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住得更像個人樣？

　　2010年，社科院《經濟藍皮書》中表示，中國85%家庭買不起房。一部講述80後生活的《蝸居》，卻有評論說「其實60後、70後、80後都能在裡面看見自己」。在中國，「住得像個人樣」是最低標準，也是最高標準。中國人為之想出諸多解決之道，但怎樣住得像個人樣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有人說政府要抑制房價。從「國十一條」、 「國十條」、「新國八條」、「國五條」到「限購令」出台，政府力度不可謂不大。但任志強仍發表觀點，認為限購令會助推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隨後，未限購的二三線城市的確迎來了房價上漲的機會。政府是否能夠抑制房價，更多人仍然處在觀望之中。

　　有人說要改變社會觀念。《非誠勿擾》的男嘉賓錄VCR，最有力又最常見的背景，一是坐在自己的車上，一是帶觀眾參觀他未來得及裝修的新居。買房子成為年輕人結婚前的受難之路，「丈母娘經濟」成為流傳最廣的中國樓市理論——社會觀念帶來的壓力給年輕人套上了枷鎖，問題是《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0》抽樣調查顯示，「2009年19歲以下全國人口的男女性別比例為118:100，城市人口的性別比為115:100」，男女比例已嚴重偏離正常值，最後還是女人說了算。

　　有人說要建保障房。2011年中國有新開工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務，同時還有保障房規劃要「三思」而行的呼聲。經濟學家茅於軾是保障房政策的支持者，但他亦說過現在「保障房的對象是有城市戶口的人，這個大方向本身就是錯的」、「保障性住房就不應該給產權」等言論。同時而來的，還有「北京七成保障房違規出租」的新聞。公眾並不反對保障房，但對保障房能否公平分配，依然投下了不信任票。

　　住得像個人樣，需要還社會以公平，還生活以尊嚴——即使「中國已成為私有產權房擁有比率最高」的國家，但難以抑制的是因貧富差距拉大造成的嫉恨，因階層板結而來的焦慮，因地區發展差異帶來的距離，因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而帶來的憤怒。要住得像個人樣，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大房子，還需要一個講公平、講良心的社會環境。 (文/文而達)

　　吳曉波：要舒適就得有相當的面積

　　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著有《大敗局》、《激蕩三十年》、《吳敬璉傳》等，生於1968年

　　要「住得像個人樣」，住得舒適，我認為不同的社會階層應該有不同的標準，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應該買不起房，住得很遠或者跟人合租一定是不舒適的，但不僅中國，日本、韓國甚至歐美國家的年輕人也買不起房，也面臨這個問題，這是人生必經的階段。

　　舒不舒適，每個人也有不同的標準，有些人喜歡客廳大一點，我就喜歡書房大一點，有沒有客廳無所謂；有些人覺得住別墅才算舒適，我認為三口之家，150平方米以內就足夠了，當然，要舒適就一定得有相當的面積，否則就成顏回了，不到三十歲就死了。

　　過去，人們說「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那是因為浦東那邊交通不便，配套設施都沒有，一旦這些問題解決了，「用距離換面積」的道理大家都想得通，畢竟，整個亞洲的城市基本都是環形發展，隨著房價的上漲，只能住遠一點，住得再遠一點，最遠就是逃離北上廣了。

　　中國人對土地和房子的渴求自先秦以來，一直如此。只有計劃經濟的那一段時期，大家都沒有條件，都一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1998年房改之後，有人住別墅了，有人還住蝸居，一比較這種渴求就似乎被放大了。另一方面，十多年前中國人基本都沒有理財的意識，而這十多年間，人們逐漸發現房子是最可靠的投資渠道，是抵制通脹的有效手段，所以，沒有房子的人就越發焦慮，越發沒有安全感。

　　不是說租房子就不能住得舒適，關鍵還是心理和經驗作用。比方說，兩對夫妻，同一年，一對花50萬買了一套房，一對花50萬去租房，就算房租每年只漲8%—10%，可房價上漲的幅度誰也說不清，估計不到十年花錢租房的夫妻就得為當初的決定吵翻了。 (採訪/文莉莎)

　　蔡鴻岩：要「人人有房住」，不要「人人有住房」

　　中國不動產研究院首席評論員，《樓市》雜誌出品人，著有《老蔡侃房》、《批評萬科》，生於1964年

　　「人人有房住」和「人人有住房」，完全是兩個概念。

　　永遠不可能每個人都需要買一套房，合理的消費是量入為出。你在這個城市裡頭，買不起房，租不起房，說明你創造財富的能力不夠，你只能選擇比它房價低、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去工作生活。

