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雲翱 理想主義是知識分子該有的特點

面色黝黑、行動敏捷，腳上是一雙穿得磨掉了色的棕色皮鞋。賀雲翱的樣子低調樸素，永遠像是一位剛從田野里回來的戶外作業者。

考古專業出身的他，拒絕像傳統的知識分子那樣，坐在書齋里一心只讀聖賢書，「我喜歡田野工作，可以說沒有田野工作，就沒有我的研究風格，也就沒有我今天的這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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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雲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和他的經歷有關。

1977年，高考恢復，原本已經準備要和田野和莊稼打一輩子交道的賀雲翱，眼前突然出現了另一條道路。這年秋天，他離開寶應農村的家，成了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學的專業是考古。四年之後，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

他這輩子，註定和土地有緣。在考古部，田野工作又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不過這一次，不是要他去插秧栽種，而是要做考古發掘和田野調查。與田野工作相輔相成的，當然還有案頭工作。田野-書齋，書齋-田野，從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開始不斷地在兩者之間切換。到後來，書齋成了無形的田野，田野成了無形的書齋，他像一位魔術師一樣，不需要外部空間的改變，就能自如地把文獻資料和考古實物在腦海搬來挪去，反覆地進行比對研究，並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學結論。

今年是賀雲翱學習和從事考古整整四十年，按理說在心態上已經進入了一種比較洒脫的階段。可是他不，憂患意識始終伴隨著他。這個夏天，他帶領自己的團隊，沿著絲綢之路做田野調查。在有些地方，看到古代墓葬有明顯被偷盜的痕迹，這讓他痛心不已。

「這些古代墓葬應該得到很好的保護，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不要去發掘，更不應該被盜挖。盜挖古墓，首先是對先人的一種不敬。盜墓之後，流到市場上的往往是一個個孤零零的器物。器物所在的空間、背景、文化體系都沒有了。它原本與古人的經濟社會生活狀態有關，但是現在都看不到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古代墓葬進行科學的發掘，會發現完整的系統的資料，將它們陳列在博物館，既可以解釋內在的文化價值，又能進行文化教育、文化傳播，發揮它科學的作用。」

賀雲翱的焦慮，已經持續了四十年。「我經常呼籲，考古學是一項具有重大且多樣價值的科學事業，希望能有更多的專業人員，更先進的保護設施，更完備的保護機構，更廣泛的社會理解。」為此，三年前他創辦了面向公眾的《大眾考古》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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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給賀雲翱貼標籤，「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個。他的專業是考古，和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84年，還在南京博物院工作的賀雲翱，參與創辦了一份雜誌——《東南文化》。這本重量級的專業雜誌，目前已被錄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CHSSCD)、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文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全文期刊。從1986年起，賀雲翱擔任雜誌的編輯部主任，主持過日常工作近十年。「那時候，我就認為，中國的文化問題，應該從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等方面著手進行研究，當然也包括地域研究。我們的刊名，就體現了這一點。」

在《東南文化》的工作，奠定了賀雲翱的學術風格——走考古學和文化學碰撞融合的路子，並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今年5月，賀雲翱的新書《文化江蘇——歷史與趨勢》出版，是他近年來研究文化的成果體現。書出版以後，銷售一路走高，在國內最大的網路售書平台上，業績位居前列。從同事那裡聽到這個喜訊，賀雲翱很是意外。他沒想到，一本專業性很強的圖書，也會賣得這麼好。分析其中原因，他覺得是有一批人在關注文化問題，志同道合者在不斷增加。

賀雲翱覺得，近百年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否定的多，建設的少，毀壞的多，保護的少。正因為歷史原因的文化欠賬，所以導致我們現在出現了很多問題。「我們的肉體走得太遠了，心靈卻沒跟上。我們需要補文化的課，需要文化的回歸。但並不是說你搞個電影院，建個博物館，建個圖書館，文化就上去了。文化建設，不是建個工廠、生產產品那麼簡單的事。文化建設，是人的本質建設，需要靜下心來做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看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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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秋天，賀雲翱調到南京大學工作。次年，創辦了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回到學校的賀雲翱，仍舊不願意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他崇尚知行合一，主張學以致用，40年來，這個理念從來沒有改變過。

「中國古代的文化人，關起門來寫文章的情況比較多，對社會實踐關注不夠，對真實的民生關注不夠。知識分子被譽為社會的良心，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更不應該這樣宅起來。實際上，在中國古代，也有沈括、徐霞客、宋應星這樣注重實踐的文化人，他們走出書齋，重視實踐和調查。他們是那時候的小眾，但開創了一脈優秀的傳統。」

