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毛澤東(轉載)

毛澤東，字潤之，筆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詩人，書法家。　　　　　　　　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毛澤東非常關注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文化，當然也包括佛教。本文專門就佛教思想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作一些記述，以饗讀者。　　　　　　　　許多論及佛教與毛澤東的文章，都將「毛澤東」擺在「佛教」之前，筆者以為不妥，所以使用了現在的方式。　　　　　　　　「初一、十五工作過的地方」　　　　　　　　毛澤東的外祖母和母親都篤信佛教。在毛澤東出生前，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已生過兩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個兒子毛澤東（潤之、以下同），格外疼愛。她唯恐這個獨生子再夭折，多方燒香拜佛，並念佛吃齋，她堅持吃「觀音齋」的歷史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文氏還不放心，為了使兒子「根基穩固」，她將毛澤東寄居娘家，拜後山龍潭口一塊巨石為乾娘。文氏娘家有個龍潭，內有清泉流出，四季不竭，且挺著一塊石頭，高二丈八，寬二丈，石下傳說鎮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廟，人們稱為「石觀音廟」，遠近聞名，經常有人前來禱告。毛澤東出生不久，外婆就和母親文氏把他抱到「石觀音廟」，燒香叩拜，拜石頭為乾娘。因毛澤東排行第三，小時候大家便叫他「石三伢子」。　　　　　　　　文氏雖未讀書，但佛教思想對她影響極深。毛澤東在母親身邊耳濡目染，從小也跟隨信仰佛教。1909年，因為母親生病許過願，毛澤東曾到南嶽朝山進香。毛澤東還經常和母親一起到附近的鳳凰山的佛寺里去拜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佛菩薩像，也是依時按節燒香叩拜，從未間斷。同時，也拜天地，祭祖宗。1959年6月，毛澤東重返故居時，還指著堂屋正中擺過神龕的地方風趣地說：「這就是我初一、十五工作過的地方！」　　　　　　　　佛教講慈悲、布施、平等、仁愛，這些思想在毛澤東母親身上有較好的表現。她心地善良，對貧苦人富有同情心，經常瞞著丈夫給貧苦鄉親接濟糧食。在饑荒時，窮人乞討，她更是多加布施。母親去世後，毛澤東有《祭母文》曰：「吾母高風，首推博愛」，並說：「世界上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利於人的人。我母親正是最後一種人。」　　　　　　　　損己利人的思想就是佛教的重要思想。佛教認為：利人是善，損己利人是大善；利己是惡，損人利己是大惡。毛澤東那句讚歎白求恩的名言「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應該是學佛得力而來！　　　　　　　　母親的美德對毛澤東影響極深，使毛澤東從小就對弱者極具有同情心，並與母親一樣經常幫助別人。一直到他成為偉人之後，他仍舊繼承和發揚這些美德。解放後，毛澤東經常給父老鄉親和師友，尤其是生活困難者多次寄錢。還邀請他們到北京敘舊，設宴款待，送給許多禮物。而他自己則節衣縮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當儉樸。這些無疑是幼年通過母親受佛教思想文化影響的緣故。　　　　　　　　「因父親不信佛而難過」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不信佛教，他一心想的就是發家致富，對妻子和孩子們的施捨行為非常不滿，甚至體罰和責罵毛澤東。因此在家庭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思想傾向，正如毛澤東同斯諾所說：「我們家分成了兩個『黨派』。一個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和弟弟組成，有時甚至包括僱工。但反對派組成的『聯合陣線』內部也存在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不直接進攻的政策。她批評任何明顯情緒表露和對『執政』的公開反抗，她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傳統。」　　　　　　　　家庭出現了矛盾，「反對黨」認為其根源是父親不信佛，導致思想分歧。因此，大家千方百計引導毛順生信佛。毛澤東同斯諾說過：「因為我母親虔誠地信奉佛教，她向孩子們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自己的父親不信佛而難過。我九歲時，就同我母親認真地議論過我父親缺少對佛菩薩虔敬的誠心。從那以後，我們曾多次試圖改變他，但卻沒有成功。他只是罵我們，我們被他的進攻所制服，只好敗下陣來另想辦法。而他就是對佛教不買帳。」儘管父親反對信佛，但毛澤東和母親仍舊我行我素，並在生活中搞慈悲布施活動。在窮人們「吃大戶」那年，父親囤積穀子不肯平糶。父親要毛澤東收一筆帳，毛澤東就在收回的路上將錢分給了幾個衣衫襤褸的窮人。毛澤東有個堂叔生活非常困難，毛順生想「乘人之危」買下他的水田，這遭到了毛澤東和母親的堅決反對，並且又偷偷去接濟這位窮本家。　　　　　　　　在毛澤東母親和毛澤東等人的影響下，後來，毛澤東的父親也開始信佛了。　　　　　　　　「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　　　　　　　　在長沙讀書期間，毛澤東便接觸到一些佛學知識，並在文章中有所運用。如在1917年《體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說「釋氏（指釋迦牟尼佛）務求寂靜」，又說：「釋加如來傳道，邪蘇（指耶穌）不幸以冤死；至於摩訶末（指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經典，右壓一世，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後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寫的批語中，毛澤東還用佛教術語「差別相」來說明宇宙生活的千差萬別。