　　要想住得像個人樣，要根據自己家庭財富、收入情況，量入為出。我們的社會變成了純商品化社會，北上廣深這些城市對窮人是逐出效應，最後會變成富人城市。

　　今天的房價，不論是買樓的價格還是租金，宏觀上說，它是市場供需關係釐定的價位。如果說市場上的房子求大於供，房價必須上漲，供大於求，房價就會下降。

　　人要住個人樣，但是你不能和40歲的老闆去比住房，這樣去比是一個錯誤。1998年房改之後，包括政府、輿論、社會都在強調，人人都要有住房。所有的人，包括公務員、私企、老百姓，都認為要有房住，前提就是必須自己去買房，這不對。

　　為什麼這些年住房矛盾這麼大？很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中國住房商品化，政府把責任全都推給了社會，政府的住房體制過於單一化。以前計劃經濟，全是大包大攬，突然變成全部市場化，政府基本保障住房又「欠債」。

　　包括現在，我負責任地說，有一些地方政府，對保障住房建設有抵觸的情緒，沒有人心甘情願去建保障住房，為什麼？誰出錢？財政收入裡頭，沒有一部法律規定政府必須要拿出多少來建保障房，那這錢從哪來？現在政府靠賣地，要發展商配建，做生意都講不出現金資源互換。我拿著地，你來投資，完了你拿出一定比例來建保障住房。你每年賣地掙多少錢？為什麼你不能在財政收入裡頭划出5%、10%用於保障住房建設？為什麼從去年開始才相對硬性地規定呢？

　　土地財政體制決定地方政府不心甘情願去建保障住房，現在所謂1000萬套的保障住房供應，是中央定下來的，地方執行當中一定是加入了很大部分水分，各地都有自己的高招兒來應對上面下達的任務。

　　現在房價高，特別是中心城市房價高，從市場供應結構上說，它是合理的，從政府政策主導來說，它是有缺失的。

　　現在高房價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供求關係問題。我有兩個理論，一個是「1+1」理論，就是這個城市有一個人就要有張床有間房，是它跟常態人口——不是政府公布的常住戶口人口，我說的人口是平時在這工作生活的人——跟住房是成正比的。另一個理論，中國房地產大走勢是「13億人口乘以GDP」。現在，中國13億人口自由流動，每年春運有2億人的春運數字，這是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每年春運遞增的人口數量跟房地產的需求絕對是成正比的。

　　我們的問題出在國家沒有一個合理的城市發展戰略布局。我們現在只有給中心城市設防火牆，讓更多人在三四線城市能夠落足、就業、生活、定居，這樣中心城市人口的壓力才會減輕。人口不向中心城市流動了，城市的房價自然就不會上漲。如果說全中國13億人口每年有萬分之一的人都想往北京、上海跑，北京、上海的房價必須得到全世界最貴的房價，一定是這樣一個結果。

　　所有的優勢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家都奔著優勢資源來到這座城市，我能在北京找到最好的醫療、最好的就業發展機會，文化、體育、衛生都能享受最好，我為什麼不到這來？

　　我們現在的格局是嚴重的經濟地方割據，地方以自己的利益為重，各自為政。一個北京市有金融街，還要有CBD，北京在自己的城市搶，還要跟上海去搶中心地位，天津現在也要建金融中心，這些都是本位主義，每座城市還在強化它的中心資源價值，沒有協調地發展。

　　有一個規律，所有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都是跟它的區域輻射性有關。最典型的是成都和重慶，重慶有錢的人跑去成都買房，整個西南地區有錢的人都在成都有房子，你很少聽說成都有錢的人上重慶去買房，所以重慶的房價一直沒漲上來，這都是因為成都的輻射性。北京和天津也是這樣，在建京津高鐵之前，天津的發展商說，這下好了，建了高鐵之後，20分鐘車程，北京人買不起房子的人要來天津來買房，我們看到的現實是，高鐵建成後，天津有錢的人上北京買房了，北京在天津工作的人也在往北京跑，我的分公司在天津，以前去天津必須得住一宿，現在多晚我都要坐車回北京住。

　　有一天，房價是否會崩盤？我認為不是房價崩盤，而是整個城市市政系統負荷承載能力不夠了，城市會陷入癱瘓，但它的房價可能還會很高。北京常態人口有3000萬人，而市政系統只能為1000萬人服務。我看央視新聞，北京以前有個村子叫臨水村，現在改叫缺水村了。

