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人性·文化·制度

　　本文是資中筠先生在香港書展上的發言稿，經資先生審閱，轉載請以此為準。

　　這是我近年來經常思考的問題之一。當前的中國的現實是：瀰漫性的的腐敗從官場已經滲入各個領域，包括本該是凈土的教育、文化領域；行業失范，食品、藥品都可以下毒；各種傷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誕劇層出不窮。人人哀嘆：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中國人錢袋鼓起來而精神趨於空虛。面對這種情況，人們提出了各種診斷，開出各種藥方。爭論了一百年的東西文化優劣之論又興起，出現了「國學熱」。另一種極端是懷念過去閉關鎖國，在物資極端貧乏中的絕對平均主義，在幻覺中想像似乎中國曾經有過人心樸實的一片凈土。

　　關於這個問題，本人自本世紀以來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如「方孝孺與布魯諾」、「重返精神的家園」、「文化與制度：雞與蛋的關係？」，以及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論述。今天在這個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論述。過去已經寫過的，盡量不重複，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讀，但是有些重複是難免的。

　　（一）人性

　　1. 人性雙重論：義利之辨

　　性善、性惡是中外哲學、宗教的出發點，也是分歧很大的問題。本人是人性雙重論者，這是出於自己的經驗和觀察，不是來自哪一個學派或教派。「人之初」，就帶著兩種因子。第二句「性相近，習相遠」，非常精闢。在不同的環境和教養中，人可以發展善的一面，也可以發展惡的一面。在儒家的學說中就是「義」「利」之辨。荀子被認為是主張「性惡」的。但似乎並非如此。他有些話明顯是人性雙重論， 例如：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2. 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

　　什麼是人的最基本的先天的本性？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延續後代。所謂「食、色，性也。」不過這是動物的共性，是作為人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足條件。人之異於禽獸者，主要是有思想，而且不斷進化，從此演化為萬物之靈，所謂「靈」就代表精神。派生出羞恥之心、善惡是非觀念、美醜標準、發明創造的能力，等等……離動物越來越遠，成為萬物的支配者，脫離野蠻原始狀態走向文明社會。與其他動物相比，在各種器官中大腦最發達。

　　這裡舉一段我個人的經驗。1949年以後「思想改造」，從學社會發展史開始，樹立勞動創造世界的觀念。猴子為什麼變人？因為前肢發展為手，可以勞動，製造工具。從這裡引申開去，只承認體力勞動，而把腦力勞動歸入剝削，狠批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到「文革」時達到極致。在上世紀59、6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饑荒時期，我們在北京，有倖免於餓死，但是也有挨餓浮腫的經歷。肚裡沒有水，總想吃肉而不可得。在此期間我正好讀到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提到，肉食大大促進了人的腦髓的發展，他說，「如果不吃肉，人是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的」。還有發明火，吃熟肉，縮短了消化過程，更利於大腦吸收蛋白，促使人類進化。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東半球的人比西半球的人進化得早，是因為更早有畜牧業，以乳肉為主，而西半球的人還是以植物為主要食料，所以腦子比西半球的人小。我對這點印象極深。因為這是與我們自49年以來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相違背的。同時也心中比較舒坦，因為我那時常常想吃肉（葷菜），自己覺得很慚愧，這段話似乎使我這種慾望取得了合法性。那個荒唐歲月，連吃肉也要從革命導師那裡找到依據（！）總之，不管恩格斯怎麼說，人大腦發達，從而有思想，是有別於動物的特點，這大概是不會錯的。實際上，手的勞動也要受大腦的支配。

　　人與生俱來的本性：

　　1. 首先是要自由。從觀察嬰兒對捆綁的掙扎到古今中外以監獄（剝奪人身自由）為懲罰，說明愛自由是天性。但這也是動物的共性，把鳥獸關在籠子里，也不樂意。所以人之有別於禽獸的自由首先就是思想自由，是精神層面的自由。就是思想的自由馳騁，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創造出燦爛輝煌的文明。