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觀念。泡爾生「道德與宗教之關係」里，說到神的功能，是保護弱者，威懾懲罰那些欺侮弱者的壞人。毛澤東註：「在未開化之時，宗教亦有抵制蠻暴、保護幼弱之功。」泡爾生接著說：「信神矣，則足而增希望……無此等俯仰，而能立偉大之事業者，未之有也。」毛澤東又批註：「信仰不可少。」　　　　　　　　毛澤東對佛教寺廟有著濃厚的感情，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間，24歲的毛澤東邀同好友蕭子升和同學蕭蔚然徒步從長沙出發，進行了一次遊學。在遊歷湖南五縣時，曾在寺院住了一個晚上並受到方丈及百餘僧人的熱情款待，愉快而又充實的體驗使毛澤東難以忘懷。毛澤東曾經遊歷過香山寺、回龍山，還遠至仰山慧寂的得法處——偽山密印寺拜訪參觀，他們特意拜訪了老方丈，翻閱了寺藏的各種佛經，與方丈討論了佛理。據蕭子升後來在《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一書里記敘，他們從溈山下來後，興緻勃勃地議論起佛教與人生哲學問題。毛澤東說，自古以來，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對宗教也不能過於執著，不象西方那樣發生長期的宗教戰爭。此外，儒家思想遠比佛、道二教影響為大。兩人都覺得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在日後的革命生涯中，只要一有機會，毛澤東總喜歡到寺院進行參訪。　　　　　　　　對佛教，毛澤東並非說說而己，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向介於師友之間的兄長淋漓盡致的傾訴志向，說自己的社會理想就是懷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眾生，共同走向大同聖域。這明顯是受康有為《大同書》儒佛相融的影響。1920年，毛澤東已開始熱切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但仍然不忘對佛學的研究，6月7日，他又給黎錦熙寫信，仍然表示：「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關於言語文字學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　　　　　　　　毛澤東閱讀經書，既作為哲學問題來研究，也當作群眾工作問題來看待。正因如此，所以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不僅不能一下子否定傳統，在某種程度上還要藉助傳統。1942年11月2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講過這樣一番話：要把最高原則同群眾當前的日常要求聯合起來。像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社會主義、擴大城市都不要忘記，可是有一條一定要按照群眾的要求，才算聯繫群眾。接著他又以彭湃同志的活動為例說：彭湃同志是農民運動大王，他是留學生，是中共中央委員呢！他自己去拜觀音菩薩，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們就會認為他這個人不大正派，連菩薩都不信。　　　　　　　　50年代，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共產黨領袖訪華時，對毛澤東談到不願到清真寺去，毛澤東當即說：「 既然人民群眾還去教堂，為了接近、團結群眾，我們也應該進教堂。」　　　　　　　　1959年10月1日，會見赫魯曉夫時，毛澤東又說：「我看，共產黨人進教堂，只要群眾去，是可以的。」1964年5月25日接見秘魯等拉美國家兩個共產黨學習代表團時，毛澤東同客人談到秘魯農民信多神教的問題說：「一開始就叫群眾去反對宗教，宣傳什麼『我們是無神論者，你們信神我們不信』，那不行，群眾就會和我們鬧翻了。群眾覺悟是逐漸提高的，要群眾丟掉宗教需要很長過程，信宗教不等於不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毛澤東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禪說：「我贊同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這個觀點，毛澤東申明過多次，絕不是因為談話對象是宗教界人士發的議論。在會見外國一些共產黨人時，他也經常談到這個問題。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上寫了一個批語：「對世界三大宗教(耶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個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可見毛澤東對宗教問題是非常重視的，可惜人們沒有理解和執行好。　　　　　　　　毛澤東同達賴喇嘛、班禪大師討論佛教，無疑是立足於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來說，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培養真正懂佛學的知識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毛澤東在同班禪大師談話時說：「我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同時你看是不是他們還要學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佛學不可不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我看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兩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還是不行。」　　　　　　　　接著，毛澤東頗有興趣地同班禪大師進行了下面的對話：　　　　　　　　毛澤東：「西藏是大乘，還是小乘？」　　　　　　　　班禪大師：「我們學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礎，也懂得小乘。」　　　　　　　　