婺源縣和江西省的同為解放軍四野，為便於管理，從此將婺源劃歸江西省。 1961年4月13日，重設徽州專區，並將太平縣劃歸本區。8月16日，又改屯溪為地轄市；　　1968年7月7日，成立徽州地區革命委員會，屬縣不變。 1971年3月29日，改徽州專區為徽州地區。　　1979年2月27日，改徽州地區革命委員會為徽州地區行政公署。　　1983年12月1日，經國務院批准，劃歙縣黃山鄉、石台縣廣陽鄉和太平縣建立黃山市（縣級），由省直轄。 1987年11月27日，經國務院批准改徽州地區為地級黃山市，改原縣級黃山市為黃山區，屬地級黃山市；將屯溪市改為屯溪區；將績溪縣劃歸宣城地區。　　1988年7月地級黃山市正式成立，轄三區四縣，即：屯溪區、徽州區（劃歙縣岩寺鎮新立）、黃山區、歙縣、黟縣、休寧縣和祁門縣。 不管徽州的隸屬關係怎麼變化，不變的是徽州文化，以及在徽州文化的基礎上誕生的徽商，提及徽州，就其地域概念而言，依舊是原來的六縣：歙縣、黟縣、休寧、績溪、婺源、祁門。 不管徽州怎麼變，提及徽商，依舊是指出自原徽州六縣（歙縣、黟縣、休寧、績溪、婺源、祁門）的商人。　　為什麼是徽州，誕生了徽商？ 由於徽州境內自古是群山疊嶂，可耕種的地也自然相對少，農耕生產難以發家，徽州自古就有「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農田和莊園」。　　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歷史上三次移民潮，由於徽州境內群峰參天，山丘屏列，嶺谷交錯，有深山、山谷，也有盆地、平原，波流清沏，溪水迴環，到處清榮峻茂，水秀山靈，猶如一幅風景優美的畫圖。所以移民到此的北方人「愛其山水清沏，遂久居。」 另外，坐落在歙縣東北部的清涼峰（海拔1787米），聳立在祁門縣境內的牯牛降（海拔1728米），位於婺源與休寧交界處的大鄣山（海拔1629.8米）、橫亘在婺源西南部的鳳游山（海拔675米）、拔起於休寧西北部的白岳齊雲山（海拔585米），都是壯麗神奇的天造畫境。還有綿亘於歙縣、黃山區、休寧、黟縣之間的黃山（最高峰蓮花峰海拔1860米），峰巒峻峭，劈地摩天，重岩疊嶂，宏博富麗，也是一處躲避戰亂的天然聚居地。 歷史上三次移民潮給皖南徽州送來了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為了能夠謀生，在徽州地區逐漸形成了一種傳統，男孩們選擇入仕或是經商。 徽州的豐富資源也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徽文化又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因此古往今來，徽州的官員和商人無論規模和影響力都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股洪流，其中徽商能夠得以成為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一。 曾有專家研究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徽州文化的形成，徽商的誕生，也是因為移民的結果。 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是舊徽州府籍商人集團的總稱。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 對徽商的興起而產生深刻影響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為一個商業集團，始於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間（1457 -1505年），而徽文化作為一種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點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晉時期，比徽商的產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區，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歷史變故中遷來的中原地區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戶。 據史料記載，西晉「永嘉之亂」（307-313年）時，因避戰亂而由中原遷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鮑、俞、黃等十五氏；唐末黃巢起義(875-884)時，遷入徽州的士族有陸、陳、葉、孫等四十八氏；兩宋之際、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這些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豐富的文化，徽州地區的每個家族、每個村落，從一開始就有豐厚的文化底蘊。經過千年的文化積澱，在徽州地區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資源、經濟、社會諸多條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對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大體系：一是觀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觀念文化是意識形態層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號稱「東南鄒魯」，又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封建理學的觀念文化在徽州地區牢固地處于思想統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會管理和政治層面的文化，在封建社會的基層，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鄉族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區形成並保留著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鄉族結構體系，世世代代維繫和控制著徽州人的思想和行為；地域文化是勞動人民歷史地創造的鄉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卻是層次很高的鄉土文化，揚名於世的就有徽劇、徽菜、徽派建築、徽州樸學、徽州版畫、徽州篆刻、徽州文書、新安理學、新安畫派、新安醫學等，洋洋大觀，光彩奪目。觀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區根基很深，又密切聯繫，從不同層面推動了徽商的繁榮發展。　　觀念文化從思想理念的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發展。古徽州地區的一個特殊條件是人多地少，這裡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晉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規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區人口猛增，導致耕地不足、糧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壓下只得外出經商圖生，是產生徽商的最初動因。 徽州地區儒風甚茂，受封建理學的深刻影響，徽州人仍然崇尚業儒進仕、揚名顯宗，所以，徽州地區書院甚多，明清時期考取進士、狀元的徽州人屢為安徽之冠。讀書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畢竟只有少數人，而經商是一條相對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數徽州人便「弛儒而張賈」，經商便漸成風氣，形成「徽人什六七從商」的局面。不過，他們在經商過程中，總以多種方式與封建衙門保持密切的聯繫，徽州鹽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權而大發暴利，出現了一批「紅頂商人」；他們在經商獲利後，為了子孫後代的利益，又「寧弛賈而張儒」，利用雄厚的資財，重振儒業。在儒、賈兩個方面，徽人「一弛一張，迭為相用」，不是力圖從賈成富，就是追求業儒為官，官與商互助，成為徽商的一大特點。而在封建社會條件下，這正是商業集團取得成功的社會政治條件。在從商過程中，徽商更以儒商為榮，他們篤信「生財大有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 （《黟縣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剛傳》），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仁心為質，和合為用，程朱理學的價值觀、義利觀漸成徽商的經營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從觀念文化層面對徽商繁榮發展的影響，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從家族和社會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發展。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著「雙重統治格局」的制度體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層統治和基層組織的社會統治，亦即 「國」與「家」的統治，兩者的統治通過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層次上的聯繫而牢固地連接起來，史學界稱之為「家國同構」。中國封建社會基層組織統治體系的基礎，是家族宗族鄉族嚴密而有序的組織，這在古徽州地區表現得最為充分。從中原遷來的每一戶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發展、舉族興旺，乃以家譜、宗祠、祭祀等多種形式維繫著家族的精神與文化聯繫，各姓氏、各門戶都有很強的凝聚力和進取性。往往是，一人從商，族人跟進，一人有難，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戶人家，都以家族為重，以從商的業績光耀門戶，為族人爭光；而族人又以經商富戶為楷模，鞭策子孫，努力奮進。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鄉族為紐帶，表現出很強的團隊精神，所以，他們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鎮和商埠從商，不僅站穩腳跟，而且能蓬勃發展，形成氣候。他們聯合宗族勢力在許多城市建立富麗堂皇的會館，就是歷史的見證，可以說，這種以家族宗族鄉族為基礎的制度文化對徽商繁榮發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國的其他商幫難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鄉土文化從個人素質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發展。徽商是一個文化修養水平較高的社會階層，他們非常注重從書本中去學習經商技能，又不斷地在實踐中總結提高，非常注重個人道德修養，可以說，這也是繁榮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時期大多在由宗族興辦的學堂或書院受過啟蒙教育，成人後已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而走向商海；許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學信徒、詩畫戲曲愛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他們經商致富後，更加熱衷於鄉土文化建設，在家鄉投資辦學、刻書、藏書、建戲班、辦文會，給後世留下寶貴的文化遺產。繁榮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撫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發展又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在濃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個人文化素質比較高，對徽商繁榮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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