　　2. 利己和佔有慾。從觀察嬰兒就可以看到，智力正常的嬰兒對自己喜愛的東西，都是抓住不放的。所謂「孔融讓梨」當然是後天教出來的。儒家把欲利當做「惡」，其實不一定。這本身是中性的，沒有善惡之分。但是用什麼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就有區別。界限就在是否為利己而損人。因此，才需要定出許多規則來，劃定不損人的界限。社會越複雜，規則也越複雜。否則，人類社會就永遠停留於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野蠻狀態。這就是儒家所謂的「義」「利」之辨。也就是荀子所說「欲利」與「好義」，誰克服誰。

　　3. 好奇：對不知道的事物探索的興趣：發展成為科學、哲學，智力的開發。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這些天性在不同的環境下有的受壓抑，有的發展，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到很遠。逐漸形成不同群體的個性。

　　（二）文化

　　關於文化，有上百種定義。這裡只從一般常識來講，不作學理上的探討。

　　總的說來，文化是後天形成的。

　　1. 共性：

　　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從古代走到現代的共同的方向。這是大文化，是全人類共同的：除了物質層面外，自由、公平、人道、和平、去惡向善，都是共同追求的目標，各種宗教都包含這一目標。各民族、各地區有先後之分，各自的經過的道路可能不同，但是大的潮流是一致的。

　　周有光老先生說，他不信哪一種宗教，但是信仰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這也是一種信仰。

　　由此形成的倫理道德觀（現在叫「價值觀」），抽象來說，基本上是普適的。如果有差別，也是大同小異。勇敢對怯懦、誠實對狡詐、守信對背信、仁厚對殘忍、見義勇為對見死不救……。從抽象意義來講，各種宗教、民族的善惡標準都無不同，但是在具體表現形式與側重點上，隨地域與時代而異。對於個人修養的道德觀，大多數來自克服動物的本能，使之服從於一定的規範，歸根結底是避免自己的慾望損害他人的利益。

　　2. 特性

　　我們現在提到的「文化差異」，大多數是指第二層次的：語言、文學、藝術、審美、生活習慣、風俗、禮儀……不同地域的各群體、民族從歷史上長期形成各自的傳統和特色，豐富多彩，可能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不可能也不必求得一致。正因為其不同，才使人類文化如此豐富多彩，世界如此有趣。實際上我們現在講傳統，講特色，最多的內容是這個層面的。

　　當然有些是與社會發展階段有關的陋習，隨著社會進步而自覺或被迫改革。（例如中國的婦女纏足、古羅馬斗獸、近來廢除西班牙鬥牛也提上日程）。還有以取笑或貶低某種弱勢群體的藝術（如殘疾人、某個種族或職業），等等。這些隨著社會向著人道主義文明的發展，逐漸受到淘汰。

　　（三）制度與政治文化

　　歸根結底，現在中國人糾纏不清的中西文化問題，實際上是制度文化。當前，官方把發展文化提上優先日程，高調唱響「主旋律」，要以政權的力量建設「核心價值觀」，國家財政投巨資支持主流文化產業，並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強「軟實力」，這一切都為了與西方抗衡。

　　實際上，這是以文化問題掩蓋了制度問題。一個民族或群體在某一種制度長期統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可以成為一種「文化」，或稱之為「民族特色」，反過來，這種文化慣性又可以影響制度，或阻礙制度的革新。許多民間諺語，也是長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禍從口出」，是中國人長期在言論受到鉗制的制度下通過血的教訓總結出來的，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諺語；例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會在公民社會流行。

　　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與之配套的皇權專制時間最長，在兩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維習慣，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處。例如等級觀念、重人治、輕法治，重官權、輕民權，重家世、輕個人奮鬥；熟人社會形成的親疏遠近的觀念導致對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維權，等等。