毛澤東：「釋迦牟尼講的是大乘嗎？」　　　　　　　　班禪大師：「釋迦牟尼佛講經分三個時期，早期和晚期講小乘，中期講大乘。」　　　　　　　　毛澤東：「《蓮花經》和《金剛經》在藏文的經典中都有嗎？釋迦牟尼著的經典比孔夫子的書還多吧？」　　　　　　　　班禪大師：「西藏有《金剛經》，是從梵文譯成藏文的，釋迦牟尼佛的經書很多。」 　　　　　　　　毛澤東：「《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據毛澤東的圖書管理員逢先知回憶，毛澤東相當重視佛教經典的學習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經典如《金剛經》、《華嚴經》、《六祖壇經》等，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讀過一些。據逢先知提供的書目單，1959年10月23日毛澤東外出前指名要帶的書籍，除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斯大林、黑格爾、費爾巴哈、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書外，指名要帶的佛經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法華經》、《大涅槃經》等。　　　　　　　　在毛澤東讀過的幾部佛經中，《金剛經》全稱《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最早由後秦鳩摩羅什於弘始四年（公元402年）譯出。該經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實，故不必留戀執著，歷來弘傳甚盛，特別為慧能大師以後的禪宗所重。《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須經過種種十法階次等思想，對大乘佛教理論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毛澤東熟悉的是禪宗　　　　 在中國佛教幾個宗派中，毛澤東熟悉的是禪宗。對於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大師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禪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該書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這是一部慧能大師圓寂後由其弟子法海大師編篡的語錄，其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主張「頓悟」。《六祖壇經》的傳播，對禪宗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國佛教著作被尊稱為「經」的，僅此一部。關於禪宗六祖的故事，毛澤東和擔任秘書的林克說過許多次，對慧能大師評價極高，特別讚賞慧能大師勇於革新的精神，說他不要教條、不要清規戒律，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後世將他的創樹稱之為「佛學革命」。當時毛澤東還脫口背出慧能大師所作的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精神，毛澤東說是和自己的性格相通的，毛澤東還給林克專門解釋了這首偈的背景，說慧能大師本來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幾乎不識字，但他的悟性好，在聽人誦《金剛般若經》後，發心學佛，投禪宗第五祖弘忍大師門下，弘忍大師便將禪法秘訣傳授於他，並付法衣，這也就是「繼承衣缽」的出典。毛澤東還能背出《六祖壇經》里記述的另一首神秀大師所作的偈頌：「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試，勿使惹塵埃。」關於六祖慧能大師的故事，毛澤東提到過多次。　　　　　　　　毛澤東對《六祖壇經》的評價極高，尤其高度評價六祖對主觀能動性的發揚。毛澤東說：「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慧能是唐太宗時的人，他的學說盛行於武則天時期，唐朝末年亂世，人民無所寄託，所以大為流行」。毛澤東也曾對班禪大師說過：中國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為「經」的，就僅《壇經》一部。有一次，毛澤東和周谷城談論哲學問題，說到胡適寫哲學史，然後突然對中國至當時尚無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遺憾之情。　　　　　　　　縱觀慧能大師一生，從他自幼辛勞勤奮，在建立南宗禪過程中與北宗禪對峙，歷盡磨難的經歷，到他不屈尊於至高無上的偶像，敢於否定傳統的規範教條，勇於創新的精神，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為大眾所接受等特徵來分析，在這方面與毛澤東一生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性格、思想、行為中，頗多相通之處，所以為毛澤東稱道。毛澤東談吐幽默詼諧，有些話含蘊頗深，很值得回味，應該說是受到了佛教禪宗的影響。　　　　　　　　正因為對《六祖壇經》的喜愛，凡是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現代佛學》期刊也成為毛澤東經常看的雜誌。因為毛澤東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對獻身於佛教的人物常懷敬意，毛澤東說過：「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經，其經歷的艱難險阻，不弱於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帶回了印度佛教的經典，對唐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更讚歎「鑒真和尚，說他六渡扶桑，雖然前五次都失敗了，但他不屈不撓，終於到了日本，對於佛教的東瀛，特別是中國佛教及文化貢獻最大」。　　　　　　　　