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緣起：毛澤東專斷作風損害民主集中制

第三階段是深入階段：1996年至今。「文化大革命」結束20周年以來，在學術界的整體努力下，同時由於國內學術氣氛的日益活躍和西方社會學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呈現了系統性、廣泛性、深入性、學術性的研究特點，水平較前兩階段有了明顯提高。更有學者對「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進行了大膽而有效的嘗試，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納入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去闡釋。

權威部門公開了許多有價值的、準確的資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基礎資料書籍出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權威研究部門出版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劉少奇傳》（分別由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領導人年譜、傳記，以及一些部門出版的專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擴大了「文化大革命史」的史源。「文化大革命」研究專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憶錄、遺稿、日記、文學作品、訪問紀實等，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各種文學作品（手抄本、知青詩歌集）等，也陸續出版。這些都是由「文化大革命」中的當事人撰寫成的，這為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實的史料。在海外華文世界中，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專門資料出版。2001年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委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編輯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主編：宋永毅）是近年來有關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權威、最大規模的資料庫。該光碟內容翔實、資料龐大，包括中央文件、指示、公布、領袖講話、重要報刊社論及當時異端思潮文獻等共3000多萬字的第一手文字資料。

這一階段研究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泛，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領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發展，借鑒和運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許多社會學、文化學、口述史學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開始從宏觀描述進入到了個案研究，論述方式開始從政治論斷進入了學科語言，使「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確化。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有關事件的敘述中，多有學者參與，使其在記述的準確性和論述質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關事件的微觀研究和實證性研究成果已經越來越為學術界所重視。在互聯網上，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各種觀點更是令人眼花繚亂。這說明，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在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上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在海外，20世紀90年代以後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由「權力鬥爭說」發展到「社會衝突論」、「兩個文化大革命說」，即一個是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一個是下層的群眾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權益的鬥爭。也有人把後一種鬥爭說成是「反抗中共專制暴政的鬥爭。」國內學者普遍不認同「兩個文革說」的觀點，認為這是「上層權力鬥爭說」的變種，是不顧史實的主觀想像。⑤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空前規模的特殊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的抗爭與反抗所謂「暴政」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⑥

主要觀點評述

毛澤東說：「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⑦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要努力全面觀察，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儘可能地考慮到事情的各個方面。

（一）主觀動因：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雖然一直有研究者認為不應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歸因於領袖的個人失誤，但是各種研究著作中卻無一例外的把毛澤東置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角的地位。這個問題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想要達到什麼目的；第二個層面是毛澤東為什麼採取「文化大革命」這種獨特方式；第三個層面是毛澤東個人何以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

1.思想認識緣由。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⑧無疑，毛澤東的思想認識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愈演愈烈的鬥爭哲學。毛澤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可是在晚年卻對矛盾論作出極端的、簡單化的概括。自1963年開始，毛澤東建構了一種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分析形勢的思維模式，毛澤東發動的「階級鬥爭」一次次升級，直到「文化大革命」。⑨陳東林指出毛澤東從1964年起開始形成一種新的「階級鬥爭」論斷，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據。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