　　(採訪/何雄飛)

　　十五，中國人為什麼要追求成功？

　　我們從來沒有如此迫切地渴望成功。

　　「三個月賺到一百萬」、「有車有房」、「三十歲以前退休」、「實現人生價值」、「開發個人潛能」……這個時代的上進人群在為各種模糊不清的價值標準拚命奮鬥，而以成功學身份出現的各種培訓班和提升課程也在努力地培植它們的信徒，推銷著它們的理論體系。

　　從各種成功學培訓班到各種成功學書籍，從各種粗製濫造又似是而非的成功學理論到各種情緒高亢卻模稜兩可的實戰技巧，從剛畢業的大學生到久經沙場的老闆，他們都在一個「成功學」的夢境當中。這從邏輯上就完全是講不通的，世上絕沒有可以讓所有階層、所有身份、所有職業的人都能成功的秘笈。

　　成功學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和話語體系，它們使用漂亮的比喻和生活小故事來包裝人類世界已知的公理，再以「成功人士」的經驗總結和親歷的方式講出來。簡單地說，這就是便利店哲學，廉價而方便。

　　成功學還使用了陌生人溝通、自我激勵、團隊意識強化、意志力鍛煉等手法，鍛煉參與者的溝通、表達能力。從這一點上講，這是成功學給人最有幫助的地方，也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越內向的人越容易被誇張外化的成功學表達方式所顛覆掉，他們會震驚、嘆服繼而從中收穫從未有過的精神快感。但這並不是成功學，只膚淺甚至庸俗的心理鍛煉。

　　成功學當然幫助一些人成功，但更多的人只成就了成功學講師的成功。我們批判的其實根本不是成功學，而是成功學背後的時代和個人心態。這種心態與其說是一種技術崇拜，不如說是一種宗教狂熱。

　　我們何時變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變得如此簡單粗暴？為什麼我們要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

　　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我們一定要成功，要錢、要車、要房、要地位、要榮譽、要尊敬、要羨慕嫉妒恨。而最重要的是，這一切都要快，立刻得到。

　　整個社會都在追求成功，儘管我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成功。開發潛能、拓展人脈、身心平衡，執行力、細節、溝通、行銷，感恩、勵志、提升……我們用盡了所有的方法和辭彙來表達迫切成功的心情。這些充滿感嘆與肯定的句子，足夠造成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群人正奮勇邁向成功的錯覺。

　　這是一種譫語，這是一種夢魘。在這種狂熱面前，只有一個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敗。人人渴望成功，中國正在成功。 (文/陳漠)

　　鄭也夫：現代人玩的不是零和博弈

　　社會學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價論》、《信任論》等，生於1950年

　　我很討厭成功這個詞，誰要是跟我說他是成功人士，我就跟他說，「別跟我來這套」。我告訴學生，在這大學四年，大家最好找到自己的樂趣，熱愛的事情，找到這個就已經很好了。在我的字典里沒有成功這兩個字，成功被別人綁架了、壟斷了，給安上了別的意思，那我就不必再用了。

　　我們現在的人所接受的成功觀非常狹窄，乃至多數人是嘗不到的，因此很多人有種挫敗感，灰溜溜。一個社會多數人有嚴重的受挫感，那這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像什麼樣子？我所說的成功跟今天流行的成功觀完全不一樣。能找到自己的樂趣，在自己樂趣的驅使下，找到生活的一個歸宿，能將自己的飯碗跟自己的樂趣結合，各得其所，我覺得是這樣的一個事情，絕對不是要賺多少錢，是否考上頂級的大學等等這些極其狹隘的指標。不是什麼事情都要看結果的。樂趣從不是只在結果，很大程度是在過程當中的。

　　對狹義的成功追求最有效率的大概不是卡耐基吧，恐怕是中國人吧。怎樣考更高分，怎樣謀職，不需要外國人教，這些我們都是最擅長的。

　　中國人為什麼非要成功，原因很多。比如獨子，獨子的話家長就會逼著小孩給家長圓夢，要出人頭地，要從起點、從考大學就要成功，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孩子，家長的心就沒那麼重。如果說中國人追求成功過分居世界第一的話，獨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沒有一個國家跟中國一樣大面積的獨子。