毛澤東還指出了唐代禪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認為這個影響是「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佛教從「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從客觀唯心論到主觀唯心論；宋明理學藉助禪宗的倡明凌駕一切之上的「道」、「理」、「本」，與物質性的「人慾」等對立，這就是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不獨宋明理學，唐以後的其他哲學派別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禪宗影響。在1964年8月18日的談話中，毛澤東還說過：研究哲學，「不出入佛道，不對；有佛道，不管它怎麼行？」並由此上溯稱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義。」　　　　　　　　對佛經、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不因循守舊，不死搬教條的做法，毛澤東也是欣賞的，甚至用它來比喻馬列主義的傳播和運用。1975年6月，在會見一國外共產黨的領導人時，毛澤東特彆強調，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完全照抄中國」。接著，以佛教為例，說：「什法師說過，學我者病。什法師叫鳩摩羅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中國有個學者叫嚴復，他引了什法師的話，在他翻譯的赫胥黎寫的《天演論》上面說的。……赫胥黎贊成印度的佛學哲學。」　　　　　　　　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給何凱豐的信中寫道：「為全黨著想，與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又有一次，毛澤東對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語中寫道：「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1915年9月27日，毛澤東致學友蕭子升的信中說道：「我『無他長處』，惟守『善與人同』、『取人為善』二語。故已有得，未嘗感不告於人；人有善，雖千里吾求之。」從毛澤東喜歡在談話寫信中經常引用佛門用語可以發現，佛教思想文化對毛澤東和他以後的思想、品德、工作方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1959年10月1日，毛澤東同來訪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中南海頤年堂談話時，徑直說：「佛經我讀過一些」，還說，「你在美國（訪問時）常常提起《聖經》，我也想讀讀《聖經》，但一直沒有時間」。據工作人員回憶，後來，毛澤東是抽出時間，讀了《聖經》的。因為人們知道毛澤東注意閱讀佛教經典，對佛學有興趣，在建國初，當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民革中央常委，有「佛教將軍」之稱的陳銘樞，把自己積年潛心寫作的《論佛法書》寄呈毛澤東。毛澤東在百忙中，於1950年6月12日特復一信，說：「尊著略讀，未能詳研，不敢提出意見，惟覺其中若干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與先生商略。」　　　　　　　　「君子當存慈悲之心」　　　　　　　　慈悲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思想。佛教認為：「與樂曰慈，拔苦曰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意思是：給你快樂就是慈，為你解除痛苦就是悲。與自己沒有一點關係的眾生，也要給他們以最大的快樂，就是大慈；每一個眾生都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以最大的努力為他們解除痛苦就是大悲。　　　　　　　　對佛教，毛澤東的理解，有自己的發揮。毛澤東讀佛經，對它的引伸發揮，重在普渡眾生、解民痛苦這一面。為此，他很推崇釋迦牟尼佛不當王子，去創立佛教的舉動，認為它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人講話」的。毛澤東還把佛經分為「上層的」和「勞動人民的」兩種，提出《六祖壇經》就屬於後一種。這算是他立足於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感立場的一家之言吧！這個觀點，在毛澤東青年時代即有隱顯。他當時熟讀康有為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這兩部書吸收了佛教學說的許多思想，強調君子仁人、英雄豪傑當以慈悲為心解除現世眾生的種種苦難。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若以慈悲為心，則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因此。「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談話中，說出佛教徒與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在認識論上的一條伏線吧！　　　　　　　　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窖洞里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談到毛澤東的母親，毛澤東說：「我母親是個仁慈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都願意接濟別人。」（《毛澤東自述》第6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因為有高尚的母親，佛教對毛澤東造成深遠的影響，不僅是少年時代的他發生了朝山進香的壯舉，對後來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殺生」在中國古代就甚為推崇。孟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廚也。」