　　關於對自由的追求。有人說這只是少數精英的追求，中國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樂業。這只是天性受到長期的壓抑的結果。其實安居樂業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沒有創業、居住、遷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為中國人的香港和台灣的居民為什麼表現出比內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今天的內地居民肯定比閉關鎖國時期對自由的要求更高，實際上相對說來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許多看起來是「文化特色」，實際上是階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時段內製度造成的。在某一個時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個時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與文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文中已詳細論證。

　　關於制度文化，這裡提出兩點大的概念：

　　1. 政府和國家觀念：

　　1）西方中世紀以前的「君權神授」和我國的「真命天子」「奉天承運」「打江山、坐江山」觀念：政權基本上是武力打下來，假託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僅是給一個人，而是給一個家族，所以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撥人用武力推翻。在這種制度下，國君有生殺予奪之權。

　　2）現代的統治權民授的觀念。從古代到現代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不必詳述。到十七世紀約翰·洛克集大成提出《政府論》，是現代國家的理論基礎。根據這一理論的邏輯：自然人本無政府，自然資源可以隨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勞動，就成為私有財產。由於需要保護財產，才推舉出一個或一些人管理，讓渡出司法權。所以管理者（即後來的政府）最主要的職責是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父子是自然關係，所以父母有撫養子女的責任，因而子女可以繼承財產。但是統治權力（power）不能繼承，一個君主死了，就應由民眾重選。被推舉出來實行管理的人沒有時間從事生產，所以人們公攤一些錢物給他們以為補償，這就形成納稅制度。

　　以上兩種不同的制度文化，對「誰養活誰」的看法是相反的。

　　過去的觀念是「食君之祿」，現代的觀念是由納稅人供養。納稅人是主人，所以必須監督錢是怎麼花的。「無代表，不納稅」。不過中國過去也有過「爾奉爾祿，民脂民膏」之說。也是一種朦朧的覺悟。如果明確了誰養活誰的問題，足以顛覆整個忠君的倫理道德觀。

　　3）第三種國家觀念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而為前蘇聯和大批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所實踐：國家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所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不承認人人「平等」的觀念。一個階級有千百萬人，如何實行統治？通過政黨，這個政黨實際上也不是那個階級選出來的，是自己組織起來自稱代表那個階級的。但是實際上政黨人也太多，只能通過少數領袖，最後高度集中到一個人。中國「文革」時發展到全面專政，以林彪的名義提出「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這是從第一種政權的觀念發展而來，權力集中達到登峰造極。為了把自己的觀念合理化，這種理論硬把第二種政體也說成是「專政」，說一切國家都是階級專政。其結果就是徹底否定了法律的權威性。

　　2. 法治還是人治

　　1）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觀念：百姓的幸福取決於「明君」、「昏君」還是「暴君」，或者掌權的宰相。不過人治的觀念在中國最長久、最發達，形成一種傳統文化。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成系統，其依據就是「以德治國」。孔子的理想：掌握統治權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為一的。都是以身作則，樹立一種風氣，然後「小人」風從。但是幾千年從來沒有做到過，權力與道德從來沒有統一過，因為孔夫子沒有想到權力缺乏監督是一定會腐敗的。事實上，歷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為里，儒家為表。毛澤東一語道破：百代都行秦法制。

　　在農業社會、等級制度下，百姓可以「認命」，宣傳知足常樂，樂天知命，可能還有一定效果。現在一個靠權勢攫取大量社會財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滿身名牌，一面提議給每個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要求大家學雷鋒。只能成為諷刺。

　　2）法治：其理論的依據是，對政府的權力必須限制和監督，絕對的專制，絕對導致腐敗，到現在還沒有例外。歐洲從十三世紀《大憲章》形成的憲政的觀念：最高權威是憲法，不是哪一個人。然後根據憲法原則，立各種具體的法律，對任何具體的事件都以有關的法律為準。如何實施？於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來，這就是民主制度。