這個夏天，賀雲翱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從陸上絲綢之路到海上絲綢之路，再到大運河、長江一線，兩個月時間，他幾乎一直在路上。陪伴著他的行李箱，裡面裝的大半是書，其中包括清人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這不是他第一次讀《儒林外史》。他還特地買了一本全新的，一邊讀一邊在上面勾畫、點評。這種體驗，就好像是在和吳敬梓本人對話，和小說里的人物對話，他很喜歡。

「為什麼重讀？吳敬梓這本書，是對自我的批判，不但是對他本人，而且是對當時知識分子階層的自我批判。我就是要看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自省，是如何批判自我的。從我參加高考那一年到今年，正好40年，我也正好60歲了，有人笑我還是年輕時候的那種理想主義。我不怕人笑，我覺得，理想主義、理想化，恰恰是知識分子該有的特點。」

在考察江浙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遺產時，賀雲翱路過了紹興，他特地去了魯迅紀念館，「和吳敬梓一樣，魯迅對自我，對知識分子階層也持有一種批判。最近，我還在讀談遷的《北游錄》《棗林雜俎》，談遷是明末清初的史學家，他一生不肯做官，是真正獻身學術的人，私人寫史，不計報酬，不慕虛名，有骨氣、有節氣、有使命感。他的文字，體現了一種初步的文化自覺和自省。從談遷到吳敬梓到魯迅，這一脈知識分子，創造了一種批判的文化，突破自我、突破自我階層。他們不是當時的社會主力，但是給後代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

【對話】

現實遠比虛構精彩

《讀品》：最近幾年，有不少學者持一種觀點：大半個世紀以來，大陸的傳統文化出現了斷裂，台灣卻保存得較好。你怎麼看？

賀雲翱：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觀點。我覺得，大陸的傳統文化從來就不曾斷裂。自小，我們的父母親教我們如何待人接物，穿衣吃飯有什麼講究，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浸潤在傳統文化中。大陸的社會底層的傳統文化並沒有斷裂，只是缺乏一個很好的契機，讓它們展現出來。而現在，最好的時機已經到來。

《讀品》：青年時代讀的哪些書對你影響比較大？

賀雲翱：中學的時候，我讀《紅岩》《野火春風斗古城》這一類革命題材的書。江姐、許雲峰，這些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有一種理想主義情結，就是那個時候培養出來的。大學時代，有了更廣闊的閱讀範圍，莎士比亞、車爾尼雪夫斯基、盧梭、泰戈爾,當然也喜愛讀中國的古典小說……我還記得，那時候下了晚自習，教室熄燈了，我就坐在教學樓的台階上讀。冬天非常冷，就把書包墊在台階上坐在那裡讀。我的自省意識，一部分就來自西方人文主義作品的啟蒙。另外，我也喜歡《老殘遊記》《孽海花》《三言兩拍》這一類帶有批判性的古典小說。

《讀品》：最近在讀什麼書？

賀雲翱：我的閱讀，一般都是與專業有關的歷史類書籍。最近，我做絲綢之路,大運河文化遺產的研究調查，就大量閱讀這方面的書。馬可·波羅的遊記，談遷的《北游錄》，日本高僧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清代的《新疆識略》等等，都在看。我也會大量閱讀地方志的東西，比如我們南京的《建康實錄》《景定建康志》，幾乎南京所有的重要方誌我都讀過。至於文學作品，最近我在重溫《儒林外史》，也在重溫魯迅的作品。

《讀品》：這些年，盜墓題材的小說一直很火，作為一位專業的考古工作者，你會讀盜墓小說嗎？

賀雲翱：在機場和車站，如果遇到書店，我會進去看一看。那裡的商業小說很多，盜墓筆記一類的也有。我會翻一翻，但不會細看，興趣不大。我對虛構的內容興趣不大，就考古專業來說，現實遠比虛構精彩。我更願意去看《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一類的小說，它們雖然被歸為小說，但你知道，那裡面有喚醒人心的真情世界。

【人物簡介】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大眾考古》月刊主編。1982年2月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後入南京博物院從事田野考古工作。1984年參與創辦學術期刊《東南文化》並長期擔任編輯部主任。1996年主持創辦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並擔任負責人。2002年回南京大學任教。

值班編輯：陳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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