不殺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歷代高僧大德紛紛闡揚。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大師在其《放生文》中說：「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于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剮戮。」「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已身，心將安忍。」文氏反對暴力和殺生，毛澤東耳濡目染，他「小時候常隨母親去社裡，而且還學會了唱佛經，那時候他深信殺生是罪大惡極的。」（《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崑崙出版社，1989年，第181頁）。這種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他雖然身經百戰，指揮大大小小的戰役，內心卻總是不失慈憫。跟隨他十五年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毛澤東一生有三怕：一怕淚，二怕血，三怕喊饒命。「我見他第一次落淚，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親哭，他也跟著掉淚，命令醫生盡全力去搶救。」後來，毛澤東開始住香山的雙清別墅。同住在香山的將士們都聽慣了槍聲，此時耐不住寂寞，幾位警衛幹部便打起鳥來。毛澤東開會回來看見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顯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臉，喊起來：「拿走，拿開！我不要看。」並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說：「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們活得高高興興你們就忍心把它們都打死？」（《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42頁）。據跟隨他上井岡山的陳士渠將軍回憶，毛澤東只在朱、毛紅軍會師慶祝大會上，被任命為紅四軍黨代表兼任第十一師師長時挎過一次匣子槍，「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身上帶過槍。」（《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2頁）有一次，毛澤東與李銀橋拉家常時，李銀橋說他喜歡母親，因為母親心地善良對人寬厚，毛澤東說：「你母親一定信佛。」他說：「你說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為懷。」（《走向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6頁）。　　　　　　　　1949年毛澤東路經五台山塔院寺時，見一門框上貼著一副對聯：「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毛澤東默念著，頗為賞識，便問：「這對聯是誰寫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寫。」毛澤東略一沉吟道：「這副對聯應廣為宣傳。」　　　　　　　　「佛教是文化」　　　　　　　　毛澤東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成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是他一致認為佛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個觀點他是始終沒有改變的。據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回憶，在延安時，有一次和李銀橋出去散步，毛澤東說：「我們去看寺廟，好嗎？」李銀橋說：「有什麼看頭，都是一些迷信。」毛澤東對李銀橋說：「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嗎？那是名勝古迹，是歷史文化遺產。」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中央機關告別陝北，挺進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4月9日晚因大雪路阻，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巔鴻門岩，當夜就宿於台懷鎮塔院寺方丈院。　　　　　　　　五台山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舉世聞名。毛澤東深諳中國歷史文化，早就想一睹為快。毛澤東說：「寺廟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我們應當引以自豪。我們去年轉戰陝北時，還到過佳縣的白雲寺，這次來五台山，大可一飽眼福。」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澤東一邊用飯，一邊烤火，還捎帶翻閱著一本經書。老方丈來到毛澤東居住的院子，毛澤東和江青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方丈合十行禮道：「打攪貴人了，貧僧不安得很。」毛澤東回答：「哪裡哪裡，是我們打攪貴寺了，請多原諒。」方丈忽然發現毛澤東桌上有一本翻開的經卷，吃驚地問：「怎麼，貴人也讀經書？」毛澤東笑著將佛經送給方丈道：「隨便看看。」 毛澤東同方丈親切地交談，並詳細詢問了五台山寺廟的建築史，而且還頗有興味地向方丈打聽魯智深和楊五郎在哪個寺廟裡當和尚。方丈笑而作答，並邀請毛澤東翌日觀賞五台山勝境，自願擔當嚮導。次日吃過早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和江青、警衛員閻長林等在晉察冀軍區保衛部長許建國、晉察冀邊區政府秘書長周榮鑫陪同下，由老方丈、小沙彌作嚮導，遊覽參觀宏大壯觀的懷諸寺院。這天瑞雪初霽，旭日東升，五台山群峰銀裝素裹，香火繚繞，鐘鳴鼓鈸參差交響，合著抑揚有致的梵唱聲，好一派佛教勝境莊嚴肅穆的氣氛。