　　在高度工業化、複雜的市場經濟、激烈競爭時代，只能靠剛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讓毒膠囊製造者傾家蕩產，道德高尚的藥商就只好破產。所以現在在中國大力宣揚文化、回歸傳統道德來應對惡性的社會問題，有的人是出於無知或天真，有的人則是有意掩蓋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責任。

　　3. 當前中國是制度問題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看在什麼特定的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舊的文化勢力、思維習慣；而當前中國表現出來的是道德滑坡，實際是制度問題，是法治缺乏的問題。現在的關鍵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個社會多數好人得好報，而不是相反。在保證好人有好報的環境中，人們自然會形成行善的習慣。誠然，比起成熟的民主國家，中國人在文化上、觀念上還有許多不成熟之處，有些舊文化、舊觀念是十分頑強的，有了某種好的制度，還需要長期的教育和鍥而不捨的推動，有時還要有強制手段，才能逐步實現。（例如美國種族歧視從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實經過了一百年，期間還經過了聯邦政府派兵到州里執行強制手段）。所以百年前孫中山提出「訓政」。但是一是要真的要向這個方向「訓練」，二是要在游泳中學游泳。若是整個環境背道而馳，再過一百年也「訓」不出來。

　　澄清幾個當前流行的說法：

　　——「用東方文化挽救所謂『西化』的種種弊病」。這個問題我在《重建精神家園》一文中已經說明，認為西方重物質、東方重精神；西方縱慾、東方禁慾；西方重爭鬥，東方重和諧……等等，只要正視歷史事實，根本站不住腳。古聖先賢著作里寫的，不等於實踐中已經做到，相反，正因為現實情況相反，才需要大聲疾呼予以糾正。（周恩來對外國記者說：你們看我們的報紙大力宣傳什麼，正是我們缺什麼。）人們往往嚮往古代淳樸的民風，認為現在物慾橫流都是市場經濟之過。這就像懷念童年時期多麼天真純潔，長大後變得世故、複雜，生出許多煩惱。不論那個古代是否真的那麼美好，反正是回不去了。連孔夫子嚮往的「三代」，他也回不去，何況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向著現代文明：自由、平權、法治、人道努力。

　　——「中國是所有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而延續至今的國家，所以說明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特別優越而堅韌，因此無需改變。」

　　此說似是而非。首先「中國」指什麼？如果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原，那麼從「五胡亂華」到元朝、清朝，已經被「殖民」多次了。至少「元朝」應該算是亡於蒙古族，清朝算是亡於滿族。否則為什麼以岳飛、秦檜辨忠奸；為什麼吳三桂、錢謙益算賣國投降？如果不算「亡國」，為什麼要抵抗，打得那麼慘烈？為什麼一定被歐洲白人佔領才算殖民？誠然，征服中原的蒙古族和滿族在文化上都漢化了，典章制度也基本上採用中原皇朝的。（其實清朝已經改了許多）。那是因為，中原當時的農耕文明確實比游牧民族的先進、精緻，漢族的語言、文化（也就是上述第二點的文化內涵）實在發達，皇朝統治的制度設計的確非常周到，便於統治。所以他們就採納。文化總是從高處向低處流的。但是當19世紀中期，古老的農耕文明遇到工業文明入侵時，就不堪一擊了。鴉片戰爭失敗沒有被英國全部佔領，絕不是中國文化的勝利，是因為當時的世界形勢，英國不可能，也無意一家獨吞整個中國。假設——當然只是假設——中國在19世紀中葉像被蒙古或滿族征服一樣，被某個歐洲國家征服，漢族的文化顯然不可能把人家給同化了。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被同化，例如印度文化至今還保留下來，但是在典章制度上肯定是先進的同化或改造落後的。

　　有一點常為國人所遺忘，或故意忽視，就是實際上中國在文化上開放的時期比封閉的時期長，所以漢文化不斷融入和吸收了許多異族的文化，才有其生命力。最後一個階段就是19世紀中葉以後的西學東漸，才造就了今天的現代中國。沒有這種開放和融合——有時是以民族屈辱為代價——中華文化早已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