　　成功的標準不是寫在紙上的東西，而是在每個人的心裡頭。古代的情況跟現當代有很大的差異，古代生存比現在的條件更艱苦，競爭也更慘烈，生存資源也相對有限，相當多的遊戲玩的是零和博弈，也就是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損失。典型的案例就是戰爭，一方的勝利就是另一方的損失。現在社會中的人玩的不是零和博弈，我們都可以共同增長。比如老闆和工人，他們的分配不平等，但大家會連手把餅烙得更大。

　　成功的內涵是非常之大的，這樣的人找到了這樣的成功，那樣的人找到了那樣的成功。分數低又怎麼著，北京畢業的同學到社會上就成才？有很多企業家就沒念過優秀的大學，可是對於廣大考生來說，極其失落。

　　(採訪/汪璐)

　　李子勛：85後的孩子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成為自己

　　心理學家，中日友好醫院心理諮詢師，著有《幸福從心開始》、《心靈飛舞》等，生於上世紀60年代

　　從心理層面看，成功的慾望往往是因為內心缺少一個更自信的心理結構。我們中國現在的主體社會意識還是五六十年代也包括一些70年代的人，他們從小生活在一個物資匱乏、安全缺乏的年代，從心理學來講，決定一個人的內在結構和心理結構是其3歲前後的生活和遭遇。

　　另外，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首先我們要活下來，活著就是要滿足物質的慾望。在我們國家50、60、70年代的人都生活在中國物資貧乏的年代，只有饑渴感。1960年到1963年有相當大的自然災難，所以出生在50年代末期的人和出生在60年代初期的人，對物資的貪婪程度都是比較強烈的，你看中國的貪官，大部分都是那個年代出生的人，沒節制。第二個層次，安全感。安全感在五六十年代的社會是比較缺乏的，社會比較動蕩，所以他們渴望權力，渴望利用權力來獲得更大的空間，成為更重要的人。還有，建立自己更大的社會關係網路、聯盟或者圈子。在這三個年代過來的人，生活在一個缺少安全感的社會環境裡面，他們的追求是更大的安全感，體現在對權力對關係的控制。第三，愛和被愛。心理學有個詞叫社會認同，這三十年來我們一直處於對社會認同強烈的需求裡面，因為我們要通過外部認同來達到自我認同。我們要得到一個自我認同，必須先要經過努力去獲得社會認同。那麼，付出的努力和成就越大，獲得的認同越多，我們才可能越喜歡自己，達到一種心理層面的認同。這是一種自我認同危機，恐懼性危機。所以這三個年代的人呢，有一種潛意識，彷彿不想成為自己，而是要成為社會中的精英、成功者。

　　「失敗是成功之母」講的就是這幾代人的主體意識。現在的中國正好是50年代和60年代構成的主體意識，所以整個社會就呈現一種競爭和對未來的焦慮，他們這種焦慮雖然也會體現在70後或者80後的人的身上，但是這是一種主體意識在傳播，他們的家長告訴了他們，因為他們的家長從小就生活在自我認同危機裡面。

　　社會轉型已開始了。對於85後特別是90後的孩子來說，可以隨便吃飽飯，有了足夠的社會安全感，加上又都是獨生子女，享受足夠的家庭之愛。這些孩子，按心理學需求的三種基本層面都滿足了，所以他們追求的是自尊。希望得到尊重，成為自己。不管是家長還是社會，就是你必須尊重我。所以成功學一類的社會意識，會遭受到85後的孩子的集體抵抗，因為對於他們來講，人生中更重要的是成為自己，不是GDP而是幸福感。

　　現在把成功看成毒藥是完全可以的，因為中國社會建設的大旗是需要靠85後和90後的人來完成，所以現在我們重新去解讀成功學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那三個年代的生活造就了一種社會性的焦慮和渴望，所以他們還在作為社會主體的時候，這種社會性的焦慮和競爭是必然存在的，因為我們說現在成年人的感受是在重複早年的焦慮，比如鐵道部的貪污幹部，貪了8億還沒有滿足，那是因為在饑渴里長大的孩子對權力對金錢是沒有滿足感的。所以他在主導這個社會意識的時候，社會同樣也會瀰漫著一種壓迫緊張只顧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這麼一種氣氛。但是好在80後的人也慢慢步入社會的工作層面，90後的人也開始慢慢邁入社會的主體層面，他們會有他們的主張，因為他們孩子時代的過度滿足，他們不願意和人競爭攀比，現在他們有很高享受物質的慾望，但是他們有多少享受多少。而不會用非法的手段去獲取，他們沒有認同危機，所以他們不在乎是不是被認同。 (採訪/汪璐)