毛澤東高興至極，一邊急匆匆地從里院走出，一邊對任弼時感嘆道：「古人燦爛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緊密相連的。」由塔寺進十方堂，來到大殿時，毛澤東看見幾個喇嘛正在整理殘缺不全的藏經，其中有個叫羅真呢嘛的喇嘛與陪同參觀的老方丈搭話，毛澤東微笑著問他：「你是青海人吧。」「是的」羅真呢嘛答。毛澤東又溫和地問：「你來五台山多久了，為啥子出家？」羅真呢嘛並沒有馬上回答，而是反問道：「你去過青海？你知道青海有幾座出名的寺廟？」「有兩座。西寧東廣大寺和塔爾寺，對嗎？」毛澤東當即答道。羅真呢嘛佩服地點了點頭。毛澤東指了指地上堆放的有些殘損的經書，又問羅真呢嘛「這些經書毀壞了，可惜不可惜？」羅真呢嘛又沒有正面回答，而是一本正經地道：「有生之物，有生就有滅，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壞。」時正值劉鄧大家揮師南下，挺進中原，蔣家王朝已危在旦夕，毛澤東便故意問羅真呢嘛：「那麼，打倒蔣介石可惜不可惜？」羅真呢嘛被問得不知所措。毛澤東又無意間看到「四大天王」背後被掏了個大洞，再一細瞅有幾尊塑像缺少了腦袋。他不禁愕然，忙問身邊的方丈：「此為何由？」方丈痛心地說：「五台山數僧為掩護抗日軍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廟亦被破壞。」毛澤東說：「等全國解放了，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寺廟和文物，絕不能讓祖國的文化遺產受到破壞。」接著，毛澤東又詳細詢問了寺院的修繕工作和寺僧生活情況，並指示陪同的幾位地方幹部一定要保護好文物，要忠實地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團結愛國僧人，把五台山建設好。　　　　　　　　毛澤東一邊觀察一邊興緻勃勃地踏上了通往靈鷲峰菩薩頂的108級石階。方丈氣喘吁吁趕到毛澤東身邊：「老衲老矣，跟不上貴人龍驤虎步了。」毛澤東回首作答：「慢走，不急，我們這幾年轉戰陝北，成天與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周旋於崇山峻岭之中，早已習慣了。」方丈仰視毛澤東，目露崇敬之情，對攙扶自己的小沙彌道：「徒兒，此人雍容富貴，體擁佛雲，目蘊睿智，行止大度，有拔眾生脫苦海之力，蒼生有福了。」此時，早已進殿的毛澤東，正端詳著彌勒佛慈笑憨態，打趣道：「胖師傅，久違了……」引得眾人哈哈大笑。剛從殿外進來的任弼時，見眾人大笑，說道：「笑么子喲，莫非要和彌勒佛比個高低！」毛澤東面對方丈道：「講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師傅可給我們作證，看誰笑得最好，笑得最響。」方丈垂頭念佛：「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爺，罪過罪過。」毛澤東趕忙表示道歉：「噢，是我們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們說革命成功是什麼意思，恐怕就不見怪了。」毛澤東不無感慨地說：「所謂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萬民樂業安居時。」任弼時插話：「用佛教話說，就是人無貴賤，眾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極無涯的境界。」毛澤東反問方丈：「彌勒佛的像義不就是如此嗎？」方丈點頭：「貴人所言即是，但願此話彌勒佛爺知曉，謝罪。」毛澤東笑道：「信仰自由嘛。你們可以信佛教，我們信馬列主義；你們修行，我們講革命，講造反，用槍杆子推翻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毛澤東邊說走上鐘樓，細細品讀著巨鐘上鑄刻的經文，時而抬頭對周恩來說：「佛教文化傳入中國近兩千年，它和儒、道學說相融，成為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遺產，我們要加以保護和研究。」周恩來點頭說：「是啊，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今人成就是在歷史的基礎上取得的。我們信仰馬列主義，也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毛澤東又說：「幾千年來，佛教在哲學、建築、美術、音樂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視的，這是全人類也是中華民族文明和燦爛文化的重要部分。」　　　　　　　　毛澤東以手虛引任弼時，請發表高見。任弼時笑道：「佛學的教義從根本上講，也是一種獻身於拯救民眾的精神。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間百姓遭受生離死別、病患貧困、自然災害的痛苦，才下決心拋棄榮華富貴、兒女情長獻身於佛教事業，捨生取義嘛。」任弼時的話引得毛澤東一陣情緒激昂，隨口而出：「對呀，共產黨就是信仰馬列主義這個『佛』，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拯救天下窮人脫離苦海，團結起來鬧革命，求解放，當家作主。」毛澤東談興很濃，轉身對方丈說道：「長老意下如何？請賜教。」方丈正和小沙彌聽幾位講佛論禪，深感精深博大，一時難以找到適當的詞句對答，慌忙說道：「豈敢，豈敢，施主真人，大義參天，老衲受教匪淺。」　　　　　　　　毛澤東在五台山路居，雖只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內方丈院中，至今還設有毛澤東路居陳列館。　　　　　　　　「發揚佛教優秀傳統」　　　　　　　　建國後，毛澤東讀過中國佛教各宗的要典。1952年，在中國佛教協會籌備過程中，毛澤東在審閱協會章程草案時，在協會的宗旨中增加了「發揚佛教優秀傳統」八個字。此舉不僅表明了毛澤東對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支持態度，也反映出毛澤東對佛教在中國傳統文化地位中的肯定立場。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達賴喇嘛談話時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毛澤東還曾以《金剛經》中所學給研究佛學的趙朴初出考題。1957年趙朴初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見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問趙朴初：「佛教有沒有這個公式——趙朴初，即非趙朴初，是名趙朴初呀！」趙朴初說：「有。」毛澤東再說：「為什麼先肯定，後否定？」趙朴初又說：「不是先肯定，後否定，而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多年後，趙朴初想起那一次未談完的問答，覺得也許以佛教緣起性空的思想，可能對補充毛澤東先前所想講的話有所幫助。緣起性空的意思是：因緣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究竟而無實體，叫做空，也是假和不實的意思。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眾緣合成的諸法其性本空，無有真實的自體。　　　　　　　　1947年，毛澤東和警衛的人員一起去駐地附近看白雲山寺，他捨棄騎馬而選擇走路，認為如此到寺廟才算虔誠。可是當他看到當地縣長對白雲寺顯得一臉茫然，並不重視時，毛澤東毫不客氣的批評他：「這是文化，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你是守著元寶當石頭啊！」進廟後，毛澤東觀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建築，特別注意到牆上的一千五百多幅畫，便向帶領他們參觀的老和尚詢問壁畫所描繪的佛教經傳故事，並感慨的對老和尚說：「這些東西都是歷史文化遺產，要好好保護，不要毀壞。」參觀完後，毛澤東又指示縣長：「縣裡要撥點經費，把廟修一修，一定要保護好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　　　　　　　　很顯然，在宗教政策上，毛澤東並未採取一概排斥與否定的態度，而是尋求其合理的核心與民主性的精華，因此，他對宗教文化的主體結構如寺廟、詩文、典籍等更是給予重視與研究。毛澤東意識到，建國後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重要指導意義，同時尊重人們的宗教信仰，也有利於對社會安定產生積極的作用。在毛澤東看來，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宗教文化涵蓋哲學、思想史、語言、文學、藝術、繪畫、天文、歷史、醫學、建築等方方面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雖然在一些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中，科學與宗教往往混雜在一起，但並不影響宗教文化所具有的廣泛群眾性及其文化屬性，相反，他深信，只有透過了解宗教文化並對之加以適當地改造，一定能建設起適應社會的新模式。假若對宗教文化持排斥的態度，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民族文化的遺產，損害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這點原則，毛澤東把握得相當正確。　　　　　　　　「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　　　　　　　　從1950年起，毛澤東在解決西藏問題時，把加強漢藏民族團結和西藏內部團結作為最根本的一個原則。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的第二天，毛澤東就十分高興地說：「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今後，在這一團結基礎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毛澤東要求進藏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嚴格執行十七條協議，以實際行動「來消除這個歷史上留下來的很大民族隔閡，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毛澤東同志早就把統戰工作作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提出凡是願意和我們合作反帝愛國的人都要爭取、團結。當時上層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是爭取團結達賴集團，同時堅定地團結班禪集團。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給班禪回信。1950年12月毛澤東又直接給西藏邊遠地區阿里地方的藏政府代表才旦朋措和扎西才讓寫回信，耐心而有針對性地給他們做解釋工作，要他們發揮促進和平談判的作用。西藏和平解放後，毛澤東更是直接對西藏地方官員、貴族、上層喇嘛等作工作，親自接見西藏來京的致敬團、參觀團、觀禮團等，誨人不倦地進行諄諄教導。如1954年9月，毛澤東與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的青海省代表，中國佛教協會代會長喜饒嘉措大師親切交談，並留下珍貴照片。中央人民政府對達賴、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不但沒有變更，還給他們安排了國家領導職務。毛澤東對他們極其關心、愛護和尊重，幾次接見都同他們耐心地長時間談話。1955年3月，達賴喇嘛準備從北京返回西藏時，毛澤東親自趕往達賴下塌的賓館送行，使達賴及其隨行人員感動得不知所措。達賴喇嘛當即對毛澤東說：「主席突然到這裡來，我像在做夢，經過和主席的幾次見面談話，使我的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去後，一定把這些指示變成實際行動」。毛澤東不僅把他們當作西藏地方的領導人和國家領導人，還熱情誠懇地把他們當成好朋友，和他們肝膽相照，促膝談心，在談話中苦口婆心，循循善誘。交談的問題極為廣泛深遠，如對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問題，毛澤東拿一些通俗易懂甚至涉及宗教的故事去啟迪他們，跟他們講釋迦牟尼不做王子而去出家的故事。毛澤東對達賴、班禪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的窮苦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據可查的文獻，從1953年至1958年，毛澤東談這個故事不下5次。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禪大師談話時，毛澤東又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眾領袖。東晉時西域龜茲國的鳩摩羅什，來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國大乘佛教的傳播，他有功勞。漢譯本《金剛經》就是他譯的。我不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指《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毛澤東廣議中外，縱論古今，不僅談到民主改革的總方向，而且談到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個領域的改革設想，對他們提出，對布施（禮）可不可以少收一點或者不收，「你們今後有些開支，國家可以幫助。」在多次面談中，毛澤東不僅指出西藏不改革的弊端，如生產力得不到解放，人口不能繁衍等，而且指明改革的前景以及西藏上層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位置，以開闊他們的眼界，提高他們的認識，打消他們的顧慮，堅定地團結他們，爭取實現不流血、不出亂子地進行社會改革。毛澤東曾當面對達賴、班禪說：「你們根本不前進（指西藏的建設），我們是不贊成的。我們歡迎你們進步，但是你們應根據實際情況，和大家團結一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內地看到了些建設發展情況而著急。」達賴、班禪在西藏期間，毛澤東多次親切地和他們書信往來，對他們的進步，都回信予以表揚，對他們思想上的迷惑，也及時指明方向。　　　　　　　　毛澤東這位偉大的思想者，對宗教問題採取了極為慎重的態度，始終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強調：「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 毛澤東著重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這兩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定。」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特別是五十年代，毛澤東對西藏問題，事無巨細，每必躬親，如給班禪相片題字哪些字不寫，張經武給西藏寺院的乞丐發放布施何時適宜，給達賴送的禮除文物外清理轉民委等事宜，他都親自處理，後來才逐漸把西藏一些事物交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處理。毛澤東對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求極嚴，發現有不當之處，立即糾正。如1952年4月，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給西南局的複電中指出：同意西南局的意見，拉薩騷亂事件由中央直接處理；中央並決定嗣後關於我方與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決；西藏工委凡關於與藏方發生交涉事件及印度、尼泊爾等國的外交事件，均應每事報告請示，方能辦理。電報中對在拉薩創辦拉薩小學一事西藏工委事先沒有向中央報告請示，給予批評。同年12月，又對西藏工委成立農牧部只報西南局而未向中央報告，給予批評。毛澤東嚴肅指出：「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樣看待。」還指出：「你們和西藏人相關的各項工作，每項均須事前報告中央，經過批准，然後執行。」毛澤東把處理西藏問題的權力集中到中央，並規定嚴格的請示報告制度，使西藏地方黨委在極其複雜艱難的環境中得以少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保證了西藏工作能夠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平叛改革基本完成後，西藏地方黨委急於在西藏搞合作社，並搞了一些試點。毛澤東發現後，立即予以糾正，他指出，西藏社會制度經過改革，生產資料從農奴主所有制變成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要安定一個時期。隨後，在周恩來、鄧小平等主持下制定下發的中央文件指出：「今後西藏工作必須採取穩定發展的方針。五年內不搞社會主義改造，不搞合作社（連試點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在貫徹這一指示的過程中儘管也出現過某些失誤，但總的形勢很好，西藏從1961年至1965年被人們稱為第一個黃金時代。　　　　　　　　認真貫徹毛澤東制定的保護宗教自由的政策，對於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時，雖然處理了叛亂和封建剝削與特權，禁止利用宗教進行反動活動，但對正常的宗教活動一直是保護的。這個政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遭破壞，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繼續得到執行。通過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落實黨的宗教政策，修復開放一些寺廟，正常的宗教活動得以恢復。信教群眾是滿意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對佛教的認識和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有許多自己的獨到見解。遺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對佛教等各宗教和中國許多優秀傳統文化採取了一概排斥否定的態度，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浩劫，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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